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在上海住了三个星期后又随着《土改》创作组到安徽山区去了。过了几天，妈妈也和《苍山志》创作组的另外一位作者离开上海去了浙江。
在妈妈离开上海之前，陈阿姨让她看了肖怡给家里的信。信中提到，她觉得我要是去了三合，将来上大学的可能性不小。在黑龙江的上海知青都比我大四五岁，几年后都会超过被推选工农兵学员的年龄上限。那时，知青上大学的名额应该是非我莫属了。妈妈看了这封信后，和爸爸商量是否同意我去三合，但爸爸还是觉得这样做的冒险性太大。爸爸说，为什么不在工厂里努力，同样也能当工农兵学员。爸爸妈妈走前再也没提我分配的事，只是说，等他们回沪后再商量。
我嘴上答应下来了，心里还是念念不忘我的北大荒。
这时中学毕业班已经全部停课了。老师们一门心思在搞分配，天天去家访，或到里弄街道里搜集各家背景，尤其是活络档学生家里的情况。活络档的同学自然最紧张。人人都希望留在上海，哪怕是去集体所有制的街道小工厂，或者去技校。要是被分到郊区崇明县或青浦县的国营农场，虽然工资待遇和国家企业一样，但一年到头泡在水田里，种三季稻，艰苦得很。一个月虽然能回上海四天，但上调回沪遥遥无期。像我这样硬档的同学中，神经紧张的人还是勤快地去找老师打听各种情况，往往被老师数落一番（老师已经被活络档搞得不可开交了）。潇洒的人则成天聚在一起玩，高枕无忧，就等一纸通知书告诉你去哪个工厂报到。学徒工资一个月十八元人民币，三年后转成正式工人，工资翻倍到三十六元。如果你的爱人也是全民所有制，小日子该过得不错了。存几年钱，在厂里搞张自行车票，一人买一辆永久牌，算得上是小康之家了。
我的心早已经从黄浦江边飞到黑龙江畔去了。肖怡介绍我认识了她的两个好朋友，是她所在的呼玛县三合站的另外两位女知青，刘琴和江捷。她俩儿都是我所在的上海五十四中学的69届毕业生，当年一块儿去了三合，至今已经五年多了。在呼玛县插队的上海知识青年，多数人隔一年才回家探亲一次，都是选在冬天。在上海住上半年到来年开春时再回去。她们准备五月初离开上海。
我几乎天天都往刘琴或江捷家里跑，从她们那里了解到很多边境的情况。呼玛县位于大兴安岭的北端，是中国最北面的县。如今号称北极村的漠河当时还是呼玛县的一个镇。那时全县的土地面积有江苏省三分之二大，而人口只有五万，其中近万人是各地涌来的知识青年，以上海和浙江知青为主。吴八老岛是黑龙江心的一个无人岛，在主航道中国一侧，就在三合村边上。六九年中苏边防军在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干上了后，在吴八老岛上也开了枪。那时上海知青还没去，是呼玛县城和齐齐哈尔市的知青与老乡一起登岛与苏军用棍棒厮打。三合民兵在开火后与部队一起行动，运送弹药，立了功。不久后中央军委和国务院把三合站命名为“三合战斗村”，沈阳军区也给三合民兵连配备了野战军的整连制式装备，从手枪步枪冲锋枪，到机关枪火箭筒六零炮，与正规军完全一样。吴八老岛以前是个荒岛，只出马草。现在，民兵连每年上岛种麦子成了政治任务，以显示我国的主权。每当登岛播种或收割时，当地的边防军五连和三合民兵连一起进入一级战备，准备苏军开火。但自从七零年的枪声停息后，老毛子倒也不纠缠了。每年我方登岛时，苏联边防军最多开着高速巡逻艇，从我们登岛的船只两侧疾驶而过，掀起波浪，试图把我们的木船掀翻而已。我们的人员一边用体重和船桨来稳住木船，一边对着巡逻艇大声骂娘，苏联人则在艇上哈哈大笑。登岛人员的枪都留在岸上。除非中央军委下令，有枪也不能开火。开打的命令会从北京传到沈阳，再传到边防五连和三合民兵连。在几年前气氛紧张时，离吴八老岛纵深几公里的山林里隐藏着几个团的野战军。部队把林子砍了，腾出地来搭起一片一片的帐篷。
妈妈走了一星期后，我回家时看到信箱里有一封褐色的牛皮纸信封，上面用毛笔写的收件人是我。发信地址是黑龙江省呼玛县欧浦人民公社。
我一时心律加速，疾步跑上楼，拿出剪刀，小心翼翼地剪开信封，抽出了叠得整整齐齐的信签。
信写在欧浦人民公社公文签上，很短，是用毛笔写的正楷。
“叶秧秧同志，
首先，请接受战斗在反对苏修新沙皇最前哨的欧浦人民公社社员的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对于你表示要来祖国边境参加反修防修的斗争，公社党委代表全体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向你表示热烈的欢迎。如果上海有关单位批准你的申请，欧浦人民公社和三合生产队将会接受你作为我们的一名新社员。”
这天晚上，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地不能入睡。我的志愿终于有人理解了！我也是“同志”了！此时此刻，我的理想和奋斗并不只是我自己个人的事，它已经变成了一场伟大的革命事业中的一部分。我起床拿出纸笔，写下了一份去要求去黑龙江的申请书。第二天一早，我把申请书连同欧浦人民公社的信函一起交给了学校。
这次学校也没有要求父母的签名，直接把我的申请书递交到了徐汇区知青办公室。几天后，区知青办通知我去面谈。
徐汇区知青办公室设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区教育局大楼里。这幢大楼有四层，看上去是二三十年代建造的。几十年下来，那气派仍不减当年。一长串落地玻璃钢窗使长长的走廊洒满了阳光。打腊的硬木地板虽然有些年头了，还是把阳光反射到了高高的天花板上。一间间办公室，厚重的橡木门看上去一模一样。
我根据学校给我的房间号码，找到了我要去的三楼的一间办公室。办公室的门是敞开的。五六十平方米的大房间里只放了两张红木写字桌。两个中年妇女各坐在一张桌边，每人守着一摞厚厚的文件在工作。从她们穿的蓝色列宁装来判断，她们应该都是文革前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
我自报姓名，说明了我的来意。她们一听我说是五十四中学那个志愿报名去黑龙江的毕业生，就热情地站起来和我握手，把我带到了和她们办公室连着的另一间大会议室里。
这间长方形的会议室比她们的办公室更富丽堂皇。窗上挂着暗红色天鹅绒窗帘，天花板上悬挂着一排水晶吊灯。房间中央一张长长的会议桌，是红檀木的。边上摆着两排配色的红木靠椅。我简直可以发誓，我一定在哪里见过这间屋子。大概出现在哪部描写解放战争的电影中国民党将领们开军事会议的场景中吧。
看到我的神态，吴阿姨（她们两人中年纪较大的一位）微笑着说：这间屋子确实在好几个电影中用过。
然后，吴阿姨拉出一把椅子，让我坐下。
吴阿姨说：“我们仔细研究了你的申请表。你认得不认得在黑龙江的上海知识青年？”
我回答说，我认识肖怡，还通过她认识了两位和她一块儿插队落户的青年。我住的弄堂里也有几个去了黑龙江的，但走了之后我就没见过他们。
“这样子看起来，你对黑龙江的了解还是很有限的。”吴阿姨指了指她边上那位稍微年轻一点的阿姨说，“我和唐阿姨为了工作需要，到黑龙江去过很多次。唐阿姨上星期刚从嫩江回来。她去看了兵团的农场，还看了几个插队的集体户。在那儿满多的知青，离开上海前我们都认得。
“这些青年在那里真是像毛主席讲的一样，大有作为。我们上海去的干部看到他们那样刻苦努力，愚公移山，都很感动。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想找你来，就是想和你谈一谈，看看你考虑的成熟程度到底怎么样。这是有关你一辈子的选择，要是轻易决定的话，会后悔的。”
我谈到我上小学时，欢送去黑龙江和云南知青时，那种羡慕的心情；谈到看电影《年轻的一代》时的激动情绪；谈到69年珍宝岛和吴八老岛中苏武装冲突时，从电影里看到被苏军打死的边境军民时我的仇恨心理；谈到我视力不好不能当兵的遗憾；谈到我对枪械的研究和兴趣；也谈到去黑龙江能把我所有的理想和愿望都统一起来的理由。
我谈的这些话，不外是把当时报纸上的陈词滥调和我个人的探险欲望放在革命的框架里揉成一团，但我一定谈得头头是道。等我说完后，两位阿姨再也不来盘问我的成熟程度了。
吴阿姨又说：“学校跟我们讲，你妈妈爸爸还没有同意你去插队。党的政策是让每家都留一个小孩子在身边。你哥哥在服役，你妈妈爸爸要是不同意你离开上海的话，我们这里是不会批准的。”
“这我知道。但我相信他们最终会让我去的。他们在我这个年纪时都已经参加革命了。”
“哦……”两个阿姨听我这么一说，马上表示出一些敬意。政府工作人员的等级层次概念还是很强的。我在戏剧学院的环境里长大，对这些不是那么敏感。
“等你妈妈爸爸回来以后，我们会到你家里去家访。”
吴阿姨和唐阿姨送我下楼出了大门。一路上，唐阿姨老称赞我多么有理想，即使我不去黑龙江，留在上海也一定会有作为。
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吴阿姨和唐阿姨都并不那么急于送我去黑龙江。
学校红卫兵团的两个小记者采访了我。过了两星期，学校的麦克风里广播了我的申请书。申请书已经被改了不少，被加上了更多更肉麻的革命词句。我后悔当时没答应红卫兵团部的邀请让我自己来读，这样在肉麻程度上我起码可以刹个车，不至于让我听了自己都脸红。
这时在五十四中学的教学主楼前，从五楼顶上悬挂下来两条巨幅红色布帘。一条上写着：上山下乡干革命！另一条上写着：向叶秧秧同学学习！学校的油印校报上登了专栏采访，把我描述成了忠实的红卫兵战士，却没有提到我加入红卫兵的申请被束之高阁了将近三年。不批我加入红卫兵是由于我太自由散漫。到了中学三年级时，我在红卫兵排里的好友们发动攻势，逼着班里的排长同意投票表决，才把我拉了进去。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我接到通知去校革命委员会办公室。推开了门后，我看到邓老师一人坐在办公桌前等我。
尽管四年过去了，中学一年级野营拉练时，讲孙悟空大闹天宫出纰漏的事，我还是记忆犹新。这个邓老师当时极力主张在全校批斗我，抓我的政治典型。现在邓老师已经入了党，还当上了支部副书记。听说他还是区教育局的新干部培养对象，将来是要往上提拔的。
邓老师笑容满面地站了起来，跟我紧紧地握了手，又让我在他对面坐下。他今天的和善态度并不让我吃惊。我在分配时的表现，应该是替学校在区里争了光。
我坐在那里，心里还是不自在。
他们那一届师范学院毕业生离校后都去工厂锻炼了半年才分配到我们学校。以前我总是看到邓老师穿着工厂劳动时发的蓝帆布工作服。那时穿工人的帆布工作服很时兴，是领导阶级的象征。慢慢地其他新老师都换了普通便装，而邓老师的这一套工作服却穿了很久。在校园里，学校工宣队的队长（也是校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和邓老师穿着同样的工作服，两人天天在校园里一起进进出出。
这次是我第一次看到邓老师穿着蓝色中山装。大概经过了三四年，他那套工作服终于磨坏了。他今天看起来兴致很高。他说，你的志愿书对低年级学生起了很大的震憾，佷多学生也写了决心书，表示毕业后也要到祖国边境去站岗放哨。区领导在知青办的汇报上还批了字，要推广五十四中的经验。邓老师讲了不下十分钟，我一边听着，一边点着头，倦意上来，脑子里开始开小差，警觉性也开始松懈了。
这时，邓老师突然话锋一转，说：“小叶，我想问你一件事。这事儿我记不太清楚了。我们过去是不是在一起讨论过你毕业后的打算？我是不是对你谈到过黑龙江？”
我的脑子里轰的一响，人从半打盹状态一下子清醒过来了。我抬起头看他，我的眼睛正遇上了他那犀利的眼光。
他直视着我，用的是轻描淡写的语调，而脸上却明显地流露出迫切期待的神态。
我看着他，想在他脸上找到一丝丝不自然的表情，或者一丁点愧疚的眼神。我们的眼光对视了几秒钟，在他脸上却一点也看不到这样的神色，一丝一毫都没有。他的眼里充满着期待和鼓励的神色，等待着我的回答。
只要我愿意合作，愿意顺水推舟的话。
我注视着他，隐隐地感觉到一阵恶心。他那张充满期盼表情的脸，此刻更显得坑坑洼洼，格外丑陋。
他不可能忘记了几年前野营拉练的事，也不可能忘记了我讲西游记闯的祸。他绝对记得我是谁，也一定记得是他主张在全校大会上批斗我。
“我不记得我们谈过这件事。”
我站起身，说我要走了。
他坐在那儿，没说话，也没站起来。
一个星期后，校刊上还是发表了文章，说我感谢校领导对我的支持和帮助。还好，邓老师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文章中。
这时我的愿望就是让这些闹剧性的事件尽快结束。我的心早就不在学校和上海了，但是同学们好像还没玩够。他们盯着红卫兵干部，特别是在红卫兵团和营里任职的几个同学，逼问他们什么时候报名去下乡。几天后，红卫兵团副团长吴抗抗在学校布告栏里贴上决心书，要求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干革命（没提去哪儿）。这又给同学们提供了新的笑料。人家问他为什么这么含糊，问他是不是觉得祖国最需要他的地方是上海的全民所有制企业。
班主任沈老师再也没来催我交那份毕业分配志愿书，只是问我，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上海。我说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