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底下了一场小雪，几天后就化了。两星期后又下了第二场雪，这雪积住了。从这时起，地上的积雪要到明年开春后才溶化。这之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大兴安岭一片洁白，我们的伐木季节到了。
1965年铁道兵十万官兵进军开发大兴安岭，把铁路一直修到了人烟罕见的原始森林深处。铁路沿线修建了公路，又建立了许多林场。几十万知识青年到了黑龙江后，其中为数不少的去林场当了林业工人。在林场、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的青年与插队落户的知青待遇不同。他们领取国家工资，星期天休假，每年还有探亲假。那年头，在国营企业不论一天干活是多是少，工资都一样。因此，林场工人往往晚出早归，国家下达的伐木指标年年不能完成。为了保证木材产量，林业局每年把一部分伐木指标分给生产队的农民去完成。对我们来说，冬天是一年的黄金季节。我们机械化种地的成本很高，一年收上来的粮食卖给国家后，连拖拉机烧的柴油费都挣不回来。因此冬天伐木的收入是我们的命根子。
每年八月接到林业局分派的伐木地点后，连里指派一个男班进山作伐木准备。在八月至十月这两个月里，这个班要在指定的木场里找一快平地，打一口井，盖一座临时住房，再修一条简单的道路连接营地和公路。临时住房是一座超长型的木壳楞，叫“套子房”。长长的套子房内部隔成三间：一头是男生住的大通间，另一头是给人数不多的女生住的小房间，中间夹着厨房。到了十月底这个班撤回村里，等待下雪后再和大部队一起进山。伐木季节要到山里积雪至一定厚度时才能开始。林场工人用拖拉机拉木材，而生产队运输木材全靠马拉的爬犁，也就是雪橇。
从回村的先遣班那儿我们得知今年的木场不错。树木高大，山坡不算太陡，马匹也会因此沾光。
十一月十五号，进山人员搭上林业局派来的五辆敞篷卡车出发了。工具、食物、行李装满了两辆车。剩下的三辆卡车，女生一辆，男生占了两辆。车子出了村后，我们这些人就要在山里呆上五个月。
强烈的太阳光反射在洁白懒散的白雪上，一会儿就把眼睛照花了。我闭上眼，让视力恢复一下，再向远山望去。这时我第一次感觉到不拥有一架照相机的遗憾。这一片片的松树大约有三四十米高，遮天蔽日。在这冬长夏短的西伯利亚，树能长到这么高，少说也得二三百年。
卡车上了坡又下坡，下了坡又上坡，不久寒风就吹透了我的棉袄。尽管我们都冻得够呛，大家的兴致还是很高。男生和女生的卡车轮流唱歌。她们一辆车，我们有两辆，男生唱一首，女生要唱两首。一会儿女生就不干了。
过不久，我开始感到脸上有千根钢针在刺着。上车前，老知青就警告我，今天会是一年中最冷的一天，能穿上的冬衣都穿上。那么多人挤在车里，大家不能活动产热。尽管严冬还没到，一小时五六十公里的车速带来的冷风，没多久就把身体里的余热给吹光了。
每过一小时左右，卡车会停下来让我们下车活动一会儿。到停车时，脸上的钢针已经变成钢刀在刮了。我们本想让司机们多停几次，他们不干，说是早到营地早解决问题，对我们更好。一停车，男女青年和老乡们，无一例外地在雪地里上下跳着，让冻着的血液重新开始循环。跳一会儿后，再用两手搓脸搓手，让冻紧的皮肤松弛一下。裹脸的围巾上冻结了我呼出的蒸汽，此刻已经成了一个冰筒子。在第二次停车时，我干脆把它拿了下来。
下一次停车时小邓把我拉到一边，说要给我用雪按摩。这时，我脸皮下软组织的温度已接近冰点，脸上冻出了一块五分硬币大小的白斑。他拿了一把雪，在我脸上使劲擦着。奇怪的是我一点也不觉得雪冷，过了一会儿，脸上倒发烫了,似乎又有千百个钢针在刺脸。小邓看了看我，说他把我的脸给救下来了。他解释说，只有用雪擦才管用。皮肤冻白了，要是直接烤火，会变青紫，然后皮肉都会脱落下来。我听得半信半疑，但那天晚上，我脸上的肌肉和皮肤确实都留在了原位。
卡车到了营地后，几车冻成冰棍的人们一个个小心翼翼地跳下车，似乎生怕着地时的震动会折断已经僵硬了的膝盖。下了车的人马上冲进套子房，挤到烧得发红的铁炉边烤火。两车行李和工具撂在车上没人管，气得卡车司机们直骂娘。
我们要是不卸车，他们不能走人，站在那儿干着急。郑连长就招呼着炊事班把车给卸了。
炊事班比大部队早到套子房两天。他们已经砸开冰封的水井，试了炉灶，还把木壳楞墙上的缝隙用湿泥重新抹了一遍。湿泥自然是马上就冻住了，硬得像是糊上了水泥。今天一大早他们就把屋子里的几个火炉点上了。说是火炉，其实是几个半人高的柴油桶。桶边上锯个长方口填木柴，桶顶上砸个圆窟窿接上烟囱直通房顶。
套子房很窄，却有三四十米长。男生房和另一头的女生房都和中间的厨房打通了窗口，吃饭时直接从窗口拿。两侧墙边各搭了一溜木架，上面密密地铺了一层木棍，是我们的统铺。我们暖过身后，各人匆匆地给自己在统铺找了个铺位。我犹豫了一会儿，找了个靠近火炉的位置。我学着别人，把铺位上的一根根木棍翻来覆去地交换位置。折腾了一会儿后，铺面排得平整一些了，这样睡上去不至于太咯人。等我打开铺盖叠完床后，大罗走了过来。他看了一下后摇摇头，说我选的地方离火炉太近，半夜会烤得难受。
晚饭丰富极了，有肉有蔬菜，酒管够，还有肉骨头菜汤。在套子房的几个月，伙食好得和村里没法比。每天晚饭有肉不说，菜还可以盛第二碗，记账就是了。厨房屋角，一箱箱的瓶装酒堆到了天花板。水井边的库房里，剖成两片的生猪和牛羊冻得生硬，横横竖竖地摞成一堆。先遣班还挖了一个地窖，用来储存白菜和土豆。地窖里有一个小炉子，把气温保持在冰点之上。套子房关系到村里一年的收入，保证伙食、维持高昂的士气事关重要。
晚饭后，全体人员在男生房里开会。郑连长说，林业局今年虽然下了放树的指标，但私下已经打过招呼，超标的木材，他们会统统收下。郑连长已在几天前和炊事班一起进了山，山林里也转了一圈。他说，今年的木场确实不错，连里领导已经决定到化雪时才下山。有人插话，只要酒肉供应得上，不在话下。郑连长答道，他已经给县物资局长打了电话，伙食供应应该没问题。
他接着宣布，今年伐木和赶爬犁的男生实行计件工分，女生在储木场堆木头按小时计算。派活时，我和小邓成了放树的搭档。小邓就是用雪“救”了我脸的那个小个子。坐在我边上的张小平捅了捅我，说小邓是一把快手，我运气不错。这时，小邓就坐在我前排。我听到他左边上的小伙子对他说，他和一个新手搭伴，今年的皮夹子要吃瘪了。
会后小邓把我拉到一边，让我放心，说他会把放树的窍门都教给我。在我们整行李时，他已经悄悄地到工具堆里翻了一遍，找了一把快锯。
我心里清楚，今年干计件活，连里会有不少人拒绝和我搭伴。想到这儿，我自然对小邓感激得很。
第二天一大早，伐木人员一组组地进山了。
大兴安岭冬天的白天很短。太阳到上午十点才升起来，下午一过三点就下山了。在一天五小时的工作时间里，人人要争分夺秒才行。每组人员都带着一把放树的长锯，一根两米左右的木杠杆，和每人的中饭：两个四两的馒头。
小邓花几分钟教我伐木的基本诀窍，然后我们就开始放树了。小邓个子不高，身手却敏捷得像一只雪豹，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是经过精算的。每放倒一棵树，我就跳上倒在地上的树杆，一面往树梢走，一面用斧子把枝子通通砍掉。这时，小邓围着树，用一把卷尺量来量去，然后决定在哪儿下锯截树。国家收购木材论立方米定价，并且规定木材长度只能是六米或八米。计算一根木材的体积，取决于它的长度和小头那一端的直径。同一颗大树用不同的锯法，出的木方数往往
能相差百分之一二十。计算得好，生产队收入多，我们的工分也高。别人粗粗一看，就把大树截断成材，而小邓搞的则是优化计算。他有一张卡片，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只有他能看懂的数目字。把树丈量完毕，他就拿出卡片，心算几秒钟，然后说：“6-8-6。”我懂他的意思：这棵树从根部算起，锯成六米，八米，最后六米的三根木材。这样出的木方最多。
我们的钢锯有两米多长，一边一个木把。两人站在树的两侧，猫下腰去，一手握着锯把，另一手扶着锯片，哧啦哧啦，靠着树根锯进去。国家规定树桩不能高于20公分，我们能锯得更低就更低。腰弯得低虽然容易伤腰，但能多出木材。只有部队放树扎营时不管这一套。在山里走路，有时撞见几年前边境形势紧张时，隐蔽在二线的野战军营地，那里的树桩赶得上膝盖高。
树往往朝南倒。这是因为南面阳光充足，树叶茂密，树的重心就向南偏。但是随着地形的变化，这条定律经常不管用。每放一颗树之前，我们俩分别仰着脖子，看着树梢，绕着树走一两圈，然后两人一起决定这颗树的倒向。我们先在树倒下的那一面开锯，锯进树身三分之一强。这时，要是我们没估计错的话，树干倾斜的压力会开始夹锯。夹锯是个好兆头，说明我们的判断没大错，树会往这边倒。抽出锯子来再从相反的一侧开锯。这次下锯的高度要比对面的高上五至七公分。第二条锯缝要高于前面的，这样等树杆倾倒断裂时，树桩表面形成的阶梯会抵住树根，以免这个倾倒中的庞然大物向后滑动。
要是一切顺利的话，等两条锯缝接近时，这颗几千斤重的百年大树会顺着地心引力服服帖帖地朝前方倒下。一路上，它会把干扰它下坠的邻树叉枝通通折断，再把前方挡路的小树压个粉身碎骨。最后，树身着地，发出沉闷的扑通一响，把地面的雪蹦起一两尺高。等你听到轰隆一响，看到前方雪花扬起，脚底下一阵冲击波驶过后，你才喘出一口大气来。
在斜度大的山坡上时，有时两人都会判断错误，树就不向我们想像的方向倒。这样在锯第二条缝时，树干会向相反的方向压过来，把锯片夹得牢牢的，再怎么使劲也抽不出来。这叫“站杆”。碰到站杆时，我们小心翼翼地把一个钢楔子敲进高面的锯缝，也就是第二条缝里去，硬把树的这一面提高，强迫树干向对面倒下去。如果这一招也失效了，我们只能等拉木头的爬犁来时，让马牵一条长麻绳把树拉倒。赶爬犁的人极不乐意作这事儿：一来他的工作进度减慢，二来树倒下时可能伤到马匹。但是，伐木人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站杆是一定要放倒的。要不然，哪一天它自己倒了，谁知道会导致什么样的惨剧。
树桩上那条台阶非常重要。要是没有这条台阶，大树在倾倒时不免会向后滑动，造成险情。要是树尾巴捅到你的肚子上，你的内脏大概没几个能保全的了。要是树杆向边上一甩，砸到你的膝盖，少说也落个粉碎性骨折。为了预防树杆往后滑，每次遇到地上植被很密的林子时，在放树前我和小邓都要先给自己用斧子砍出一条“救命道”。万一出意外，我们拔腿就跑，不至于被地上的藤蔓缠住脚。
放树前还要巡视一遍，看看前方小树是否会干扰大树的倒落。要是树很小，大树一砸上去就会断的话，关系不大。要是不能确定，最好把小树先放了，免得小树把大树撑住，倒不下去。倒得不服帖的树会找人麻烦。要是前方有一颗死树的话，千万不可掉以轻心。死树干燥了，树枝脆得很，非放倒不可。不然，它被大树压断时，树枝会分解成千百块碎片。在它粉身碎骨的瞬间，施加在它身上的压力顿时释放，断枝碎木反弹过来，会向放树的人射来一阵箭雨，叫作“回头棒子”。放树人也把这种树叫“寡妇树”。两年前，村里的一个本地青年在放树时碰上了寡妇树，一根鸡蛋粗细的干树枝直直地扎进了他的前脑门。他一声没吭就咽气了，前额上像盖了一个红印章。
十二月底一个晴朗的下午，我和小邓在一片平坡上稳步推进。地平，树又大，活干得顺手得很。在放一颗樟松之前，我们见到它正前方有一颗弯曲的白桦树。小桦树不过手臂粗，应该不是樟松的对手。我俩看了看对方，点了点头，弯下腰开始放这颗樟松。
当樟松倾倒时，它那像伞一样的枝叶和邻树的树枝纠缠不清，大树倒得不紧不慢，过了45度时还没加速。当我看到樟松慢悠悠地压上了小白桦树时，我的心已经挂到嗓子眼。因为樟松倒得太慢，动量不足以压垮小桦树。白桦树这时被压成了弓形，但没有屈服，反倒形成了樟松的支点，把樟松支成了一个跷跷板。随着樟松树梢的下降，它的尾部慢慢地升起，整棵树横在了空中，平躺在弯曲的小桦树上。看到这几千斤重的树干，居然被小小的桦树举平了，我目瞪口呆。这次我俩儿轻敌，地上没打出救命道。此刻我们的两脚都缠在藤蔓里，一步也跑不了。
樟松横在空中，上下晃动了几下，好像在考虑下一步的动作。我们双脚被钉在了地上，等待着命运的摆布。突然，樟松失去了平衡，沿着弓形的桦树下滑，那粗大的尾部向我头部横扫过来。看着呼啸而来的大树，我一下惊呆了，一动不动地站着，心想完了。随即砰的一声，树尾巴在我脑袋两尺远的空中突然停住了。它屏息了一两秒，上下微微晃动了几下，然后重重地摔在了雪地上，扬起一阵雪雾。
我的内衣这时被冷汗浸透了。喘过了一口气后，我使劲把脚从藤蔓中拉出来，去看个究竟。离我两尺远的地方，站着一棵手臂粗的小松树。与我头同高处的小松树树皮，这时已经被打得稀烂。黏稠的树汁从白色的木杆中渗出来，流成了一条小溪。
要是没有这棵小树护着我，这流着的白色液体就该是我的脑浆了。
我问小邓要了一枝烟，说我要歇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