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底，连部批准了我回沪探亲的申请。我来黑龙江已经一年半了。按照惯例，今年冬天我可以回上海休整半年。村里的知青每次回家探亲都在上海度过整个冬天。大兴安岭的冬天地冻三尺，村里没有农活，壮劳力都进山伐木，其他人则在家里猫冬。知青要是在冬季里返回村子，也找不到交通工具进山。所以，大家入冬前回家，就在上海一直呆到下一年四月底或五月初。
照理说，作为连部通信员，今年冬天我应该留守连部。我一个冬天不用干活也可以领取全额工分。不过我很想回家，想探望一下父母，也给自己打气和充电。
我问了一下郑连长，他二话不说就批准了。
“你别担心，”他说。“冬天连部不会有什么事儿。”
火车沿着我一年半前来塔河的路线逆行。那些沿路的站名让我回忆起刚下乡时我那无知单纯的模样。此刻，上海在我的心里那么近又那么遥远。等列车驶离了加格达奇站后，我的留恋感使我意识到自己已经融入了大兴安岭，而大兴安岭也已经注入了我的血液。我已经开始理解一个人的真实价值在于自身，而不是家庭出身或各式各样的外在标签。那些民兵连里的同伴们，那些枯燥无味的农活，那么平平淡淡的边境生活，这一切平凡的人事现在和我那么亲切贴近，让我对自己一年多来的变化又惊奇又畏惧。
“你是上海青年？”邻座的小伙子把我的思绪打断了。他说的普通话里夹带着浓浓的上海口音，让我知道他是我的老乡。
“是……”我此刻并不想与人搭讪。
“你看上去年纪那么小？”
“哦，大概吧。”
“你怎么会来这个鬼地方？来投亲插队？”
我摇了摇头，心里琢磨着怎么中断这场对话。
他看出我的意思，就知趣地打住了。不过，没到两分钟，他又转过身子兴奋地对我说：“我要离开黑龙江了！回上海去，永远不回来了！”
“哦？病退？”
“对的。我交好运了！”
“什么好运气？”
生病和好运气实在很难联系在一块儿。
他告诉我他是伐木场的职工，去年冬天归楞（堆积木材）时被倒塌的木堆砸到了后背，导致两个胸椎骨折。
“我的事故在病史上记载得清清楚楚，一点都没掺假！”
怕我不信，他从书包里拿出一个厚重的文件袋给我看。
“我这一年都在上海疗养，看了好几家医院，照了很多X光，也作了物理治疗。我把这些病历和医生证明都搜集全了，上个月回到林场申请病退。一路开绿灯，手续都办全了。”
“回到上海要通过街道分配工作，最好也就是一个集体企业吧？”
他反问：“那也比呆在这个鬼地方强吧？！”
我不想告诉他，我是自愿报名来这个鬼地方的。于是我就岔开话题，问他在黑龙江的情况。下乡后我一直避免告诉别人我是志愿者。起先是出于“谦虚”，后来则是因为不想老去解释这个当时作出的决定。过了一年多后，在类似场合中，我解释自己下乡决定时的底气越来越虚，逻辑也越来越紊乱。我不清楚这个转变是何时发生的，但我知道这个转变意味着什么。下意识里我不想去正视自己的这个认知变化，这大概也是我不愿与他继续交谈的原因。
可是他还是喋喋不休地继续着。他告诉我，他原来也在农村插队落户，就在黑龙江下游离我们几十公里的秀河屯。他又说，他并不是村里第一个病退回沪的知青。
“那第一个是谁？”
“怎么，你没听说我们秀河屯出的那件大事？”
我诧异地摇了摇头。我只听说过秀河屯的村名，都不知道那里也有知青的集体户。
“对了，那件事是你来之前发生的。现在我们村里已经没有上海知青了。”
于是，他就讲述了下面这个故事。
顾一德是上海69届的初中毕业生，家就住在徐汇区。他个子高高的，性格内向，从小集邮，来黑龙江时邮票簿就装了一个纸箱。去秀河屯后不久，他爱上了一个中学女同学，可人家对他没兴趣。这以后他就更孤言寡语了。他家里条件好，爸爸妈妈都是医生，老是寄钱给他，所以他的出工率还不到50%。秀河屯和三合站不一样，他们村的知青点很小，还不到十个人。因为知青不是队里的主要劳力，队里对他一个青年去不去干活并不在乎。
他游手好闲，喜欢追村里的孩童。小孩被他追得嗷嗷叫，他就格格地笑。他不出工，喜欢背着半自动进山打狍子，又跟老乡学会了下套子套狐狸。他们的小知青点里大家轮流做饭，他打了野物后给大家改善生活，自己却很少做饭。只要有肉吃，其他人也不计较，也让他用制式武器去打猎。
过了一段时间后，村里老乡开始议论顾一德的一些奇怪行为。一个老汉在山里採木耳时，撞见他坐在林子里的树桩上，嘴里念念有词，对这个老乡视而不见。回村后，老汉提醒其他知青，要和顾一德谈谈这事儿。
又一天，村里的一个年轻妇女向队长抱怨，说顾一德在村里追她，追上她后捏着她两个肩膀使劲摇，眼里露着血丝狞笑着，吓得她不敢再去井边挑水。村里派了人带他去公社卫生所检查。医生说他没病，性格古怪一点而已。
春天的一个中午，干活的人正在地里吃饭时，听见村里传来一声枪响。队长派了几个小伙子去看个究竟。水井边，六十多岁的猪倌倒在一滩血泊中，夹袄的背上有一个两寸大的枪眼，棉袄里翻出来的棉花絮和血水绞在一块儿。老猪倌已经没气儿了。
离开水井十多米远的知青宿舍的窗子开得大大的。村民进了屋子，找到了在床上呼呼大睡的顾一德。一支半自动架在窗口边，地上有一个弹壳。他们把顾一德用麻绳紧紧捆了起来。顾一德一边挣扎，一边大嚷，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他。当天下午，公社派出所的吉普把顾一德送到县公安局。他立即被关进了杀人犯的死牢，等候审判。
村里的知识青年打电话向县知青办抗议。知青说，顾一德很可能是精神失常了。他们要求在公审顾一德之前，先让专科医生检查他。
地区人民医院派了两个精神病科的医生到了呼玛县城，花上整整三天时间会诊，最后确定顾一德得了精神分裂症。
村里的老乡民情激愤，向县里上书，要求一定要枪毙顾一德。老猪倌孤身一人，辛劳了一辈子，到头来吃了枪子，还不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俺农民的生命不比城市人的贱。有人说，要是不杀顾一德，他们就把知青宿舍一把火烧了。县知青办向地区打了报告，一星期后，把秀河屯的知青统统上调到了县办企业、养路段、林场。给我讲这个故事的小伙子就是这样进了林业局工作。
我问这小伙子，你觉得他是装疯呢，还是真的有病。
他想了半天后，回答说，我也不知道。他爸爸是精神病科的医生，家里的医学书一定不缺，装病装到逼真是可以想像的。他接着说，但是我每次想到这一层，就会问自己，且不说杀人的道义问题，要是一个人装精神病装到了这一步，被戳穿了判死刑，是不是值得？顾一德要是敢这样干，小子一定也是狗急跳墙了。所以我还是相信他是真的得了病。
他反问了我一句，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想家，想回上海，想到了连杀人放火都下得了手的那一步？
我说，我才来了一年多，还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他意味深长地看着我，慢慢地来了一句：“别急，这个时刻会找上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