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童年玩伴们从没奢望过活到三十岁。每一个孩子都知道，等下一场战争爆发时，我们都会牺牲，成为烈士。那没什么大不了。等第三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全世界劳苦大众都解放了，共产主义也就最后胜利了。死亡并不可怕，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我希望能够战死在最后胜利之前的一场战役里，譬如那场攻占纽约华尔街的战斗。华尔街那些肥胖的资本家残酷地剥削了全世界劳动人民这么多年，早该去下地狱了。我们倒是担心战争降临得太早，没等我们长大就结束了。要是长大了没仗可打，那我们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
1957年我出生在上海，没多久就赶上了59年到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现在没人还相信那是一场“自然”灾害了。若没有1958年的大跃进与随之而来的全面经济崩溃，哪来这三年灾荒！我对那几年的片断记忆绝非偶然地都与食物有形形色色的关联。记得有次天黑后，妈妈从她工作的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下班回家。进门后，她面带神秘的微笑，从包里拿出来一个带着余温的铝饭盒。我们迫不及待地打开后，见到里面满满地装着从食堂买到的红烧猪肉。我和哥哥还没等晚饭上桌，就把红烧肉解决得干干净净了。直到现在我还能感觉到肉皮上那些没刮干净的猪毛。粗短扎口的猪毛茬子混在美味的肥肉里一起咀嚼，多少有些恶心，但也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狼吞虎咽。当时爸爸正在参与编写《辞海》中的戏剧部分。那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辞海》，政治意义重大，因此编辑委员会就设在茂名南路上的锦江饭店里。锦江饭店当时只招待各地党政机关到上海出差的高级干部，对外并不开放。饭店里设有一个内部营业的小卖部。在那样困难的日子里，小卖部还不时地有糖果和巧克力出现，因此我和哥哥也沾上了爸爸编写《辞海》的光。年纪太小的我还不知道，那几年里上海男女老少仅是饥肠辘辘；在农村里，成千上万的老百姓都饿死了。
我上小学时，全国的形势大有好转。经济复苏了，民众的信心也开始恢复了。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不久又爆炸了氢弹，发射了能运载核武器的战略导弹。当时几乎每个月，报纸上都报道又有哪个亚非拉国家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枷锁宣告独立。随着世界上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社会主义的阵营也日益壮大。记得一天傍晚在广播里传出了美国总统肯尼迪被刺杀的新闻。我们高兴得又跳又叫：“肯尼迪啃泥地了！”心想美帝国主义的总头目一死，世界革命的胜利也就指日可待了！没料到爸爸妈妈脸上一点兴奋的表情也看不出来，只是说，世界上的事儿没那么简单。
不久后的另一个傍晚，爸爸从市里开会回来，压低嗓门和妈妈在说着什么。我悄悄地躲在他们的房门外偷听。听到爸爸说，党中央已经作出决定，要公开反对苏联共产党的修正主义路线，用论战的形式展开全面斗争。还说，社会主义阵营会面临分裂的危险。我告诉了哥哥这个消息，俩人都觉得不可置信。我们无法想象“苏联老大哥”怎么会在这么重要的历史关头背叛世界革命。其实我们也不懂什么叫作“修正主义”，不过听上去一定不是个好字眼儿。第二天我们去问爸爸，也没问出个名堂，反被责备不该偷听大人谈话，还被叮嘱不要到外面去乱说。
尽管我们的小脑瓜里灌满了这些宏大的想法，可我们一点儿也没放松玩耍。我们几乎天天玩好人坏人的打仗游戏，如饥似渴地看各种各样的小人书，也就是连环画。我们还不止一次地和楼里的其他孩子在花园里的草坪上挖洞，想挖到美国去。不料，没过多久，我们平静的小楼和外部的世界一块儿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