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带回家的表格放入了写字桌的抽屉里。
爸爸妈妈都在农村体验生活。妈妈被调入《苍山志》创作组，这时人在浙江山区写剧本。她原来参与创作的电影剧本叫《赤脚医生》，上映前改为《春苗》。这时《苍山志》的剧本已经被上海市委宣传部“枪毙”过好几回了。每次送交的剧本被打回后，创作组的成员就得再打起行装，回到乡下，继续闭门改写。爸爸参加话剧《土改》的创作组，此刻正在安徽山区搜集素材。上次回沪时，爸爸提起安徽老解放区人民的生活还是艰苦得很，和他在抗战时见到的情况没有多大变化。这些老区的人民在战争年代向共产党的部队输送了大批子弟兵，而解放后几十年间老百姓的生活并未改善。不少人家里，几个大姑娘合穿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爸爸话语里惭愧得很，好像他也负有一部份责任。有一次，他和创作组里另一名作者采访一位在解放战争中被炮弹炸断了右腿的老兵时，见到这老兵每天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临走时，他们两人把身上带的大部分钱都留给了他。有时在老乡家包饭时，房东用他们付的伙食费买了肉做好菜，房东的孩子们就围上桌子看着菜碗。那睁得大大的眼睛让你看出他们大概很久没吃过肉了。爸爸他们怎么吃得下，就请房东拿几个碗把菜分一分，都让孩子们拿去吃了。
爸爸不只一次地说，我们对不起这些老区的人民。这个“我们”是指党。经过文革的爸爸，还是和党站在一起。
对于怎么填写分配志愿，我已经打定了主意。
几天后我把填好的表格交给沈老师时，她吃了一惊。班上还没人这么快就做决定的。她翻开志愿书，读到“个人志愿”一栏时，脸顿时绷紧了。
我在这一栏里写着：志愿到黑龙江边境地区去保卫边疆。
六十年代初，中国还是一个公认的贫油国。和苏联决裂后中国的石油供给成了大问题。在那极度缺油的年代里，上海的公共汽车顶着一个天然气包满街跑。1959年正值建国十年大庆，地质勘探人员在黑龙江的荒原里发现了一个大油矿，其后短短几年内开发成了大庆油田。在大庆油田还是高度保密的时期，妈妈在那片神秘沼泽地里生活了几年，去写石油工人和转业官兵如何在冰天雪地的艰难环境下，用最短的时间把国家急需的石油开采上来。逢年过节回家时，妈妈常把黑龙江北部那荒凉又绚烂的景象描绘给我们听。她还应邀去我和哥哥所在的小学作过报告，其中提到一对刚从地质学院分配到勘探队的情侣在雪地里迷路，晚间双双冻死的故事。1969年中苏边境上的武装冲突又给黑龙江涂上了一层鲜亮的色彩。这片人烟稀少，以往是闯关东的好汉们能走到的国土最北角，这会儿知青云集，光是上海去的就有二十六万之多。一时间，八千里外的黑龙江成了上海人的热土，几乎每条弄堂里都有几个年轻人去了北大荒。妈妈在电影厂的同事陈阿姨的女儿肖怡就去了黑龙江边一个叫作吴八老岛的地方。我从陈阿姨那儿看到过肖怡戴着大棉帽挎着冲锋枪的飒爽英姿。肖怡是在1970年下乡的，当时吴八老岛上的枪声刚熄。我虽没见过肖怡，但从她妈妈那儿，我知道她是村里唯一的女拖拉机手。她的妹妹是我中学的同学，但那时男女生不说话，在学校打照面时，都知道对方是谁。眼光交错时多逗留上半秒，就算打过招呼了。
我每次想到肖怡照片上的形象，就会联想到我毕业后留在上海当工人，八小时下班后骑辆自行车回家，星期天拉着和我一样平庸的女朋友的手去踩马路逛商店。这前景让人窒息，憋得气都透不过来。
下午放学时，沈老师让我留下来。等同学都离开后，我们俩儿找了教室角落的两张课桌，分别坐了下来。
沈老师神情严肃地问，我在填写志愿书时有没有和家里大人商量过。她知道我父母经常不在上海。
我说，他们还得几个星期后才回家。
“那他们知道你要报名去黑龙江吗？”
“应该知道。我已经提过好几次了。”
“你什么时候和他们提起的？”
“去年吧…”
“那你这次一点都没征求他们的意见？！”
看我没接腔，沈老师接着说：
“你知道这事是非常严肃的吗？这是关系到你一辈子前途的大事，你怎么自己就做了决定呢？”
“我知道我想要做什么…”
没等我把话说完，沈老师就把表格递还给我。
“我不能接受这份表格。按市里的规定，你父母要同意后，志愿书才生效。”
我还想争辩两句：“我早就下决心去黑龙江了。我对其他工作都没兴趣。”
“可是我当老师的要对你负责任啊。你还小，你不知道你这个决定的重要性。报名去黑龙江是一辈子的事。你知不知道，决定一作出就没有回头的可能了。你父母身边要留下一个孩子，这是党的政策。班上的同学羡慕都来不及…”
“我爸爸妈妈从小就离开他们的家参加革命；他们会理解和支持我的。我妈妈离家时才十四岁，比我现在还小。”
沈老师摇摇头，说：“那是战争年代。现在和平了…”
“可是和平年代也要继续革命呀。”
我自己也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这么一句报纸上的标准政治语言。
听到我这回答，沈老师警觉了一下。她似乎感觉到这样争下去问题会弄大。我最后那句话里的政治色彩已经很浓了。
沈老师站了起来。离开时，她说：“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和你爸爸妈妈谈过后，才能把你的志愿书交给学校。”
在我骑着自行车回家的路上，春天的气息已经充满了上海的大街小巷。下午三点多钟，街上的交通还没忙起来，马路上安静得很。再过一两个小时，成千上万的自行车和汽车会把这些街道塞得水泄不通，人声喇叭声会闹成一片。而此刻春风荡漾，鸟语花香，路边的行人悠悠荡荡。经过了淮海路，湖南路，武康路，再转上华山路，这条我上中学走了四年的路程今天有了全新的含意。上海，这个我出生和成长的美好城市，我一定会想念你，留恋你。而今天，我有我自己的路要走，自己的历史要写。我的人生战场不在这里。可能将来有一天我会回来。而只有到那一天，我才会重新骄傲地走在这条熟悉的路上。
之后的两个星期里，沈老师几次问我，爸爸妈妈有没有回来。三月初，爸爸前脚到，妈妈几天后也回来了。妈妈到家的当天晚上，沈老师就上门来作家庭访问。
妈妈给沈老师泡了茶，大家都坐下了。
爸爸妈妈很尊敬沈老师，以前的家访他们都谈得很高兴。沈老师先问了妈妈写剧本的进展，又问了一些爸爸下生活的情况。然后话题一变，转向了我：
“秧秧，我能不能和你爸爸妈妈单独谈谈？”
我知道他们的话题是什么，于是下楼去找小鲁看电影了。
到我回家时，已经过了晚上九点。这时沈老师已经离开了。爸爸脸上的表情看上去很不高兴。
爸爸严厉地问我：“我想知道，你怎么没和我们商量就把学校的表格递上去了？你不觉得，和你前途有关的这么大的事，我们全家应该坐下来，慎重地讨论一下吗？”
我不觉得这事儿有这么严重。我这几年提起去北大荒，少说也有十来次了，爸爸妈妈从来也没明确反对过。我以为他们即使不支持也认可了。
我说：“我不知道你们会反对我去黑龙江。你们不是一直要我听党的话吗？”
爸爸没接我的话茬，继续说：“这个决定会关系到你的一生，不能这么轻率。我们全家一定要好好商量。”
妈妈对爸爸说：“让我们心平气和地谈。我知道秧秧最后一定会作出理性决定的。”
妈妈转向我问：“秧秧，能不能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离开上海？”
“我就是想去黑龙江。去边疆的事我早就提起过了。”
妈妈接着说：“刚才沈老师提到，今年上海的分配机会不错。她说我们家这样的条件算是最好的，基本上可以在上海工矿企业挑选工作。她说，在讨论分配去向时，学校会把你的志向考虑进去，但你首先要把志愿写下来，她才能帮忙。”
我打断妈妈的话：“我不是已经写了嘛。”
妈妈看了看我，继续说：“我和爸爸都知道你对当工人没有兴趣。沈老师说，今年技校的名额不少。凭你的条件，去技校已经是降低档次了，一定没问题。技校毕业能当技术员。谁知道呢，也许你学到了基本的知识后，可以真的去设计枪炮呢。”
我争辨说，去技校只能学修理机器，离设计武器相差十万八千里。大学只招收工农兵学员，而一旦上了技校，就失去了上大学的可能。况且，我拿枪保卫边疆的理想放到哪儿去呢？
爸爸说：“你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到艰苦环境里去锻练是一回事儿，但把一生浪费在一个小村庄里又是另一回事了。中国有几亿农民，不缺你一个。中国缺的是科学家，工程师，或者像你一心一意要当的武器设计师。”
“可是我留在上海也不会成为这种人才呀。”
爸爸说，上海环境好，自学成才的条件也好得多。“我不也是自己从当演员开始，一步步学当导演的嘛。眼光和目标要放远一点，不要这么早就把自己的一生限制住了。”
他又加上一句：“要是我们让你去了，有一天你会后悔。那时候，你就会怪我们没尽到当父母的责任了。”
爸爸这些话我都没法反驳，但有一点我是绝对有把握的：我一定不会后悔，也不会怪父母。
天天有自己的枪在身边，怎么会后悔呢？
那天晚上的争论没有结果。接下去的几天晚上，我们讨论的结局也是一样。爸爸这个好脾气的人，耐心也明显地一点点减少，后来干脆不和我谈了。他只是简单地说，他不能放弃当父亲的责任，让我作这样错误的决定。妈妈对我抱的同情心多一些。她知道我有多倔。当我说到，要是我去不了黑龙江，我一辈子都高兴不起来的时候，我看到她眼里露出了一丝焦虑的目光。
在这之后几天的晚饭桌上，妈妈总是找些话题来打破沉闷紧张的气氛。没人再提起我要去东北的事，好像大家突然都把这事儿给忘了。爸爸晚饭时爱喝几盅。喝了酒后，话题往往打不住，但在这些日子里，他喝的都是闷酒。我呢，也知趣。话呢，少说为妙；饭呢，吃完就撤。
一天晚饭后，我刚站起来离开饭桌，爸爸示意让我坐下。
他看着我，仿佛在斟酌着字眼。
想了一会儿，爸爸问我：“你想去黑龙江，是不是因为家里在文革中受了冲击，你想离家越远越好？”
我没料到爸爸会这样想。说实话，我和哥哥从来没把文革的事怪在爸爸身上。我们小的时候，确实也经常希望爸爸妈妈那时还穿着军衣，文革中家里不至于搞得那么糟。
但这和我去黑龙江实在扯不上。
我问心无愧地说：“这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想去那儿是觉得那儿有前途，能有发展，像你们参加革命一样，要靠自己么。”
爸爸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
多年之后，我开始逐步理解到，我报名去黑龙江的决定的确有一个更深层的动力。从文革一开始，那时才九岁的我就已无时无刻不感受到那一条紧紧套在头上的锁链，那个由家庭出身决定了的原罪。文革前我们盲目的优越自信感，以及那个深信自己会大有作为的人生战场，这时已化为一片若即若离的海市蜃楼。我的本能告诉自己，要是我循规蹈矩地让命运引导我的脚步，我的理想和抱负永远会被一扇铁门牢牢地挡住，挡在门外。对这个冰冷的现实我别无选择，只能拒绝接受。在黑龙江的冰天雪地里，我能够用汗水，甚至用鲜血来证明我的忠诚，我的价值，和我的贡献。
但是此时此刻，父亲的尖锐问话并未引起我丝毫的反思。
不久哥哥从山东部队写来了一封厚厚的信，足足有三四页纸。没想到，十五岁离家当兵的哥哥也反对我离开上海去黑龙江插队落户。哥哥说，现实社会和我们小时候想像的大不一样。即使在部队，阴暗面也不见得比光明面要少。到黑龙江插队不像当兵，几年后就能复员转业。去那儿可是一辈子的事儿。
哥哥已经当了四年多的兵了。离家的时候他才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天不怕地不怕，相信到部队的大熔炉里去滚一滚，练一炼，炼成烈火金钢。几年下来，壮了体魄，长了见识，当了班长，人是成熟了不少，也看到了在号称钢铁长城的人民解放军里的人事关系和地方上大同小异，并非想像中的一块净土。去年哥哥写信回家时，提起他准备当满五年兵就申请复员，不想提干（提升干部）了。那时我大吃一惊。光荣的人民子弟兵，别人想当都当不上，干嘛回家呢？那时是我给哥哥写了一封长信，劝他再三考虑。哥哥回信说，他不会马上复员，但也不会在部队里干一辈子。
几天的一个下午，我和妈妈一起到她的朋友陈阿姨家。陈阿姨住在安亭路，离我的中学不远。从我在陈阿姨那儿第一次看到她女儿肖怡那张戴着棉皮军帽、挎着冲锋枪的照片后，她那美丽动人的形象就留在了我的脑子里。我想请陈阿姨给她女儿肖怡写封信，确认一下他们村里的知识青年确实是人人有枪。妈妈则想请陈阿姨问一下，要是我去那儿锻炼几年之后，被推选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可能性有多大。陈阿姨答应马上就给女儿写信。
肖怡的回信很快就来了。
“秧秧，你好。
我和我这里的朋友们听说你志愿报名到黑龙江来参加我们在这儿屯垦戍边的事业，别提有多高兴了。我已经问了村里的领导，打听他们对你申请来我们村插队落户的态度。他们专门开了会，研究你的请求。一开始，有些干部的态度很犹豫，说我们村今年并没有招收新知青的名额。其实，我觉得他们是在担心你的考虑不成熟，怕你一时冲动，来了后会后悔。你知道，到了边境后，再回上海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我和几个干部都谈了。我觉得，像你这样有志气的青年，愿意放弃上海工矿企业，到北大荒来保卫边疆，我们应该举双手欢迎。我真希望你能实现你的愿望。你一定会爱上这片黑土地。每天清晨，当我开着东方红75机车，迎着曙光进入荒野时，那种感觉是无法形容的，就像在梦境中一样。我和我的朋友们都希望在这里见到你。
你知道黑龙江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这里的土壤非常肥沃，千万年的腐叶混在泥里，把这儿的土地都染黑了。泥溶在江水中，随着江水曲曲弯弯地流去。在阳光下，这条大江就像一条黑龙一样。这里的夏天简直美丽极了。
我想告诉你，当我们遇到挫折时，我们也每每产生动摇的想法，动摇我们在这儿扎根的决心。你的到来会对我们有很大的激励，更坚定我们在这儿奋斗一辈子的决心。这大概是我自私的想法吧。
昨天，连部又开了会，大家一致表决，同意接收你到我们村里来。连里这几天就会向公社党委和县知青办公室打报告，要求接收你加入我们的行列。
我还想告诉你，我们连里的民兵每人都有武器。你来之后，也会拿到一枝枪。
肖怡
写于黑龙江边三合战斗村”
在读着这封信时，我就从心底里爱上了北大荒，也爱上了这封信的作者和她的同志们。我可以在脑海里看到我和同伴们挎着冲锋枪，骑着战马，在江对岸苏修边防军战战兢兢的目光下，踩开白雪，巡驰在冰封的黑龙江上。我真想明天就赶到边境去，加入肖怡和她同伴们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