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暑假一过完，我升上了“中四”，也就是当时中学的毕业班了。到第二年五月，我们就要离开校园，走上社会，去到祖国的天涯海角了。
说是去祖国的天涯海角，未免有点夸张。69届与70届的中学生毕业时是“上山下乡一片红”。只要不缺胳膊少腿的，到分配时，无一例外地都去了农村。天南海北，数百万知识青年一下子涌到了以前城里人连名字都没听说过的农村乡镇和山区海岛。从中国最南边的海南岛，到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到处都能看到一群群操着各地口音的知青。他们提着行李、箱子、锅碗瓢盆，坐着火车、汽车、牛车马车，从大大小小的城市迁移到农村农场去当“新一代有知识的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奉献青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概算得上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了。老实说，管这一代青年叫“知识”青年像是在嘲讽。我们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的人，没学到多少课本知识。简称为“知青”也好，一个不具内涵的符号，易讲中听，特指我们这一代并无书本知识的青年。
早期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年轻人中，不乏热血澎湃的志愿者。许多人割破了食指写血书，闹着要去最边远最艰苦最贫困的地方去。这其中不但有红五类，更有大批文革初期的黑五类，这时他们根据领袖的指示被称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可谓皇恩浩荡。这些年轻人在城市里背了父母的黑锅抬不起头来，只盼到农村去从零做起，用自己的汗水或鲜血来谱写自己的历史。
从我还在小学起，每到春夏之交，我们都被学校组织着，参加了数不清的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活动。每一次都有多达几十万的上海市民排列在马路两边，夹道欢送一卡车一卡车带着红花的知青缓缓驶向北火车站。有时卡车一过就是上百辆，让我们把腿都站酸了。车上的男女青年有哭有笑，也有人兴奋得歇斯底里，唱着“语录歌”，高呼革命口号，把嗓子都叫哑了。相比之下，女孩子眼里的泪花和惆怅毕竟要多一些。知青中最神气的要数去黑龙江和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了。他们穿着统一发放的绿军装，就差没戴解放军的红帽徽红领章了。听说去云南的知青还有不少游过河，去了战火纷飞的越南和缅甸，参加了人民军或游击队，打仗英勇的还当上了将校军官。
到我毕业时，上山下乡一片红的政策已经成为历史，即使要下乡的上海知青也不用去天涯海角了。从1972年起，中学毕业生开始根据家庭具体情况分配工作，有的留城，有的下乡。这以后的几年中，每年的政策大同小异。家中的老大（除了独子外）一律下乡，没二话，叫作“死档”，不过，去的最远也只是安徽和江苏省。到了近几年，务农只需要去市郊国营农场。独生子女和家里哥哥姐姐都离开上海的最小子女，可以留在上海父母身边，叫作“硬档”或“硬工矿”，或“独留”。属于硬工矿的毕业生会分配在市内的国家企业和工厂，享受全民所有制，待遇最好。夹在中间的孩子，上有哥哥姐姐已经下放农村，下有弟弟妹妹将来可以留在上海,他们属于“活络档”或“软档”，地位不定。活络档的命运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年头好时政策宽松，留在上海的名额较多，活络档里的毕业生可以留在上海，但会被分到街道里弄的“集体所有制”单位里。他们不但工资低一些，也没有好的待遇或奖金。集体企业的工人似乎属于二流领导阶级，比全民企业工人的社会地位要低一等，找对象也困难一些，但比起下乡当农民还是强不少。遇到年头不好时，活络档也要下乡。不过，下乡只需去上海郊县的国营农场，拿的是国家标准工资，每月回上海休假四天，坐一两小时汽车即可回家。这比到外地去当农民，还是神气。活络档里运气好的，可以争取去上海的技工学校。技校两年毕业后，大多数会留在上海市内。但是在那年头里，大家都想一次到位。上技工学校，两年后还会面临一次分配，谁知道会不会被分配到大西北，去支援内地的三线建设。另外，技校毕业后又成了小知识分子，接近了“臭老九”的地位。这层层因素让技校并不受到中学毕业生的青睐。这年头政治形势多变，政策也多变，谁知道两年后党和国家的想法如何？
二月份的一天下午，沈老师和谭老师双双走进教室，每人手上捧着一摞厚厚的的纸张。沈老师笑容满面，谭老师也亢奋得很。不等他俩儿开口，全班学生马上都知道他们手上捧着的是什么东西了。这是我们等了许久的“毕业分配志愿书”。
在这之前的几个星期里，同学们一直向老师打听什么时候会发毕业分配志愿书。大家最关心的话题是今年留上海的名额多不多。死档和硬档反正前途已定，倒也潇洒，活络档则是最紧张的。每次问时，两个老师都说快了快了。大家都知道，一发志愿书，就意味着学校已经从区里拿到留上海和去农场的名额了。
这时，沈老师和谭老师一人一边，顺着教室两侧的通道一步一停地走过来。每经过一张课桌，他们就从捧在手上的志愿书中抽出一份放在每人面前的课桌上，然后对那个学生露出一个微笑，连对那些平常最捣蛋的同学也不例外。
他们不久就要失去我们这些教了四年的学生了。
沈老师经过我的课桌后，我拿起表格掂量了一下。厚厚的雪白铅版纸，印刷质量一流，拿在手上重重的。这份志愿书的纸张排版和林彪集团倒台时传达的中央文件不相上下，不由让人感到庄重得很。
当大家还在兴奋地叽叽喳喳时，教室后侧传来一声大吼：
“谁要这种开国际玩笑的东西！你留着吧！”
说这话的大个子李明刚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是班上的“坏学生”之一，也是在中学里和我打过架的几个同学之一。他说完这话就把志愿书扔在了地上。
李明刚是家里的老大，按政策非下农村不可。就他的家庭情况而言，填写这份表格和死刑犯在判决书上签名没多大区别。
这时全班学生的视线都转向了沈老师和李明刚身上。即使是在文革中师道尊严被打得粉碎的年代，班上也从没人敢对沈老师用这种口气说话。
沈老师的脸板了起来，对李明刚说：“把表格捡起来。”
沈老师这时的语气，比我意料的要缓和不少。
李明刚一言不发，站起来走出了教室。
沈老师弯下腰把地上的志愿书捡了起来，然后走回了教室的前面。
她像是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对全班同学说：
“大家现在什么也不要填。把表格带回家，和爸爸妈妈好好商量。记住哦，反复商量几次以后再填。”
班上没人说一句话。大家心照不宣，都知道李明刚说的一点不错。毕业时，填表格只是走个过场。班上大多数人的命运早已决定好了：爹娘生下你的那一刻就决定了。是老大老二或是老小，这谁也改变不了。说志愿吗，笑话。我想搞军工，李明刚想和他爸爸一样进机具厂当钳工。没人奢望我们的理想会因我们在志愿书上填写的内容而实现。
一纸志愿书，实际上是一份家庭情况调查表。你要在志愿书上详细填写父母兄弟姐妹的情况，以便老师逐门逐户地到街道里弄委员会去调查核实。其中的个人志愿栏，学校会不会去看都难说。
在班上我是最受羡慕的学生之一。我家兄弟俩人，哥哥当兵，我是“独留”，准留上海。哥哥将来退伍时，按政策是复员军人哪来哪去，也能回到上海。这种情形是最理想的，最终家里两个孩子都能留在父母身边。
羡慕也好，妒忌也罢，政策就是政策。照规章办事，没什么好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