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2月作者张雅文赴比利时采访本书主人公钱秀玲老人
第一章
与魔鬼博弈——为了生命的权利 /1
一张绞刑布告贴出了全村人的绝望。一个柔弱的中国女子，却叩开了纳粹德国将军的大门；一位深受希特勒赏识的德国将军，却被盖世太保关进集中营。这一切，将演绎出怎样的故事？对过去闭上眼睛，就是对现在的盲目，不想记住那种非人的行为，就会失去抵抗力，再次染上新的疯狂！
——西德总统里夏德·魏茨泽克
战争是什么？战争就是一台少数人操纵的绞肉机，多少无辜的生命，多少美满幸福的家庭，都毁于这台绞肉机里。那些不顾自己被绞死的危险，拼命从绞肉机里抢救他人性命的人，就是人类的天使！
[一]
一张绞刑布告贴出了全村人的绝望。一个柔弱的中国女子，却叩开了纳粹德国将军的大门。一位深受希特勒赏识的德国将军，却被盖世太保关进集中营。一位比利时的反战女英雄，却疯狂地爱上生死未卜的比利时头号战犯。比利时政府为什么将一枚英雄勋章，授给一位中国女性？这一切，将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百年不遇的传奇故事，它跌宕起伏的情节，深邃旷达的人性展示，有着虚构无可比拟的珍贵，因为它来自历史的真实。我对故事中的人物，曾经苦苦追踪了15年，2014年夏天，终于完成了有关人物的最后采访。于是，我怀着敬畏的心情，开始了这篇纪实作品的书写。
就从1945年7月，那个遥远而激动人心的时刻说起吧。1945年7月21日，距离中国万里之遥的欧洲国家比利时，迎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国庆日。这天上午，在比利时英雄城市艾克兴市，当年击毙三名盖世太保头子的中心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缅怀英灵、表彰英雄大会，以纪念为抗击德国法西斯做出贡献的英雄志士。广场上，彩旗飘扬，人头攒动，人们翘首盼望着一位最重要人物的到来。随着一阵渐近的汽车马达声，市长派去的轿车驶进广场，只见一位身材瘦小、美丽端庄、气质高雅的东方女性与她先生走下车来，全场顿时沸腾了。鲜花、掌声、热泪，一双双激动不已的臂膀，一张张热泪盈眶的笑脸，纷纷上前拥抱她——
人们给她戴上花环，簇拥着她，用人类最美好的语言赞美她，称她是“圣母玛丽亚”，是“比利时的母亲”，是中国与比利时人民的骄傲，对艾克兴市有着再造之恩，将以她的名字命名街道，向她颁发比利时的英雄勋章……她却微笑着，连声道：“不不！请不要这样，那是我应该做的。而这一切，都是法肯豪森将军帮助的结果。”此刻，她所说的法肯豪森将军，却不知被关在哪个阴暗潮湿的监狱里，等待着生死未卜的大审判呢。当时，在黄种人备受歧视的欧洲，一位中国女性为什么受到如此崇高的礼遇？那位曾在比利时叱咤风云的纳粹将军，将会受到怎样的审判？
他们之间，到底发生过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这要从更久远的1943年，那个可怕的早晨说起——故事发生在比利时一个叫艾尔伯蒙的偏僻小村。我曾去过艾尔伯蒙，它位于比利时南部，人很少，不足千人，很幽静，周围林木茂盛，一条清澈见底的色莫河，从村外蜿蜒而过，远远望着，隐约可见远处13世纪奥斯弗古城堡的屋顶。1943年3月12日，那是一个充满阴霾的早晨。在此之前，艾尔伯蒙小村很平静，虽然驻扎着四名德国兵，但并没有发生流血及杀戮事件。村民的生活虽然很艰难，食不果腹，常常用蘑菇充饥，但日子过得还算太平。
可是，3月12日早晨，从广场上传来一阵悲绝的哭声，突然打破了小村的宁静。全村男女老少纷纷向广场跑去，只见一对中年夫妇扑倒在一张布告前，痛不欲生。这是一张绞刑布告，上面写着：三天后，将对本村反战青年罗杰执行绞刑，绞刑地点就在村中的广场上，全体村民必须参加！1943年3月12日这无异是一声晴天霹雳，把原本平静的小村，给炸开锅了。一时，绝望、恐惧、哭喊、不知失措，撕扯着每个人的神经，使小村陷入了灭顶般的绝望与恐慌。
罗杰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长着一双灰蓝色的大眼睛，很帅气，在村里口碑极好，是家里的独生子，父亲是警察。未婚妻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学教师。两个深深相爱的年轻人，已经定好婚期，几天后，就将走进教堂举行婚礼了。可是，这张绞刑布告却像阎王爷派来的小鬼，瞬间撕碎了一切美好愿望，等待小伙子的不是婚礼，而是绞刑架。而且，上帝留给小伙子的时间，只有三天了！三天后，他将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盖世太保送上绞刑架……
原来，罗杰是一个有血性的爱国青年，秘密参加了地下反战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比利时就饱尝了德军的蹂躏。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德国又入侵了比利时。这个独立小国根本无法独立。它像所有被侵略的国家一样，被搞得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就连不足千人的艾尔伯蒙小村，也驻扎了四名德国兵。比利时民众对纳粹恨之入骨，组织起名目繁多的各种反战组织，偷偷地捣毁德军设施，炸坏铁路，摧毁矿山，秘密发行四十多种反战报刊。而且，布鲁塞尔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欧洲的谍报中心，曾使希特勒及希姆莱大为恼火的“红色乐团”总部，就设在布鲁塞尔。自从1940年5月，纳粹德军占领了荷、比、卢三个中立国家及法国北部之后，比利时人民的反抗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
这天深夜，罗杰正在铁路线上偷偷地埋地雷，准备炸毁德军军列时，突然被盖世太保发现了。盖世太保对反战分子的政策，极其残酷：一律格杀勿论！反战志士一旦被捕，就休想活命，等待他们的只有绞刑或枪毙。罗杰被逮捕后，他父亲四处求情，连比利时国王都找了。国王和王后出面，找到布鲁塞尔的盖世太保头子米哈耶上校，为罗杰说情，却遭到了米哈耶上校的拒绝。罗杰父母悲痛欲绝，认为儿子肯定没命了。全村民众纷纷跑到罗杰家里，围着罗杰家人，哭作一团，却又无能为力，只能在胸前默默地画着十字，祈祷上帝。可是，上帝在哪里？就在全体民众悲痛绝望，呼天不应，叫地不灵之际，一位长相出众、身材瘦小的东方女性，出现在众人面前……她进门就说：“请大家不要难过，我想办法去救罗杰！”
听到这话，村民们顿时面面相觑，纷纷向她投来质疑的目光，心想：比利时国王和王后出面都不行，你一个无职无权的中国女人，有什么办法能救罗杰？村民们觉得奇怪，这个从不爱说大话，有教养，深受村民爱戴的白兰芝太太，今天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在这种时候，开这种天大的玩笑？ 罗杰父母老泪纵横地摇摇头，向中国女人表示感谢。他们根本不相信她的话，他们知道，他们的儿子必死无疑，任何人都回天无术了。这个中国女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敢在这种时候，说出这种大话？她跟纳粹德国上层，到底有着怎样的特殊关系？
[二]
这事要从更久远的年代，从一位更重要的人物说起。1934年4月末，一个雾霭沉沉的早晨。在中国上海码头，在一阵海鸥的嘎嘎叫声及人群的喧嚣声中，蒋介石派来的梁秘书及几位官员，迎来了一位远道而来的尊贵客人——他就是蒋介石从德国聘请来的高级军事顾问团团长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只见年近花甲的法肯豪森将军，身材挺拔，长相冷峻，一手挽着气质高雅的夫人，一手牵着三条爱犬，迈着军人特有的步伐，走下了“杜伊斯堡”号客轮。这对老夫妇没有儿女，养了三条爱犬，爱犬就像他们的孩子一样，与他们朝夕相伴，形影不离。法肯豪森将军要来中国就职，不忍心丢下三条爱犬，就把它们带到船上，跟他们在海上颠簸了数十天，一起来到中国。我在采访中发现，法肯豪森将军的确很爱犬，他的好多照片都抱着爱犬。坐在敞篷汽车里，身边还坐着一只德国牧羊犬呢。
法肯豪森将军所以被请来中国，担任高级军事顾问团团长，源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与德国的军事交往。当时，蒋介石看到德国的军事和工业发展很快，希望将德国先进的军事化管理、战争方略、战斗技能，尤其将“德意志精神”引进中国军队，在中国建立一支强大的国防军队，对其捍卫统治，抵御外寇，起到重要作用。于是，就以月薪2000美金，从德国高薪聘请退休的高级将领，来华担任军事顾问。1928年11月，马克斯·鲍尔上校率领包括十名军事训练专家，六名军械后勤专家，四名警政专家和五名经济、铁路管理、医疗、化工专家，共25人组成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来到南京，成为第一批德国军事顾问团。在之后的十年里，先后有135位德国顾问来华任职，其中八人客死中国。
由马克斯·鲍尔、赫尔曼·克里拜尔、乔治·魏采尔、汉斯·冯·塞克特、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等人为团长，组成了四批德国高级军事顾问团。这些在德国赫赫有名的军官，以日耳曼军人严谨的工作作风，高超的军事素质，对蒋介石的军队进行改编、指导、培训，对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及军人素质，推动军队的现代化装备等诸多方面，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日军发动侵华战争期间，在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台儿庄战役等战役中，都出现了德国顾问团的身影，都有德国顾问团的参与。当然，在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工农红军展开五次大“围剿”中，也少不了德国顾问团的参与。
这期间，中德两国在贸易方面，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成为德国工业品和军火的庞大倾销市场；中国是德国在远东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所拥有的丰富的战略物资钨、锑、锰等，则是德国制造先进武器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资。1934年3月初，被誉为德国“国防军之父”的汉斯·冯·塞克特将军，因身体原因，向蒋介石提出辞呈，辞去顾问团团长一职，并向蒋介石郑重推荐，由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来接任他的军事顾问团团长一职。塞克特将军曾与法肯豪森将军一起工作过，他高度赞扬法肯豪森将军的军事才能及人品。蒋介石接受了塞克特将军的力荐，同意聘请法肯豪森来华接任顾问团长一职。于是，已经退休的法肯豪森将军，于1934年3月下旬动身，带着夫人维德考帕女士，牵着他的三条爱犬，从德国汉堡港登上了开往中国上海的“杜伊斯堡”号客轮。在人才济济的德国军界，塞克特将军为什么力荐法肯豪森将军来接任他的顾问团长一职？法肯豪森将军，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三]
法肯豪森出身于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
1878年10月29日，一个小生命背负着父母两个家族的显赫地位，在西里西亚（今波兰地区）一幢豪宅里降生了，成为冯·法肯豪森家族的第二个小公子。其母亲共生了九个孩子，五男四女。法肯豪森的曾祖父是德国巴伐利亚著名城市安斯巴赫的公爵，是拥有两块领地的大领主，参加过抗击拿破仑的战争。其祖父子承父业，也是一位大领主。其外公舒勒·冯·桑布德恩公爵，是一位战功卓著的德国军官，曾在德法战争中，因指挥有功而获得过勋章。父亲是天主教的主事，一位骑马高手，但身体欠佳。出生在这样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法肯豪森从小过着无忧无虑令人羡慕的贵族生活，钓鱼、游泳、骑马、狩猎。不过，像许多纨绔子弟一样，他和哥哥给这个显赫家族带来的不是什么荣耀，而是留级，不堪入目的成绩单，是让父母在老师面前深感汗颜的顽皮和淘气。
童年的法肯豪森，从不把心思放在学校的书本上，而是沉迷于古希腊的英雄故事当中，就像中国的青少年沉迷于金庸的武打小说，今天的孩子沉迷于网络游戏一样，整天捧着古希腊的《历史》、《荷马史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书，沉迷于古希腊史诗般的战争中，幻想自己长大以后，也成为一名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像奥尔甫斯、奥德修斯、埃涅阿斯那样，去打败敌人，去拯救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这种英雄情结，主宰了法肯豪森的整个童年。古希腊史诗中的英雄，教育他做人要勇敢、正义，要有敢于担当的精神，不要退却。英雄情结所给予他的优秀品质，渐渐成为他的生命底色。
他所出生的西里西亚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多国家的杂居之地，居住着波兰、德意志、捷克、摩拉维亚、犹太人等，说着德语、法语、斯拉夫语等多种语言。这使法肯豪森从小不仅学会了多种语言，而且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后来，当希特勒开始反犹太人时，他却认为，犹太人在粮食、牧业、科技、商业等方面，为德国做出了很大贡献。犹太人同样有生存的权利，不应该敌视他们。父母对这不争气的哥俩儿大为恼火，为了让他们“改邪归正”，父亲到更具有文化气息的布里格市买下一幢大房子，希望哥俩儿在新的环境里能好好学习。可是，刚转到新学校不久，父亲却收到校主任送来的一封信，信中说，希望将您的两个宝贝儿子带回家去，学校实在无能为力了。于是，哥俩儿被劝退学了。哥哥比弟弟的学习更糟，留级留到跟弟弟同一个班了。不过，哥哥是老大，学习再不好，将来也有家产继承权。按照当时德国沿袭下来的规矩，一个家庭只有长子有继承权，其他子女只能分得一小部分财产。父亲看到两个儿子太不争气，只好放弃他们受正规教育的打算，1890年10月1日，将哥俩儿送进维尔斯达特一所贵族子弟军官学校，哥哥上四年级，法肯豪森上五年级。
对一个爱幻想的少年来说，常常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法肯豪森这把打不开的锈锁，却被军官学校这把钥匙给打开了。打开锈锁的，并不是军校严厉的校规，而是一个少年的自我“醒悟”。按理说，军官学校军事化的生活，严酷而枯燥，每天要上五六个小时的课，还要练体操和剑术。除了严格的训练，学校还规定学生必须在一个破旧的公共食堂里进餐，一日三餐不仅简单，而且供应不足。学生们经常为争一块小面包而大打出手。对一个12岁的贵族少年来说，军官学校的生活是乏味而厌恶的。但是，对一个怀有英雄情结的少年来说，却是另当别论了。
尽管当时，法肯豪森并不知道中国孟子所说的那段名言：“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但是，他却觉得，学校严格的管制将是对自己毅力的最大考验，是对自己成为英雄的最好磨炼。他知道，他将在戎马中度过一生。他坚信拿破仑的那句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他当然想当将军，而且要当最大的将军！于是，他不仅刻苦学习，认真操练，而且，开始阅读德、英、法国的诗歌，在朗诵歌德与邓尼生的诗歌中，排遣寂寞，寻找乐趣，从中得到自勉与启迪。
他喜欢读历史，历史使人明智，还喜欢读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的作品。苏格拉底的那句名言“为真理而死”，给他留下深刻的记忆。阅读不仅使他获得了知识与自勉，而且使他思路大开，经常考虑一些世界与国家的大事。他小小年纪，居然考虑一些与他年龄并不相称的问题：欧洲政局这么不稳定，各国政治动乱，随时都会爆发战争，作为一名年轻士官，我应该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什么呢？知识使他过早地成熟起来，而成熟的思想，又使他与其他同龄人拉开了距离。
1894年3月18日，法肯豪森离开西里西亚，升入特菲尔德的高等军事学校，被分到第8 军团，成为一名戴头盔、佩枪支的真正军人。升入高等军校以后，他对学习更加自觉，更加努力了。而且，经常考虑一些他这个年龄不该思考的问题，什么君主制度是否是符合时代精神的制度，人们是否更倾向于共和制？……对于德国来说，当时君主制还是比较适合国家体制的。当然，他想得最多的，还是作为一名年轻军官，应该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什么。1896年，18岁的法肯豪森，已是一个英姿勃发的英俊少年，他在全校考试中一举夺魁，获得优秀学生称号，成为高等军校的一名佼佼者，从而获得比同龄学生早一年提升军官的机会，并且参加了国王护卫队，为国王生日庆典服务。第二年被任命为奥尔登堡步兵团少尉。就这样，这个从小被老师劝退，让父母大伤脑筋的调皮学生，变成一名德国著名高等军校的高才生，成为这个显赫家族的骄傲。父亲得知儿子获得优秀学生的称号，高兴得眼含泪花，说他相信儿子，将来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前程！1904年9月24日，26岁的法肯豪森，挽着美丽、聪慧的维德考帕小姐走进教堂，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维德考帕小姐出身于德国北部奥尔奔堡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摄影师。当得知女儿要嫁给一名军人，母亲对维德考帕说：“女儿，你跟着法肯豪森，注定是动荡的一生。”这话果然让她言中了。但是，维德考帕对法肯豪森却一往情深，跟随戎马一生的丈夫，四处奔波，无怨无悔，直至离世。法肯豪森的天资与才能，为他的戎马生涯铺下一条光明大道。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他以德军中尉身份，跟随联军统帅入侵中国。不久，进入参谋大学学习，后来又进入柏林大学东方学院学习，1909年毕业，被派到德国参谋本部任情报官。1912年，被派驻德国驻日使馆任武官。1914年，以连长身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结束，他担任军事教育与训练监督，后来升任步兵团长。因其在战争中的卓越表现，曾获得勋章。1927年，任德累斯顿步兵学校校长。1928年4月，被晋升为少将；1929年10月，被晋升为中将；1930年1月31日退役；1934年3月，被晋升为上将。至此，他的人生就像战地里的黄花，一片金灿灿的辉煌。然而，任何人的命运，都逃不脱大时代所赐予他的人生“宿命”。无论是一介草民，还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将军，都是如此。
[四]
法肯豪森没想到，他会第二次来中国。第一次来中国，是以侵略者的身份，第二次，却以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的身份被总统聘请来。法肯豪森是一名职业军人，戎马一生，在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旅生涯中，为其国家打过无数次仗，见过太多的残酷与血腥。但是，第一次入侵中国的情景，给法肯豪森留下的记忆太深刻了。所以，当他踏上开往中国的客轮，那段残酷的记忆使他经常陷入回忆当中……三月天，北方的海很冷，尤其在海轮上，寒风凛冽，寒气袭人。不过，每当无风的夜晚，法肯豪森经常身披大衣，独自一人，在甲板上散步。直到夜深了，妻子维德考帕出来唤他回房间休息，他才回到头等舱里。维德考帕发现，丈夫原本就冷峻的脸上，越发显得深沉而凝重。她问他：“亲爱的，你好像有什么心事，是不是不愿去中国？”法肯豪森却没有回答。
时间回溯到1900年6月14日，22岁的法肯豪森以中尉的身份，遵照长官的命令，跟随几万名八国联军，以镇压中国义和团的名义，入侵北京，中国皇帝和慈禧太后仓皇出逃，北京守城的15万清兵及30万义和团，毫无战斗力，仅仅五个小时，联军就攻进了北京城。之后所发生的一切，给法肯豪森留下的记忆太深刻，令他终生难忘。联军统帅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将军，向官兵们宣布命令：“听着，你们官兵可以抢劫三天！“你们在作战中，只要碰着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勿论！”于是，千年古都，被抢劫了几天几夜，数十万中国人被杀。
据英国人记载，“北京成了真正的坟场，到处都是死人，无人掩埋他们，任凭野狗去啃食躺着的尸体。”外国人说：“（北京）除了残毁、残毁、残毁之外，再没有其他东西了！”皇宫、大大小小所有的宫殿，所有的文物，统统被劫掠一空。圆明园，变成了一片废墟，只剩下几处断壁残垣。据称，在大英博物馆的东方艺术馆里，有两万多件中国历代的稀世珍品，其中很多都是这次抢夺的。在法国巴黎枫丹白露宫里，有一个中国馆，专门陈列从中国掠夺来的珍品。在日本、德国等联军国家的博物馆里，都收藏着从中国掠夺去的大批文物。
翻开历史看看，当时的清政府，的确太软弱无能了。皇帝和慈禧仓皇出逃，15万的守城清兵，抵挡不住几万人的洋枪洋炮，不到五个小时，就弃城逃跑了。一年之后，清政府又被迫与入侵国家签订了遭受奇耻大辱的《辛丑条约》。德、日、英、法、美、意、俄、奥等八国联军及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瑞典和挪威等国家，以“受害国，要求中国赔偿其攻打中国的军费”为名，向中国索要大笔战争赔款。一帮强盗闯进中国的家门，将其财宝抢掠一空，反过来，还要中国对强盗进行赔款。而且，不是一次两次，翻开中国的近代史，一千多条不平等条约，条条都写满了屈辱，写满了欺人太甚，写满了弱肉强食的霸道！
《辛丑条约》仅赔款一项，就需向各国列强赔付白银4.5亿两，按照当时中国的人口，每人一两，4.5亿人，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加一起高达9.82亿两。加上各省地方赔款0.2亿两以上，总数高达白银10亿两。这笔巨额赔款，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12倍。
各国列强分别索要的赔款数目如下：
俄国130371120两；德国90070515两；法国70878240两；英国50620545两；日本34793100两；美国32939055两；意大利32939055两；比利时8484345两；奥地利4003920两；荷兰782100两，其余的43万两由西班牙、葡萄牙、挪威、瑞士等国分了。从1901年开始，一直赔到1937年，中国向各国列强已经赔付白银近6.532亿两。
此刻，我的手在键盘上敲击着这些赔款的数字，就像翻阅着一部发黄的陈年老账。我的心却如同行走在充满荆棘的崎岖山路上，看着那一串串数字，仿佛看到祖先遗留在山路上的一行行血迹——那是中华民族赔付各国强盗的一笔笔血债！1925年前后，美、俄、法、英、比、意等国家，决定向中国退还这笔欺人太甚的庚子赔款，大多数国家是以招募中国留学生来退赔的。但是，对日本的赔款，一直支付到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才被迫停止。而且，日本是唯一一个没有退还庚子赔款的国家。日本就是用这笔巨额赔款来发展军事工业的。
在海上颠簸的那些日子里，法肯豪森将军的脑海里，不止一次地浮现出当年攻入北京的情景……外面起风了，海轮颠簸起来，海浪猛烈地撞击着甲板，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在这冷风呼啸的夜晚，法肯豪森将军怀着复杂的心情，在心里默默地承诺：到中国以后，我将尽最大努力，帮助中国统帅蒋介石，帮助多灾多难的中国……不过，法肯豪森将军来中国的航程并不顺利，“杜伊斯堡”号客轮从德国汉堡港出发，经易北河到达北海驶往远东，途中因与英国船只发生碰撞，客轮不得不泊船靠岸，接受两个星期的维修。4月末，经过数十天的海上颠簸，“杜伊斯堡”号客轮终于抵达了上海港。
[五]
法肯豪森将军来华的1934年前后，世界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战前夕，一场席卷全球的人类大战，正在日本与德国的某些大人物心中孕育着。1933年1月，阿道夫·希特勒以阴谋手段登上了德国总理宝座。1934年8月，希特勒又夺取了德国总统一职，独揽了德国统治大权。法肯豪森将军对留着两撇小胡子的奥地利流浪汉，并没有什么好印象，觉得他因啤酒馆暴动失败而入狱，靠在狱中写的一本小册子《我的奋斗》来蛊惑人心，靠张牙舞爪的讲演来煽动民众，利用德国经济萧条、民怨沸腾的背景，带动纳粹党徒推翻政府，以实现他独揽德国统治大权的政治野心。法肯豪森觉得希特勒是一个野心家。所以，有人曾多次动员他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都被他拒绝了。
人所共知，中国的形势就更糟了。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三省。1932年3月1日，日本在长春成立了“满洲国”。1934年3月，日本又扶持溥仪登基，成为“满洲国”的傀儡皇帝。1933年3月，日军大举进攻冀东，对北平形成了三面包围圈，5月30日，又逼迫中国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法肯豪森将军就是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被蒋介石请来担任军事顾问团团长的。法肯豪森将军于1934年4月末来到中国，至1938年7月被迫离开，在中国工作了四年零三个月。在这四年里，中华民族经历了有史以来，最悲惨、最艰难、最愤怒的时期：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残酷的淞沪大战、血腥的南京大屠杀、激烈的台儿庄大会战……法肯豪森和他的德国顾问团都是亲见亲历者。
在到达南京后的欢迎仪式上，法肯豪森将军第一次见到蒋介石，对这位中国统帅的印象不错，觉得他身材高挑，长相俊朗，目光深邃，言谈举止，无不带有一种强势的领导魄力。他甚至觉得，蒋介石是唯一一位有能力来统治这个地球上人数最多、战乱不断的国家领袖。但他很快却发现，这位中国统帅缺乏对当前世界形势的研究与判断，更缺少对当前战争时局的准确把握。蒋介石对这位面相冷峻的将军，倒是寄予厚望，希望德国军事顾问团能帮助中国打造一支强大的军队。
法肯豪森与他的顾问团成员，被安排居住在南京市中心一幢小楼里。法肯豪森居住的小楼前，有一座美丽的花园，花园里养着许多白鸽和锦鸡。在田园式的小池塘里，还有鸳鸯戏水。他的办公室与住处仅一墙之隔，通过一扇新月形的拱门，就可以走进办公室。法肯豪森很喜欢这个幽美的环境，尤其喜欢有鲜花、白鸽和鸳鸯的花园。傍晚时分，他经常携夫人牵着他们的爱犬，在花园里散步。法肯豪森和他的顾问团成员，很快就投入了工作，跟随蒋介石派来的官员，去各地视察国民党军队。在视察中，法肯豪森对中国的现状有了初步的了解。
他看到了中国的大好河山，却发现，距离他1900年第一次入侵北京，过去快40年了，中国男人剪掉了辫子，改换了朝廷。但他发现，中国久经战乱，民不聊生，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内忧外患，军事力量薄弱，急需强化军队训练，进口先进武器，尽快建立一支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国防军队。他还发现，国民党军队内部纪律涣散，裙带关系严重，腐败成风，“部下与官员之连带关系甚深，即长官多恃其地位，而部下又恃长官保障其生活”。他觉得这种状况下的军队，无法进行严格训练，更无法建立起铁的纪律。一支军队要没有铁的纪律，就像没有灵魂一样，不可能有战斗力。所以，必须对军队进行严格整顿。
于是，他向蒋介石进言：要整顿军队，要更新武器装备。否则，操着落后的武器，与拥有先进武器的军队战斗，不可能有强大的战斗力！在他的建议下，国民政府向德国又购置了大批军火及武器装备。法肯豪森还发现，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并没有认识到中国当前最大的敌人是谁，而是一味地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一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认为蒋介石没有放开眼光，看看隔海的岛国，到底在干什么？要知道，法肯豪森曾担任过德国情报官，任过德国驻日本使馆武官，很早就开始研究日本，对这个岛国有着深刻的了解。他研究发现，一百多年来，日本上层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占领中国，掠夺中国……
[六]
的确，我们翻开日本的近代史看看，几乎就是一部侵华史，大大小小的挑衅事件，一个接一个，不平等条约，一个接一个，我们不妨把它简单梳理一下：
1874年，日本明治维新后，出兵打台湾，侵占了中国附属国琉球，并将其改为冲绳；
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中国惨败；
1895年，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同年，日军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日本是亚洲唯一一个参与国，而且是联军中官兵人数最多的国家；
1901年，中国政府被迫与入侵国家签订《辛丑条约》，日本从中分得赔款白银3479.31万两；
1915年1月，日本政府与中国袁世凯秘密签订丧失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
1926年3月，日本军舰炮轰天津大沽口中国军队，蓄谋挑起大沽口事件；
1927年7月，日本首相田中义向天皇呈奏呈文，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声称：“吾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1928年5月，日本军队大举进攻山东济南，屠杀中国外交官员，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数千人，制造了“济南惨案”；
1931年9月18日，日军蓄谋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三省；
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
1933年，日军制造“热河事变”，攻占山海关和热河等地；
1935年，日军制造“华北事变”，策划华北五省独立……
日本从明治维新之后，逐渐完成了“脱亚入欧”的资本主义转身，发展成一个拥有现代化工业的军事强国。其军国主义扩张理念，已经渗透到整个民族的骨髓，而且，把“武士道精神”作为军国主义的思想武器。1878年，日本发布了《军人训诫》，要求日本军人效忠天皇，宣扬为天皇而死，是军人的无上荣光。1882年，又颁发了《军人敕语》，要求军人以武士道的忠节、勇武、信义、礼仪为道德准则。武士道精神，已经成为日本民族的一种道德标准，一种深入人心的文化。日本强化全民习武，崇尚武士道，提出“八纮一宇”，其宗旨就是：全世界都是我的，都是天皇的。
在日本，很早就形成了全民为扩张领土而战的观念。五六岁的男孩儿，大人教他杀鸡来训练胆量；学校里十几岁的学生、寺庙里的年轻和尚，都在习武。日本浪人所作的诗词，多是以进犯中国来激励斗志：“雄心空屈书窗里，枉拔宝刀试击撞。何时鞭起铁蹄马，踏破坚冰鸭绿江！”而且，日本人编出侵略扩张的歌谣，让孩童们天天唱，以鼓励民众入侵中国的决心。日本为了达到入侵中国之目的，很早以前就开始以浪人、武馆、烟馆、妓院、餐馆等各种名义，向中国派遣大批间谍，进行数年、数十年的潜伏。潜伏下来的间谍，不是几千、几万，而且数以十万。这些间谍打入中国的各个地区、各个阶层，一方面以大烟和妓女来腐蚀中华民族的体质；一方面以金钱、美女、高官、拜把子等各种手段，来收买贿赂中国人的灵魂，为其侵略做好准备。面对日本所做的一切，中国却很少有人清醒地意识到这点。
而且，就在日本张开蓄谋百年的血盆大口，一心要吞掉中国，灭绝中华民族之时，中国国民政府统帅蒋介石，不但不抗击日寇，反而调动大批军队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五次大“围剿”，蒋介石向他的剿匪部下将领们，接连发出措辞严厉的训令：
“抗日必先剿匪，匪未剿清之前，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以最严厉的处罚！
“外寇不足为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肃清内匪，则决不能御外侮！
“我们要以专心一致剿匪，要为国家长治久安之大计，为革命立根深蒂固之基础，皆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骛远，奢言抗日，而不实事求是，除灭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无论外面怎样批评毁谤，我们总要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后倒置！
“奢言抗日者，杀无赦！”蒋介石不顾中国东三省的沦陷，不去抗击日寇，反而于1934年9月调动近百万大军，向中国工农红军发起第五次大“围剿”，迫使红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就在1935年，日军又以惯用的伎俩，挑起了诸多事端。小的不算，大的就有好几宗。1935年1月15日，日军制造了“察东事件”；1935年5月初，日本又逼迫中国签订了屈辱的《何梅协定》；1935年6月，中国政府再次屈服日方的压力，与日本又签订了《秦土协定》，使中国丧失了河北省及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日本为吞并中国又迈进了一大步。其间，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国会发表演说，提出与中国“亲善”，并分别邀见蒋介石及汪精卫，向中国提出“亲善”的观点。蒋介石和汪精卫居然联合发表训令：严禁反日、抗日活动！而且，中日两国居然将外交关系，由公使级晋升为大使级……
[七]
法肯豪森觉得，根据他对日本国家及民族性的了解，侵略扩张已成为日本帝国的核心主宰，日本的野心绝不止于中国的东三省，而是整个中国！整个日本岛，都在磨刀霍霍，随时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可是，对于日本蓄谋已久的野心，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却没有清醒的认识，更无抗击日本的决心和意志。中国政府对日军的一再挑衅，不但不抵抗，反而一再妥协，接连签订丧失主权的《秦土协定》及《何梅协定》。他认为，日本入侵中国绝非一般纠纷，而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是中华民族捍卫自己国家主权的战争，这场战争绝非是靠“亲善”和“共荣”所能解决的。为侵略而发动的战争，与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所进行的战争，二者有着天壤之别。
他觉得，作为一位国家元首，大敌当前，应该看清当前的战争形势，率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共同抗敌！一国元首的态度，将决定全国人民的态度！元首的意志，将决定全国人民的意志！多年的军旅生活，使他养成一种果敢、率直的性格。不过，他更多继承了母亲急躁、直爽，而又火暴的脾气，处事往往过于急躁。当他得知中国政府与日本又签订了《秦土协定》，立刻打电话给蒋介石的秘书，要求面见蒋介石。1935年7月31日下午，在南京总统府宽敞的会客厅里，蒋介石面带微笑，热情地接待了法肯豪森将军，亲切地问他，将军在南京生活得怎样？南京的夏天很热，比德国柏林热得多，将军和夫人在这里生活得是否习惯？法肯豪森却说：“南京很好，我和夫人在这里生活得很习惯，只是当前贵国的形势不容乐观。请恕我直言……”
法肯豪森向蒋介石坦率地谈出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并尖锐地提出，蒋总统对日军消极抵抗的态度，将对中国的形势大为不利。他说：“这只能使日本越来越猖狂，越来越步步紧逼。如果领袖没有顽强的抵抗意志，这将会严重影响人民抗日的决心！”他说：“‘华北事件’及‘张北事件’，就是日方用最后通牒之恫吓，导致中方一味退让的结果。如果日军看到中国真正的抵抗态度，那么，局势完全可能不一样！”他告诫蒋介石：“若不倾其全力奋斗以图生存，则华北全部、包括山东在内，必将脱离中国……”他劝告蒋介石：“希望蒋主席丢掉幻想，对日军要实施坚决的抵抗！”遗憾的是，德国将军这番真知灼见，这番苦口婆心的肺腑之言，并没有撼动中国国民政府最高统帅“攘外必先安内”的决心。法肯豪森从蒋介石微笑的表情上，读懂了这位中国统帅的内心，他了解东方人的性格，表情含蓄，内心却深藏不露。
但是，日耳曼人的性格却恰恰相反。法肯豪森一连数日，伏案疾书，写出一篇很有价值的长篇文章——《总顾问法肯豪森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1935年8月20日，法肯豪森派联络官将这份《建议》书，送到蒋介石面前，希望蒋介石在对待日军态度上能有所改变。他在《建议》书中写道： 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迫切者，当数日本。日本对中国之情，知之极细。其利害适与中国相反，故一心用尽各种方法破坏中国内部之团结与图强，至少设法迟延其实现……鄙意民气即是千百万抵抗，故不容轻视。若领袖无此种意志，则人民亦不肯出而抵抗。抵抗意志必须有实力之兵力，方有固定之基础，目前中国陆军，故不能担任新式战争……
一旦军事上发生冲突，华北即直受威胁，若不战而放弃河北，则陇海路及其重大城市，即陷于空前战区，对黄河防线，不难由山东方面，取席卷之势……目前国军主力，俱集中于南部、西部，宜速抽调可以节省之兵力，分驻各区，使能应作战之用。凡作战所用部队，宜集中于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南京区间。北方则掩护陇海路及沿路有关生存之设备，故最初抵抗区务必向北推进，是以沧县、保定之线宜绝对防御，……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东部有两事极关重要：一个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两者有密切之连带关系。次之为武汉、南昌，可做支撑点，宜用全力固守，以维持通广州之联络。终之四川，为最后防地。
《建议》书很长，不必赘述。法肯豪森提出“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迫切者，当数日本”。这是德国顾问团组团以来，提出此见解的第一人。这份凝聚着法肯豪森将军军事才能、智慧及责任心的《建议》书，无论对中国所面临的战争危局形势，对中国军队的现状分析，还是对国民党政府应付当前危局的方略，都提出了宝贵建议。遗憾的是，这份凝聚着法肯豪森将军智慧与心血的《建议》书，并没有撼动蒋介石那颗“攘外必先安内”的决心。蒋介石的全部心思，完全放在如何消灭中国工农红军身上，并没有放在打进国门、一心要灭亡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身上。此刻，遭到国民党百万大军第五次“围剿”的中国工农红军，被迫开始了长征，1934年10月，从江西瑞金和福建长汀出发，经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湖南、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宁夏、陕西，途经12个省，历时两年，行程二万五千里，最后到达陕北。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的壮举，气坏了蒋介石，却受到法肯豪森将军的高度赞赏。他后来在《战外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只有熟悉长征地形及当时沟通方式的人，才能体会到红军长征的巨大成就和伟大之处。这群人带着自己的妻子、孩子和所有的装备、机械、器皿，越过高山峡谷，穿过惊涛骇浪，行进了数百万千米。熟悉地形的人都知道，这注定是一场胜利的抉择，没有人能够阻止！法肯豪森将军从中国工农红军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孕育着中华民族的希望，担当着中华民族的未来。这种精神正是他在国民党军队中所希望看到，但没有看到，却在中国工农红军身上看到了。所以，他很赞赏中国工农红军。他觉得一个民族有一种不可征服的精神，才有希望，才是不可战胜的。
[八]
接下来的中国，仍然按照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与日本“友好”、“亲善”的训令发展着。1936年11月23日，国民政府竟然以“危害民国”之罪名，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七人逮捕入狱，造成骇人听闻的“七君子事件”……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以兵谏方式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兵谏之前，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的领袖张学良将军，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向蒋介石慷慨陈词，声泪俱下：“日寇侵略我国步步进攻，继东北沦陷之后，华北名存实亡，最近绥远又在告警，国家民族之存亡已到最后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举国团结一致不足以抗日，继续剿共绝无出路！”
蒋介石却勃然大怒，怒斥张学良是非不明，不肯“剿共”，轻言抗日，阻挠党国大计，实属年轻无知！“苦谏”不成，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只好发出“捉蒋”命令，以兵谏方式逼迫蒋介石抗日！在张学良和杨虎城“西安事变”发往全国的通电稿上，这样写道：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
有血性的国民党人，终于发出了震惊世界的愤怒吼声！两位将军以兵谏方式逼迫蒋介石，结束了蒋五年不抵抗政策，国共两党开始联合抗日，结束了日寇在中国国土上为非作歹的日子！过去国民政府一再的妥协，换来的绝非什么“亲善”和“东亚共荣”。一切“亲善”、“共荣”的美好字眼，只不过是狼外婆为了掩盖其丑恶嘴脸，戴在脸上的假面具罢了，一旦摘掉面具，必将露出人类最残暴、最丑陋的狰狞！法肯豪森将军早在1935年7月，曾向蒋介石阐释的国家危局，终于出现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以法肯豪森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站在中国一方，参与了激烈的“淞沪大战”等许多战役。
1937年12月5日，法肯豪森将军在一篇《简论形势》中这样写道：
大体上可以说，我们完全可以成功地、长时间地加以抵抗！目前，到处都出现了可以给敌人以重创的机会。但这要有一个前提，即所有的军官、士兵以及全国人民都必须奋起，全力抵抗……在对日作战中，蒋介石很尊重法肯豪森将军的意见，很多决策都采纳了法肯豪森所领导的顾问团的建议。不过，在激烈的交战中，法肯豪森与蒋介石的指挥思想也经常发生矛盾。上海沦陷后，法肯豪森反对中国政府迁都西部重庆。他认为西部远离海洋及所有的交通要道，国民政府无法发挥作用。另外，日军一旦掌控了中国最富饶、人口最多的地区，战争会无限期地延长。他建议国民党军队撤到南京南部，利用长江以南的武汉、南昌的资源，以侧翼保护南京。但是，他只是一名顾问团长，只能提出建议，决策权并不在他手里。
1938年3月至4月的台儿庄战役，史称“台儿庄大捷”。中国军队围歼了日军两万余人，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大大地鼓舞了中国官兵抗击日寇的信心。初战告捷后，法肯豪森向蒋介石提出：“要命令部队向前推进，要发动进攻，乘胜追击！否则，日军很快就会将八到十个师团的部队调到徐州前沿，到那时就来不及了！”法肯豪森却发现，中国军队并没有按照他提出的建议进攻，没有乘胜追击，他气得暴跳如雷，狠命地揪着自己的头发，大喊“岂有此理！”
[九]
台儿庄的会战，引起了日本军界的极大关注。日军发现，中国军队不仅使用德国的武器装备，而且有德国军事顾问团参与指挥。日本政府立刻致电德国政府，要求立刻解散德国驻华顾问团，顾问团成员全部撤回德国，终止对华武器贸易！早在1936年11月，德、意、日三国就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及《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纳粹德国当然不允许他所培养的将军，跑到中国来出谋划策，帮助中国去打日本了。德国驻华大使馆打来电话，向法肯豪森提出：“德国政府不支持你帮助中国抗日。”法肯豪森却说：“我早已退休，并非在职军人，我帮助中国人是我的自由和责任。”
1938年6月21日，法肯豪森收到一封德国外交部发来的措辞严厉的电报，电文严令全体来华顾问：“尽速离华，违者即认为公然叛国，国内当即予以取消国籍及没收财产之处分！”这天晚上，法肯豪森将军一夜未眠。他不愿离去，他希望自己能完成德国军事顾问团所担负的使命和责任，他希望与中国军队一起抗战，直到中国胜利那天。可是，德国政府向中国下达了最后通牒，中国政府收到德国外交部发来的威胁性电报：“中德外交关系之是否继续维持或由我方予以断绝，须视关于顾问问题之以后发展而定。”蒋介石只好同意德国军事顾问团回国了。1938年7月，就在中日交战最激烈的时刻，法肯豪森将军所领导的德国军事顾问团，不得不离开中国，启程回国。1938年7月4日，德国军事顾问团临行前一天晚上，蒋介石在武汉为顾问团全体成员，举行盛大的送别晚宴。蒋夫人宋美龄及军政要员一百多人，参加了宴会。
在宴会上，双方的惜别之情，溢于言表。蒋介石发表讲话，高度赞扬德国军事顾问团在华期间的贡献，向顾问团全体成员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全力帮助中国人民抗日，参与了“淞沪大战”、“徐州战役”等战役，对中国军队，无论从战略筹划、作战计划、国防工业建设，还是部队的培训、整编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贡献。顾问团亲手训练的国军87、88师，则成为中国军队的样板……在此，他向以法肯豪森将军为首的德国顾问团，表示诚挚的感谢！但是，在觥筹交错当中，一丝不易觉察的忧虑，却悄然浮上中国官员的脸庞。他们担心，顾问团的离去，不仅使军队失去了军事高参，而且，法肯豪森将军参与了中国最高机密的全部筹划及战略布置，日本与德国是同盟国，如果顾问团成员向日本泄露机密，那将给中国带来无法想象的后果。
然而，中国官员们的忧虑，很快在法肯豪森及顾问团成员的坚定誓言中，化作一阵阵感动与敬意。法肯豪森起身，面色严肃，向全体人员敬以军礼，郑重地讲道：“我以德国顾问团团长的名义，以德国将军的名义，向蒋委员长，向各位长官发誓：我们顾问团全体成员，要为中国保守一切军事机密，绝不向日本泄露任何有关中国的信息……“哇——”宴会大厅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随后，顾问团全体成员纷纷起立发誓，绝不向日本泄露中国的任何机密。
事实证明，他们很信守承诺，日军绞尽脑汁想从这些掌握中国军事机密的德国军事顾问身上，获取中国情报，始终未成功。在法肯豪森将军身上，除了他本身具有正义感之外，还体现出日耳曼人做事认真、恪尽职守的优秀品质。他觉得，既然受聘于中国，就要忠于中国的工作，绝不能出卖中国的利益！他在中德军火贸易当中，也是尽量考虑中方的利益，促成公平交易。他说：“我在为中国服务，唯有介绍适合中国需要的物品，才算称职。”为此，他曾多次受到德国外交部的秘密警告。
1938年7月5日上午，在汉口的长江码头，法肯豪森将军及其顾问团成员，与蒋介石派来的贺耀组、何应钦、俞飞鹏等一百多名军政要员告别，登上了开往广州的舰艇。 在送行的人群中，与法肯豪森将军最后告别的，是一位名叫钱卓伦的将军。四年来，钱卓伦将军负责与法肯豪森的联络工作，与法肯豪森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法肯豪森说：“卓伦将军，今后德国那边什么事情，请尽管直言，我一定尽力。”钱卓伦说：“谢谢！您在中国这边有什么事，也请直言，我一定尽力而为。”两人相约，要保持通信联系。这本是两位将军分别时，所说的一番客套话，没想到，在后来的日子里，却成了拯救他人性命的重要阶梯。7月15日午夜，法肯豪森将军及其顾问团全体成员，从香港乘客轮离开了中国，8月10日抵达威尼斯。
[十]
1938年8月下旬，法肯豪森将军携同妻子回到了阔别四年的德国柏林。这时的法肯豪森，戎马一生，已经厌倦了四处奔波的生活，本想回故乡颐养天年，安度晚年了。但是，个人的命运常常由不得自己，它常常与国家、与世界的命运密不可分。尤其一位将军的命运，就更加难以自我掌控了。此时的德国，正被希特勒统治着，就像日本被军国主义统治一样。整个德意志被希特勒带入一种疯狂状态，一场世界大战正在希特勒张牙舞爪的指挥下，拉开了序幕——1938年3月14日，德国吞并了奥地利；1939年3月，又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不知下一个要吞并的国家，又是哪个？
前面说过，法肯豪森对希特勒并没有什么好印象，尤其看到1938年11月9日，德国爆发迫害犹太人的“水晶之夜”事件，对犹太人展开大屠杀之后，法肯豪森跟几位要好的将军，私下里议论：“这种灭绝人性的行为，是上帝所不容许的罪恶，是德国人的耻辱！”他们担心，不知希特勒会把德意志带向何处？但是，希特勒却很赏识法肯豪森的军事才能。再说，这时的纳粹德国正是最需要人才的时候。1939年5月25日，退休九年，已过花甲之年的法肯豪森，却接到了一纸命令，命令他重新披甲上阵，重返军队，仍是上将军衔。1939年8月25日，法肯豪森被任命为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军事地区代理总指挥官、兼德累斯顿第四军区总指挥官。1940年5月28日，纳粹德军占领了三个独立国家——荷兰、卢森堡和比利时。1940年5月17日，法肯豪森接到新的命令，任命他为纳粹德国派驻荷兰的军政总督。5月18日，法肯豪森驱车前往荷兰海牙。5月26日，却又接到新的指令，任命他为比利时及法国北部的军政“总督”，命令他立刻奔赴布鲁塞尔。代替他去荷兰赴任的，是一个叫英夸特的强硬纳粹分子，二战结束后，这名希特勒的忠实追随者，被纽伦堡国际法庭送上了绞刑架。
1940年5月30日，法肯豪森离开海牙，前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十一]
现在，我们该回到1943年3月12日，那个充满恐怖的早晨了。当时，艾尔伯蒙村里的人，全都陷入了灭顶般的绝望与恐慌。一个年轻的中国女人跑来，对大家说：“请大家不要难过，我想办法去救罗杰！”她就是国民党将军钱卓伦的堂妹钱秀玲女士，一位毕业于鲁汶大学化学系的博士。1999年12月，我曾专程赴布鲁塞尔采访她，受到她及她大儿子全家、以及侄子钱宪人夫妇的热情接待，使我的采访获得了巨大成功。
如今，老人已经过世。但回忆起来，老人的音容笑貌仍然历历在目，86岁的老人，一套红色纱质套裙，化着淡妆，脸上洋溢着亲切而慈祥的微笑，流露出一种大家闺秀的高雅气质。就在老人两室一厅、挂着钱卓伦将军条幅、摆着几张混血儿照片的房间里，我开始了长达20多天抢救性的采访，从而获得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当时，老人年事已高，好多事情都淡忘了。我一点点地启发她，引导她，陪她聊天，陪她散步，慢慢地唤醒她沉睡多年的记忆，有的记忆却永远也唤不醒了，只好随着她生命的逝去，永远地逝去了。
在20多天的采访中，老人给我留下许多美好的记忆。有一次，老人带我去她当医生的大儿子家，路上，天空忽然飘起了少见的鹅毛大雪，漫天大雪，飘落我俩一身。我怕老人累着，就让她趴在我肩头休息一会，我俩相拥着站在鹅毛大雪之中，开心地哈哈大笑。那一刻，真像母亲趴在我肩头一样，令我终生难忘。还有一次，我帮她化妆。她嫌我给她画的眉毛不好看，擦了重画。画完，我俩相拥着又是一阵哈哈大笑。就这样，伴随着老人时断时续、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记忆，一位中国留学生波澜壮阔的人生，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在我面前徐徐地展现开来——
1913年3月12日，钱秀玲出生在江苏宜兴王婆桥一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绅士家庭。父亲是恩泽四方的乡长，家有良田千亩，是远近闻名的开明绅士。钱家为人善良，全村的孩子都分文不出地到钱家的学堂里读书，钱家深得乡亲们的爱戴。 我曾去宜兴采访过，那里是紫砂之都，地灵人杰，自古就崇尚文化，盛行读书之风。小小的宜兴，曾出过10名状元、10名宰相、20多名院士、7000多名教授、两位大学（清华和北大）校长、两位“教育部部长”（大陆和台湾）。蒋南翔、周培源、徐悲鸿、吴冠中、潘汉年等许多名人都出自宜兴。钱秀玲出生在这样一个文化底蕴丰厚、家风纯朴的环境里，给她一生产生了巨大影响。钱氏家族人才济济，曾出过两名国民党将军，出了钱秀玲、钱卓儒、钱宪人等八位博士。
钱卓伦将军，曾就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级军事参谋、国民党国防部第一厅厅长、国民党国防参谋总长办公厅主任、江宁区要塞司令部中将司令等职。钱卓伦的长子钱宪章，曾任国民党驻上海师管区少将参谋长。不过，据说钱卓伦将军随国民党去台湾不久，家里却发生了一件大事。在一次参加朋友的婚宴上，突然闯进来几个国民党宪兵，当场带走了钱卓伦的另一个儿子钱宪明及其妻子。不久，这对在台湾中央日报社当记者的年轻夫妇，以中共派去的间谍为名，双双被国民党宪兵杀害。钱卓伦将军从此告退政坛，回家颐养天年。钱秀玲兄姊三个，她是最小的幺妹，从小聪明过人，四岁就晃着小脑袋读《百家姓》，五岁背《木兰诗》，六岁跟哥哥到镇里读小学，11岁考上苏州女子师范学校附中，没等念完中学，又跳到上海大同大学读预科，专攻化学。
1929年春，钱秀玲听说在大同大学读冶矿专业的哥哥钱卓儒，要去比利时留学，就跑回家去央求父亲，她要跟哥哥一起去留学。父亲不同意，她就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不吃不喝，以绝食相挟。当时，比利时政府以招揽中国留学生的方式，来退赔中国支付的庚子赔款。1929年11月3日，钱秀玲以绝食抗争来的权利，随同哥哥等三十多名中国留学生，兴高采烈地登上了上海开往法国马赛的客轮，开始了她一生的欧洲之旅。她在留学生里，年龄最小，16岁，活泼可爱，经常在甲板上跑来跑去，深得乘客们的喜爱。同船的宋庆龄把她叫到头等舱里，给她巧克力，问她会不会唱歌。她说会，开口就唱起了当时流行的《运动歌》：“世界风潮涌，获得山河动！亚东病夫供人嘲弄，苦痛！苦痛！尤其我女界，几千年来叮叮摇摇尤苦痛！运动！运动！愿我女界齐奋勇！运动！运动！亚东病夫休梦梦！休梦梦！快醒忪！快醒忪……”
宋庆龄问她，去比利时留学，准备学什么专业？钱秀玲脱口说道：“化学。”宋庆龄问她为什么要学化学。当时，女孩子很少有学化学的。钱秀玲说：“我最敬佩居里夫人，我想当一名中国的居里夫人。”宋庆龄笑着，拍拍她的肩膀，鼓励她，要好好学习，将来成为一名化学家，像居里夫人那样，为人类做出贡献。然而，她的“居里夫人”之梦，却被战争给打碎了。钱秀玲在150名中国留学生中，年龄最小，却是最聪明、学习成绩最好的。一年预科之后，她以优异成绩考进了比利时著名的鲁汶大学化学系，成为该系两名女生中唯一一名中国女性。1933年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同时攻读博士。三年后，年仅22岁的她，以骄人的成绩获得了鲁汶大学化学博士学位。
在鲁汶大学，她以东方女性娇小美丽、聪慧过人、爱唱爱跳爱打球的独特魅力，赢得了许多外国学子的青睐。不过，在她三岁时，父亲却给她订下一门娃娃亲。未婚夫就在比利时鲁汶大学留学。父亲让他们选个良辰吉日尽早完婚。可是，钱秀玲第一次见到未婚夫就不喜欢，便毅然解除了这桩没有爱情的包办婚约。为此，父亲对她大为恼火，“未婚夫”一家与钱家反目成仇，闹腾了好多年。钱秀玲冲破父母之命的封建枷锁，大胆地追求着自己的爱情。医学系的两个白俄罗斯青年，同时爱上了她。他们每天都跑来给她送鲜花。其中一个叫米歇尔的青年对她说：“您必须在我们两个人中间做出选择！”
于是，钱秀玲选择了一个叫白兰芝的白俄罗斯青年。他们深深地相爱了，经常手挽着手，漫步在落满梧桐叶的小路上。他给她唱俄罗斯歌曲《伏尔加河》。她则给他唱中国的《运动歌》和《小麻雀》。他经常陪她在化验室里，一陪就是半宿。他的志向是当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她的志向却是当一名中国的居里夫人。然而，她的爱情不仅遭到父母的强烈反对，而且遭到许多中国学子的质疑：“我们有这么多中国留学生，你为什么不选我们，为什么偏偏嫁给一个外国人？”
钱秀玲却笑着回答：“我觉得他最可爱！”
白兰芝，俄罗斯与希腊人的后裔，身材瘦高，英俊端庄，谈吐高雅，有着很好的教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