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兴安岭的冬季里，太阳在下午三点就下山了。晚饭时虽然大家聚在一起喝酒吃菜能磨蹭掉两三小时，但套子房里依然长夜难熬。
吃完饭躺到床铺上，短波收音机就成了我们的伴侣。那年月里，尽管新闻管制很严，形形色色的无线电波仍然充斥着北部的夜空。在中国这最北的角落，收音机只能接收到两个中国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黑龙江省人民广播电台。要是地球的磁场帮忙，我们偶然还能收到辽宁和吉林台。虽然五班的刘波说他的收音机经常能收到上海台，我们都知道他在瞎吹。他的短波收音机的功能并不比大家的强。我们用的三波段袖珍型收音机不外是两种：不是上海出的红旗牌，就是北京产的牡丹牌。
在当时，可随身携带的晶体管收音机是一大奢侈品。红旗牌是市面上接收功能最强的短波机，价格要一百多元，相当于年轻工人三个月的工资。虽然贵，但人们跟我说，收音机要买最好的。再棒的收音机到了边境后，还会觉得它的功能不够。尽管价格昂贵，在黑龙江的知青几乎是人手一架三波段收音机。在十天半月后才能看到报纸的村子里，收音机是我们唯一的消息来源。在离开上海之前，我听从刘琴和江捷的建议买了一架红旗牌的，这会儿它成了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要素。
大城市的人对收音机的性能不怎么在乎，特别是接收短波的功能。那时还没有调频，国内广播都在中波段。短波中要么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外节目，要么就是“敌台”。所谓敌台是外国电台的统称。其实有些电台，像对华友好的北朝鲜和北越的华语广播，怎么也不应算作“敌”台。
在文革中被人发现偷听敌台是相当严重的事件。红卫兵来抄家时，见到谁家里有短波收音机，首先会把电源开关打开，看你的收音机的短波频率定在哪个电台上。这时，收音机里最好别出现“美国之音”或“莫斯科广播电台”，要不你有理也讲不清。那时政府向空中发射大量的干扰电波，敌台听得并不清楚。敌台也常常转换频率躲避干扰，和中国政府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你关机时，也许敌台并不在这个波段上，但你和红卫兵能讲得请楚吗？为了避嫌，很多家庭都干脆把收音机送去维修部，把短波段的功能给拆除了。
而此时在北大荒的最北角，短波频率中没有一星一点沙沙的干扰电波，大部分电台的广播都听得十分清楚。大概是在这人烟稀少的大兴安岭，干扰敌台的经费，不值得政府去花吧。
苏联对华广播的电台名目繁多，有“莫斯科广播电台”，“远东广播电台”，“苏联人民武装力量广播电台”等等，内容都大同小异。苏联台和我们的人民广播电台差不多，政治宣传非常露骨，不过苏联台放送的古典音乐节目在国内电台里是绝对听不到的。在中学批判“资产阶级无标题音乐”时，我们只听说了贝多芬和莫扎特的名字，这时从苏联台里才领教了这些大师手段的毒辣。
老毛子还设立了一座专门面向中苏边境上近百万知青的攻心电台，叫作“中国知识青年之声”。从口音上分辨，这座电台除了少数是老毛子（苏联人）播音员外，大多是操着各地口音的“投修”知青。每晚九点半时，电台里还会出现一个上海知青节目，男女播音员说一口地道的的上海话。这些播音员们无非是照着稿子念，但我一边听一边总在想：他们干嘛要叛逃？是什么事情把他们推过江去了？克格勃是不是老在监视着他们？他们是不是和苏联姑娘或小伙子结婚了？他们想念在中国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吗？他们考虑过自己会给家人带来的处境吗？
北朝鲜台则成天歌颂着他们的英明领袖金日成，好像世界上其他一切事物都不存在，那劲头比我们的宣传机器歌颂伟大领袖毛泽东还要肉麻数倍。南朝鲜台和日本台每天的播音时间不长，但我最吃惊的是有一天听到了操着一口标准普通话的越南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广播。越南在中国的南面，这个电台的讯号怎么会在大兴安岭收到？我猜一定是让苏联人的电台转播的。
BBC是英国广播公司，那风格和英国人的严肃作风没两样。他们的消息概括面很广，但我那时不懂他们为什么要报道一些和我们没关系的新闻，比如印度尼西亚哪一个省发了洪水之类。他们的播音员听上去也是在念稿子，这我倒不在乎。
VOA，也就是美国之音，是所有人最喜爱的电台。美国之音的新闻节目简明扼要，报道相对中立，也不在乎揭露美国的阴暗面。虽然人人都知道，美国之音是美国政府的宣传机器，但它不会让你觉得它在使劲向你脑瓜里填塞东西。它似乎尊重你的智商，留下空间让你潜移默化地形成你自己对时事的想法。
美国之音的节目中，最吸引人是“美国生活”和“科技新闻”。这些节目让我知道了汉堡包，可口可乐，黑人的民权运动，民众对堕胎的争议，和美国太空计划。起初我并不明白，一个国家的广播电台干嘛要揭自己的丑呢？美国之音并不回避枪支暴力犯罪，种族歧视问题，少女未婚先孕，街头毒品泛滥等等社会“弊病”。不久之后，我就开始钦佩美国人的自信了。
每天半夜十二点停播前，VOA的一个女播音员会操着甜美的嗓音向听众道别，祝大家晚安。她的名字叫海伦。她的语音柔软真诚，让你觉得她是在直接向你道晚安。你相信她并没把你当作芸芸众生中可有可无的一分子，同时她亲切的口吻让你感到了自身的价值和存在的必要。于是你感激她，想谢谢她，想回报她。然而，她离你那么远，那么遥不可及。在这艰苦的环境中，她的祝福使你确信，人生还有希望，前途还在远方。
于是你就在这严冬的寒夜里，竭力在心灵深处留下一小块纯洁的淨土，留给你的将来。
2001年起的一段时间里，我经常定期应邀去华盛顿的美国之音总部，在星期六的中文健康节目里讨论癌症的预防和治疗。这时，说华语的听众已经可以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东南亚打来免费电话，直接向我提问。在全球很多地方，美国之音已经用电视同步播送了。因此我一边回答耳机里传出的问题，一边得注视着面前的摄像机。
每次播讲时，我都希望能够接到一个来自黑龙江的电话，而这个电话却始终没有打来。尽管如此，我每次接到中国大陆听众的来电时，总会想起那些黑龙江的长夜，那架把音量调到最小后放在耳边的袖珍收音机，也想起了海伦，那个嗓音柔美，帮助我度过了无数个西伯利亚的严冬夜晚的美国姑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