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底到了收麦子的季节。四班从建房工地抽了出来，投入麦子入仓的工作。
在知青到达之前，三合是黑龙江边的一个小村落，有140多口人，其中全劳力约占人口的一半。中苏边境冲突之后，知识青年一批批地到来，尖峰时期达到二百多人。早期的东北知青离开后，村里仍有140多个上海知青。虽然知青人数与老乡数目基本相当，然而知青个个都是全劳力。这样，以知青为主体的民兵连就成了村里的核心，并且村里的领导逐渐也都由上海知青担任。几年过去后，三合站演变为一个特殊的知青点。
在大兴安岭的历史上，进山伐木一向是闯关东人的主要收入来源，而种庄稼是留家妇女的工作。在春夏季节，男人进山放树，女人在家种上一块地。面积不需要太大，庄稼和蔬菜只要够全家一年食用就成。肥沃的土地在大东北比比皆是，而在当地成为地主、富农的，往往并不是最有本事或发财慾望的男人。男人夏天在森林里伐木，入秋后把木材扎成长长的木筏，乘冰封之前顺黑龙江漂流而下，运到贸易重镇黑河后卖给当地的木材商。在黑河花天酒地个把月之后，男人们带着剩余的票子回村猫冬，和老婆孩子一起过年，再等来年开春后重新结伙进山。
大批知青的到来，给村里的口粮供给造成了很大压力。村子周围平坦的土地全部开垦成农田后，才解决了知青的吃饭问题。为了向国家交公粮，知青在吴八老岛上开出了麦地，公社又把离村子几十公里的一片干草甸子划给三合，在那里又开垦出五百多公顷的耕地。这个新点成了我们村的粮食基地，取名“向阳村”，而大家一般称它为“河南屯”，因为它地处呼玛河以南。有了河南屯后，我们村开始年年向国家交公粮。
通过知青和村民的努力，村里的耕地已经扩展到一千多公顷，小麦的播种和收割也都实现了机械化。在那个化肥还不普及的年代，肥沃的黑土地不用施肥就可以维持作物的生长，然而村里的有限劳力无法在如此大片的麦地里精耕细作。在夏季，我们队里的人手只够给大豆和菜地锄草，而麦子从春天下种后到秋天收割时，一直在地里自生自长。入秋后，康拜因（联合收割机）把麦子收割下来脱粒，其中接近一半是草籽。因此，扬场和装袋就成了麦收后的主要工作。
与盖房时挑水泥和砖块相比，扬场是个轻活。篮球场上堆成小山的麦子被大铁锹一铲铲地掀向空中后，风力会把比重较轻的草籽吹向远处，而麦子则掉在近端。有些地里收的麦子混杂着大量草籽，前后得扬上好几遍，一天下来胳膊和腰累得又酸又痛。经过几番折腾后，搞干淨的麦子就可以装袋了。算下来，我们麦地的亩产量只有一百多斤，相当于种一粒种子收回三粒麦子。在收上来的三粒麦子中，一粒留种，一粒交公粮，剩下的一粒留作口粮。
在麦收季节，男知青的重活是扛麦包。一个封了口的麻袋里能装180斤麦子，要是大豆就会是200斤。经过一个夏天挑水泥和砖块的锻练，我扛一袋麦子或大豆时双腿已经不再打颤了。这时，我只需学会如何在别人把麻袋提离地面的瞬间，一步钻入麻袋下方，再顺势直腰来把麻袋顶上肩头。经过了几次练习后，我就和老知青基本没差别了。
一天，我所在的四班和刘琴当班长的七班一起跟车去公社粮站交公粮。到了白银纳后，两车麦子很快就卸完了，大家涌去了供销社买一些村里小卖部没有的生活用品，而刘琴则带着我去公社公安派出所看她的朋友何丽。
何丽是刘琴和肖怡的中学同学，原来在我们村下游的一个屯子里插队落户，这时她已是公社派出所的副所长。走进副所长办公室后，一个眉目清秀，身材苗条，身着一身深蓝色的警服的南方姑娘站起来和刘琴热情地打了招呼，之后刘琴介绍了我。我原来想像中性格粗犷的大兴安岭边境女警官的形象，一下子被这个嗓音轻柔，举止充满女性魅力的上海女知青所取代，让我不由地感到她与周遭环境的不协调。然而，没过一两分钟，她那轻松自如和自信的谈吐就让我相信，她确实是这间办公室的主人。
来派出所之前刘琴告诉我，何丽是三合民兵连老连长单伏林的爱人。我来时，单伏林已经上调到县委，但还经常回三合村来。我来三合后见过他几次。他为人热情，谈吐干脆，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单伏林原是68年来到三合的第一批呼玛县城知青之一，这时已经是呼玛县县委副书记，黑龙江省委委员，同时又是四届全国人大的代表，一颗政治新星，前途无量。
我以后在连部当通信员时，查看了档案柜里的一些内部文件，了解到69年中苏在吴八老岛上冲突的背景。历史上，大兴安岭人烟稀少，江心这些无人岛屿的主权没人计较。日本占据东北时，边境管理变得非常严格，日方不许中国人过江，也禁止苏联居民和军人上岛打马草。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后，边境管制日益松弛，直到60年代中苏交恶后情况才又日趋紧张。双方关系恶化后，苏方把边境居民后撤了20公里，江边只留下边防军。尽管如此，文革前苏军还是每年上岛打草。因为岛上的马草足够苏军和我方居民使用，中方也不介意。文革后，我方红卫兵小将开始阻止苏军上岛，而老毛子则开始和中国居民用木棍和铁锹大打出手。老毛子人高马大，起初我们的村民吃了亏。不久，沈阳军区侦察营的军人换上便衣扮成村民登岛。等再动手时，这些会擒拿和武功的侦察兵把老毛子打得鼻青眼肿。这以后，苏方知道我们这边的“农民”有讲究，就停止派人登岛，但一见中方人员上岛就隔江开枪射击。我们的边防军和民兵那时是“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巡逻队冒着弹雨出发，大部队则在岛后的洼地里潜伏，准备苏军登岛时就硬干。单伏林和其他民兵守着装满弹药的马车，隐蔽在低洼地里，专等部队打响后上去补给。一天，一匹挂着弹药车的马被枪声惊吓，从隐蔽的低洼地里直往明处冲。要是马车冲到暴露的开阔地，被老毛子击中，车上的弹药爆炸，在国际上丢脸不说，可能还会造成隐蔽在战壕中的解放军人员伤亡。这个单伏林，在弹雨下紧紧地拉着马缰不放，拽着车跑出去了几十米，硬是把马给制服了。他因此被中央军委授予二等功，成了反修战斗英雄。
枪声停息后，单伏林的政治前景就显而易见了。他一身兼备了在当时青云直上的种种条件：文革中的红卫兵小将，早期下乡的知识青年，本人在反修前线立下了战功，又是少数民族鄂伦春人。不到一年，他的仕途就从小小的三合站延伸到了省府哈尔滨，转而又去了北京，代表反修前线的边疆人民参加了全国四届人大。
那年他才二十八岁。
单伏林的爱人何丽来黑龙江前有个青梅竹马的男朋友在吉林省插队。当时俩人很想调到一起。吉林省已经答应了接收她，但要离开黑龙江并不容易。她几次打的请调报告送到县知青办后都石沉大海。说来也巧，不久后，还是单身汉的单伏林去察哈彦检查工作，一眼就爱上了她。这以后一段日子里，单伏林总去那村巡查工作，找机会与她接近。但无奈人家早就心有所许，县委副书记、省委委员、四届人大代表也打不动她的心。这老连长回到县里寝食不安，找了县委书记交心。书记立马就坐着吉普去了村里，找女知青谈话。书记是个粗人，直来直去，没说几句话就交了底：小单这人，政治前途无量，又是战斗英雄，特重感情。他见了你后，简直像丢了魂。你要是答应的话，他会对你好上一辈子。我也会马上交代，来安排你的工作。
临走书记甩了一句，你转去吉林省插队的申请，绝对是不会批准的。
她哭了一夜，第二天给男朋友写了封长信，希望两人来世再还愿。几天后，县委书记接到了公社来的电话。公社请示：书记安排工作这一说怎讲？书记问，当公安怎样？没几天，吉普车就来村里把人给接走了。经过一段恋爱，单伏林和这位上海姑娘结了婚。英雄美女，呼玛县里传为美谈。书记拍板，宴席开了十几桌。
听了这个具有现代传奇的故事后，以后我每次在公社见到何丽时，总会想起那天晚上哭红了眼睛的姑娘。我总以为会在她脸上找到一丝悲哀的痕迹，或在她眼里看到一线深埋着的惆怅。但我连一丁一点的影子都找不着。她谈吐那么开朗，笑得那么自如。显然她己经找到了心境的归宿。
不知怎么，倒是我自己感到了一丝丝说不出的惆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