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盛夏的一天下午，位于上海南京西路的静安寺前围上了人山人海，街心喧嚷的人声取代了平常繁忙有序的车水马龙。我和哥哥推开密密麻麻的人腿挤到了人群前沿，正赶上穿着草绿色军装，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小将把一座座菩萨从庙宇里拖了出来，推翻在大街中央，加入马路上已经东倒西歪的菩萨金刚们。几个强壮的小伙子抡着十八磅大铁锤，把两人多高的泥菩萨一个个地砸碎，再用菩萨的碎块在街心堆出了一座小山。这时，我顿时领悟到，这些从小让我害怕的菩萨们，不外乎是一群外表糊着泥土的木架子，此刻在重重的铁锤下不堪一击。不久，红卫兵抬来了一个似乎是从美国军用吉普车尾取下的绿色油箱。两个秀气的女红卫兵用木棍提着这个五加仑的油箱，一前一后、一步一颤地爬上这座五颜六色的小山。到了顶端之后，她俩儿旋开了油箱盖，把汽油来来回回地淋在小山顶上，然后一前一后地爬了下来。其中一个姑娘踩了个空，身体顿时失去了平衡，幸好在着地之前被她的战友团团托住。她俩儿下来后，围在小山四周的小将们一一擦着火柴，点燃手里的报纸团扔向山脚。顿时，一团团浓厚的青烟翻滚着冲上了天空。我身边的几个大人一边咳嗽着一边转身离去。后面的人群则推推搡搡，马上填补了他们遗留下的空间。哥哥紧紧地拽着我的手，不让我们被人流冲散。
看着街心燃烧的火堆，我心中充满了复仇的快感。从记事起我就恨透了静安寺庙里的这些菩萨金刚。我家住在离静安寺不远的延安西路上。到了星期天，爸爸妈妈经常领着我和哥哥到静安寺的闹市区逛店购物。逢到有多余时间，爸爸妈妈老是要带我们去看看静安寺院。我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就怕他们提起要去寺院。一跨进庙门，迎接你的是排列在昏暗长廊两侧的十几个巨大金刚。它们一个个青面獠牙，手中持着十八般兵器。那些涂成青黄红紫的脸上，瞪着灯泡大小的白眼珠子，直直地凝视着你。这时你已经自觉是罪人了。在它们的脚下，你战战兢兢地走过长廊。即使不抬头，你的脊背上也能感觉到它们那严厉的目光。当你走到了长廊尽头，一回首就会发现，不管你离它们多远，它们的两眼还是聚焦在你的后脑勺上。爸爸解释说，制造出这种视觉上的错觉是中国古代艺术家的一项成就，而爸爸的这项注解反而加深了我对这些古代工匠的反感。
从阴暗的走廊走进陈旧的寺庙大殿里，明亮的光线顿时让你眯起眼睛。殿堂里烟雾弥漫，一层细薄的香灰覆盖着殿内一切物件。在殿堂深处坐着一位肥胖的女菩萨，就是观音。观音菩萨盘腿坐在莲花座上，眯着眼睛，嘴角上翘，脸上堆出一副虚假的笑容。刻在她座垫上的一朵朵莲花被漆上了艳丽的金黄色，与观音那雪白的皮肤和袈裟形成了不协调的反差。尽管我理解，庙主给菩萨贴金不外乎是提醒人们打开腰包行善，而金子的色彩使我对观音菩萨的敬畏程度不由地直线下降。
看着跪在观音脚下祈拜的善男信女，我不懂爸爸妈妈为什么老是领着我和哥哥来静安寺院。尽管哥哥每次都会积极响应爸爸妈妈的提议，他们不会不知道我痛恨来这儿。我知道爸爸妈妈并不信佛。他们俩都是在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和艺术家。他们来时既不下跪祈福祷告，也不烧香敬佛，而是领我们逛上一圈就离开。几年后我才明白，他们之所以老来静安寺，一定是因为知道我害怕，才要让我练练胆子。
一个男孩子，怕泥塑的菩萨还成。
随着青烟向空中缓缓消逝，人们开始四散。我逆着离去的人潮走向前去，一直走到了离火堆只有几米之遥的街心。脚下烧软的沥青路面像海绵一样随着我的脚步上下起伏，透过胶鞋底传来的高温也让我脚掌发烫。同时，一股股热浪迎面扑来，逼着我眯上了眼睛。在我眼前，破碎了的菩萨金刚的粘土真身己经被烧成了瓦块，此刻余焰正缓慢地蚕食着已经变为焦炭的木框架，把它们进一步化作白色的灰烬。看着这景象，才九岁的我也清楚地意识到，周围的世界正在经历着一场划时代的巨大转折。这时，我心中的快感已经不知去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失落的惆怅，和对不测未来的忐忑好奇心。
1966年的上海街头充满了操着各地口音的几十万红卫兵小将。这些穿着草绿色军衣、戴着红臂章的大中院校学生，驰骋街头，抄家冲机关，不可一世。毛泽东一句响彻云霄的“造反有理”，让他们一夜之间成为天之骄子和伟大领袖改天换地的利剑。1966年春天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没人能够预见到这场新的政治运动规模之庞大，以及它对中国社会及世界形势影响之深远。也没人料到，这场运动将会持续整整十年，也会让千百万人生灵涂炭。一开始，运动的目的似乎只是“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些和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不能兼容共存的旧事物，扫掉就是了，似乎没啥了不起的。不久之后，批判京剧《海瑞罢官》，又打倒“三家村”，运动一步步地迅速升级。紧接着，红卫兵运动扑天盖地而来，杀气腾腾，矛头直接指向“党内和政府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场运动的真实目标也就日益彰显了。
1966年夏秋之交，文化大革命引起的社会动乱达到了高峰。毛泽东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登载在全国报纸的头版，公开肯定了红卫兵运动的合法性，同时号召学生们向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各级领导机构全面开战。短短几个月中，在北京宏大的天安门广场上，伟大领袖八次接见了数百万红卫兵小将。小将们大多不过十几二十岁，身着绿军装，左臂上缠着红袖章，在挤得水泄不通的广场上等上整整一夜。当同样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章的伟大领袖领着他的战友们出现在高高的天安门城楼上，举起巨手向处于半脱水状态的小将们缓缓挥动时，广场上顿时一片狂涛巨浪。人人前拥后挤，歇斯底里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更有人当场晕厥。神智清醒的则当场翻开《毛主席语录》，在扉页上记下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见到了伟大领袖。其实，在广场上的大多数小将充其量只能迷迷糊糊地看见天安门城楼上一排人影而已。每次接见结束后清洁工人清理广场时，地上被踩掉的鞋子被堆成了一座座小山，而这些鞋子的主人此刻早已离开北京回到家乡，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打个稀巴烂，“再踩上一只脚”。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全面瘫痪，大中小学统统“停课闹革命”，街上行人过细的裤管和烫过的头发一律剪掉。上海街头的车辆曾一度改为靠左行驶（因为“左”象征革命），从而导致了大量交通事故。
在那个年代，当红卫兵是青年人最向往的事儿。
我和哥哥都还没资格参加红卫兵。那年我才九岁；我哥哥才十一。依照当时的规定，小学生是不准组织红卫兵的。
一天下午，哥哥兴冲冲地赶回家告诉我，他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案。他同班同学东东的哥哥是上海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发起人之一。那个组织叫作“上海市红卫兵西南地区指挥部”，简称“红西南”，是一个规模很大的造反派组织。东东告诉我哥哥，前一天晚上，他哥哥带了厚厚一叠崭新的红袖章回家，上面印着“上海市红卫兵西南地区指挥部小学分部”。很显然，红西南正在计划招收小学生参加他们的组织。哥哥兴高采烈，信心十足。他说，他和东东一定能说服东东哥哥，让我们在华山路第二小学组织一个红西南分部。
第二天一大早，哥哥和东东一块儿去红西南总部游说他哥哥，可是不到中午就扫兴而归。哥哥说，东东哥哥郑重地告诉他们，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也就是“中央文革”，昨天刚刚重申了小学生不得加入红卫兵的立场。中央文革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中枢，直接代表毛主席。中央文革的指示就是圣旨。因此，红西南不得不放弃了他们原定进入小学发展的计划。
那么他们会怎样处理那些新臂章呢？这些宝贵的袖章一定正在东东家的某个角落里，静静地等待着被销毁的命运。而我们呢，盼它们盼穿了双眼。
世界上的事儿就可以这样不公平。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东东趁他家没人时，带着哥哥和我到了他家的公寓大楼里。我们今天是来拯救这些红袖章的。东东的爸爸在上海民政设计院工作，家就住在设计院宿舍楼二楼朝南的一个大单元里。东东用他的钥匙开了房门后，我们和他一块儿溜了进去。
偷自己家的东西实在太容易了！
这时虽然己是下午了，房间里还是阳光明媚。会客室里沿着墙壁放着一个那时还不常见的长条皮革沙发，窗台上放置着几盆花草。他家的家俱擦得十分干净，整个房间里散发着一股安详宁静的气息。我惊讶地看见到，墙边的书架里还整整齐齐地排满了各种书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我和我玩伴的家里早已找不到这种感觉了。这个家与我想像中红卫兵领袖的形象怎么也对不上号。
东东领着我们悄悄进到了他和哥哥的房间。他打开壁橱，开始寻找那些红袖章。那天晚上，东东哥哥就是把袖章放进这个壁橱里的。因此东东猜想，如果袖章还在家里的话，一定藏在这里面。
壁橱不大，东东猫在里面翻箱倒柜，而我和哥哥则焦急地在他背后观望。等东东打开最底下那个皮箱时，我们几乎已经放弃了最后一线希望。而东东这家伙就在这时转过身来，骄傲地向我们展示了一叠折得整整齐齐的红色臂章。
他没吹牛！这是货真价实的红卫兵袖章！
我们迫不及待地一人拿了一个臂章，翻来复去左看右看，兴奋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崭新的袖章还散发着油彩的味道；三个金黄色的大字“红卫兵”印在正中。像其它所有的袖章一样，这三个大字自然是毛主席的手书。底下印着两行小一些的正楷黄字：第一行是“上海市西南地区指挥部”; 第二行是“附属小学分部”。
我看了哥哥一眼。在兴奋之余，他眼里的遗憾是显而易见的。要不是中央文革下了死命令，我们不就可以戴着这代表着无限权力的臂章，神气地驰骋在上海街头了吗！
当我们还在翻来复去地崇拜着我们手里的小红布时，东东突然说：“别把袖章搞皱了。我哥哥会骂我的。”
什么？东东一定昏了头。不要弄皱？难道这袖章不是已经属于我们的了吗？！
“真的，我要按原样放回去。”东东继续说：“我哥哥要是知道我动了他这些东西，肯定要骂我。别给我找麻烦。”
哥哥说：“没关系嘛。你哥哥销毁的时候不会去数。”
我马上帮腔：“要数也数不过来。”
我们开始一个个地点数。不一会儿我们就数到了五十，还有一大半没动。这叠袖章起码有一两百个。
东东说：“那好，一人只能拿一个。”
说完他拿起最上面的臂章，塞进自己的裤袋里。
那天下午我和哥哥在回家的路上，一面吹着口哨，一面又跳又笑，惹得路上的行人纷纷侧目。注意到别人的目光后，我们就放慢了脚步，故作严肃。
戴着红袖章，就得作出红卫兵的样子。
到家之前我们摘下了红臂章，免得阿姨看到后追问来源。
第二天一早，东东来到我们家。他脸上一片晦气，左眼角上也青了一块，好像挨了巴掌。
他一开口就直截了当地说：“我哥哥知道了。”
哥哥问：“怎么搞的？”
“我哥哥开箱子后数了袖章。他晓得少了三个。”
“那怎么办？”
“他要我来讨回去。”
“讨回去？？？”
“我也没办法！我自己的已经给他拿走了。”
东东这家伙！他当然应该知道，把臂章要回去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儿。好不容易到手的宝贝怎么会缴出去呢！我们试图和他讲理，贿赂，哀求，什么计策都使了，什么手段都用了。
结果东东空手而去。
第二天东东又来了。这回他带了他哥哥的一个条件：如果我们想留下这两个臂章的话，要保证在任何场合都不公开佩戴它们。
“好！！”我和苗苗异口同声地说。
东东还不放过我们：“向毛主席保证？”
“向毛主席保证！！”
这是当时小孩子们互相许诺的最高极限。
违背向毛主席的保证，就是反革命。
东东满意地离开了。
尽管我们向毛主席保证了，我们还是找到了通融的办法。惹祸的不是第三行字么？那我们就把第三行的“附属小学分部”折到臂章的内面。从外面看上去，我们的臂章和红西南的普通臂章没什么两样。有几次我们在路上被真正的红西南红卫兵拦下来，质问我们这么小，哪来的他们组织的臂章。我们一提东东哥哥的名字，他们就放行了。
东东哥哥准是红西南里不小的头目。
红西南是一个有名的“打砸抢”什么都来的组织，所到之处人人避尤不及。我们不久就发现红西南在上海很不得人心。我们戴着红西南的臂章，不止一次被上年记的大人教训：“小小年记要学好！”“你们不要跟别人胡搞！”“小心刮你们一顿！”
“刮你们”就是上海话里的“揍你们”。
为了避免这些训斥和骚扰，我们就把臂章的第二行字“上海市西南地区指挥部”也折进了内面。这样我们的臂章上只剩下红卫兵三个大字，谁也看不出我们是哪帮哪派的，逍遥得很。
红西南有一个对立组织，叫“红东北”，全称“红卫兵上海市东北地区指挥部”。红东北是后起的组织，想与红西南在上海割据一方。可能这两个组织对于上海市的东北和西南理解不同，不久就为了争地盘而大打出手。无论在规模，力量，或在打派仗的凶猛程度上，红东北都不是红西南的对手。几次交锋，他们被红西南打得一败涂地。有一次我们在路上被红东北的红卫兵给拦下了。他们对我们的臂章发生了兴趣，逼着我们把折进去的那两行小字翻开。一看到“红西南”那一行字，他们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大概因为是沾了年龄的光，我们只在屁股上挨了两脚后就被放走了。
躲过这次噩运不久，我们又被一群比我们高上起码一个头的中学生给拦下了。他们没带袖章，大概也没资格参加任何红卫兵组织，都是地地道道的街头流寇。他们倒也干脆，一句话没说，上来几个人，按住我们的臂膀，就把我们宝贵的袖章给抢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