砰砰的敲门声把我从梦里惊醒时，窗外还是一片漆黑。离家一年多了，经常半夜醒来，还以为自己仍在上海。我用了好一会儿才想明白，我是在黑龙江，这是连部，外面有人在砸门。
我看了一眼钟上的夜光指针，时间才刚过午夜。我披上了外衣走到窗前，从玻璃窗望出去，见到六班班长秦小光和他班里的大头俩人打着手电筒站在门外。
郑连长这时也披着衣服起来了。我把房门打开，秦小光紧张地说：“小拇指病了，躺在床上滚来滚去。”
尽管已经过了午夜，一出连部，八月里温暖的空气还是扑面而来。我提着柴油灯，一行四人走去六班宿舍。
小拇指其实是个大个子，我不知他这绰号是从哪儿来的。他吃完晚饭后肚子就不舒服，大家还在打牌时他就进被窝了。到了半夜，全班都被他的呻吟声吵醒了。
我们走进六班宿舍时，小拇指侧身躺在床上，抱着肚子，蜷着腿，人卷成了一只大龙虾。走近一看，他的汗珠从额头和鼻梁上一滴滴地流下来，脸上的肌肉被疼痛绷得紧紧的。他的脸色苍白，就像这间宿舍的牆纸。郑连长把手放在他的额头上，说他的烧不低。郑连长让我帮小拇指穿上衣服，他自己先回连部去了。
我把小拇指背到连部时，郑连长已经给五连打了电话。五连大胡子连长说，他会马上派吉普来送小拇指去公社卫生所。队里的东方红五十五拖拉机上坡下坡磨磨蹭蹭的，去白银纳起码要花上一个多小时。
我给公社卫生所的值班护士挂了个电话送去预警。她说，她会通知在家里睡觉的值班医生，还要求我们尽快到达。我说一定，然后走出连部，遥视远处的249高地，等待五连的吉普到来。
五连的营房隐藏在山背后，这时灯火全熄灭了，山脊上一片黝黑。十几分钟后，我看到漆黑的山影里一点车灯缓缓下移。我进了连部，让大家准备好。
又过了几分钟，连部的窗外传来了刺耳的急刹车声。一部绿色吉普停在连部门前，驾驶座上坐着五连的司机，副座上坐着一个我不认识的当兵的，怀里揣着冲锋枪。这个司机我见过几次，可从没说过话，也不知他的姓名。此刻，司机面无表情地透过挡风玻璃看着我们。他大概也刚从梦里醒来，无意和人打招呼。
郑连长过去和他说了句什么，他冷漠地点了点头。揣着冲锋枪的战士向我们挥了挥手，示意让我们上车。
我把后门打开，拱着小拇指的屁股，帮他爬上了后座。我上了车，坐在小拇指的右边，郑连长也从左边上了车。我们三人在后排坐稳后，我把棉大衣盖在坐在中间的小拇指身上。
吉普车沿着公路翻山越岭，不费吹灰之力。司机左手握着方向盘，腾出右手从前胸衣袋里掏出了一包烟，递给边上的战士。战士点了一只烟送到司机嘴里，随后也给自己点上了一根。
我和郑连长都不抽烟。但在东北，自己吸烟而不敬同行人是十分不礼貌的。司机和那战士俩儿从我们上车后，就没说一句话。车里的沉闷空气加上刺鼻的烟味让人透不过气。我把车窗摇下了一半，让夏夜的清新空气吹进车内，同时我也用窗外的夜景来吸引我的注意力。
在上海的夏夜里，人们可以看到千百颗星星。而在大兴安岭，夜空中排布着千千万万颗数倍明亮的星星，银河也变得名副其实。像黑帆布一样的天空和星星一起贴近了我们，银河也似乎伸手可及。古老的星空此刻异常庄重、凝聚、停滞不动。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后，我在月光下看到了右手路边山坡上一栋烧焦了的小木屋。我知道这间房子位于十八公里，那我们离公社只剩下三四公里了。
我问小拇指感觉怎样，他说好些了。可是从他脸上的表情看，他这么说只是让我们安心。
正在这时，吉普车在公路中央突然来了个急刹车。我的上身猛地前冲，前额差点撞到前座战士的后脑勺上。找回平衡后，我看了看左前座上的司机。这时，小车司机端端正正地坐在驾驶座里，两眼目视窗外的远方。
我奇怪地看了看郑连长。他默默地注视着司机的后背，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他没说话，显然是在等司机先开口。
司机的眼睛仍然看着远方，一声不吭。车内只有夏风均匀的呼呼声。
又过了几分钟后，司机冷冷的话音打破了沉默：
“现在可以说说，你们在耍什么？”
我和郑连长交换了一下眼色。郑连长向我摇了摇头，示意我不要开口。
郑连长的语气平静地出奇：“小王，怎么回事？”
原来郑连长认识这个司机，还知道他姓王。
小王掉转身来，上身越过椅背，把头一直冲到离郑连长额头一尺之遥。他两只眼睛瞪得滚圆，叫着：“你清楚得很，我在说什么！”
小王那语气让我吃了一惊。我想，你小王虽是一个部队司机，有司机的特殊地位，但你小子不过是一个老兵而已。郑连长虽然不是你的上级，也是一个地方干部。何况，你们大胡子连长和郑连长的私交不错，你怎么可以用这种口气说话！
“你操…！”
我的话刚出口，郑连长就拽住了我的胳膊。他严厉地看着我，对我摇了摇头，让我闭嘴。
司机小王没瞅我，接着对郑连长嚷道：“他真的生病了？你们骗谁？！你让大胡子半夜出车，送你们去白银纳！找上这么个借口！你能骗过大胡子，骗不过我！”
这小子疯了。他竟然以为我们半夜叫车是去逛大山？对我们郑连长这种态度，把我们知青连放到哪儿去了？
我再一转念，心想：他居然这么大胆，莫非是他们大胡子连长让他唱这个红脸的？
“你看看他！”我指着小拇指对司机说：“你他妈瞎了眼吗？”
“我在和你们的连长说话！”小王转过头来对我嚷叫。
郑连长口气平和地说：“小王，我不懂你是什么意思。”
郑连长一直按着我的手。我知道他处变不惊，很沉稳，但他这时还这么镇静，沉得住气，真让我佩服。
郑连长接着说：“小王，什么事明天说都行。现在先把病号送到公社去。”
小王还在对郑连长继续嚷着。他大张的嘴里喷出一股股刺鼻的酒气。我看了前座的战士一眼。他在那儿悠闲地坐着，眼睛欣赏着车窗外的风景，好像车里的事与他毫不相关。
我正了正膝盖上的冲锋枪。要是小王再逼近郑连长，我就得用枪口把他给顶回去。
小王好像没带武器。那前座的战士会怎么反应？我知道郑连长的手枪插在后腰里。
突然我意识到，这一切是多么荒唐。只有几公里就到公社了，我们要在这儿大打出手吗？
小王转身坐回司机位子上，眼睛又朝着前窗望了出去。
我们的选择很有限。除了司机外，我们都不会开车。我即使用枪逼着小王的后脑勺，他也知道我不会开枪。
当然，我们可以下车走路，背小拇指走去公社。
我压低嗓门对郑连长说：“我们下车走吧？”
郑连长对我摇了摇头，眼神里示意让我镇静下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吉普车还停在公路的正中。本来就人烟稀少的三塔公路上，半夜里连个鬼都见不着。
小王又点上了一根烟，静静地吐着烟雾。前座的战士脑袋歪在右肩上，已经睡着了。从他的嘴角流下的一线唾液，滴在了自己的胳膊上。
我向窗外望去。在雪白的月光下，三塔公路像一条亮晶晶的灰白丝带，曲曲弯弯地向前伸展。向后看去，漆黑的原始森林覆盖着起伏的山峦，一路延伸到了天边，和黑色的星空融为一体。向更远方望去，我可以分辨出黑龙江水的反光，在黑色的森林地毯上画出了一条银白色的若隐若现的缎带。那里是中国和苏联两国的交隔处，没人可以自由越过的边界。而这人为的界线在这无边无际的大森林里毫无内涵。几百万年的黑森林安安静静地、毫无间断地伸展着，一直连向远方的西伯利亚。在这夏夜里，你无法不感受到大自然那独有的庄重和尊严。在原始森林的怀抱中，公路、村庄、国境线，这些人为的一事一物，都那么做作，那么渺小，与大自然那么地不相称不协调。人世间的纷扰抗争，也显得那么卑微、浅浮、短暂。
我们人类永远做不了大自然的主人。只有大自然才配拥有它自己。
当我沉浸在这些想法里的时候，吉普车的发动机突然启动了。小王把烟屁股丢出了窗外，两手把着方向盘，聚精会神地开起车来。前座的战士醒了过来。他坐直了身体，扶正了军帽，把掉在脚边的冲锋枪捡了起来。
车里没人说话。我眺望着远山，有意让周围的景色把我继续吸引住，希望能找回刚才的感觉。
吉普车开进公社卫生所的院子里时，值班护士迎了出来，问我们怎么拖了这么久才到。我没答话。我们一起把小拇指扶进了房间里，安置在一张铺着白床单的病床上。过一会儿，医生也来了。他快速给小拇指作了检查，然后让护士给小拇指屁股上扎了一针阿托平。他说，再耽误就会误事了。
我们没接他这个话茬儿。
这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司机小王。我也没问郑连长他是否向大胡子连长提到过这件事儿。说实话，直到今天，我对那半夜发生的荒唐事件还是不甚理解。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件事已经渐渐地埋进了记忆深处，但是我只要在任何时间闭上双眼，马上能看见在西伯利亚明媚的星空下，那片一望无际、漆黑的大森林，一路起伏到天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