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6月，连里派我去加格达奇参加大兴安岭地区知青工作会议。按规定，村里应该派个干部去开这一年一度的会议。但这时正值开耕，领导都忙得不可开交，郑连长就让我去当替身。
通信员不用出工，一年四季坐镇连部，照样拿全额工分。我在连部呆了一星期就憋不住了。等把新一年建制的花名册编好，武器弹药登记完毕，我就跟着大伙一起下地了。我猜想，郑连长送我去开会大概也算是一种奖励。我来了一年，大家反映我干得不差。去地区开会吃香喝辣，起码也能享受一下。
我还从来没听过郑连长当面夸人。
搭上五连的卡车，沿着去年来三合的公路逆行而去。这是我下乡后第一次离开边境。想到一年前来黑龙江时那幼稚的模样，自己也觉得好笑。上海的生活这时已经成为回忆，变得既生疏又遥远。离开村子，我才意识到三合站已经成为我的家了。
开会的人大多是四五十岁的领导，也有个别是当了各级干部的知识青年，我夹在其中不伦不类。开了几天的会，每顿都有几道大鱼大肉。尽管和村里的伙食有天壤之别，我还是觉得无聊之极，只等着把会一开完就回家。
会议最后一天的早餐时，有人到饭厅里叫我的名字。村里有人打长途电话点名找我。
我到会议办公室接了电话。话筒另一端是郑连长急促的声音：
“小叶，你带手枪没有？”
“手枪？没有啊。”我楞了一下，接着问：“怎么了？”
“那就没事儿了。”
“怎么回事儿？？”
“噢，李小东的手枪找不着了。我想问你一下有没有带他的枪去开会。”
李小东是二排排长。
“没有啊。我要带的话，也会借你的。”
“那没关系。”
我接着问：“枪是什么时候丢的？”
“还搞不清。昨天傍晚出操前他发现他的枪套空了。”
我们每星期出操三次，届时全连人员佩枪集合。要是前一次出操时李小东的枪还在，那手枪失踪应该不会超过两三天。
郑连长问我会议什么时候结束。我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那好，开完就回来。”
“好！我明天早上赶第一班的火车。”
“到白银纳后给我打电话，我让‘五十五’来接你。”
“五十五”是村里那辆五十五匹马力的东方红轮式拖拉机。
晚上我在招待所的床上翻来覆去不能入睡。一枝手枪绝不会无缘无故地消失。在这天涯海角的东北边陲，没人不喜欢手枪这东西。苏修间谍进进出出，半夜里会时不时地有他们埋在林子里的定时信号弹射上天空。虽然东北虎这时都已移居到人烟更稀少的苏联境内，但其他野物还是四处出没。出远门带支枪壮胆是常事，而配备手枪更是地位的象征。小兵用长枪，当官儿的用短的。地方干部除了警察外并不发枪，但大大小小的书记部长们每每都从各级人民武装部或民警、森警、路警、厂警那儿“借”枪使。在大兴安岭，一个人腰间外衣下那鼓鼓的包囊是他地位的无言象征。但话说回来，喜欢手枪是一回事儿，偷枪的性质就完全改变了。连里各个宿舍的房门和枪柜从不上锁，多年来连一发子弹都没丢过。谁要偷东西，不是把连里的空气毒化了吗？何况偷枪，背叛大家的信任不说，逮住了不坐五年牢算便宜了你。
偷支手枪也实在容易。连里干部除了郑连长住在连部外，其他人都插班住。连干部的手枪无非是塞在枕头下或是放在床头柜抽屉里，放枪的地方同宿舍的人应该都知道。难处是把枪藏着再带出村去。大家一年四季都在村里猫着，每人一两个手提箱，没什么隐私处。
我几天前离开村子来开会，那时要是拿枝手枪带走太容易了。人人也都知道我是一个铁杆枪迷，那我会不会成为怀疑对象？要是我被怀疑，能解释得清楚吗？一个人如何来证明他从没做过某件事儿呢？
我真希望我回到村里时，李小东的手枪已经找到了。
从塔河车站下火车后，我在车站找到一辆便车坐到了公社所在地白银纳。从白银纳又搭上养路段的车坐到了四公里。从四公里走回三合只用了半个多小时。
我走进连部时，小小的屋子里挤着十几个陌生人。他们之中有人穿警服，有人着便衣。屋里烟雾弥漫，地上撒满了烟蒂。郑连长和一个穿蓝色中山装的干部模样的人在一本笔记本上写写划划，其他人则在闲聊。
我顿时知道，手枪一定还没找到。
郑连长抬起头来，说：“小叶，你回来了。”
穿蓝中山装的干部模样的人转过头看了我一下，然后转向郑连长，对他点了下头。之后他站了起来，走过来和我握了握手。
“你就是连部通信员吧。我们到屋外谈一下好吗？”
我看了郑连长一眼，他带着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对我点了一下头，示意让我跟那人去。
我们俩出了屋子，面对面坐在路边半截高的柈子堆上。
穿蓝中山装的干部说：“我叫李德。我是县公安局副局长，也是这次办案小组的组长。你们郑连长昨天已经跟你说了丢枪的事了吧。我想和你单独谈一下，算是公事公办吧。”
他一边说着话，两只眼睛一边注视着我的神态：“你有没有什么事儿要告诉我？”
“没有。” 我摇了摇头：“我在丢枪之前就离开了。”
他马上纠正我：“我们还没弄清楚枪是什么时候丢的。”
看我没接话，他接着说：“你们郑连长和连里的干部都向我保证你没问题，但是这几天来只有你一个人离开过村子。你是去年一个人从上海报名来呼玛的嘛，县里都知道。来了后表现也很好，这都不是问题。我可以代表办案组说，你不是怀疑对象。”
说到这儿，他松弛的语调一变，直视着我，严肃地问道：“话就说到这一步了。如果你有什么要跟我说的，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不管你告诉我什么，我可以保证，绝对不会传到办案组之外去。”
这时我出奇地冷静。昨晚那担心的劲头没回来烦我。我看着他的眼睛，答道：“我没有什么要说的。”
“那好，我们进去吧。我们这几天会很忙。”
我暗暗地松了一口气。他用了“我们”这两个字，说明我是一条战线上了。
进了连部，郑连长站起来，热情地和我又打了招呼。他问我是不是很累；问我能不能去通知全连知青和村里老乡们，晚饭后到大食堂开全村大会。
这之后的几星期里，我的确忙得不可开交。
每天清早，办案组和连干部一起在连部开会。我呆在公路对面的机务班宿舍里，用他们的灶头给专案组烧水沏茶。炊事班这会儿给办案组单独开伙。虽然食堂里不常有肉，这些天炊事班不知从哪里搞到了肉给他们顿顿开小灶。每天清早开完会后，办案组会列出一张名单交给我。按照名单上的顺序，我到地里把人一个个地领到连部来和办案人员谈话。一轮问话结束后，办案组再拟定一张新名单，我也再从头来起。
自从办案组来了后，连里的紧张气氛一刻也松懈不下来，知青脸上的笑容也不知去了何方。
两星期过去了，大家都知道办案组的工作一无进展，办案人员本身也都充满了挫折感。上过名单的知青开始在背后开办案组的玩笑，还没上名单的人则少说为妙，但求明哲保身。公安局的李副局长也开始失态。我去连部送水时不只一次地听到他在熊他的下手，让他们打开思路跳出框框想问题。郑连长对办案组则敬而远之。他白天带人下地，收工后不像以往一样直接回连部，而不知在哪儿打发时间，到了熄灯才回来睡觉。他心里一定火得很。手枪案把村里的农活和人心都搅乱了。
一天上午，李副局长让我去炊事班把李辉明找来。李辉明每天都来连部给办案组送饭，和他们混得很熟。我在炊事班找到他时，李辉明正准备挑担子到地里去送水。
听说办案组要找他，李辉明显得挺紧张。路上他反复地问我，办案组为什么要找他谈话。我说我不知道，但两人肚里都明白。
去见办案组，除了手枪案外还能有什么别的鬼事儿？
李辉明一进连部，办案组的小李就拿了张椅子让他坐下。一屋子的人，包括李副局长，都站在那儿，十几双眼睛直瞪瞪地看着他。李辉明不自然地向这些已经搞熟了的外人堆出笑容，似乎想说些什么。
不等他开口，李副局长就说：“坐下！”
李辉明收起笑容坐了下来。
李副局长说：“我代表县公安局专案组宣布，今天起对你实行拘留审查。”
说罢，李副局长转向我：“小叶，把他带去四班宿舍。”
四班是我的老班，今年驻在河南屯，宿舍空着。
我和李辉明并排走在前面，专案组的两个穿制服佩短枪的警员尾随在后。我和李辉明保持着沉默，我不知该不该对他说些什么。
我们走进四班宿舍后，我快速扫了屋里一眼。房间里空空的，枪柜已经移走了。除了通铺外，屋里只留下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窗子已经从外面用木板条钉得严严实实的。我一出屋，专案组的人员就在房门外面上了锁。
我走离后，佩枪的警员留了一人在门外看守。
李辉明被拘留后，村里的生活稍微走上了一点正轨。办案组不再拟定新名单，也不再找人谈话了。第二天，办案组的一半人员离开了村子。临走时他们兴致都佷高，而李副局长则留了下来。办案组的注意力这时全放在李辉明身上，我也停止了到地里去带人。我给李辉明送三餐时，坐在屋里的办案人员示意我不要和他交谈，我把饭菜留在桌上后就转身离开。
从李辉明的样子上能看出他精神已经垮了，但看不出有任何被殴打的痕迹。看到我时除了与我的眼光交错一下以外，他脸上毫无表情。有一次，我向他微微地点了一下头，他则把眼睛低了下去。这以后我进屋放下碗筷就走，免得两人都尴尬。
全连除了我之外只有办案组的人能进四班宿舍。连里干部没人来看他，知青人人绕开四班宿舍走。郑连长这些天仍然沉默寡言，上床就睡。
一天晚上熄灯前，我忍不住问郑连长信不信李辉明会偷枪。他一声没吭。他俩是中学同学，又是邻居，他和李辉明的父母应该很熟。
我很难相信李辉明会偷手枪。他这个人多少让人感觉有些女孩气。他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的，农忙季节还穿着洗净的白衬衫。在他身上常常能闻到雪花膏味儿。他在宿舍里还有一个熨斗。我很难想象他真会喜欢玩枪。
一天上午，办案组的小张兴冲冲地跑进连部告诉李副局长，李辉明坦白了。李辉明交代说，他是利用大家白天下地的时间到六班宿舍去拿了李小东的手枪。
李辉明在炊事班的主要任务是烧水和给地里挑水，白天空闲时间自然很多。
当天下午，我随着办案组的一溜人马，押着李辉明到了王八湾的江滩上。李辉明指给大家看，他是在哪里把拆散了的手枪零件扔进江里去的。他告诉办案组，他本来以为丢枪的事儿不会闹大。等到县公安局的大队人马到来后，他紧张极了。于是，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他把手枪拆散，把零件统统扔进了黑龙江里。
我问李副局长，他们怎么会怀疑上李辉明。李副局长说，他们来后，知识青年都离他们远远的，而李辉明却主动和他们套近乎，常常向组员打听办案的进展。他还问过一个警员，要是找不到偷手枪的人，办案组下一步会怎么办。过了不多久，这个多嘴多舌的上海知青就成了办案组的重点怀疑对象。
李副局长今天高兴得很，话语很多。看得出来，他也在期待回县城去和家人团聚。
算下来，办案组来村里已经一个多月了。
当天傍晚，县公安局的几辆绿色北京吉普停在了连部门口。李辉明带着手铐上了第一辆车。他们走时，村里没有一个人来送行。大家心里都暗自庆幸，这场噩梦终于结束了。
可能是因为缺乏物证，李辉明始终也没正式判刑，一直留在县拘留所劳动改造。
也许李副局长从来也没真相信是李辉明偷的枪，所以让县拘留所对李辉明通融处理。也许李辉明把大家都蒙过去了。可能，他在暗地里对手枪的崇拜不比任何人差。
人人都知道，李辉明那时不坦白也过不了关。党的政策一贯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从宽总比抗拒从严要好。要不，你就算死了，家里人还成反革命家属。事实上，要你在审讯人员提供的供词上签字只是早晚的事。
冬天封江后，县公安局来指示，要村里把王八湾的冰砸开，哪怕找到一个手枪零件也好。王八湾三四米深，冬季的冰一直结到江底。连里派了一个班，花上整整一星期才刨到江底。把江底的鹅卵石表层挖松后，一个手枪部件也没找着。五连的工兵班带了两具扫雷器把冰渣和江底又滤了一遍，只找到了一堆锈铁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