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下午三点多钟我回家时，妈妈已经在家了。
妈妈平时下班回家要换上两部公交车，一般很少能在傍晚六点之前进家门。今天家里还有一个面熟的人，他正在用一卷皮尺丈量我家的大房间。这人我见过，他是戏剧学院总务处房管科的工作人员。以前我跟阿姨去学院总务处交房租时，每次都能会见到他。
他抬头看到我，像见到生人一样，面无表情。
对文革开始后的这种变化，我已经习以为常了。有些从小见到我们就热情地打招呼的叔叔阿姨，现在在路上迎面走来，目光一接触就移开了。我也当过几次傻瓜。一次在路上见到一个小学同学的妈妈，也在戏剧学院工作。我主动叫了阿姨，人家则视而不见，让我觉得活丢人。之后学乖了：当目光交错时，先看人家的表情，再决定是否叫叔叔阿姨。相反地，也有些叔叔阿姨，遇到时会把我们拉到一边，压低嗓门询问爸爸妈妈的情况，或让我们代问好。
我们家这间二楼大房间应该是楼里最好的一间屋子。我们这栋小楼的房主，在解放前是当时上海首富沙逊的管家，那时主管建造沙逊庄园。他用建材的“边角料”在我们弄堂里造了三幢相同款式的三层楼洋房，是给三个女儿的嫁妆房。我们这栋楼里目前住着五家人家。我家二楼的这间主房是房主朝南的卧室，阳光充足，冬暖夏凉。外面连着的有顶阳台直接对着楼下大花园里的绿色草坪，阳台面积也接近屋子本身的一半。
房管科这人从房间的一个角落量到另一个角落，然后在他的笔记本上写写画画。在他丈量房间时，他很少看妈妈，也迴避着妈妈的问题。妈妈说的并不多，不过可以看出来妈妈在尽量压制着她的焦虑和烦躁。量完大房间后，这个人对妈妈说，他还要看一下我家位于二楼半的小亭子间。那个小间是爸爸妈妈的卧房兼工作室。
我随着妈妈和他上了楼，看着他在小房间里量来量去，又折腾了好一会儿。
妈妈这会儿直接了当地要他解释他在干什么，而他嘟囔了几个字，我听得不得要领。可以看出来，妈妈这时已经在极力压住火气了。
这人走后，我问妈妈会发生什么事。妈妈耸了耸肩膀，一句话也没说。
文革后，我已经习惯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了。糟糕的事情一件件地发生在我们家和楼里其他家庭，似乎永远没有尽头。楼里的笑声早已消失了。父母遇到楼里其他大人时，打招呼后也常常加一句：照顾好自己。今天这人走后，我预感到坏消息又会降临。
第二天一早，这人又回来了。妈妈那时正准备去上班。
他一进门就对妈妈说：“总务处研究了，你们家的住宅面积超出了上海市民住房平均占有面积。”
他今天的口吻里充满着冷冰冰的权威语气，咄咄逼人。
妈妈显然已经有了准备。她镇静地反问道：“那你是说？”
“你家楼上小房间的面积有二十四平方米。算下来，你们家四口人，一人有六平方米，这就是上海的平均住房面积。楼下的大房间有四十平方，按你家人口算，面积太大了。”
妈妈注视着他，没接腔，等着他说下去。
他的眼睛下垂了一点，继续说：“总务处决定要收回二楼的大房间。一个星期后房子要出空。”
妈妈问，戏剧学院总务处是否与爸爸现在工作的青年话剧团联系过。
他回答：“我们不用和剧团联系。这是学院的房子，我们有权收回。”
妈妈口气平稳，镇静地答道：“按照国家规定，干部调动工作后，住房权跟着人走。这间房子的所有权虽然属于学院，但管理权早已是剧团的了。学院没有权力收回这间房子。”
显然，妈妈昨晚已经想好了对策。
那人一下子变得不耐烦了。
他说：“你说的这是文化大革命前的规定，现在这些条例都不算数了。要是剧团想给你们另外分配房子那最好。你们现在的住房不管怎么说都是学院的。”
他临走前又加了一句：“一个星期后房间要出空，要不然我们会把傢俱搬到街上。”
第二天我跟着妈妈到爸爸的剧团去。
剧团总务科接待我们的中年人很热情。听妈妈讲明了我们的来意后，他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说：
“学院总务处刚刚打来了电话，告诉我们，他们要收回你们住的大间。按说，这样做是不符合国家规定的，但现在没人管这些。田稼老师在当年建院时做了那么多工作，后来又教了那么多学生，他们做得也太过分了。”
田稼老师？！这是文革前大家对爸爸的称呼。这个叫法我已经很久没听见了。
他敢这么称呼爸爸，多半也是因为边上没旁人。
他虽然表示了同情，但帮不上忙。
接着我们去了剧团造反派的司令部。妈妈说，我们搬家非有爸爸不行。妈妈要求造反派起码让爸爸能回家来帮着搬家。
又过了几天，正当我们坐下吃晚饭时，爸爸走进了家门。
我们已经半年多没见到他了。他瘦了不少，显得很疲惫，比我记忆里的爸爸苍老了不少。
妈妈没露出吃惊的神情。她显然知道爸爸今晚要回家。她站起来迎了上去，拿下了爸爸的大衣挂在门后，又去拿了一付碗筷。
大家坐下来，开始静静地一起吃饭。
爸爸回来后，我们把原来的家俱卖了不少，又买了几件比原来的要小得多的家俱，这样可以塞进楼上的小亭子间。
当家俱店的搬运工来把我们的黑色檀香木大饭桌搬走时，我和哥哥都很沮丧。从小到大，这张饭桌一直都是我们家庭的活动中心。在与父母饭间交谈中，我们吸收了很多知识，也学了不少做人的道理。长大一些后，爸爸也在这张桌上教会了我们认字和下棋。每到星期天和节假日，全家会在这张桌上打扑克牌。从小时候玩的“接龙”到如今的“甩小二”，打扑克牌是我们全家在一起时的娱乐。我和哥哥的功课从小也都是在这张桌上做的。当家具店的员工把这张大桌子抬下楼时，他们也抬走了我孩童时代的许多记忆。
我想爸爸妈妈的感觉一定也和我们一样，只是没有表现出来而已。爸爸对我们说，新买的折叠饭桌很实用。他向我们示范，如何把新饭桌打开，再把它缩小后放回屋角。
我们告诉爸爸，我们还是不喜欢这张新饭桌。
一星期后，我们搬到了二楼半朝北的亭子间。几天后，学院的工友来把二楼的大房间油漆了一遍。再过了几天，学院的造反派的头领侯邦琪和他的新婚妻子在这屋子里举行了婚礼。
举行婚礼的前一天，学院办事人员来告诉楼里的小孩子们要留在各家的房间里。婚礼那天，人声喧哗。我溜出去看时，正赶上两个五十多岁穿着深蓝色军大衣的海军军官步入二楼的大房间。他们身后跟着两个年轻的警卫员。这时我们已经听说上戏造反派组织“革命楼”背后有东海舰队在撑腰，看来不是谣言。
侯邦琪夫妇经常在家里办派对，每一次都搞到深夜。第二天一早，我们会看到二楼大房间门口堆了几箱空啤酒瓶。那时，朋友来时开一两瓶啤酒都奢侈得很。看到这么多空酒瓶犹如天方夜谭，让楼里的孩子们对这些造反派的新贵气度震惊不已。
侯邦琪的年轻妻子见人从来不打招呼。不知她是要与我们这些牛鬼蛇神的家庭划清界线呢，还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或者是格格不入。而侯邦琪在楼梯上碰到我时，倒是常常带笑地拍拍我的头。
每到这个场合，我心里总会想，他不至于不知道我是谁家的孩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