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燕冬
在我珍藏的老照片里有一组135相机拍照的长征队小照片。有一张照片是一队中学生身背行李打着绑腿走在大路上，我高举着队旗走在前排。队旗上的“长征军”三个大字特别醒目。这支队伍是辽宁省实验中学长征队。往事一幕一幕地浮现出来。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社会混乱，学校停课，学生卷入其中。沈阳市学生会和沈阳市沈字号红卫兵总部为保护学生做出了决定，让同学们做革命人走长征路，去农村，去井冈山，并在初冬时举行了万人长征宣誓大会。当时的省劳模蔚凤英向21支长征队颁发了长征队旗。
会后，负责沈阳长征军的大队长李彦晶赶往北京，组建沈阳长征军北京接待站。长征军的第一支长征队是辽宁省实验中学长征队。队长张国君带领队员，迈出了向井冈山进发的第一步。一支支中学生长征队，相继走出了沈阳城，奔向革命根据地。
我看着狼牙山的几张照片，想起了那一段的经历。长征队走到河北易县时，贾仲敏的脚起了一个近乎鸡蛋大的血泡，大家强行安排她住进易县医院治疗。长征队在团山休整。
我们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开山放炮，抬大石头，挑土，修梯田。最能吃苦的赵新省被乡亲们称为铁姑娘。我们吃住在秀英家。她和大娘给我们做饭，烧热炕。第一天吃饭，秀英双手捧着一碗猪肉炖菜端到我的嘴边。她虔诚的动作，让我感动又惶恐。我震惊地看到秀英和大娘在灶间喝着清汤，没有肉没有菜。
1月22日我们登狼牙山。乡亲们在村口一再叮嘱我们：“你们要活着回来，一个都不能少啊。”还在村口等我们归来，查人数。革命根据地的乡亲们太好了。
我们沿着羊肠小道向棋盘坨主峰进发。小道的一边是陡峭的山，一边是悬崖，有的地方要匍匐着爬行，鬼见愁隘口狭道，更是险恶。我们手拉着手，小心翼翼地慢慢地走，不敢往下看，真怕跌下去粉身碎骨。
1941年9月，五位勇士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葛振林、宋学文战斗到子弹打尽，英勇跳崖。山顶的纪念塔，有聂荣臻元帅的亲笔题词“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塔前摆放着很多红卫兵敬献的红旗和红袖标。我们向五勇士鞠躬献红旗，拍照留念。
我们离开的那天，全村的老少乡亲们聚在村口送行。他们挨个地拉着我们的手，流着泪说：“你们是毛主席派来的人呐！”“你们一定要回来啊。”七八个年轻人送我们，翻过了一座山，还不肯回去。想着这几天乡亲们对我们的热心照顾，想着昨晚大娘一直流泪的情景，我扪心自问：我为乡亲们做了什么？分别的难过和愧疚之情交织在心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长征队在晋察冀革命根据地走访革命英雄。我们在安洲县城听小学老师讲述革命烈士的英雄事迹，在革命烈士碑前致哀敬礼。在安新县刘诚大爷家的热炕上，听他讲在白区搞地下工作的故事。在大张庄访问雁翎队队员孙革，听他讲了雁翎队在芦苇荡，利用隐蔽的水路与鬼子打仗的抗日故事。在郭里口访问了猛虎连连长李柱、队员赵老群，听打鬼子的抗日故事。我们跟着老革命家钻地道，亲身体验在地道里作战。在河间访问回民支队的连长马庆喜同志。访问了在河间的解放战斗中两次负伤的吴炳生老同志。
我们以军队为榜样，身背行李和书包，打着绑腿，在寒风刺骨、时有鹅毛大雪的冬天每天行军几十里路。我们忍受着风雪的寒冷，脚底打泡的疼痛和行军的劳累。我们也曾啃冻干粮解饿，吃雪含冰止渴。我们的年龄大的十九岁，最小的十四岁。队长李彦晶常常在队伍里跑前跑后，照顾大家，到了驻地查看每人的脚伤，还特别用心照顾最小的孙晓旭。周景杰为大家烧水泡脚挑泡，坚持写长征小报。张国军、张述岭和张述成等队友，经常帮助掉队的队友背行李。我们在“长征”中建立了越来越深厚的友谊。我经常掉队，也经常被队友抢走了行李背包。温暖的友情更增加了我的信心。
长征队十二名队员在1966年初冬从沈阳出发，经辽中、盘锦、锦州、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抚宁县、卢龙县、邦均县，历时两个多月到达北京。长征队在北京休整后，增加了八名队员。在晋察冀革命根据地走过了十二个县城两个市：易县、满城、保定市、安新县、任邱县、河间县、肃宁县、饶阳县、深县、东鹿县、新河县、巨鹿县、任县、邢台市。全部行程3,000多里，历时三个多月。
1967年初全国停止串联。2月12日长征队解散。我们回到北京，在天安门合影留念，互相告别。长征队的队员有辽宁省实验中学的学生李彦晶、张国君、周景杰、张述玲、王建中、郑德中、金辅东、贾仲敏、赵新省、汪辉、孙晓旭，周晓莉和我；沈阳市二十中学学生李敏、李小平；沈阳市八十五中学学生马世良、杨红旗、欧阳长征；盖县中学生张述成和北京市中学生程卫国。分别了，我们流着泪难分难舍地互道珍重。我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久久不愿分开。
五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回想起这些往事，仍然心生感怀，也更加想念可敬可爱的队友们。长征队只有三个多月的暂短时间。它在宇宙时空中小若尘埃，在中国历史中微不足道。但它是一群有理想的中学生在特殊年代的革命壮举。在我的生命中，它是人生启蒙的一段时光，是撞击心灵的一段路程，是人性的真善美的一段情感。这是我一生难忘的“长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