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燕冬
东北大地，天寒地冻，漫天飞雪，地上一片银白。突然一阵急促的叫喊声在达子窝棚知青点门前响起来：“赵大夫，赵大夫。”
我刚睡下，迷迷糊糊地听到有人叫我，便一骨碌爬起来，边穿衣服边问：“谁呀？”
“我是老王，小窝棚的。我孩子烧迷糊了，你快去瞧瞧！”声音里透着焦急。
他的话刚落音，我已拎着药箱冲出来。我俩朝小窝棚奔去。小窝棚离达子窝棚不太远，快走五分钟就到了。
村东头的第二个小土房就是老王家。我跨进屋，看见小孩直挺挺地躺在炕上抽动着。我赶紧去掐孩子的人中。不一会儿孩子的抽搐停了。我摸他的头，“好烫。几天了？”我问着话，快速地检查孩子的体征。量体温，查心率，听肺部，查皮疹。孩子的心跳像打小鼓似的，跳得特别快，肺部有明显的湿罗音。“有痰吗？什么颜色?”我快速地下了诊断：高热抽搐，急性肺炎伴心衰。我对老王说：“太危险了，高热，肺炎，心衰。赶紧去医院。晚了就没命了！”
老王愁苦着脸，说：“赵大夫，俺没钱呀。求求你，给娃治治吧。”
我知道这几个村穷，穷得连买盐的钱都没有。是啊，半夜三更上哪借钱？就算立刻套马车去医院，跑十多里地，也得一个小时，怕是来不及了。救人要紧哪。我知道当务之急是要立刻退热，抗心衰，就喊：“快弄水，擦头，脖子、胳膊窝、大腿根都擦。快！”同时找出药，先照着小屁股打了一针退热针。孩子都没有反应。接着扎头皮针，静脉注射西地兰葡萄糖治心衰。我一边慢慢地推着药，观察着孩子，一边催促着：“再换手巾，冷水擦。”想起外面正下着大雪，就叫老王弄点雪放水里。老王两口子忙得团团转，一个端碗弄雪，一个不停地给孩子擦身子。
不知过了多久，孩子出汗了，热慢慢地降下来了，心衰也缓解了。我舒了一口气，发现自己一脸的汗，棉猴外衣还没脱。接下来，配青霉素过敏试剂，给孩子做过敏试验。我告诉老王，如果能打青霉素，就可以在家治疗肺炎。如果青霉素过敏，你还要去医院打滴流。还好，小孩的青霉素实验阴性。注射青霉素六小时一次，一天要来四次打针。
看着小孩平缓了，我悬着的心也放下了。老王媳妇看见孩子好转了，对着我扑通一声跪下来，连连磕头，说道：“你是救命恩人呐！”我赶紧扶她起来，“别，别，别这样，这是我应该做的。”
老王，叫王义顺，只有这个三岁的儿子。两天前咳嗽，发热，没当回事，今晚上发高烧，抽了。我打量着他们的家，破炕席上卷着一床破被子，还补了几块补丁。地上没有东西。真是家徒四壁，看着心酸。
我看了表，凌晨三点多了，金山堡队的老金家的儿子该打针了。老金的儿子五岁，得了急性肺炎，已经打了四天青霉素，病情明显好转。我昨晚给老金家孩子打针，回到青年点已是十点半了。睡了不到三个小时，就被老王叫来了。我赶紧收拾药箱，嘱咐了几句，就往外走。夜漆黑黑的，雪还在下，小北风夹着雪刮在脸上有些疼。我缩了缩脖子，带好帽子，顶着雪赶往三队去了。
我是1968年的知识青年，看到农村缺医少药，社员没钱看病，就自己学习针灸，想为社员解决病痛。为了找准穴位，我自己扎自己，体验进针的感觉；有时扎出血，出现了淤青。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针灸技术越来越好了。
我从1970年当大队赤脚医生，负责金山堡大队的三个小队的医疗工作。那年的冬天特别冷，得病的人很多。大队没有钱买药，我的药箱里只有很少的急救药和消炎药。这点消炎药都留给小孩了，而给大人治病都用针灸和自己采集制作的中草药。
周大娘，患有慢性气管炎，多年咳喘，喘得躺不下，只能坐着。我给她针灸了几个月，还是时好时坏。有一天，我用了天突穴，在锁骨窝处进针，她立刻感觉嗓子清了。我好兴奋。等我再看赤脚医生手册，才知天突穴的危险，进针深了会穿破气管。我吓出一身汗，有惊无险哪！一些社员的头疼脑热，腰疼腿疼，通过针灸都有了好转。每个队都有几个老病人，要天天针灸。我从早忙到晚，错过午饭就饿着肚子。我背着药箱走街串巷，看病扎针。每到一处，都有人围过来，扎针的，要药的，来说话的，还有看热闹的。我笑称自己是乡村卖货郎。
大队准备发展我入党，要政审，派人去我父亲单位调查。不久，大队王荣主任找我谈话，说：组织决定撤去你的赤脚医生，交出药箱，回小队劳动改造。因为你父亲是走资派，你和地主富农的孩子一样，属于接受改造的人。我们不信任你，不放心你给贫下中农看病。我听了王主任的这番话，很震惊。父亲还没定论，就不信任我了，还把我视为接受改造的另类人。我是知青，不是被改造的人。我委屈，我没法接受这样残酷的事实。
在回青年点的路上，“我们不信任你”这句话反复在耳边响着。一个满腔热情的知青，一个真心为社员看病的知青，一下子被社会抛弃了。我感觉自己被推进无底的深渊，眼前一片黑暗。我扶着树，在林带里摸索着，跌跌撞撞地走着。
天很黑了，我还没走出林带。这个通往达子窝棚的林带，我每天都走几遍的路，今天却走不出去了。
几只乌鸦惊叫着，飞出树林。我定睛细看，发现自己绕着几座坟包，走了一圈又一圈。我一惊，清醒了。我想，我得走出去，我一定能走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