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4月，我和四个三合男青年一起返回黑龙江。火车一路北上，两年前伴随我的兴奋感踪影全无，一路看到的乞丐盲流也未引起我的恻隐之心。与两年前初次去北大荒时相比，这次去三合的心情更加急切。倒不是因为边境还有任何神秘感或吸引力，我只是想尽快度过这四五天的挤车、抢座、不眠，和又饥又渴的煎熬。
我们一行人都不约而同地穿着打了补丁的衣裤，披着下乡时发给东北知青的，这时已经油迹斑斑的草绿色棉袄。我们知道，这身装束足以使大多数乘客远离我们，让我们有可能在拥挤的车厢里佔据最大空间。我们每人肩上一前一后搭着两个捆绑在一块儿的旅行袋，里面装着只有在城里能买到的食品和衣物。挤上不对号的慢车时，我们有意地大声喧哗，让其他旅客避尤不及。那年头，在火车上没人愿意和知青找麻烦。知识青年离城返乡时那心情要多糟有多糟。你要和他们讲理，他们动不动就出拳头。嘴里还嚷嚷，这辈子反正要死在乡下了，杀你也不过抵上我一条命，老子倒痛快。
离开上海时，我们乘坐的是上海至哈尔滨的56次直快。车上对号入座，也供应盒饭。盒饭的种类单一，往往是红烧肉（或梅干菜扣肉）加蔬菜的盖浇饭，两毛钱一盒。买盒饭的多半是出差干部和城里人；其他大多数乘客都吃自带的馒头、包子、面包等等食物。几乎人人都有一个搪瓷杯，用来接水泡茶。杯子上印的字儿往往显示出旅客的职业和所属单位。国家企业给职工定期发放的搪瓷杯是一项福利，杯上印着单位名称，如蚌埠冲压机床厂、南京第三冶金局等等。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这些杯子拿出来神气得很，也经常成为陌生乘客之间打破沉默的话题。军人的白茶缸上则千篇一律地印着五个红字，是毛泽东手书的“为人民服务”，而小学生的往往印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我们没兴趣和别人攀谈。上海到哈尔滨的快车要走上四十个小时，我们要乘着这段有座位的旅程抓紧睡觉。到黑龙江换成慢车后，往往会有几个无座的不眠之夜。唯一例外的是小杨。他和邻座的两个女青年谈得眉飞色舞。两个女青年都在上海民航分局工作，这会儿去河北保定的空军机场培训。小杨把我们在黑龙江的生活谈得天花乱坠，让她们听入了迷。到她们下车时，小杨想和女孩交换地址，人家则支支吾吾，最后就是没留下。她俩儿下车后，我们把小杨好一顿取笑。结果，小杨的一脸晦气让我们感觉自己太缺德了。
离沪前，我已经把小青留的地址条撕碎扔进了字纸篓。
进入东北后，关内文化就留在关内了。大东北这地方，好汉无赖自顾自。管你是土匪强盗，阳关大道各走一边，犯不着我就行。在哈尔滨换车后，坐在我们对面的是三个从河北农村初次来闯关东的农民。其中年长的一位三十出头，被叫作大哥。他穿着一件褪了色打着补丁的绿军装，人在北京服过役，见过世面，话语不多。另外两个小伙子好像刚过二十，不停地向我们打听黑龙江的情况。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在黑龙江干上一天活，是不是真能挣上一两块钱，因为在他们家乡每天的工分只值两三毛。当小伙子听说，夏天打草时一刀打下的青草晒干后就能卖一毛钱时，他们脸上的兴奋感让我回想起上次我坐这趟列车时的心情。大哥这时看了看两个小老弟，眼神里明白地说道，记得我怎么告诉你们来着？
聊着聊着，一路上没加入我们谈话的小杨提醒说，说再过两站就到加格达奇了。
我们知道小杨插话的原因，而那三位脸上没有任何反应。
小杨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
我问大哥：“你们有没有边境通行证？”
“什么通行证？”
他们显然都没听说过进入边境地区需要旅行证件。
大哥答道：“我们不到边境上去。”
我解释，一过加格达奇，没有旅行文件的都是非法人员。
“操他妈！”大哥来了一句。
小杨说：“到下一站你们就下车，沿铁路线走一两天。过了这一段就松了，到那时再上车。”
“那我们的车票…”
我说：“天气不冷，爬煤炭车吧。一路小心就没问题。”
列车靠站后，三人谢了我们，扛着行李卷下了车。
加格达奇到塔河这一段的火车，照例是走得悠哉悠哉的。即使这些小站鲜有乘客上下，在林区的每一个车站列车都会停五到十分钟。林区列车上不供饭，车厢尾的水喉一路上也不出一滴水。我去敲开了乘务员座舱的门，她手里拿着快织好的毛衣问我有什么事。我告诉她我们的嗓子快干裂了，她指了指车尾让我去找车长。找到车长后，说是暖水泵出了故障，需到终点站漠河后才能修理。
这时不用任何人提醒，你就知道自己已经回到大东北了。
列车在翠岗站停下后，我们问乘务员要停多久，我们是否有时间去站里灌水。乘务员说，机车头这会儿也要灌水，起码需要20分钟，让我们放心下车。
我们直奔候车室边上的锅炉房，把我们的搪瓷缸和铝饭盒统统倒满了开水，又小心翼翼地端回车厢。接着几人回到月台上舒展一下筋骨，抽烟的也都点上一只烟。我也要过来抽了两口。
这时过来了个当地人，问我们要不要买此地稀有的土产。我们以为他卖的就是木耳或猴头之类的山货，于是告诉他，我们探亲刚回来，不是回城里去，不需要土产。他狡黠地笑着说，大哥去看看再说吧。
我们对视了片刻，就跟着他走到了站台的尽头。那儿有三个人守着一个用毯子盖得严严实实的小拖车。那人对等候着的三人点了点头，他们就把毯子揭开，让我们观看里面的土产。
拖车上放着一个用板条钉的笼子，里面关着七八只挤成一团的飞龙鸟。这时一个个飞龙鸟都在打着哆嗦，轻轻地叽叽喳喳地叫着。它们身上灰褐色的冬季羽毛开始脱落，红褐色的夏季新羽已经非常明显。我从来没这么近距离地见到过飞龙鸟，也没看到过它们如此可怜。这些习惯了在大兴安岭上空翱翔的飞鸟，此刻萎缩在不属于它们的牢笼里。虽说谈不上虎落平阳，这时连草鸡都比它们趾高气昂。
我们告诉这几人没兴趣，但他们硬缠着我们不放。我们本来就够坏的心情，这时被他们搞得登峰造极。我们走到一边，悄悄地商量了几句后，李援朝一步上前扯开了箱盖，踢翻了笼子。几只飞龙鸟翻倒在地后，扑扑翅膀跳了起来，然后一个跟着一个地扇着大翅膀，噗嗤噗嗤地去了远方。
那四人隔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他们找了几根棍子围了上来。
“妈的，你们捉飞龙鸟犯法！”我们嚷着，也拿上了几根木棍。这时火车汽笛拉响，我们急忙转身奔回站台。等我们跳上缓缓移动的车厢后，那几人还一面骂着一面追赶。站在车门口的小杨拉着车厢的扶手，用一隻脚踢开挥舞过来的棍子，直到那几个人被甩在后方。
我们一行人赶在民兵连整编之前回到了村里。按照惯例，今年整编时，我被编入去呼玛河南边向阳村的男班去流放一年。下一年整编，照例我会提成副班长。接任我的是小杜，也就是跟我一起翻过车的那个齐齐哈尔青年。
向阳村远离边境三十公里。与三合村相比，这算是内地。这块原来没有人烟的荒草甸子如今成了我们的粮食生产基地，收下的麦子除了自己消耗外，用来上缴公粮。
呼玛河南畔从古到今除了野兽和猎人外几乎没人光顾。如今，一条曲曲弯弯的土路从白银纳接到了呼玛河边。渡过呼玛河后，再走几公里的土路就到了这片荒草甸子。三合知青几年内把草甸子里的几百顷干地开垦成了麦田，又在山边的土坡上建了一个小村落。这个小村落和大兴安岭所有的新兴村镇一样，都有一个革命气息扑鼻的官名，叫作“向阳村”，但村里人人都管它叫“河南屯”，也就是呼玛河南面的屯子。河南屯周边几百顷的湿草甸子常年泡在水里，齐腰高的青草长得密密麻麻。这片湿草地也有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叫作“玻璃沟”。每年冬天村里马匹吃的干草，主要就是靠夏天在玻璃沟打下来的。
民兵连整编一星期后，派驻河南屯的两男一女三个班就打起行装开拔。连里多数青年提到人烟稀少的河南屯就倒胃口，但也有人志愿报名。这其中有刚刚失恋的，有想避开大伙儿找个清静的，也有痛恨半夜起来站岗的。河南屯不在边境线上，每晚可以一觉睡到天亮。
河南屯建在一片朝南的山坡上，有七八座木壳楞房子。除了男女宿舍和厨房外，还有一个工具房和一个粮库。坡下的平地上建了一个打麦场，两头各支了一个篮球架。河南屯的人员在秋收后全部返回三合，走前把门窗统统钉死。说是要在河南屯呆上一年，实际上也就是从五月到十月，一共五个月。在这期间，男生班在盛夏的七八月里，会开进玻璃沟去打马草。他们住在河南屯的时间就更短，只是春耕加上秋收而已。
在我准备离开河南屯开进湿草甸子去之前，上海寄来厚厚的一封信。
信是妈妈写的，共有五六页纸，字里行间洋溢着兴奋的语气。妈妈告诉我，根据北京刚到的可靠消息，今年年底大学招生的方法会有重大改革。当时大学招生是从基层挑选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进大学，学制三年。招生标准中，政治可靠是头条。学生要群众推荐、领导批准，文化考核只是走个过场。每年大学招生时，托人求情送礼，找关系开后门，已经成了文革后的一种新风尚。在一星期前，中央召开了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商议如何培养人才以满足“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决定恢复文革前的高考制度。
没有经历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今天会很难想像1977年恢复高考的政治内涵。66年文革始于大学校园。大学里的红卫兵在伟大领袖的指挥下，首先打倒了高校内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后冲出校园把烈火烧到了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其后，大学只在工厂、农村、军营招生。连高中课程都没上完的工农兵学员进大学后，一边补习文化一边改造大学，成为一个新的时代象征。恢复文革前的高考制度，无疑是向全国人民宣布，过去的十年是一大失败。
也许中央还不急于用恢复高考来发表政治宣言，但此刻社会面临的紧迫问题是，文革后千疮百孔的中国急需各行各业的人才。过去十年中，正当我国在伟大领袖指引下，有系统地从精神和肉体上摧毁各种人才时，在位于地球另一端的贝尔、冷泉港实验室里，在硅谷，在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一场对人类历史意义深远的科技革命正在悄然展开。电子信息和生物技术革命虽然不像文化大革命那样轰轰烈烈，但当我们十年梦醒后，就突然发现资本主义国家早把我们远远地甩在了屁股后面。要是不赶紧追上，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我们就要被历史淘汰了。如若在这场科技竞赛中失败了，共产党用牺牲了几千万人生命换来的江山，还不是照样改变颜色。
对于干了一辈子革命的老人们来说，这种前景是不堪设想的。
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由刚复出的邓小平主持。会开至一半，邓小平征求专家们的意见，如何能尽快把大学生的质量搞上去。议了一段时间后，有胆大的学者提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恢复文革前的招生方法，重新组织全国统一考试。这提议正中邓小平下怀。他一锤定音，决定77年秋季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准备工作立即停止，责令教育部要在77年底或78年初组织高校全国统一考试。
接到妈妈的来信后，我不敢相信这信上说的一切会成为现实。报纸上每天都在强调，要按照既定方针办，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工农兵“上、管、改”大学这个文革象征性最强的新鲜事物，很难想象会在一夜之间被推翻。不过回头想一下，刘少奇、陈伯达、林彪、四人帮，也不都是在人们毫无预料的情形下，说推翻就推翻了吗？邓小平被推翻后又复出也不只一次了。
我悄悄地和几个好友通了气。大家都觉得，即使中央下指示，一向极左的黑龙江省委在执行时也会大打折扣。黑龙江省天高皇帝远，自己搞自己的一套。要是保留政治审查这一条，没人能确定自己能否过关。
几天后，妈妈的第二封信又到了。这次妈妈说，恢复高考已成定局。而且，今后高考人人都可以报名，不再需要领导或群众推荐。妈妈说这是一个大好时机，我应该马上赶回上海补习迎考。
妈妈还说，要是村里领导不批准，尽可用她生病作理由请假。
这天晚上我在铺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后天我们男班就要进玻璃沟打一个多月的马草。打草季节是河南屯最忙的日子，冬天伐木季节的成败就取决于夏天干草的产量。打草季节里，男生班里每一双手都不可缺。我一走，不是跟大伙过不去吗？去年夏天大头的爸爸去世，队里也只准了一个月的假。说妈妈生病，给两星期的假就不错了。
想来想去，不能对不起这些哥儿们。
第二天，我给妈妈写了回信。我说，我会等农忙季节一过就请假回沪。再过了一天，我和大家一起打起背包进了玻璃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