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停课闹革命”，我们则玩得昏天黑地。我们的玩伴儿大多是戏剧学院和青年话剧团宿舍里的孩子们，其中一对兄妹的妈妈正是58年“反右倾”时整爸爸的院党委费副书记。这时她也挨整。往往以前整别人越狠的，这次挨整得更厉害。民愤大么，有人借机报复出气。正因为这次运动中几乎人人挨整，我们这些当孩子的倒也没有太觉得抬不起头来。大家是难兄难弟，彼此彼此。孩子们基本上以各家住的宿舍楼为基础形成了几派，在戏剧学院的大校园里割据地盘，用石块打派仗。又去道具车间找些木板木条，做玩具枪，打打闹闹，不到天黑绝不回家。
一天下午，我们在学院剧场外的大草坪上玩打仗游戏时，学院造反派“井冈山”的红卫兵押送着一长队人顺着校园主干道走来。我们停下了手中的游戏，一拥而上加入了路边观看的人群。
像往常一样，红卫兵押着这些“牛鬼蛇神”是去开批判大会的。不同的是，今天的队列特别长。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我们都认识，都是平常我们叫叔叔阿姨的。今天的玩伴中有不少人的爸爸妈妈都走在这队列里。牛鬼蛇神们人人都带着用白纸糊的锥形高帽子，一只只足有二尺多高。高帽子上的墨汁大字罗列着各种罪名，譬如，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右派，坏份子，生活腐化份子，等等。队列中的人大多都低着头匆匆走过，避开路边人们的目光。但其中也有人高仰着头，走得悠然自得，一脸满不在乎的样子。
小达的爸爸李伯伯走过我们这些孩子面前时，抬起头来，仔细地在我们之中搜索，大概是想看看小达在不在。小达今天不在。他发烧不退已经三天了，昨晚还去了急诊室。李伯伯正在被“隔离审查”，不能回家已经有几个月了，并不知道小达生了病。
看到人群中没有小达，李伯伯的神色轻松了些，把头又低了下去，继续快步走去。在他低下头时我们的目光交错了一下。我有些不好意思。我想李伯伯一定不想让人家看到他带着“漏网历史反革命”的高帽子的。
我爸爸现在在剧团工作。除了几次被戏剧学院的红卫兵押回来“陪斗”外，我和哥哥一般不用担心在这种场合看到爸爸。
我扭过头去看人群中观望的玩伴们。他们之中大多都已认出了自己的爸爸妈妈。他们这时都低下了头，不去看自己的父母，只有奇奇例外。奇奇才六岁。他无声地抽泣着，两只大眼睛随着他爸爸移动，两串泪珠顺着脸颊淌了下来。
等红卫兵把全队人马都押进了剧场后，大家没有心情继续玩下去。众人什么也没说就各自离开了。我和哥哥则进到了剧场里，在前排坐了下来。
戏剧学院的剧场去年才翻新了一次。从法国进口的立体音响系统，据说是国内一流的，今天在红卫兵手里大显神通。当小将们把牛鬼蛇神押上台时，喇叭里传出表演系男女红卫兵播音员高昂的口号声，清脆响亮，震耳欲聋。我得用双手把耳朵紧紧捂住。
押进来的大人们这时已经在舞台上排成了几排。学院的费副书记跪在舞台前沿正中。接着，两个女红卫兵用“飞机式”押着吴慧明阿姨走到台前。飞机式是目前流行的游斗方式，即把人的双臂像飞机机翼一样伸展至两侧再扭向背后，同时把脑袋紧紧地按下。被押着的人看上去非常难受和屈辱。
看到吴阿姨被押上来，我和哥哥把身体蜷缩起来，希望在剧场昏暗的灯光下，吴阿姨不会看到我们俩坐在前排。
吴慧明阿姨住在我们楼下。
红卫兵要吴慧明阿姨在费副书记边上跪下。她执意不肯，被抽了几个耳光。看到这儿，我们起了身，弯下腰悄悄向侧门移动。当我们溜出边门时，正赶上一个高个子红卫兵从背后把吴阿姨一脚踢下了舞台，跌落在冰凉的水门汀地上。
不久后的一天早上，我、哥哥和同楼的小鲁一块儿步行去黄浦江边的外滩。从我们家走到外滩，晃晃荡荡地要花上一个多小时。“晃晃荡荡”是很准确的形容词，因为走这一路要经过市中心那一条最繁华的南京路。一路上吸引人的商店太多，因此不会走得很快。既要浏览商店的橱窗，还要岔道一下，去市里唯一的一家航空航海模型商店逛逛。那时电影《海鹰》刚播放不久。影片里描写的是解放军几艘小小的鱼雷快艇击沉国民党海军大型巡洋舰的故事，惊心动魄。一时间，小学生中风行着制作鱼雷快艇的模型。
走过静安寺后继续沿着南京西路往东，我们经过了常德路口的静安区公安分局。分局大门外两侧各站着一个胸前挎着冲锋枪的卫兵。在高高的水泥围墙外，照例又有一群看布告的市民。
长长的公告栏前，今天围满了挤得严严实实的人群。我们拨开密密的人腿挤到了公告栏前。公告栏的玻璃窗内贴着每星期更换的大张大张的白色布告，上面排列着一行行新近被判刑的罪犯照片。每张照片下均有一小段文字，简略地介绍犯人的罪行，以及他们被判的刑期。每次的公告上往往会有几个死刑犯，他们的照片一向被列在布告之首，照片边缘上都有大红色的框框。死刑犯又分两类：立即执行和缓期两年执行。缓期执行的要是认罪态度好，一般可以减为无期徒刑，也就是终身监禁。
今天，布告栏里的几大张纸上佈满了密密麻麻的照片，起码有三四十人。大多数照片都被套上了红框，判了死刑，而且多数是立即执行的。布告上的死刑犯也不像往常一样，以杀人犯或强奸抢劫惯犯为主。今天的罪犯一概是现行反革命犯，罪行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或者“反对中央文革”，以及“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组织反革命集团”，“张贴反革命标语”，“投递反革命信件”，诸如此类。每段的结尾都写着，“丧心病狂，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特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或“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以观后效”。
文革开始后，犯人上诉的权利被取消了，一旦在上海体育场的公判大会上被宣判了死刑，五花大绑的犯人们就被全副武装的刑警押上绿色的敞蓬军车，由摩托车开路，在市里的主要干道上缓缓驶向市郊的刑场，然后立即枪决。死前游街示众是向市民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而等我们看到这些布告时，照片上套上了红框的人们都已经化为了灰烬。死者的家属也都被索取了一角六分的子弹费，用来加剧他们的痛苦，以抵偿教育出一个人民公敌的恶行。
我一动不动地盯着这些照片看。这些人的脸孔与罪犯怎么也联系不上。他们都年轻得很，文绉绉的。很多人带着眼镜，一副读书人的样子。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脸上佈满阳光的笑容，让我无法相信这张照片是在她临死前拍的。哪有人死前笑得这么灿烂的！死刑判决书上说她是大学生。我猜，一定是匆匆决定处死她，来不及拍照，就把学生证上的照片拿来放大了吧。
看着这一张张照片，一股寒意在我体内瀰漫。连我这个十岁的孩子也能清楚地理解到布告中包含的明确信息。一个人只因公开表达不同意见，就可以被处以极刑，这个现实令人不寒而慄。
这些年轻人为什么要跨上这样一条不归之路？他们在何处越过了那一条不能逾越的界线？他们心里是否明白自己已经跨过了那条界线？那条界线到底划在哪里？他们知道吗？我知道吗？
难道祖国母亲不能原谅自己的儿女，即使他们错了？
今天围观的市民们异常安静。以往，从观望布告的人群中会不时发出大声咒骂罪犯的声音。而这时，要是有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看着这些年轻的面孔，想到这些年轻人已经化为乌有，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余震，此刻重重地打在了每一个人的心口。
有人目瞪口呆，有人边看边摇头，而大多数人脸部的线条就像火山口的岩浆波纹一样，完全凝固住了。
人群中的死寂突然被一声怒吼打破了：“作孽！！”
大家都被这吼声镇住了。
这颤抖而有力的女声来自一位八十有余的老太太。此刻她已经转身离开了人群，一步一步，缓缓地向远处走去。她的脊背略弯着，两只裹了小脚的腿，勉强地支撑着那摇摇晃晃的身体。她的步态向你显示，她自己恐怕也将不久于世了。
看不见她的脸，但从她的背影，发型，和穿着上看去，她属于真正的劳动人民。
“作孽！作孽！”她一面看着地面走路，一面大声地自言自语，似乎这个世界上就只有她一个人存在。
她那洪亮的语调和那已经萎缩的躯体不成正比，而她声音中的悲愤却是再明显不过了。不在现场的人大概不会相信，这么洪亮的嗓音会出自这样一位老人，然而她一再重复着这个词儿，让你无法存疑。你无法想像，这把年纪的人还会被这么强烈的情感控制，然后你去注视她的双眼，你就相信了。
她显然不是在谴责这些死去的年轻人。
想到这里，我转过头向公安分局门边站着的岗哨望去。这时，围观的人群也都在注视着这两个纹丝不动的卫兵。大家看着他们，猜想他们会对这老太太作何举动。
他们目不旁视，双手紧握着胸前闪亮的冲锋枪，似乎什么也没听见。像两尊石像一样，一动不动。
我又转身向公安分局的大门内望进去。一条笔直的铺着漂亮鹅卵石的大道穿过剪得平平整整的绿色草坪，在它的尽头是一幢暗红屋顶的灰色洋房。这栋洋房的外观与上海其他洋房没有多大差异。有所不同的是，这栋洋房保养得一丝不苟，似乎直接从旧上海的全盛时代空降而临。房子上所有的玻璃窗内都挂着严严实实的深色窗帘。偌大的公安分局大院里，除了楼下停着的几辆草绿色公安吉普外，没有一丝人迹，只有一片沉静。
除了门口站立着的这两名纹丝不动的卫兵。
我们离开了公安分局，继续向外滩迈进。我们的终点是十六舖的过江轮渡。花六分钱买一张票，可以乘摆渡船在黄浦江来回一次。黄浦江对岸是浦东的陆家嘴，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变成了上海金融区。当时，浦东还是一片水稻田。从陆家嘴的江堰眺望上海滩，又是一番不同的景致。
我们到了轮渡码头时见到一大群人围在江边。挤进前去，我们见到轮渡码头边上的一艘蓝灰色的公安快艇刚刚靠岸。岸上的工人把快艇的缆绳牢牢地系在岸边的船桩上。艇上，两个穿着草绿制服和深蓝色警裤的公安警察站在船舷，用系着长长麻绳的铅桶从江里提水。江水提上来后一桶一桶地泼在甲板上，把甲板上的血水冲进黄浦江里。
在甲板的中央，并排放着三个绿帆布的担架，上面各躺着一具死尸。一个上身穿白衬衫、下身穿警裤的人正拿着照相机在给死尸逐个拍照。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死人。我没有思想准备，心脏顿时跳得很快。
这三人一定都是刚从江里捞上来的。担架还在往下淌水，甲板上湿成一片。
第一个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泡得很肿，光着膀子，下身穿着深蓝色的三角游泳裤。他静静地平躺着，像在睡觉，鼻角流着细细的一丝血柱。另一个是四十左右的中年人，知识分子模样，穿着灰色的中山装，左手僵硬地举在空中，扭曲着脸，嘴巴大大地张着，一副痛苦的模样，看来死前挣扎过。第三个担架被一块黑油布盖着，只能看出一个人胴体的形状。一团团的淤血从黑油布下缓缓地流了出来。
我身边一个男人对一个年轻妇女说，这是今天上午公安快艇第三次捞尸体回来了。
“连他们算在一道，一共六个。”
我望着三具一动不动的尸体，心想他们是怎么死的。那个年轻人像是游泳淹死的。挣扎过的中年人像是跳江自杀的，死的样子看上去很痛苦，大概后悔了。第三个连是男是女也不知道。
希望他们都没有孩子，小孩子要是看到爸爸妈妈这个样子怎么办。
我也想到了我爸爸。爸爸被红卫兵带走已经有几个月了，没有消息，也不知关在哪儿。
哥哥和小鲁也安静地看着，没人出声。
我们最终打消了买轮渡票的念头，而用那钱坐上20路无轨电车回家了。一路上我们谁也没说话。每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我们没讨论公安分局门外的公告，也没提起江上捞起的浮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