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到1967年间，各地形势顷刻之间千变万化，让人眼花缭乱。每逢五一国际劳动节或十一国庆节的庆典，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排名顺序一变再变。其中，大多数人的位次不断下落，然后一个接一个地销声匿迹。而政坛新贵中则有人青云直上，有人昙花一现，也是忙得不可开交。报纸上的新闻照例是千篇一律，只能从字里行间去揣度其中含意。此时，传单成了全国上下大街小巷的主要传媒工具。
传单上什么消息都有：上至中央文革最新精神，下至各地武斗状况；哪个名人又“畏罪自杀”，哪个中央领导被证实是“叛徒内奸”；某某机床厂揪出了多少坏人，某某中学校长被批斗游街。随着运动不断深入，耸人听闻的消息越来越多，也变得越来越不可置信。尽管当时人们对一些出奇的报道将信将疑，后来才知道这些消息大多是真实的。譬如，重庆武斗时两派用上了炮艇和联管高射机枪，而云南造反派则占地利之便截下了满载援越军用物资的专列。湖南道县贫下中农法庭已开始大批捕杀黑五类及其子女；广西不但灭门黑五类，还挖心掏肝熬粥，全村进补，连几个月大的婴儿都不放过。大串联后，各地红卫兵小将都通上气了，一处遇难，四处声援。北京的“天派”打“地派”；甲省的“铁总”支持乙省的“工联”；一处战友危急，另一处兄弟马上发出“十万火急！”的海报。与报纸上千篇一律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和“文化大革命捷报频传”那样的陈辞滥调相比，看传单和海报要精彩多了。凡是涉及中央人事变动的，均引自“内部消息”。谁都知道，那些消息其实都是中央文革故意披露出来的，十分准确可靠。传单的数量供不应求，一旦有人在街上散发，路人就一拥而上你推我攘，当时上海人称此为“抢传单”。尽管我们闹革命的热情屡遭挫折，通过散发各派红卫兵组织印刷的传单，我们找到了一条直接参与这场大革命的捷径。
市里名目繁多的红卫兵组织每分每秒地印制着成千上万张传单和海报，油墨未干就被散发到街头巷尾，效率极高。而我们呢，则背着空书包，在戏剧学院熟悉的校园里东奔西跑，去各个红卫兵司令部或总部索取传单。红卫兵都是戏剧学院的学生，其中不少人我们在文革前就认识。我们一家家地问过去：“有传单吗？”要是有刚印制好的传单，他们都会给我们一些。我们替他们散发宣传品，节省了他们的时间，让他们可以集中精力闹革命。两全其美，何乐不为？
一天下午，我们去上戏“革命楼”要传单。进了空荡荡的司令部后，一个趴在地上写标语的小伙子挥挥手，示意我们去里屋。里面的房间里只有一个秀丽的女红卫兵，一定是表演系的。此刻她正在一台安装在写字桌上的大型手摇油印机前忙得不亦乐乎。随着她摇动的手臂一次次旋转着机器的转轮，油印机不停地吐出一页页传单，整整齐齐地落到桌面上，堆成厚厚的一叠。
她脸上冒着蒸汽，汗水从草绿色军装的背脊上透过。上衣紧紧地贴着她身体的曲线，把她秀丽的体型展现无遗。看到我们进来，不用说她就知道了我们的来意。她停下了手中的活儿，把乱发理顺，塞进了草绿色的军帽里，然后拿着一大叠传单走了过来。她把传单仔细地分成了几份后一一交给我们。分传单时，她很注意分配得均匀，好像是个家里有多个弟妹的大姐姐。
她走到我面前时，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的脸颊，忘了伸手去接她手上的传单。
她的美丽彻底地征服了我。
见到我一动不动地呆在那儿，她笑了一笑。大概她对我这样的注视早已习以为常。她伸手打开我胸前的书包，把属于我的那叠传单塞了进去。
这时她注意到我书包里已经装有不少传单。她抽了一张出来，读了一下，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
我们刚从“革命楼”的对立组织“井冈山”那儿拿到了一批传单，准备放在一块儿去撒。
她严肃地问我：“你们的立场要明确。你们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
这时我已经清醒了过来。
真滑稽。她怎么会这么认真？
我抢下她手里的传单，大叫一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
说完我们就一窝蜂地跑掉了。
这以后我们学乖了。每到一个红卫兵组织门口，我们只派背着空书包的人进去，以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等大家的书包都装得差不多了，我们把传单拿出来分一下，然后就像脱缰的小驹直奔街头。此刻的上海街头比文革前更拥挤了。除了各地红卫兵充斥大街小巷，还有外调人员东奔西跑。“外调”是文革后的又一个新鲜产物，指的是各机关学校企业的数百万调查人员，到全国各地去寻找与本单位走资派、叛徒、特务在历史上有关联的人员，对证供辞，找出漏洞。调查下来，一般都能证明某某人是混入革命队伍里的投机份子，或者是暗藏的反革命之类。一时之间，共产党的天下似乎都是暗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打下的，但也没人敢质疑其中的逻辑。
这时学校都停了课。我们背着装满传单的书包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时常会引起路人的注意。当路人们问我们有没有传单时，一开始我们会慷慨地打开书包施舍几张。一次，我一打开书包，那人就高喊：“咯个小赤佬有传单！”（上海话：这个小鬼有传单！）周围的大人们就一拥而上，把我书包里的传单抢得一干二尽。此后我再不犯傻，绝不在大人面前打开书包了。
我们撒传单的地点要么是在静安寺，要么是去延安西路华山路口的市委办公大楼。这幢豪华的办公大楼已被红卫兵占领，不过我们只要向把守门厅的小将们出示我们的传单，就可以进入大楼。楼里那台当时少见的电梯已经停止运作，我们就沿着拥挤的大理石楼梯一路走上楼顶。楼顶上每天站满了撒传单的人们，有小孩儿，有红卫兵，也有个别没有传单而混上屋顶来看热闹的。楼顶上撒传单的人们不论老少，都怀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同志感，一样的英雄气概。因为我们拥有传单。
从十几层高楼的楼顶上望下去，街心和人行道上密密麻麻的饥饿大众像一大片黑蚂蚁，把延安西路挤得水泄不通。他们仰望着楼顶，一心期待着我们的施舍。这时你掏出一把传单，扬手后随风飘下，立即散为片片雪花。路上的黑蚂蚁向着雪花下降的方向缓缓迁移，直至白雪降入蚁群，消失殆尽。你有时会看到路人为抢夺传单打得人仰马翻，你就和楼顶上的其他人对视一下，开始一起会意地放声大笑。看着成千上万的人群随着你随心所欲撒下的传单而移动，一个十岁孩子心里的满足感，绝不亚于伟大舵手在天安门城楼上挥动巨手时看到人们为之欢跃的心境。有一次当我们都两手空空后，朋友小桃不知从哪里提了一个字纸篓当街倒下。看到他转身急忙逃走的样子可疑，我们赶紧作鸟兽散。离开后，才知道他把厕所便纸篓里的内容当作传单洒了下去。
不久后，市委办公大楼的楼顶上出了几次事故。风向不对时，扔出的传单被风吹回，留在楼顶扶墙外不到半尺宽的房檐上，积上了厚厚一层。有的孩子爬出外墙去捡，不小心从十几层的楼顶上掉了下去，摔在路上接传单的人群里。不但把自己摔得脑浆涂地，还把底下人们的脖子折断了几根。连续出了几条人命后，市委办公大楼的楼顶给关闭了。红卫兵当然强烈抗议，说这是旧市委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新阴谋。奇怪的是，这次红卫兵的抗议没有奏效，市委办公大楼的楼顶从此再也没开放过。
这以后，我们只去静安寺撒传单。静安寺的闹市区离家不远，文革前是我们全家星期天逛店购物必去的地方。静安寺的大街上热闹得很，我随爸爸妈妈逛街时常常顶不住周围店铺的诱惑，或是加入一大群小孩子，尾随高鼻子绿眼睛的“外宾”走几条马路。这样自然常常和父母走散。但没关系，延安西路这一段走得太熟了，四五岁的我就能自己走回家。
我们背着书包，找个热闹的街角，悄悄地掏出一叠传单，向人群的上空扔去。行人顿时乱作一团，你争我抢，不是挤掉帽子，就是踩了鞋子。有时为了一张传单还拳脚相见，我们则暗暗偷笑。可是我们得非常小心，不能暴露身份。一旦被人发现我们是传单的来源，就很难脱身。没抢到传单的大人非逼你交出传单不可，而围着你的人数总是比你的传单要多。这样，书包一下子就见底了。一人被围住，同伴们解救的方法就是再向人群上空扔去一叠传单，制造出一场新的混乱。这样，被围住的朋友就可以趁机脱身。
有些传单是多页的，钉在一起。我们从不这样散发，因为传单的页数是多多益善。从戏剧学院拿到传单之后，在校园里找个角落，统统拆散后再去街上散发。但是，撒拆散了的传单时要特别小心。人家拿到一页纸，发现只是一份重要文件的第三页，自然愤怒得很。抓住你后，要是交不出其它几页，弄不好会要吃拳头。
我们还搞了一些其它的恶作剧。有时拿到海报，我们不用浆糊贴在墙上，反而用它把人家大门上的信箱口糊得严严实实。我们的逻辑是：主人不敢撕革命海报，连邮差也未必敢把信件插入信箱。破坏海报上的毛主席“最新指示”还不是现行反革命罪？等第二天我们溜回去浏览战果时，往往看到海报一点没动，邮差把信件整整齐齐地堆放在门边。或者，房主已把海报洗刷得干干静静，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