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驶进上海北站时，我心里充溢着期盼的感觉。不知道盼的是什么。离开上海一年多了，我想知道上海是否也经历了像我一样的变化。下了列车后，沿着站台走出北站，看到傍晚路上喧杂的人群，街心拥挤的车辆，和街道两边失修的楼房，我顿时意识到上海一点儿没变。一切都还那么熟悉，那么亲切，那么记忆犹新。对马路上匆匆忙忙下班回家的上海人来说，今晚和其他任何夜晚没有丝毫不同。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一股冲动，想拉住身边一个路人，告诉他我也是上海人，我刚下火车，刚从黑龙江回来。他一定会觉得我既可笑又可怜，或者干脆脑袋里有病。
这时，我领悟到自己已是外乡人了。这里只是我的故乡，一个故去了的家乡，一个不再属于我的世界。在这一个瞬间，我也搞清了在火车进站时，我脑子里找寻的答案是什么。
我痛恨这种弃子的感觉，也不愿承认我还在暗恋着上海。弄不清这应该是谁的过错。是这个城市无情地遗弃了我，还是我自己不知感恩，背叛了她？
而真正触痛我的是，我清楚地意识到，眼下只有我才会痴情地去纠缠这个问题。
上海早已离我而去。
这个感觉在我今后每次回沪时都会回来纠结我。直到一二十年后，到了连我自己都说不清属于哪一块土地的时候，上海才最终与我达成默契，签订了和平共处的协议。
而在76年冬的上海，虽然四人帮已经倒台，但市里从上到下的各级领导仍然都是文革时的原班人马，和我在时没有丝毫变化。作为四人帮嫡系的上海市委领导班子，这时轮流被招去北京办“学习班”。因此，老百姓心里很清楚，他们当政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可是，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何去何从，在刚刚当选美国总统的卡特心里，一定和在上海穿街走巷拣垃圾的乡下姑娘一样没有把握。此刻的华国峰主席，在中央并无根基，因此一心要证明他是毛泽东的钦定接班人。于是他就把毛泽东的旗帜高高举着，一意要执行“既定方针”。中国的前景似乎会有换汤不换药的结局。
尽管如此，在基层百姓的生活里，一向沉重凝聚的社会空气多少有些液化松动。成年人说话时不再像以往那么小心翼翼，生怕被人抓住小辫子打报告。赶时髦的青年人也开始穿上色彩较为鲜艳的衣服，而姑娘们的V型领也拉得更低。朋友圈里开始办地下派对。当然，跳迪斯科舞还是几年之后的新生事物。
我回来后常和儿时好友和中学同学聚会聊天，见到大家都在社会一角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人人都有了脚踏车，不少同学还交上了女朋友。他们谈论的话题不外是围绕各人单位的福利待遇，将来分配住房的前景，和哪里能买到紧缺物品等等。大家都在存钱，因为谁都知道，和上海姑娘结婚的经济条件只会一年高于一年。
一天，小鲁带着我去参加一个派对。小鲁说，今天去的这个朋友圈里的人都挺高雅的。小鲁毕业后留在了上海的机关工作。他聪明帅气，热情健谈，交友甚广，成为派对上的聚焦一点不奇怪。走在路上他半开玩笑地说，这次要给你找个女朋友。我回答，别瞎扯了，你忘了我现在去哪儿了？
我们到时，房间里已经挤满了人。我和小鲁给自己倒了杯汽水后，小鲁把我介绍给了他的朋友们。屋里的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香烟味儿。尽管上海人抽烟赶不上东北人，但在这样的聚会场合叼根香烟还是挺酷的。我注意到除了吸烟的男士之外，屋里还有几个发式新颖的年轻女孩儿手上也拿着烟。不过，她们基本上是让香烟夹在指缝里自我燃烧。小鲁的戏剧学院背景很明显是大家关心的话题，他也顺带介绍了我家的文艺界背景。
我坐在牆边的椅子上，多少觉得自己与这些同龄人格格不入。他们兴高采烈的话题让我觉得无聊，要插话也找不到什么可说的。目前流行的服装款式，百货商店的出口转内销商品的消息，这些东西离我的生活实在太远，它们的价格和内在价值也让我觉得离谱。这时我领悟到，过去一年半的时间让我的心理年龄跳跃了一大截，而我不知此刻是否应该感到自豪抑或自卑。
“那你是从黑龙江回来探亲的？”
我抬起头，看到了一个高挑秀丽的女孩儿，在我身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我叫宋小青。我也下过乡啊。”
“是吗？看起来你的年纪不大呀。”
小青告诉我，她有个哥哥在69年去了吉林，后来成为工农兵学员进了上海政法学院。她和我中学是同一届的，分配时属于活络档，因此去了郊区崇明县的长征农场。她从小就学习舞蹈，进农场不久就被选进了文艺宣传队，最近刚被保送到上海舞蹈学校举办的为期两年的芭蕾舞培训班。
我们聊了一会儿后，发现我们认识好几个共同的朋友。小青和我同一个小学，但我们却一点也不记得见过对方。小青的母亲是我中学的文体老师，不过她没有教过我们这个班。谈起她下乡的经历，小青心有余悸。在上海郊区，一年种三季水稻，农活比黑龙江要艰苦不少。小青谈到她离开农场时的高兴心情时，一下好像变成了七八岁的小姑娘，这时意外地拿到了一大盒巧克力糖。
“舞蹈学校的老师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班里的学员要是成绩及格，基本上都会留在上海的剧团里。现在芭蕾舞团里最年轻的女演员都已经过了三十岁，都生了孩子，身材和体能都不行了。“
说到这里，小青合上双手拜了拜。我也给她祝了福。
不知不觉到了散场的时间。小青掏出笔来，写下了她的住址和弄堂口的传呼电话号码，我也写下了我在上海的地址和公用电话号码。我心里清楚，再过几个月我会离开上海回到黑龙江，而我俩儿关系继续发展的可能性，会小于夏天被雷击中的概率。
我后悔听从了小鲁的主意，来参加了这个不属于我的聚会。
每年入冬天后，村里的知青总有一半人在上海探亲。朋友们互相串门，还去饭店聚了几回餐。我和几个要好的朋友也是每周碰头，聊“山海经”，对国家大事、边疆情况、村里人事品头论足。在上海用不着顾虑别人说你们搞小集团。
在上海的聚会里，和在三合电厂时一样，我照例是听得多说得少。在一起海阔天空的这些朋友都比我大三至四岁，也比我早下乡五年。相形之下，我的新奇，我的震撼，我的激动，我的挫折，对他们来说都已是昨日黄花。他们完完全全能理解，完完全全能接受。因为这些都是他们的往事，而我只是一个新来乍到的小弟弟而已。大家这时谈论的话题往往围绕着是否在三合“扎根”的决定上。这时，尽管村里知青的士气仍然相对稳定，这些二十二三岁的69届毕业生不得不开始计划他们的去留。
下乡一年多来，我接触过不少分布在其他知青点的下乡知青，也看到三合的现状并不反映知青运动的真实情况。吴八老岛的地理位置与1969年的中苏冲突造成了我们民兵连的特殊地位；连里半军事化的生活方式和荣誉感又让我们中不少人还继续相信上山下乡运动这个现代神话。对我这个刚下乡一年半的新手来说，虽然扎根这个考量还没提上议事日程，但我也开始意识到，随着知青年龄的增长，民兵连的生活终将成为历史，我们这个小群体也会慢慢萎缩，直至最终消失。那时，我们恐怕也会无奈地接受正在等待着我们的命运与现实。
今年回沪探亲的朋友中独缺肖怡，而我几乎会天天想念与她在电厂一起聊天的那些时光。我两年前第一次看到肖怡那张胸挎冲锋枪的照片时，我就喜欢上了她。经过在三合的这段时间后，我已经意识到我的“喜欢”已经慢慢地升华到了另一个层次，此刻她已成为我心中的女神。我也知道，我们之间年龄和经历的差别让我很难摆脱在她眼里小弟弟的形象。不过我希望命运会给我足够的时间，使我继续成长和成熟，让我最终能获得女神的青睐。我也意识到，我不会有太多时间，因为村里知青都已经到了考虑婚嫁的年龄。更可能的现实是在我希望的那一天来临之前，肖怡已经花落他家。这个前景时常让我焦虑，我也想过直接向肖怡表白。不过我清楚，时机不成熟时跨出这一步，只会让我们彼此尴尬到无法继续相处的地步。我也知道，在三合所有人事中，此时我最珍惜的是与肖怡的友谊。因此我没有勇气去冒这个险。最后，我告诉自己顺其自然。
在边境时，繁忙紧张劳累的生活几乎消耗了我所有的体力和脑力。在上海探亲这段悠闲的日子，第一次让我有机会回顾过去一年多的历程。我已经克服了劳动的挑战，也逃过了几次死神的关顾。除了新增的右腿坐骨神经痛之外，身体也没落下其他创伤。我基本刷洗掉了脑子里原有的天真与幻想，不过与之同去的是对未来的期望。我已经逐渐接受了在北疆生活的种种不便，也开始习惯了与命运斡旋。我觉得在这一年多时间里，我已经通过了下乡时盼望的种种“考验”，也基本上满意我自己交出的“答卷”。我也看到了，村里的领导因为怕竞争会影响士气，年年把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名额退还给公社。这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开始来困扰我：我们的一切努力和奉献，我亲眼目睹的那些牺牲，目的究竟何在？我们的使命难道就停滞在一个在地图上都不存在的小村子里？在接受了“苦其心智，劳其筋骨”之后，我们的使命究竟在哪里？要是我的这些好友离开了三合，这个我刚刚习惯了的村子还有任何值得我留恋的地方吗？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今天我问自己的这些问题，我父母、老师、朋友小雄的妈妈在两年前都一一问过我。我那时的答案和我本人一样地幼稚，一样地可笑。
大上海和三合站这两个世界每天绞在一起，让你很难分辨哪一个是真实的，哪一个是虚幻的。上海海关的晨钟，外滩江边的高厦，南京路上的华丽橱窗，人民广场中央的宽广大道，这个从小环绕着我们的童年世界，从北大荒回来的你，知道它只是一个童话世界中的海市蜃楼。你知道外面有一个真实的世界。在那里，事物的价值不在于华丽的外表，生活的真谛在于填饱肚子，别在採木耳时迷路而冻毙山中，别让放倒的大树砸烂脑壳，别在赶马过江时落水身亡，也别在翻车时把你的脊梁摔断。
而上海人却以为他们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懂。
获得1979年奥斯卡奖的越战影片《猎鹿人》描写了三个一起长大的美国乌克兰后裔，炼钢工人世家的青年人。他们一同征召入伍，从舒适的中部小城一块儿被抛入了越南战场的血雨腥风之中。在越南他们领略了死亡，见惯了流血，也被抓了战俘，最后侥幸逃生。一年后，主角麦克回乡探亲时，镇外的公路上横挂着欢迎他的横幅，他的好友们也在镇里的酒馆里办着派对，喝着啤酒，只等麦克到来后，一块儿像以前一样大醉一场，然后回到老婆或女朋友的怀抱中。
麦克坐出租汽车进镇后，让司机悄悄地开到镇边的一家汽车旅馆里，回避了这些儿时好友的好意。闷头睡了一晚后，第二天他悄悄地去到超级市场看了在那儿工作的，他暗恋着的女孩子琳达，也是他同在越南还没回来的好友斯迪文的未婚妻。
直到第二天，当麦克和琳达一起出现时，空等了一夜的朋友们才知道麦克还是回来了。
他们怪罪麦克，问他为什么人到了后却躲起来，让大家的一场好意落空。
麦克笑笑，没解释，也没道歉。
平时我看电影很少掉眼泪，“猎鹿人”也看了不下十次。每次看到这一段时，喉结总要不由地抽紧，眼睛也不自禁地润湿了。
我懂麦克为什么要避开这些童年时的好友。为什么他不想解释，也不愿道歉。
能解释得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