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我想：人类所以区别于动物，是因为人类有思维，有文化，有理智，不像动物那么不知廉耻，毫无自控力。
而且，在动物世界里，即使两只雄性争夺头领，也只是将其打败，撵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已，绝不会将其斩尽杀绝，更不会以凌虐对方来满足自己的兽性快感。
可是，日军的做法，令人类汗颜。
我不解，同为亚洲，甚至同为黄种人的日本军队，为什么对中国人怀有如此刻骨仇恨？非要将其宰尽杀绝，灭其种族才肯罢休！
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学识浅薄，无法洞悉这个岛国民族的灵魂。
现在，让我们来听听几位外国政要及思想家，对日本民族所做的评价，或许对我们认识日军在南京、在中国所犯下的罪恶，以及他们至今都不肯低头认罪的行为，有个更深刻、更清醒的认识吧。
法国伟大思想家孟德斯鸠，这样评价日本：“日本人的性格是非常变态的。在欧洲人看来，日本是一个血腥变态嗜杀成性的民族。日本人顽固不化、任性作为、刚愎自用、愚昧无知，对上级奴颜婢膝，对下级凶狠残暴。日本人动不动就杀人，动不动就自杀。不把自己的生命放在心上，更不把别人的生命放在心上。所以，日本充满了混乱和仇杀。”
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日本人是有史以来我见过的最卑鄙、最无耻的民族。”
法国总统戴高乐说：“日本，是一个阴险与狡诈的残忍民族，这个民族非常势利，其疯狂嗜血程度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吸血鬼德库拉。你一旦被他看到弱点，喉管立即会被它咬破，毫无生还可能。”
德国第一任联邦总统特奥多尔·豪斯说：“……日本人却在中国肆无忌惮地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妇孺，日本人非要杀完最后一个中国人才甘心！”
我不知这些外国政要是否说过这些话，更不知他们对日本民族所做的评价是否正确。我觉得就一个民族的品质来讲，是由优劣两个方面构成的。大和民族有其优秀的一面，如果没有优秀的一面，不可能发展成亚洲第一强国，不可能与纳粹德国联盟成为法西斯帝国。
但是，当一个民族长期被军国主义集团所控制，以军国主义理念对其民众进行洗脑，进行军国主义奴化教育，当扩张与侵略长期成为一个民族与国家的主宰，这就另当别论了。其民族的性质就完全变了，人性的扭曲与残暴，就不可避免了。
胡平先生曾在《100个理由》一书中，对日本的民族性，做出了更为深刻的剖析。
残忍，无疑是日本军队一个十分鲜明的特征。因为有某种道的渗入，它的残忍，比起一般常见的激愤式、发泄式的残忍，显得决绝、冷静而又持久，且多少进入了“术”的层面，如阿南惟几在月光下的剖腹。
这“道”自是武士道了。
15、16世纪的日本，内战沸反盈天，武士及谋臣为各路诸君、领主争夺土地，问鼎江山，将两百余年的历史掷去了腥风血雨里。武士家族的小孩子，从小就受切腹教育，7岁时男童给以短刀，女童给以小匕首，教育他们要遵守武士的规范；男子15岁时，行授武士刀的成人礼，给一长刀用以杀人，给一短刀用以切腹
当一个国家完全掌控在军国主义分子手里，它所无视的不仅是他国人民的生命，也包括他们本民族的生命，包括他们本国妇女儿童的生命。
我们不妨看看日本战败后，在其大逃亡中的表现，或许会更深刻地了解一个被军国主义长期统治的民族，其嗜杀成性的凶狠，以及毫无怜爱之心的冷酷了。
1945年8月15日，当日本裕仁天皇向世界宣读了日本无条件投降书，在中国东北的大批日本人，顿时陷入了绝望的深渊，随后便开始了大逃亡。
早在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就开始向中国移民。1931年9月18日，日本占领了中国东三省，日本政府开始向中国有步骤地推行庞大移民侵略计划，计划20年内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
日本开拓团仗着关东军的子弹和刺刀，强行征地，一亩给一元钱，不同意就杀！杀全家！一家十口、八口全部杀光！日本人采取火烧、杀戮等残忍手段，把大批中国农民赶出自己的家园，从中国农民手里夺去大片土地，害得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大批中国农民，流离失所，拖儿带女，无家可归。
仅黑龙江方正县珠河张永安东屯一个屯，日本开拓团就强行夺去18000多亩土地，害得3000多名中国农民逃离家园，逃到一处水质极差的地方，开荒落脚。结果，贫病交加，接连死去200多人，十几户人家死绝后了，从此断了香火。
截至1945年8月，日本已向中国东北移民166万，建立了1000多个“开拓团”。
日本人的移民梦，随着裕仁天皇向世界宣布投降诏书而彻底破灭。一千多个开拓团，到处都留下了触目惊心的杀戮场面。不是中国人杀日本人，而是日本人杀日本人。
一百多万日本移民听到灭亡的丧钟，陷入了绝望的哀号，随后便开始了相互残杀、自我毁灭的杀戮：当官的杀老百姓；开拓团长逼迫团员集体自杀；男人杀女人；军人杀百姓；壮年杀孕妇；丈夫杀妻子；儿子杀死年迈的母亲；最触目惊心的莫过于母亲亲手杀死自己年幼的孩子！
据日本编纂的《满洲国史》记载，1945年，当时在中国东北有155万日本人（不包括军人及家属），1945年至1949年间，日本人共死亡176000人，开拓团民死亡人数近80000人。
史料记载，在黑龙江的依兰、安庆、通河，内蒙的巴林右旗、乌兰浩特，吉林的长春、德惠、白城子，辽宁的沈阳、锦州、鞍山等许多日本开拓团，发生了上百起集体自杀或枪杀事件。
在此不妨列举几例：
黑龙江省集贤县丰乐乡东风村（当时称桦川县板子房）开拓团团长大江集二，将周围几个开拓团的成员全部集合起来，率男人枪杀或逼迫自杀280名妇女和儿童，大难不死的少数妇女和儿童，被当地中国人收留；
1945年8月12日，黑龙江省鸡西市（时称鸡宁县）哈达河开拓团，团长贝沼洋二率领500多名妇女儿童撤退，途中遭遇苏军阻截，绝望中，团长贝沼洋二自杀，男人冲着妇女和儿童开枪扫射，人们纷纷倒在血泊中，只有7名儿童侥幸活下来，被当地中国人收留；
1945年9月17日，黑龙江省绥棱县长山乡瑞穗村，在代理团长的逼迫下，495人服毒自杀，并放火烧了团部。监督服毒药的几个日本男人，却逃进深山躲起来，后来回到日本。全团有52名妇女儿童幸存下来，被当地中国人收留；
1945年8月24日，黑龙江德都县凤凰开拓团，团长片冈德茂命令200多名老弱妇幼全部服毒自决，只有５名儿童侥幸存活下来，被当地中国人收养；
1945年8月，黑龙江方正县赵炮屯开拓团，82人全部集体自焚；
1945年8月，吉林扶余县的开拓团团长宫本，杀死数名中国人后，把268名开拓团成员关进屋子，全部用炸药炸死；
1945年8月，黑龙江延寿县李家小县开拓团，团长把100多名开拓团成员逼进小学校教室，把门窗堵死，向教室里扔手榴弹、射击，把开拓团成员全部炸死；
1945年8月16日，黑龙江省兰西县的高桥开拓团，走投无路，团长中易宽率领20多个男人，拿枪逼迫299名开拓团大人和孩子，全部跳进呼兰河中，仅有4名妇女和儿童幸免于难，被中国人收留；
1945年8月14日，内蒙古乌兰浩特市葛根庙的开拓团，因走投无路，团长浅野良三下令全体团员跳进深沟，向深沟里扔手榴弹，没被炸死的，令人下去用刺刀捅，共有1200多人丧生，只有6名儿童侥幸存活下来，被中国人收养，曾任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人大副主任乌云女士，就是幸存的儿童之一；
1945年8月16日，内蒙古科右前旗大坝乡的日本开拓团，在撤退中走投无路，团长山崎下令，全体自戗，团员们发疯般地互相残杀，用刺刀捅，服烈性毒药，掐死幼童，致使500多人丧生，只有少数儿童存活下来，被中国人收养；
黑龙江庆安县韩家乡，开拓团长大桥宗光下令全体团员自杀，160多人当场自杀身亡；
黑龙江省富裕县，亚洲开拓团代理团长，把356名团员关进校舍，点燃校舍实施自焚，幸存下来的少数孤儿，被当地中国人收养；
黑龙江方正县永建乡的开拓团，82人全部死于双方对决的自杀当中；
在黑龙江漠河，十几名妇女被开拓团头头扔进一口井里……
太多，没必要一一赘述。
在大逃亡中，日本人之间不是相互搀扶，相互照顾，而是相互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的杀戮。
在逃亡的列车上，日本军官嫌车上人太多，抓住一名孕妇，不顾孕妇的苦苦哀求，抬脚将其踹下车去；军官看到船上的孩子在哭叫，怕苏军前来追杀，命令妇女：把孩子全部扔进江里！20多个母亲不忍心扔掉孩子，军官就对士兵下令：用手榴弹炸死她们！手榴弹没炸死的，用刺刀捅死！不少母亲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惨死在日本士兵的刺刀下……
最触目惊心的莫过于那些母亲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了。
在刘国强先生所著的《日本遗孤》一书中，有这样一段：
走到小罗勒密河时，一些（开拓团）年轻的母亲们相互对视几眼，世上最悲惨的一幕悲剧发生了。年轻的母亲们指着河对岸，对孩子们说，我们要过去，下水吧！河水没过脚，没过小腿，没过膝盖。当水再深些时，母亲们纷纷让自己的孩子喝水。母亲说，路程还很远，赶紧喝点，省得路上渴。可是，孩子们一低头，母亲便狠心地把孩子的头浸进水中。孩子们拼命挣扎，晃动，打母亲，掐母亲。母亲们硬是不松手……转眼间，20多个孩子被活活溺死。
这样的惨案并不是个案，母亲杀死亲生孩子，儿子杀死亲生母亲，已成为大逃亡中的普遍现象。
常言道：虎毒不食子。可是……
在日本人大逃亡的路上，留下许多目不忍睹的惨状：树上吊着6个弱小的尸体，其中一个男孩没死，被当地中国百姓救下来，后来成为一名农场工程师；山坡上放着30个花花绿绿的包袱，那是被30个母亲抛弃的30条小生命；一个个幼小孩子的尸体上，母亲留给他的最后纪念是一把尖刀或脖子上一圈掐痕；一个逃脱了母亲追杀的孩子，听到母亲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是：“你怎么还不死？”
最令我触目惊心的是《日本遗孤》一书中，记载的一个真实故事。
在黑龙江一个叫静岗村的开拓团，八岁的万裹子被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吓昏了，当她从惊愕中醒来时，却发现爸爸、姐姐、弟弟都死了，唯有妈妈大岛民子双手沾满了鲜血，呆呆地坐在尸体旁。妈妈发现万裹子没死，冲她恶狠狠地吼道：“你为什么没有死？你个胆小鬼，你为什么没跟他们一块去死？你为什么还活着？”
妈妈把万裹子狠狠地推倒在地，起身离去。万裹子拖着两条小短腿，胆战心惊，远远地跟在妈妈后面，不敢靠近。万裹子讨饭讨来一点吃的，悄悄地放在母亲面前，急忙躲开。妈妈吃了女儿讨来的食物，仍然要弄死她。一次过河，妈妈捡起石头打她，不让万裹子上岸，万裹子跑到一块大石头后面，才躲过妈妈的追打。一天夜里，万裹子躺在草垛边睡着了，突然被一个重重的东西压得喘不过气来，睁眼一看，发现一只沉重的麻袋压在她身上，不远处却传来妈妈熟悉的尖笑声。一天清晨醒来，万裹子再也找不见妈妈的身影。再后来，她被一位善良的中国妇女收养了。
1981年夏天，已改名为田玲的万裹子来到日本寻亲，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亲生母亲大岛民子。可是，万裹子并没有从母亲那里得到一丝母爱，更没有听到一句忏悔，唯有一阵冰雹般的话语，狠狠地砸在万裹子那颗伤痕累累的心上：“您是我的女儿万裹子，我认出了您！不过，我还是不能认您！您不会日语，又没念过大学，回来能活下去吗？这里仍是战场，是战争！您活不成的，回中国去吧！”
再后来，当大岛民子没有了生活来源，却要求屡次被她抛弃、被她陷害的女儿万裹子，负担她的生活费用，为她养老送终。
万裹子心里想不通，问中国母亲怎么办。中国母亲田于氏却说：“不管怎样，她是你的妈妈。孩子啊，不管她认不认你，你也要认她。不管她当年养没养活你，现在你也要养活她。我告诉你，你要是连你的亲妈都不养活，我再也不认你这个女儿了！”
一个是中国养母，一个是日本生母，却有着天壤之别。
在侵华日军东史郎的日记里，记载着1937年8月31日出征，他与母亲告别时，母亲对他说的一番话：“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话，你就剖腹自杀！因为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关系。”
东史郎写道：“接着，她送给我一把刻有文字的匕首。……我的养母却是哭着和我分手。她希望我活着回来，她求我要活着回来。我的生母笑着和我告别，谈话冷静，并激励我毅然赴死。养母住在农村，生母住在城市。我觉得两个女人的感情多少有些不同。”
又是两位截然不同的母亲，一个激励儿子去死，一个希望儿子活着回来。
战争年代，人性的善与恶，拷问着天底下所有的母亲。
在日本战败大逃亡中，有4500个日本孩子被他们的父母抛弃了。
作为母亲，我真不敢相信她们能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我觉得，用什么样的理由来诠释母亲的处境，来同情她的抛弃行为，都是天理不容的。
在中国，在日军侵略中国期间，从未听说为了自己逃生，母亲杀死孩子、丈夫杀死妻子的事件。
恰恰相反，却听到许多夫救妻、母救子、妻为夫挡子弹、母亲在生死瞬间将活命留给孩子的感人故事！从没听说哪个母亲把孩子扔了自己逃命。中国母亲宁可自己去死，也要用生命来保护孩子。她们总是将最后一口吃的，最后一口水，最后一线活的希望，留给孩子，留给后代，留给传宗接代的根苗，决不会以抛弃孩子来换取自己逃命的生机，更不会弄死孩子来保住自己的性命！
在中国人看来，抛弃孩子是最自私、最不可原谅的罪恶，是做母亲的最大耻辱！而中国男人，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们绝不会将屠刀捅向自己的妻儿，从而保住自己的狗命！
对比使我清醒，使我认清了一个民族的优与劣……
日本投降后，不少日本人表现出一种以强凌弱的屠杀现象。
日本政府呢？他们又如何对待这些走投无路的本国臣民呢？
正处在大逃亡中的日本人，绝不会想到，日本政府在战败后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接二连三发出了抛弃他们的指令。
关东军总司令提出：“为了帝国的复兴重建，让更多的日本人留在中国！”
8月19日，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第四天，日本政府向中国东北的关东军下令：“留在中国的日本兵和民间日本人，可以随便更改国籍。”
8月26日，日本政府向在外公使馆通知：“针对遗留日本人贯彻指导不要着急返回日本，暂时就保持冷静的态度来行动。”
8月末，日本政府又向日本移民提出：“重视过去的统治成果，遗留日本人尽量留在当地，以和当地人民共存共荣为最大的目标，为了这一目标，要忍耐和吃苦！”
不难看出，日本政府所发布的道道命令，其潜台词都是：亡我中华之心不死！妄图让百万日本人留在中国，充当永久的“卧底”，以求有朝一日死而复生，东山再起！
显然，日本政府仍在做着侵略中国的黄粱美梦。
按理说，日本投降了，中国人应该好好地教训教训他们，为死伤的，为受尽欺凌的中国同胞出出恶气，杀死几个日本人。
但是，中国人太善良了，善良得近乎傻气，近乎羔羊一般。不但没有报复日本人，反而收养了日本人丢弃的大批遗孤——“狼崽儿”。
我所生活的黑龙江就留下了大批日本遗孤。仅小小的方正县，就收养了1000多名日本遗孤。
1946年11月29日，在辽宁葫芦岛港的码头上，一个名叫李修业的沈阳日俘日侨管理处处长，在为遣返最后一批日俘日侨送行时（多次遣返共105万），迎着凛冽寒风，对着全船遣返人员，说出了几句朴实而又令人深思的话：
“你们回去以后，要细细地想一想，比一比，你们是怎样对待中国人的，中国人又是怎样对待你们的！希望你们以后只带来友谊，不要再带来刺刀，再见吧！”
可是，日本人知道反思吗？
在收养日本遗孤的4000多个中国家庭里，有多少个家庭受尽了日本人的欺凌？有的男人被日军杀害；有的女人被日军强暴。又有多少个家庭被日本开拓团抢占了土地，逼得全家逃离家园、家破人亡？
可以说，4000多个中国家庭，没有几个家庭没受到日本人的欺凌与残害。
可是，我的中国同胞却一再重复着这样一句话：“孩子是无辜的，小鬼子犯下的罪恶，跟孩子有啥关系！看看那孩子没爹没妈的，多可怜哪！”
于是，我善良的中国同胞，将一个个冻得瑟瑟发抖或奄奄一息的小生命，揣进怀里，抱回家去，从全家穷得揭不开锅的嘴巴里，从一帮嗷嗷待哺的孩子嘴里，挤出一口吃的，塞进小狼崽儿的嘴里；母亲掏出干瘪的乳头，塞到小狼崽儿的嘴里，没有奶水，狼崽儿饿得哇哇哭。母亲便弓着瘦弱的腰身，背着日本弃儿，去有奶的妇女家里讨奶吃。有的弃儿就是吃百家奶长大的。有的弃儿是中国母亲靠要饭喂大的。又有多少中国母亲放下自己的亲生骨肉，来抚养日本人扔下的弃儿。乌兰浩特一个叫吴凤奇的男人，为了养活三个日本孤儿，终身未娶。
我善良的中国母亲啊，不仅克服了贫穷，克服了战争所带来的种种困境，还克服了民族大恨所遗留下的后遗症——冷漠与仇恨！用她们并不强悍的臂膀，为日本弃儿遮挡着来自各方袭来的灾难，用她们宽阔的胸怀为日本弃儿遮风挡雨，直到他们长大成人！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中国母亲又毫不犹豫地放飞了遗孤，让他们回国去寻找自己的亲人。这其中，又隐藏着多少骨肉分离、催人泪下的故事？
然而，这些战争的牺牲品——日本遗孤回到日本以后，并没有得到正常的国民待遇，而是成为日本的下等公民。
为此，遗孤们向法院提起诉讼高达百起，要求政府给予战争赔偿。他们在日本东京、大阪、仙台、长野、京都、名古屋、冈山、福冈、鹿儿岛等地方法院，以及东京、札幌、大阪、名古屋、广岛、高松等高等法院提起多起诉讼。但是，诉讼均以败诉而告终。法官以“政府不存在违规或违法行为”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诉求。
不知日本遗孤的诉讼，现在进展如何？
写到这里，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我在对比：日本母亲丢弃自己的亲生骨肉，而我们这些被日军侵略伤害的中国母亲，却把日本弃儿捡回来；日本母亲让自己的孩儿去死，中国母亲却不惜一切代价养活日本弃儿，把他们养大成人，最后让他们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对比，使我第一次发现我的中国同胞姐妹，虽然她们没有多少文化，有的甚至连自己名字都不认识。但是，她们却是世界上最美丽、最伟大的母亲，那些所谓高雅的女人，在我的中国姐妹面前，显得既渺小、又卑下，远不如我的中国同胞姐妹宽宏、大度！
中国母亲用纯朴与善良，默默地谱写了一曲曲人间大爱。
我又在想，日本人知道领情吗？
[十二]
那些收养日本遗孤的中国母亲令我感动。
而另一位外国女性不仅令我感动，而且令我感到深深的敬佩。
当南京陷入人间地狱之时，一位身着长裙、高个子的外国女人，戴着宽边眼镜，目光深邃而刚毅，面对日本兵，毫无惧色，带着几百名中国年轻姐妹，昂首挺胸地穿过到处是尸体和血污的长街，走进她所领导的难民收容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她就是一连四次拒绝美国大使馆的劝阻，在美国使馆出示的证明上，毅然签上自己的名字，留在南京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美国朋友明妮·魏特琳。
魏特琳从未结过婚，也从未尝过做母亲的滋味，却给世界留下了伟大母爱的光辉形象。
日寇入侵南京时，她说：“我不能走，就像在危险之时，男人们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不应丢弃她的孩子一样！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抛开中国！”
魏特琳的这番话，应该镌刻在中华民族的心灵上，让它永远敲打着我们民族的灵魂，激励着我们的责任感。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是走，还是留？是忠，还是奸？
这将拷问着每个中华儿女的灵魂，但并不包括外国人。魏特琳并不是中国人，却有一颗中国心。51岁的她，把全部精力和爱都献给了人类，确切地说是献给了中国。
一连数月，她像母亲呵护孩子，像老母鸡保护她的鸡崽儿一样，拼命保护着中国姐妹，保护着中国难民！
她以国际委员会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安全区负责人的身份，将她并不年轻的生命，全部投入到保护中国的难民当中。成千上万走投无路的妇女和儿童，纷纷涌入校园，涌到这位从未当过母亲，却胜似母亲的羽翼之下。
而且，她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收容了许多中国伤兵员，将他们的军装等军事物品，统统丢进学校的焚化炉烧掉，让士兵们藏在难民当中。
她在1937年12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
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妇都被强奸。丈夫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多少个夜晚，她都和衣而卧，以便随时跑出去应对突发事件。她像一只陀螺，日夜不停，从早忙到晚，接纳成千上万的难民，给难民安排吃的，组织人员在校园周围巡逻，请来国际安全区服务的外籍男士轮流守夜，阻止闯进来的日本兵对妇女进行掠奸，与嗜血成性的日本兵对峙，遭到日本兵的围攻，扇耳光，冲她挥舞着带血的刺刀……
她看似文雅，却是无比坚强。
她说：“金陵女院就是我的家，我绝不会离开这里！”
她看到一个中国男孩儿胳膊上戴着日本国旗的臂章，来给住在这里的姐姐送饭，便对男孩说：“你没必要佩戴太阳旗，你是中国人，你们的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佩戴这玩意儿的日子，永远都不要忘记！”
她一再鼓励那些绝望中的中国难民：“不要难过，中国没有灭亡，永远都不会灭亡，日本注定要失败！”
她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认为战争是民族的罪行，是违反在天地万物心灵深处创世精神的一种罪过！但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奉献给那些无辜受害者，以及献给那些家庭被烧、被抢，或是那些在战争时期被大炮、飞机炸伤的人，帮助他们康复。
南京人称她是“南京的女活菩萨”。
1938年，国民政府授予魏特琳奖励外侨的最高荣誉：一枚蓝、白、红三色绶带的采玉勋章。后来，国民政府又授予她一枚银质奖章，以褒扬她在中国的特殊贡献。
可是，她太累了。
她所承受的精神折磨和压力，远远超出了她所能承受的负荷。
她在日记中多次流露出内心的痛苦：
啊，上帝呀！请控制一下今晚城内日本士兵的残忍兽性吧！
如果日本妇女知道日军的各种暴行，她们该会多么羞愧啊！
太倦了，倦得连字都写不出来。倦得无法思考了。
她累倒了，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忧郁症。
但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棵稻草并非病魔，而是一篇文章。
1940年4月初，汪伪“南京政府”成立不久，《紫金山晚报》登出一篇署名“真相卫士”的文章，标题是《真正的罪犯》。
该 文称：“让我们看看那个所谓的慈悲女菩萨吧！明妮·魏特琳其实是一个人贩子，一个出卖中国人的叛徒。我们必须揭露她，必须把献给日军的那些妇女和姑娘们的账算在她头上！”文章称，日军把所谓“金女大”当成了一个妓院。1937年的平安夜，日军一名高级军官要求：“我们要从1万名难民中挑选100名妓女。”魏特琳要求对方必须“许诺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并且要让姑娘们自愿”。
据相关资料证明，确有其事，但并不像文章所述。
1937年12月24日，就在平安夜这天，一名日本军官带着一名中国翻译，来到魏特琳的办公室，向魏特琳提出：要从1万名难民中挑出100名妓女。他们说，要为日本士兵开一家妓院，士兵就不会再侵犯良家妇女了。
拉贝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明妮（魏特琳）吃惊地绞着双手，看着差役闯进了安置有成百上千个姑娘的大厅。她是不会交出一个姑娘的，宁可当场死去。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位我们熟知的受人尊敬的红十字会成员——我们一点不敢相信他竟然属于这类人，朝大厅里喊了几句好话，瞧瞧！竟然有数量不少的年轻女难民走了出来。看样子曾经做过妓女，她们对自己要到新妓院工作一点不伤心。明妮感到哑口无言！
这天，日本军官从难民营带走了21人，很不满意，说还有更多妓女藏在安全区内。
魏特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当一群一群的女孩前来问我，日本人是否还会从她们这些正派女孩中挑选另外79人时，我只能告诉她们，如果我有能力阻止，是不会允许他们那样做的！
一个人可以承受巨大的付出，却很难承受巨大的不公和歪曲。
看到这样一篇报道，没人知道魏特琳的内心承受了多大委屈，几天后，她便递交了辞职报告。
一个月后，1940年5月14日，患上严重抑郁症的魏特琳离开南京，踏上28年未曾踏上的回国之路，在越洋轮船上，她曾多次想投海自杀。
一年后，1941年5月14日，在离开中国一周年这天，这位无比坚强、无比善良的女子，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一间普通的公寓里，打开了煤气，结束了她55岁的生命。
她在遗书中写道：“我在中国的传教失败了，与其受精神之苦，不如一死了之。”
显然，她是承受不住巨大的精神痛苦而离开人世的。
临终前，她说：“如果能再生一次，还是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
这位伟大而孤独的女子，没有双亲，没有家庭，她的遗体被她弟弟运回到密歇根州的雪柏得小镇，简单安葬。
墓碑上，雕刻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平面图，用英文刻着：明妮·魏特琳，观音菩萨，到中国去的传教士，还刻着四个中国汉字：“金陵永生”。
中国获悉魏特琳去世的消息，在她葬礼的同一天，金陵女大的师生们在成都，为她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
一个伟大而孤独的灵魂走了，她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金陵永生”。
她的灵魂所散发的人性光辉，却像永不陨落的星辰，永远照耀着这个相互残杀、战争不断的世界！
今天，当人们走进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会看到一尊外国女人的半身塑像，坐落在一片幽静的小树林里。她用那双深邃的眼睛，深情地注视着中国，注视着中国女性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