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清早，华山路第二小学的棕色大铁门外又挤上了一群等着进校门的小学生。这时已经过了七点四十五分，校内的上课铃已经打过两次了。校门外的小学生们静静地等着，但大家都有些不耐烦了。我挤在离门洞不到两步远的地方，瞅着几个把守着校门的五年级学生。我知道，今天这些二流子们又要取乐子了。
一个脸上布满了青春痘的小个子好像是领头的。他斜靠在铁门上，右手拦着门洞，恶狠狠地问离他最近的那个二年级学生：
“红五类还是黑五类？！”
“红五类！”二年级男生脸上一付自豪的神情。
“进去！”领头的那个学生挥了挥手，让他进了校门。
这个五年级学生问的是家庭出身，也称家庭成份，简称成份。“红五类”的定义在建国后有过几次变化。建国早期需要统战，红五类包括了“工农商学兵”，即工人、农民（除去富农）、守法商人、学生、革命军人。守法商人那时怎么会挤进红五类里去，谁也说不清，可能是从抗战时搞统一战线的政策沿袭下来的吧。解放初期，私有企业改为公私合营，当时商人还属于党的团结对象。等到这些企业全面国有化后，商人成为历史概念，不久也就被清除出了红五类的范畴。到了文化大革命时，红五类的范围演变为“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红五类子女血统纯洁度得到进一步提高。与红五类相对应的“黑五类”指的是“地富反坏右”，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右派，均属敌对阶级。理论上，这些坏人本来只是“一小撮”。但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会揪出新的一小撮，而解放后又偏偏一场场运动连绵不断。这样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被划入敌人阵营的人已经为数不少了。革命越深入，敌人的阵营越壮大，理解这个现象非得求助于毛泽东思想中的革命辩证法不可。
等那个出身红五类的小男生跨过门坎后，领头的五年级学生转向下一个低年级学生：
“红五类还是黑五类？！”
这个学生与我同年级，叫小笛。他神情紧张，犹豫着，好象没想好怎么回答。
一个等在人群里的学生大声嚷嚷：“他家住在枕流公寓里面，一定是资产阶级！”
一听这话，两个袖手旁观的五年级学生顿时精神抖擞，走上前来揪住小笛的衣领，把他拉到了一旁。小笛连忙辩解：“我爸爸以前是小业主，他的商店早就交给国家了。我们家还有政府发的‘进步商人’的奖状！”
揪着小笛衣领的五年级学生看着脸上长青春痘的小个子，等待他的指示。
“胡说八道！商人就是资本家！”小个子说完把手一挥，揪着小笛衣领的两个学生就把他拽到一边，左右开弓，连抽了五六个耳光。另一个五年级学生冲上前去，使劲踢了小笛一脚。小笛的书包掉到了地上，铅笔盒和课本散了一地。等他们放手后，小笛流着鼻血，蹲在地上把书包收拾好，哽咽着跨进了校门。当小笛低头走过门洞时，小个子伸出右手，在他的头顶上响亮地拍了一掌。
除了小个子外，其他的五年级生都哈哈大笑了起来。小个子此刻则环顾四周，寻找下一个对象。
下面一个就轮到了我。
“你呢？！”
我暗暗地吸了一口气，压住了心里的紧张情绪。
“红五类！”
“那一种红五类？！”小个子上下打量着我，似乎不大相信。
我知道这次我不能说“革干”（即革命干部）。目前除了军队干部外，其它干部都成了“走资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下，走资派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军队干部则属于红五类中堂堂的革命军人，最红，只要说军人就够了。“革干”子弟在当时是一个危险范畴，是以黑为主的。况且，爸爸妈妈也不是什么大干部，干吗去沾那个边。
我直着嗓门，对小个子嚷道：“革命知识分子！”
我嘴上虽这么说，心里也没底。知识分子也是一个危险范畴，里面有红，有黑，有灰，有白，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总的说来，知识分子是一个可疑群体，他们的社会地位取决于种种内在和外在因素，以及千变万化的政治气候。在知识分子的称谓之前冠上“革命”两字其实并不安全，搞不好还会弄巧成拙。革命知识分子可以是跟着共产党打过天下的知识分子，像爸爸妈妈这样的。这些知识分子在文革开始后没被“打倒”的也都“靠边站”了，同属 “走资派”。在我们小楼门前贴的大字报上，爸爸的名字已经被打上红叉叉了。大字报上还给爸爸加了几个头衔：除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外，爸爸还是“假共产党员”，“真国民党员”，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在红卫兵审查时，爸爸记不清他的入党仪式是在文工团驻地的哪一个房间举行的。因此尽管爸爸的入党材料齐全，红卫兵小将们不能相信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竟然会忘记这么重要的历史细节，那爸爸一定是编造了入党的谎言。皖南事变后，国统区一片白色恐怖。当时爸爸所在的抗敌演剧八队被其隶属的国民党战区政治部责令加入国民党；如若拒绝，会面临全队被解散和逮捕的危险。队领导在请示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后，为了保存队伍，指示全体队员集体加入国民党。虽然这段历史在解放后历次运动中都作了结论，不过红卫兵说他是“真国民党员”倒也没太冤枉。爸爸这时是上海青年话剧团副团长，知名话剧导演，说他是“学术权威”也不为过。然而，爸爸的本事都是在革命队伍里学到的，被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实在莫名其妙，何况又是“反动”的。反动就是反革命。爸爸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参加革命，此刻正做着他热爱的工作，干嘛要去“反革命”呢！？
脸上长痘子的小个子打量着我，大概在思索“革命知识分子”是不是可以算作好人。
这时，站在他右边的一个五年级学生贴着他耳边悄声说：“他哥哥是…”
哥哥也是五年级学生；原来他们认识我哥哥。
小个子挥了挥手，对我说：“你进去。”
班上一些有“家庭问题”的同学已经很少来校了。同班同学都住在一个街区，大家都知道各家的背景。红卫兵来抄家时大家也都看了热闹，这时记忆犹新。伪造家庭成份既不现实，还会罪加一等。这些守着校门的铁杆红五类子弟，应该都是工人家庭出身。要是发现你隐瞒出身，还不把你打得鼻青眼肿。不久之前我们还是地地道道、根红苗正的革命接班人。现在，除非你的父母还穿着军装，否则你的血统都会被打上大大的问号。
其实早在我生下后不久，爸爸在政治上就摔了跤。我出生时正赶上反右运动。在那场政治运动中，爸爸系里的几个学生和青年教师被划为右派，送到边远山区去劳动改造，对此爸爸在院党委会上曾经投下了反对票。反右那一年，爸爸漫长的革命工龄保他过了一关。而在一年后开展的，以清党为重点的“反右倾”运动中，爸爸成了学院党委里的右倾代表人物，不得不反复作检讨。除了同情右派的罪名外，爸爸在表演系的招生标准又和院党委副书记费瑛发生了争执。当年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毕业的费书记认为，政治表现和家庭出身是招生的主要标准，因为在战争年代的部队文工团里，“只要有胳膊有腿，人人都能当演员”。爸爸不同意这个招生标准。他认为现在教育正规化了，学院招生除了形体、形像、语音等标准之外，还要具备基本的文学素质和艺术修养。此外，招生还要考虑到考生的培养前途。如果招生标准订得太松，到一年级末甄别学生时会成批剔除，实属误人子弟。在院党委会上争了半天也争不清，于是爸爸就笑着对副书记说了一句，“那我们之间就没有共同语言了”。原意是以此划个句点，结束争论，给双方都下个台阶。
几个月后，在市委宣传部召开的全市文教干部会议上，爸爸妈妈都坐在台下听陈其五副部长作报告。在罗列当前文艺界种种危险倾向时，陈部长不点名地说道：“戏剧学院竟有党委委员在院党委会上公开说，他和党没有共同语言！”
坐在台下的爸爸吃了一惊。他才知道费书记到市委宣传部去告了自己一状，把爸爸与她在招生标准上的不同观点上纲成了政治分歧。同时，还把在这个问题上与她没有共同语言的说法，改换成爸爸与党没有共同语言。在这次全市文教干部大会后，爸爸便成了院党委会上的众矢之的，连自己当年在山东大学的学生中，也有人踹上一脚。结果，爸爸被除去了学院党委委员和副教务主任的头衔，只保留表演系副主任的职务。同时，爸爸还被上海市委宣传部内定为“控制使用”。
不久之后，爸爸接到了为戏剧学院第一期藏族班学生导演《文成公主》的任务。这一届藏族班学生大多是农奴和牧民后代，文化水平底子低，理解和扮演这样一部反映汉族宫廷生活的大戏非常困难。由于排这个戏的难度极大，爸爸在教授藏族学员的同时，也注重在业务上提高藏族班教师的教学能力。《文成公主》上演后得到了一片好评，剧目被调到北京和拉萨公演。剧作者田汉写诗祝贺，周恩来总理上台拥抱爸爸，外交部长陈毅也招待各国使节观摩演出。剧组回沪后，曾经不点名批评过爸爸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请爸爸去他家里吃螃蟹，算是非正式地解除“内部控制使用”了。
几年之后，戏剧学院实验剧团改为上海市青年话剧团，编制从高教局改为文化局领导，行政上独立于戏剧学院之外。实验剧团的演员都是历年来从表演系毕业而不舍得分配出去的尖子学生。这时，爸爸打了报告调去上海青年话剧团工作，当了剧团的副团长和导演。离开了学院的政治纠纷后，他得以在剧团一心排戏，演员们又都是自己过去的学生，那几年爸爸工作得十分愉快。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家也被抄了几回。来自青年话剧团的红卫兵是最客气的，抄家之前还打招呼，以便让孩子们回避。他们运走了家里的藏书和爸爸的笔记本，装了满满一车。戏剧学院的红卫兵也还算文明，只是一个劲地盯着妈妈要银行存折。我们家里没存折，而这些学生怎么也不信。你们俩儿工资一月三百多，都怎么花了？妈妈也说不清。我们家不奢侈，但也从不存钱。工资花完，下个月再领嘛。结果戏剧学院的红卫兵只把剩下的书和笔记本加上一些衣物拿走了。与抄资本家的家相比，来我们楼上抄家的红卫兵一定失望得很。楼里的叔叔阿姨都是戏剧学院的教师和干部，家里抄不出什么变天帐，或者黄金地契之类的东西。
一天晚上，在晚饭桌上爸爸告诉妈妈，这天下午黎明中学的红卫兵来过我们家。黎明中学就在青年话剧团隔壁。与大学生相比，这些高中生抄家时更无分寸，打人杀人往往随心所欲。他们来后盯着爸爸索要青年话剧团的名册。这本名册中列有剧团里所有人员的家庭住址，包括一些著名演员，如祝希娟和杨在葆等人。爸爸就是没给。红卫兵气不过，临走前一个女红卫兵解下她腰上的军用皮带，照着爸爸脸上抽了下来，然后扬长而去。
这年月和红卫兵争执是要有勇气的。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打死你也没人管。红卫兵打死人叫作“对某人采取革命行动”，公安局从不过问。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充其量不过是在革命运动中不可避免的“过火”行为，而往革命火焰上浇冷水是万万不可的，要不就会被“砸烂你的狗头”，公安局也不例外。况且上面明文规定，当前“公检法”（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前不久，上海有一对年轻夫妻在抄家时被打急了，男的拿了菜刀和红卫兵拼命，伤了几个小将，被订为恶性案件，一星期后两口子被法院双双判了死刑枪毙了。政治犯被公检法枪决，那时叫作“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我哪能把这本名册给他们，”爸爸气呼呼地说。“拿着这本名册，他们可以随意上哪去抄家了。这是胡闹！”
在爸爸的用辞里，“胡闹”已经是个重词了。
当时的火车里挤满了到各地“大串联”的红卫兵小将。大串联是让一处的红卫兵到另一处联络，交流经验，把一地的“革命火种”点到另一地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战略决策。中央文革头目是毛泽东的夫人江青，30年代的演员，上海文艺界的老人都认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成了文革的旗手，她的话直接代表毛泽东。铁路局和交通部门接到中央文革指示，红卫兵串联使用所有的交通工具，包括火车、汽车、客轮，一律免费。各地也为红卫兵准备了食宿之地，一切都是政府开销。
大串联的热闹场面也影响了我们这些被排挤在运动之外的小学生。我们虽然没有串联对象，但也很想借革命的名义出去玩玩。这天晚上，我们七八个孩子约好了，晚饭后一块儿到华二小学去要大串联的介绍信。
我们到学校时已经是傍晚六点多了，这时校长和教务主任都还在校长室里工作。她俩儿见我们去了，热情地和我们打了招呼。哥哥在文革前是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少先队）的大队体育委员。我呢，是中队劳动委员。校长和教务主任都能叫出我俩儿的名字。
听完了我们的来意后，校长解释说，小学生不能串联，这是市里的规定。几个五年级同学于是开始提高嗓门儿，对着校长和教务主任吼叫。校长呢，只是不停地摇头，眼睛老是扫回她桌上那迭厚厚的报表。很明显，她希望我们的吵闹赶快结束，她可以把手边的工作处理完后离校回家。
争执了几分钟之后，我感觉到我们可能要空手而归了。
突然，我们一群人里个头最大的老许大声叫嚷：“向毛主席像跪下请罪！”
坐在椅子上的校长身体一震，像触了电一样。她和教务主任都楞住了。很明显，她没想到这个声音会来自我们这群她花了心血的学生。校长抬起头来，慢慢地环顾我们一张张的脸，仔细地看着这群围在桌边的孩子。她那眼神在问：你们真的要我跪下？这是真的？
她的目光最后停留在我和哥哥的脸上。我们俩儿也和大家一块儿大声嚷着：“请罪！请罪！”
我心里也有些奇怪。刚进来时心里那种惴惴不安的感觉，这时随着大家的喧哗已经烟消云散了。
校长和教务主任对视了几秒钟后，一同缓缓地站起来，转过身去，一步一步地走到了挂在墙上的毛主席画像前，双双跪下。接着，她们把头低了下去，下巴几乎触到了前胸。
这以前我们多次看到过中学的红卫兵来我们小学罚校长向毛主席像请罪。这时我们学了红卫兵的样，而我心里却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儿。兴奋感，内疚感，和对我们行为的不可置信感，统统交织在一起。
大家继续默默地站着，看着跪在地上的校长和教务主任，无人出声。校长室里安静得让人紧张。我们交换着眼光，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下一步该不会是有人要动手吧？很难想像有人会打校长。不过谁知道呢？短短几个月之前，在少先队活动时我们还向她们敬礼呢。
我看了哥哥一眼。他脸上那种矛盾的表情让我知道，他心里一定也和我一样困扰。很明显，我们的举动太过头了。我们来学校之前，万万没料到会走到这一步。老许的爸爸是上海顺昌锁厂的工人，那老许可能不理解我们目前正在做什么样的事情。而我和哥哥呢？我们的父亲在剧团里是不是也遭受到这样的待遇？
我无法继续看着跪在地下的校长和教务主任，就扭过了头去。左面墙上贴着的海报鲜艳醒目：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正在这时，校长抬起了头，看着老许问道：“你们想去哪里串联呢？”
我们也没想过。我们一个个呆呆地站在那里，没人答话。
校长接着说，市里规定了，小学生不能去外地，但是在上海市内串联应该是不受限制的。如果我们想去本市郊区，她可以给我们出证明。
我们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大家交换着眼神，还是没人搭腔。
校长又加上一句：“可以去闵行啊。”
闵行是上海郊县离市区不远的一个大乡镇。在那个还没有高速公路的年头，一群小学生自己结伴去闵行也算是一种探险了。
我们马上说可以。
校长和教务主任站了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尘，然后领着我们到了学校主楼边上的锅炉房。校长拿出一个钥匙串，找到了打开锅炉房的钥匙。她让我们等在外面，然后和教务主任一起进去了。
不到两分钟，校长手里拿着一个满是煤灰的小布包和教务主任一起走出了锅炉房。她们领着我们回到了校长办公室，在写字桌上打开了小布包。布包里裹着的是学校的公章和一个印泥盒。校长在写字桌的抽屉里找出信签，写上几行字，然后打开红印泥盒，在信上稳稳地盖上了公章。
我们拿着介绍信一窝蜂跑出校长室，涌进了哥哥班上的教室。
接下来的难题是，只有一封介绍信，给谁用呢？
小铭的鬼点子最多。他说他的书桌里有空白信纸。他拿着介绍信，按在信纸上，趁着公章的红印泥还没全干，又复制了好几张有公印的空白信签。
哥哥和小铭的字写得好，于是由他们俩儿在有公印的空白信签上誊写了校长给的介绍信内容。
回家后，我们给爸爸看了介绍信，要钱去串联。
我们拿的是小铭抄写的介绍信，这样爸爸不至于看出是哥哥的笔迹。
爸爸说：“荒唐。小学还没毕业，你们去串什么联。”
爸爸走到隔壁邻居，舞台美术系的孙叔叔家给他看了介绍信。
孙叔叔拿着介绍信左瞅右瞅，问道：“这个公章怎么是反着的呢？”
爸爸从他手里接回了介绍信看了看，一句话没说，就把介绍信还给了我们。
爸爸从没要我们解释这个介绍信的来龙去脉。而我们呢，再也没提起要去串联的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