回到三合后的第二天傍晚，我在食堂门口遇见了郑连长。他告诉我，当我还在县城等初考结果时，县招生办的一个女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各项情况。
“你是不是在考卷上画了枪？”
我说：“大概画了吧？不让交卷，坐在那儿实在没事情做。”
那个女工作人员仔细询问郑连长我是不是个问题人物，有没有暴力倾向，还问郑连长，我是否有可能用画枪来威胁批卷的老师，以取得高分。郑连长告诉她，我是连里的优秀知青，又说了一大堆我的好话，保证我不会有那样的企图。
原来，批卷的老师一看到我画的冲锋枪，就把卷子交给了县招生办。招生办就指派那个女工作人员来了解我的底细。
“小叶，你以后做事要小心啊。”
郑连长接着告诉我，村里已经接到了县里让我参加统考的通知书。看来郑连长的话救下了我。
一个月后进县城赶考时，我接受了教训，提前一个星期起程。考试结束后，我心里把握并不大。能看懂的题我都做出来了，应该不离谱，但还有一些考题我根本不知所云。我所能告诉自己的是，在这个环境下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在农村作准备的这段时间里，我们的时间精力和书本都非常有限，无疑是先天不足。经过两三个月的练兵后，我觉得心里有了底。78级的考试是在六个月之后举行；家里这时已经替我买到了全套补习课本，只等我回去。回上海后，要是没日没夜地拼上六个月，考上大学应该不成问题。在离开三合来呼玛县城参加复试之前，我已经向连里请了假。考完试我就从县城直接赶回上海。
严冬里回到生气勃勃的上海，心里充满着希望。这时的中国，上上下下都洋溢着一种巨大变革之前的兴奋感。火车上，人们的言谈中充满着信心和期待。村里的好友们又在上海聚上。肖怡、刘琴、江捷、力海这时都已经离开了三合，也都在各地参加了高考，现在像我一样在上海为78级高考作准备。虽然我们也常碰头，但像以前那样一聊就是大半天的日子已经成为了历史。
时间这会儿有了全新的含义。我们这一代人以前没有别的奢侈品，时间是从来不缺，可以随意荒废。一梦醒来，发现脑子里一无所有，一切一切要从头来起。那种紧迫感和危机感，大概可与当年美国西部淘金者的感受媲美。
力海是我们之中第一个接到入学通知的。他进了安徽大学外语系。刘琴被录取到她转插去的扬州地区的大学专科。她决定不去，明年再考。
二月中，我接到了欧浦公社打来的电报：
录取佳木斯医学院医疗系 四月十五日前报到 请立即与学院联系告知意向 截止期三月一日
这封电报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我在报考志愿书上填写的是：
第一志愿：北京工业学院轻武器专业
第二志愿：南京海军工程学院舰艇系
第三志愿：上海交通大学航海系
第四志愿：哈尔滨工程学院系统工程系
第五志愿：太原工学院火炮设计专业
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想过要当医生。我从来就是进了医院大门就想离开。我不喜欢见到病病怏怏的人，他们那可怜的样子让我心情沮丧。医生给我的印象是些自我感觉太好，但是眼光短浅的人。他们写的字像天书，只有可怜的药剂师才能看得懂。
爸爸妈妈对我能进医学院都很满意，特别是妈妈。她以前就说过，我们家里最好出个医生。看到我那失望的样子，他们都让我自己拿主意。但我知道，大家都担心我若不去报到，不但会失去这个机会，还可能影响下一届报考的资格。
这时，我们家已经搬回了文革前居住的上海戏剧学院宿舍楼。一楼小鲁的爸爸今年是戏剧学院招生办公室主任。我下楼去问他，要是我不服从组织分配，放弃这个机会，下一届会不会取消我报名的资格。
小鲁的爸爸问我：“佳木斯医学院在发录取通知之前，有没有发电征求你的同意？”
我说：“我觉得一定没有，要不然那时公社会打电报给我。”
小鲁爸爸想了想，说是按照上海今年的招生政策，如果考生在志愿栏里没填该校，那学校在发录取通知前应征得考生的同意。要不然发了录取通知，考生有权拒绝。但是如果考生在志愿上填了该校后改变主意不报到，那这个考生今后三年不能再报考任何大专院校。小鲁爸爸强调说，这只是上海的政策；各省市的规定可能不尽相同，要我慎重。他说，佳木斯医学院虽然远一些，但这是一个正规大学。今年竞争这么激烈，能被录取就很不错了。要是我被卡在农村三年，后果严重得很。
我在上海的这一个多月里，已经把新搞到的数理化教科书学了一遍，颇有心得。和朋友邻居们交换的各省市的大学考题也做了不少。要是下一届的考题停留在这个水平上，我应该能进比佳木斯医学院强不少的大学，也很有希望能进我心爱的军工院校。这下子，半路杀出了个程咬金，把我的如意算盘搅成一团糟。
我第一个反应是放弃这个机会。上大学，一人一生只有一次机会，岂可这么降低标准，把我的前途限制住。此后的几个星期中，我翻来覆去地掂量，来来回回几次改变自己的决定。想到这时的三合，除了老牛之外，我的好朋友都已离开，手枪、步枪、冲锋枪也失去了对我的任何吸引力。上山下乡这个历史大谎言已经支离破碎，理性的自我已经拒绝再对党和国家的指令盲目服从。不久之前，不是还说扎根农村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吗？怎么几个月一过，那些当年拒绝下乡，躲在城里学数理化的“落后”份子，倒成了如今报章上大肆标榜的四个现代化急需的人才和有远见、有良知的青年了！我们这些“大有作为”的下乡知青，不正是响应了党的召唤,才落到了今天要被历史淘汰的边缘吗？
我不能再冒这个险。我不能再当一次历史的牺牲品。我不能再把我的命运交给党去糟践。
于是我决定去当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