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茹菁
针耳朵医师
祖父因「匪谍」身分，未以日本医师证书换领中华民国医师资格，只能在卫生所担任检验师，从事针病人耳朵取血化验的工作。
出生在日治时代大正三年（公元一九一四年）的祖父，天资聪颖，小学时代年年考第一，连续六年担任「级长（全年级学员长）」，打破只有日本人才能担任级长的传统。一生好学的他，通晓英、日语，拥有医事讲习班的学历。
曾祖父对他寄予厚望，指望儿子能光大郑家门楣，暗中为儿子挑选门当户对的好亲事。那年头讲究「先成家，后立业」，然而，祖父却在一次庙会中邂逅了美貌的邻村少女，跟家长闹革命要「自由恋爱」。几经打听得知对方父亲早逝，有意招赘「上门女婿」帮忙家务，曾祖父立刻打了退堂鼓。祖父却不顾家里反对，铁了心「嫁」入江家，把曾祖父气得七窍生烟。
没想到祖父是「假意」入赘，婚后即说服祖母随他私奔返回郑家。身怀六甲的祖母，听从祖父的决定，小两口乘黑逃家。江氏族人不甘受骗，出动全村人追捕，把祖父母绑回江家祠堂，大刑伺候。
曾祖父闻讯赶紧前去营救，花了四百大元才「赎」回祖父和祖母。曾祖母为此耿耿于怀，经常发脾气讽刺祖母是「很贵的女人」。
历经「爱情革命」的小夫妻，并没有「从此以后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曾祖母有意刁难媳妇，饱受委屈的祖母，无颜面回娘家诉苦，因此经常和祖父吵架。
有一次，小夫妻拌了嘴，祖父信步走到伯公（祖父大哥）家，听见一家大小正哭得呼天抢地，原来伯公被日本人抽中「军夫签」，将被遣往南洋参战，伯公的大、小老婆及一群孩子顿失所依，哭成一团。祖父一时心软，同意代兄出征。
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年）七月底，祖父确定被征召到新几内亚拉布尔战区担任军医。此去一别三年多，亲身经历战争的惨绝人寰。
当台湾军夫战后陆续被释放返台，独力抚养四个孩子的祖母，遇有船只返回基隆港，便风尘仆仆赶去，在一大叠军夫名单中寻找祖父的名字。六个月过去了，同时期前往南洋的人都回来了，只有祖父杳无音信。有人劝祖母改嫁：「他大概阵亡了！孩子又多又小，你要乘年轻找人嫁了。」
祖母拒绝了，她相信祖父一定会回来。原来，被列入军医名单的祖父用的是日本名字，因而被当作日本战犯关了起来，过了半年才发现他是台湾人。祖父被多羁押六个多月才回到久违的台湾，终其一生，他绝口不提那半年的遭遇。
祖父历劫归来的那个夜晚，他隔着曾文溪对着村子大声叫喊：「是我啦！我回来了！」自睡梦中惊醒的村人，来不及分辨从枪林弹雨中归来的祖父究竟是人是鬼，便赶紧遣人划船渡溪接他入村。
热情的村人簇拥着祖父踏入家门，祖母含泪陪站一旁，原以为丈夫回来代表苦难将结束，没想到却是另一场灾难的开始。
南洋从军已是祖父今生的重大灾难，不料发生在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远超过二次大战的凄惨。起因于缉烟血案，引发军民冲突及省籍对抗，数日内即蔓延全台，国民政府由大陆增援军队抵台镇压屠杀，各方统计的死亡人数，由数百人、数千人、万余人，至数万人不等，许多人至今生死不明。
祖父自南洋归来后，继承家业务农。读书人不擅农事，未等番薯冷却就喂猪，以致猪仔烫伤肠胃而毙命。祖母因猪仔非病死，力劝祖父宰杀出售，部分猪肉售予玉井糖厂的甘蔗搬运工。
不久，向祖父购买猪肉的几个搬运工，竟因匪谍罪名遭逮捕枪毙。祖父曾与「匪谍」在市场众目睽睽之下有说有笑，又因热爱祖国，为学习国语，经常在家招待外省人，不幸到府家教的老师也是「匪谍」，考虑再三后，决定主动向有关单位说明。祖父从此被贴上「匪谍」标记，被勒令定时向警总报到「自新」洗脑，才保住性命。
「二二八」期间，警总的黑包车四处逮捕所谓「顽劣分子」。每当警鸣声呼啸而过，祖父便急匆匆躲进柴房，用干草将自己层层包裹，颤抖的脸紧贴在污秽的地板上，深恐被逮捕杀害。
为求摆脱「二二八」梦魇，祖父将日本名字改回中文名。他为自己取名郑庆队，谁知当年的户政人员素质低劣，竟在登记时将下一位姓「土」的姓氏，误植到祖父名字的「队」字下，于是郑庆「队」变成了郑庆「坠」，谁会庆祝坠落的人生呢？这个错误预言了祖父悲情的一生。
白色恐怖时期，祖父因其短暂的日本人身分，而饱受国民政府「关怀」，虽然到处贴有「匪谍自首，既往不咎」的标语，但他仍时刻担心不已。当年的黑包车总选在夜晚时分出动，祖父为免被捕，养成了抽烟提神熬夜的习惯，直到他去世，食指及中指仍残留着尼古丁的焦黄颜色。
曾几何时，祖父开始追求豪赌带来的刺激，家中赖以维生的田产，被他变卖殆尽。有时像「赌神上身」，两三下就把同伴的本钱悉数赢来，却又在同伴欲作鸟兽散之际，央求人家：「我借钱给你们翻本，天亮再走好吗？」祖父是如此害怕夜幕低垂的时刻，他借着赌博逃避外界的危险。直到他输光了最后一片田产，才不得不走出家门找工作。
光复后，必须以日本医师证书换领中华民国医师证书，但祖父因「匪谍」身分作祟，不敢递交换证申请书，因此未能取得中华民国的医师资格。他被分发到台南县左镇乡卫生所担任检验师，当年被称作「针耳朵医师（针病人耳朵取血化验）」。
话虽如此，家境清寒的乡亲，仍将病人送往祖父家中医治，「密医」祖父救人无数却分文未取。无力支付医药费的病人或家属，每到采收青菜的季节，便挑来自家栽种的青菜，一箩筐一箩筐的青菜在门口排排站，是左镇乡最温馨的风景。
在祖父担任针耳朵医师任内，台南县的楠西、南化、左镇及玉井（属礁吧哖地区）等，有山有水有树木的穷乡僻壤，到处疟蚊滋生；遭疟蚊叮咬而感染疟疾的人，会忽冷忽热，俗称为「打摆子」。光复后，国民政府决心大力整顿疟疾发病区，并通过联合国卫生组织的援助，执行喷洒DDT的任务。
因为祖父在日治时代曾参加过疟疾防遏医务助手讲习会，受过疟疾的防治训练，因而被征召为左镇地区喷洒DDT的领队，带领喷洒小组长途跋涉去执行任务。当时民智未开，乡民忙于农务，没有人乐意把时间浪费在打扫环境，更认为多一些蚊子问题不大，实在不了解政府何以要大费周章毒杀疟蚊，但碍于政府强制执行的法令，只好让步给DDT喷洒小组进来喷药。
祖父为了杜绝疟蚊再滋生，总是在喷洒之后，不厌其烦、大费唇舌地向乡民解释疟疾的可怕及扑灭疟蚊的重要性，并要求他们在喷洒DDT之后，继续保持环境整洁，若再发现蚊虫，必须马上报请处理。
DDT喷洒工作早在一九五三年即已展开，直到一九五六年才全面扑灭疟蚊。漫长的三年期间，祖父带领装备简陋的DDT喷洒小组，走遍左镇山区最臭、最脏乱的地方，全体队员除了戴口罩，别无其他保护配备。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喷洒有毒的DDT，只为了早日扑灭疟蚊，让同胞远离疟疾的威胁。
深知DDT毒性威力的祖父，喷洒期间总在屋外放置三盆水，依次是清水、消毒水、清水。先用清水淋过再擦肥皂，而后泡消毒水，最后再以清水冲洗干净，以清除DDT残留毒药。
直到防疟工作大功告成，祖父仍保有这个洗手的习惯，而他未入家门先洗手的身影，是大家最津津乐道的故事。
台南生意虎
外祖父世居台南市，自幼失怙，十四岁立志从商，他创立的「益胜纸行」在日治时代即享有盛名，如今已是百年老店。
一九四七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至今已近七十年，事实真相在当事人日益凋零下逐渐模糊。
受难者在搭上奔向死亡的「黑包车」后，有人未经审判即遇难，有人从此下落不明，留存在受难者遗族记忆深处的，只有伤痕累累的尸体和不堪回首的历史。当年有幸与死神擦身而过的外祖父吴昌，是如何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度过余生？如何在众人避之如瘟神的处境中，再创事业高峰？一切的一切都得从二二八事件说起。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四日，我在外祖父的忌日奉祀祭典中，与流亡日本数十载的舅公卢秀峰（外祖母谊弟）初次见面，因二二八叛乱罪名而逃亡海外的舅公，诉说了当年的冤案……
外祖父世居台南市，自幼失怙，十四岁立志从商，赤手空拳打拼出一片天地；他创立的「益胜纸行」在日治时代即享有盛名，如今已是百年老店。
外祖父擅长投资，先后购进良田百亩及整排十六栋的房地产，因生肖属虎，被尊称是「台南市的生意虎」。家财万贯的外祖父，事母至孝又热心公益，经常召集知名仕绅为台南市谋福利，虽无官职却是台南地区实质上的地方领袖。
二二八事件发生不久，来自北部的群众南下串连，台南工学院（今成功大学）学子慷慨激昂挤满一卡车，准备开往宪兵队去讨个公道。外祖父闻讯赶往劝阻，奈何愤怒的学生已失去理智，根本不听老人家的劝止。当年五十八岁的外祖父情急之余，不惜以血肉之躯挡在卡车之前，苦劝激越的学生：「你们这一去，不知要连累多少人？台南市又要因此冤死多少人？如果真的要去，先把我这个老的撞死再去！」
外祖父为保护台南人的生命财产，不惜以肉身相搏。他的爱乡爱民之心，终于让血气方刚的学生在紧要关头踩煞车，并冷静下来被劝回家去。外祖父担心愤怒的学生就像不定时炸弹，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他应当年在民生路开业的侯全成医师之请，共同组成「台南市人民保障委员会」，由汤德章律师担任主任委员，侯医师担任宣传组组长，外祖父任副组长，舅公则担任学生组副组长，主要任务是维护台南市的社会秩序及保护台南乡亲的生命财产。
该委员会在台南市议会举行每日例行会议，讨论各项行政改革，其中包括「阿山仔（外省人）」的安全问题。在那段接近无政府状态的动乱时期，部分暴民迁怒居住台南的「阿山仔」，使得那些来台谋生的「阿山仔」人人自危。
台南市人民保障委员会为保护外省人免于伤害，将他们集中安顿在南门小学，每天派人送米、菜、肉、木炭及柴枝等生活必要品，预备等到乱事平息再送他们回家。
孰知政府军队登陆台湾，当局宣称将「补助」财产蒙受损失的外省人。少数被利益冲昏头的外省人竟恩将仇报，谎称当日是被「包围」在南门小学，并且受到非人待遇，为台南市人民保障委员会安上一条莫须有的罪名。
同年三月十一日，委员会正在召集例行会议，不过几分钟光景，军方车队开来，车上军人皆荷枪实弹，不由分说将与会人员全部抓走。外祖父被关在台南市警察局，十几坪大的牢房人满为患，大家都沉默地蹲在地上等候发落。与他同牢房的尚有台南仕绅蔡丁贵、翁金户及台南工学院学生领袖邓凯雄等人，随后便分批送往台南监狱，每三人关在一间牢房。
当时，表舅叶泽峰正好在台南监狱担任看守职务，因此能打听到「内幕消息」，经常跑到家里报信：「糟糕！听说明天要枪毙！」吓得外祖母四处打听谁「有办法」，未加求证就捧着钱去买命。事实上，根本没人知道谁才真正握有生杀大权。
抱着钱四处乱撒，无异于「病急乱投医」的疯狂行径，但只要有一线希望，即使花的是冤枉钱，外祖母也必须如此。她一边出现在「处决日」的地点，深恐错过夫妻间的最后一面；一边锲而不舍地寻求一线生机，还要打起精神照顾十四个孩子。
外祖父被国民政府当作是台南市的民间领袖，罪名是包围及虐待台南外省人，被列为台南市第二号政治犯。一号政治犯汤德章律师未经审判即于翌日枪决；因受刑求被打断肋骨、无法站立的汤氏被拖往游街示众，枪决后曝尸数日，以致蚊蝇孳生，路人不堪恶臭皆掩鼻而过。
消息传来，狱中人等及狱外家人无不噤若寒蝉，彷如大祸临头的日子就在眼前。外祖父每想及家中「娇生惯养」的妻儿便老泪纵横，那种等死的滋味非亲身经历不能体会。所幸表舅机警，找到当年的六十二师参谋为外祖父奔走，外祖母卖掉一条街十六栋楼房作为代价，这才救回奄奄一息的外祖父。
经过七十九天牢狱之灾的外祖父，身心均遭受重创；莫名遭难的一家人，食指浩繁、三餐不继。那个白色恐怖年代，人人谈匪色变，为求保命而与曾经涉嫌叛乱的外祖父「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就连亲戚朋友也不得不保持「安全距离」，过去的生意客户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考虑下减少订单，四处碰壁的日子持续十多年。带着终生悲怆及遗憾离开人间的外祖父，不但冤情至死不得昭雪，爱乡爱民的事迹也无人知晓。
直到一九九七年，我与母亲家人检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提供的「吴昌先生受难拘捕判决纪录」、「台南市警察局二二八事件逮捕人犯处理情形一览表」及「警备总部对二二八事件人犯判决名册」等文件，向「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具状申请「二二八事件受难者补偿金」，同年五月七日审定「羁押、财物损失、健康名誉受损」等十二个补偿基数，核发赔偿金额新台币一百二十万元。诉讼的本意不在得到赔偿，而在还外祖父一个清白，让吴家后代子孙都能抬头挺胸做人！
曾文溪畔少年英雄
担任法官的父亲，嫉恶如仇，经常得罪黑白两道，终于遇上凶神恶煞……因此决定辞官当律师，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日子，带我们逃命到台北。
据父亲描述，光复前后的曾文溪水量丰沛、水质良好，小时候曾嬉戏跳跃溪边滚烫的大石头，从未想过曾文溪也有垂垂老去的一天。
在溪畔长大的父亲，亲身经历了曾文溪的摆渡史。故乡台南县斗六仔早期对外交通工具只有撑长篙的竹筏，长篙的底部必须包上一层铁皮，才耐得过河底的泥沙石块。
摆渡者最大的威胁是雨天，雨水使河面升高，奔腾的激流常无情吞没竹筏，着蓑衣的渡夫若不幸落入深水急流，多半会因解不开笨重的蓑衣而遇难。村人因此在曾文溪的两岸搭上铅条，筏上的人利用拉麻绳渡河。
想当年，撑长篙摆渡竹筏，非但不是诗情画意的美事，反而是性命攸关的挑战。
一九五九年八七水灾发生后数日，父亲为参加普通考试而赶赴台北应考。由于交通中断，报纸停送，收音机也失声，致使乡民根本不知道外界灾情惨重，所以父亲仍按计划出发。
当时，父亲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分发到台南县左镇乡当小学老师。他暗忖若能通过普考，便能晋升两级，调整后的薪水，对贫困家境大有帮助，因此执意赴考。
持反对意见的祖母，对过去发生的水灾仍心有余悸，一直劝儿子明年再考，参加过二次大战的祖父却不以为然，他将父亲应考之事看作打仗，既然斗志高昂就勇往直前吧！
父亲于八月十一日清晨六时出发，从左镇步行七点五公里的山路，经过被水灾冲断成两半的千鸟桥，一直走到那拔林才搭上兴南客运到台南，然后改搭火车。
到了嘉义，火车因田头地区淹水无法通行，父亲下车想办法渡河，就在竹筏与步行的交替中过了河，上岸后拦了一部北上的卡车，一起搭便车的是一对也要赴考的同乡父子，于是三人结伴同行。
到了西螺大桥，发现桥头已被洪水冲裂，所幸仍可步行通过。众人在艳阳下挥汗如雨前进约一小时，过了桥再搭便车北上；经过彰化街面时，从卡车上清晰看到那些被大水淹过的土埆厝，因浸水融化而倒垮了。建材使用黏土加稻草混合，晒干后的土块正一块块瓦解。
彰化市民从屋内舀水向外泼，所见的人和物皆满是污泥，整个市容污秽不堪，臭气冲天。卡车驶到大肚溪时，看到铁轨整段被卷入溪中，幸好路桥仍可通行，过桥之后才接上火车，到达台北已是隔日清晨四时，足足费了二十二小时才抵达。
当时天色仍灰暗，一行三人好不容易找到歇脚的旅店，却只有一张床。那对父子累坏了，上了床倒头就睡，父亲就着微弱的灯光，读书到天亮。天亮后即赶去看考场，虽然到考的应试者很少，高、普考仍照常举行。同年十二月又补办一次考试，两次考试一起发榜，父亲如愿考取普考教育行政人员。
父亲从台北返南时，火车已分段接驳通车。行经彰化时，听说警员买顺田为拯救受灾民众，一再跳入水中救人，第三次下水救起两人，自己却不幸遇难。父亲闻言悲从中来，因为买顺田正是他的小学同学。
一九五三年，他们才小学毕业，同学们相约在山溪戏水，不谙水性的父亲被急流冲进深潭，正在挣扎之际，买顺田旋即跳入水中救他上岸。天生侠义且水性极佳的买顺田，年纪轻轻就失去了生命，令人不胜唏嘘！
有感于买顺田救灾精神之伟大，促使父亲在捉襟见肘的经济情况下，勉力购买了政府为重建家园而推出的「八七灾区复兴建设有奖储蓄券」。父亲收藏的储蓄券是台湾银行在一九六〇年二月十六日发行的第四期奖券，每张面额新台币十元，每期发行一百万张为限，还本期定为十年，自发行日算起至十年到期时，可凭券付还本金。
这张流传至今的救灾券，父亲一直没有拿去兑换本金，因为它涵盖了无数个不为人知的故事，包括买顺田舍己救人、祖父的军事精神、祖母的慈母心以及父亲无畏艰难的向上心，其价值又岂止面额十元而已？
父亲有八个兄弟姊妹，大姑、三姑已嫁为人妇（二姑早夭），父亲一开始教书赚钱，就要帮着抚养五个弟弟、妹妹。兄弟姊妹虽多，但感情很好。
五姑回忆贫困的家境，她说：「家里只有两颗鸡蛋可以煎成荷包蛋带便当，哥哥、姐姐一人一半，我就只能看。」身为老么总是受委屈，有一次，学校指派代表参加书法比赛，兄妹五人通通榜上有名，祖父说：「长幼有序，哥哥、姐姐先挑毛笔。」五姑拿了一只最烂的毛笔，三叔虽然写得很好，但他的笔头在最后一笔掉了下来，弄脏了整张纸，功亏一篑，比赛结果竟是五姑勇夺书法比赛第一名。
三叔也深受贫困所苦，国民小学坐了六年的「三脚椅子」，原因是缴不起补习费，经常遭老师无故处罚。全班最穷的就是三叔及另一个水电工的孩子，没想到初中联招发榜，只有这两个「三脚椅子」的主人考上台南一中。三年后，爱读书的三叔再度考上台南一中高中部，是家里最有书卷气的男生。
父亲二十三岁如愿考取法官，嫉恶如仇的性格经常得罪黑白两道，在我十三岁那年终于遇上凶神恶煞。
那一年，父亲是基隆地方法院的检察官，因案羁押了一位黑社会角头。在一个暴风雨的夜里，帮派大哥带着小弟，穿着雨衣，抱着报纸包裹、迭成砖形的现钞，来到法院宿舍。钱砖高高地在桌面迭起，大哥黑着脸说：「拿去用，不然就拿来给你家人收尸。」言下之意是──「要死要活随你便」。
几经思考，父亲决定辞官下台当律师，我们在另一个夜黑风高的日子逃命到台北。没多久，那个角头还是被放了出来，当我们用不理解的眼光看着父亲，他说：「至少人不是我放的，我没有做对不起良心的事。」
荡在半空中的戒指
准新娘依习俗，要在未婚夫套戒指到手指一半时，缩手再自行套入，寓意不被丈夫终生管束，不料一不留神竟让戒指脱了手……
有一个场景，偶尔会出现在我的梦境，慢动作似的，一遍又一遍反复播放。那是一对拴了红线，却应着一种不知名的呼唤，晃荡在半空中的戒指，祖母在许久以前说过这个故事。
父亲是穷人家出身，所谓的「家」是个用泥巴塑成的房子，一根大梁横贯其中，一前一后便可吆喝着抬走，半夜还有巨蛇盘行其上，老鼠、蟑螂之辈更是登堂入室。
父亲与手足八人，就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成长。颇有远见的祖父，要求孩子立志报考师专，当老师可免学费又马上有工作，只有这条路，孩子既能接受良好教育，又不会加重家庭负担。
二十一岁那年，父亲以第一名优异成续考取书记官，分发到台南地方法院。这个喜讯让祖父母忧喜参半，喜的是孩子有出息，忧的是没有落脚的住处。祖父愁容满面去卫生所上班，同事吴医师（后来成了我的三舅）关心询问，打包票帮忙：「别烦恼了，我家就住在台南市，房子很大，你儿子就去住我家好了。 」
于是，父亲来到了毕生未曾见过的豪宅大院，那是外祖父的家。由于父亲要帮忙养家，薪水尽数交与祖母，只留下很少的零用钱，虽然已在法院上班，仍旧穿着学生时代的卡其制服。外祖父常在父亲书本里夹字条勉励他，外祖母则是偷偷夹钱在书本里，父亲却从未动用，当时没有人知道两位老人家的心事。
当年母亲十五岁，是个事事由丫鬟服侍的千金小姐。据说曾有高人指点，母亲不是「好命」的女人，并铁口直断：「此女子一生多灾厄，疾病不断，吾可断定她一生无子，且有一次破败姻缘。」外祖父母担心万一铁口成真，一直默默地为母亲寻找个好姻缘。
母亲是外祖父母最钟爱的小女儿，也是当年台南女中及女师专双料女状元，外祖父母不愿才德容貌俱佳的女儿命中注定离婚，打定主意帮她挑个好丈夫，藉此逆转命定的坏姻缘。
暗地观察父亲一段时间后，外祖父母认定他就是老天爷送来的「良人」， 父亲除了去法院上班，就是在房里读书准备考法官，将来一定会有前途。当外祖父还在等待时机向郑家开口，父亲的女同学展开了爱情攻势，一封接一封的情书，被送进吴家大门，两位老人家着急了，立刻表示要父亲当女婿，十五岁的母亲只得领命待嫁。
父亲有感于外祖父母的知遇之恩，接受了这门高攀的亲事，其他家人却意见分歧，只有祖父真心欢喜。祖母及姑姑们隐约感到不妥，「门不当，户不对」是其一；其二是两人相差六岁，台湾习俗上认为不吉利。
已应允婚事的祖父，在妻女的反对声浪中，挥动锄头、破坏了整亩菜田，以一家之主之尊，迫使家人噤声不语，祖母只得忐忑不安地等待儿子婚期。
订婚当天，准新娘依习俗，要在未婚夫套戒指到手指一半时，缩手再自行套入，寓意不被丈夫终生管束，不料一不留神竟让戒指脱了手。全场宾客注视着那荡在半空中的戒指（红线拴住的缘故），心中多半抱持着对这段姻缘的不看好。也许，在那一瞬间已提早泄漏这段姻缘的勉强为之。
母亲奉命嫁入了未曾知晓的另一个世界，告别过去的千娇百贵，穿金戴银的日子远去了。眼前这个不解风情的男子，是外祖父母选择的，她没有选择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丈夫一心只想光宗耀祖，胸怀中充填的尽是大丈夫之事，没有妻子百般柔情的容纳处。这个时候，她却有了不受期待的孩子，连学业也得放弃了；来年，又因女师专停招一年无法复学，好像冥冥中有股力量，将她推入又深又远的黑暗处，让她远离生命中所有的美好。
早产多病的我，让母亲从「小孩子」升格到「大孩子」。十六岁的她必须自己带孩子，不识相的婴儿早也哭、晚也哭，吵得父亲无法专心读书，连考两年法官都落榜，他迁怒于母亲，说她不会带孩子。
外婆急忙抱着我去请教高人，高人建议取一个丫鬟名字比较好养，我因此有个小名叫「阿香」。外公店里的店员见我住在乡下，土里土气，老是调侃我是「阿草」。
他们喜欢恶作剧作弄我，每当我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总能引来哄堂大笑，其实他们真正嘲笑的对象是嫁入「贫」门的母亲，暗地里撇嘴讥笑外祖父看走了眼，「那个穷小子怎考得上法官？」
外祖父在我三岁那年离开了人间，没有等到父亲考取法官，是老人家最大的遗憾。更不幸的是，父母的情分也走到了尽头。
外祖母体谅小夫妻心情郁闷，好意报名参加环岛旅行，带父亲出去散散心。一路玩到了花莲，外祖母带父亲去参观阿美族文化村，美丽的主持人用流利的中、英、日文主持节目，容貌媲美电影明星汤兰花的她，在那一剎那就掳走了父亲的心。外祖母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成了父亲和继母的媒人。
其实，五岁的我早就知道父亲和「阿姨」偷偷约会。我记得他们在我面前所说的每一句话，尤其是那句：「我爱的是你，我从没有爱过她。」
亲眼目睹即将发生的悲剧，我却无力阻止。六岁那年，父母终于劳燕分飞。高人似乎预言成功，所有人的「命运」好像都掌握在他的「铁口直断」中。
这个美丽与哀愁的故事，在我年幼时期被不同的人说过好几次，每个人都是那样惋惜而没有半分怨怼，只但愿生命中那双摆渡的手，快将母亲推向幸褔的彼岸。
所幸，成年后的母亲除去千金小姐的娇贵，靠自己的力量「运命」。五十年前的离婚女子，不见容于社会，她却能面对现实、重拾书本，白天在幼儿园当老师，晚上到夜间部苦读，每年都拿第一名，半工半读完成学业，昂首阔步走入人群。
由于她的「运命」，离婚后得以觅得神仙伴侣，育有两女，幸福快乐！她的命既美丽又不短暂，是「运命」战胜「命运」的实例，也是我和妹妹日夜为她祈祷的幸福。
鸡毛蒜皮事
大女孩和小女孩之间，展开一场又一场战争，所有「过节」都是一些鸡毛蒜皮事，没想到却记恨了一辈子，想来是父亲总是「偏心」继母的缘故。
成年后，无意中在父亲的日记中读到：「问茹菁，『阿姨给你当妈妈好不好？』她说不要，毫无商量余地。」父亲很气馁，竟然连六岁小孩都不站在他这边。小小年纪的我，已提前卷入大人的感情纷争，深深同情被迫退出爱情版图的母亲。
父亲再婚后，「竹笋炒肉丝」的痕迹渐渐爬满我的大、小腿。法院宿舍的邻家妈妈们背后形容我是「家有继母的可怜小孩」，班导师问我伤从何来？我不好意思说是顽皮挨父亲打，推说是跌倒摔伤。我愈不承认愈让老师觉得可疑，最后她决定亲自到府家庭访问，并且认定是被「修理」的。我天生的「可怜相」，让继母受了不白之冤，几乎所有人都把我腿上的伤痕累累归咎于她，总在背后指指点点。
外祖母一直为促成父亲与继母邂逅的环岛旅行深深自责，确定父母复合无望后，她收了继母当干女儿，也真心疼爱继母，拜托她好好照顾两个外孙女。花莲的外祖父母也是善良的老人家，在继母出嫁当天命她下跪、对天起誓，保证不会对两个小女孩动手，继母终生信守她的诺言。
然而，仅仅相差十四岁的继母女，表面平和却彼此厌恶，我和妹妹年幼时曾约定：「如果有一天父亲先继母而去，我们再也不要见到这个女人！」我和妹妹都不喜欢继母，大女孩和小女孩之间，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争了一辈子「爸爸最爱谁」，继母总是唯一的赢家。
其实，所有的「过节」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没想到却记恨了一辈子，想来是因为父亲总是「偏心」继母的缘故。
由于我天生反骨，经常就闯祸，三餐配「竹笋炒肉丝」是家常便饭；然而，妹妹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挨打于她是天崩地裂的大事。有一次，父亲因新铺的水泥地留有妹妹的「足迹」，而狠狠打了她一顿，无论妹妹如何解释，法官父亲拿起她的拖鞋与「现场」一做比对，就把妹妹当现行犯处罚了。直到今天，妹妹仍然喊冤。
光复后的台湾社会，民风保守，公务员闹婚变要被惩处。父亲离婚前是台中地方法院的检察官，离婚后被贬到新竹地方法院任公设辩护人，再婚后又被贬到台东地方法院当检察官。
当年的台东比今天的绿岛还落后，感觉像是被「关」在交通阻断的蛮夷之地，可以想见少年得志的父亲，在降级后的日子里如何郁闷，他为爱情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重。
父亲被调往台东那几年，我和妹妹也彷佛被隔绝在中央山脉的另一边，天天盼望着暑假的来临，可以离开恍若牢房的家。
几年之后，父亲总算摆脱婚变的阴影，调往云林地方法院担任推事，上任第一天对我们颁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以后不准叫阿姨，要叫妈妈。」不小心脱口叫「阿姨」会遭白眼，久而久之，阿姨就变成妈妈了。
我的童年随着父亲一年一调动，从台湾头搬到台湾尾，小学念了六所，中学念了三所。
成长过程中，妹妹和我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委屈。例如，体型愈长愈大，裙钩动不动就扯掉了，小女孩拿着针缝缝补补，小指头常被刺得血迹斑斑，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念国中时，女校长是出名的严格，每天站在校门口检查学生的服装仪容。我因为长得快，裙子变得愈来愈短，天天被校长指着骂：「骚包！」但我不敢向继母要钱买裙子，因为不久前才买一件。直到有一天校长下了最后通牒：「恶性不改，明天再穿这条迷你裙，就不必来上学了！」
隔天，我鼓起勇气向父亲开口。我哭着说：「我把一个星期没吃早餐的钱存下来，还不够买裙子，可不可以先借我？先把下星期、下下星期的早餐钱借给我？」如今回想，我伤心的不是没早餐吃，而是父亲竟看不到女儿的拮据。想当年，辞官当律师的父亲，日进斗金，方圆百里的舶来品商店无人不知「郑太太」，继母想都不想就可以花三万元（当年台北市敦化南路新房每坪才卖三万元）买一双靴子，而我们却没有三十元买一条制服裙。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继母是父母婚姻的第三者；从继母的立场来说，妹妹与我是她幸福婚姻的绊脚石，我们彼此看不顺眼，她也不放过任何可以羞辱我们的机会。而父亲总是闷头吃饭、不发一语，更让我们感受到孤立无援。
继母也常在我学习的时候，给我一记闷棍。当我念着英文：「I am a student.」她会夸张讪笑：「对啊！你实在很丢人（与英语谐音）。」爸爸曾经打圆场：「妈妈的英文好，你们应该跟她好好学习。」就读师范、一路自修法律的父亲，没有机会深入研究英文，外语一直是他的弱项，也许这就是他初见继母以流利外语报幕便惊为天人的缘故吧！
及至长成，我们终于发现继母只会报幕的那几句英、日语，因为工作需要而背得滚瓜烂熟罢了，其实她并不真的懂英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