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头图片《柏林墓园里拉贝墓碑》
[九]
据称，1937年12月，日军入侵南京时，没逃出南京的有六七十万人，逃进安全区的约有25万，其余30多万同胞全部被日军杀害。
拉贝所领导的国际委员会，面对的就是这样一座人间地狱，一群禽兽不如的兽兵——
全城到处都在杀人、放火、强暴、抢夺，而且，接连六个星期持续不断。仅有3.86平方公里的所谓安全区，25个收容点，一下子涌进来25万难民。25万人的吃、喝、拉、撒、睡、卫生、医疗、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全部摆到拉贝所领导的国际委员会面前。
拉贝既要当“市长”，又要当警察局“局长”，还要充当“灭火”队长。在难民心目中，他就是救星，因为南京城没有比他更大的“官”了。他既要解决25万人的生存问题，又要仗着自己是德国“纳粹”的身份，与日方周旋，力保25万人不再受到日军杀害。
其艰难可想而知。
没有汽车，储藏在城外的粮食运不进来，25万人随时可能断炊；没有那么多厕所，粪便堆积如山；没有那么多住处，好多难民睡在露天。12月的南京已是寒冬；没有医药，好多伤者和患者得不到治疗，只能在痛苦中呻吟，随时可能死去；更为可恶的是，安全区并不安全，日本兵随时冲进来，将大批中、青年中国男人抓走、枪毙……
拉贝动用各种人脉关系，调动国际委员会全体委员的能量，找汽车，办特殊通行证，从城外运来粮食，甚至从日本人手里，花高昂价格买来他们从中国人手中抢去的粮食；腾出所有的房间，安排难民的住宿；指挥难民修建临时厕所；四处派人，弄来医药，解决患者治病问题；向日军提出，按照国际惯例，不要杀害俘虏……
拉贝甚至相信了日本军官的鬼话，向他承诺不再杀中国军队俘虏，可是，转眼之间，他却看到一千多名刚刚被劝降的中国士兵被日军拉出去，全部被枪毙了。他痛心不已，认为是自己把中国士兵害了。
他在12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
一队日本士兵要带走一部分已经放下武器逃进我们安全区的中国士兵。我向日本指挥官担保，这些难民不会再战斗，他们才被释放了。我刚回到委员会总部的办公室，仆人就告诉我一个坏消息：日本人又返回来，将1300名难民捆绑了起来。我同斯迈思、米尔斯试图再次救下这批人，但遭到日本人的拒绝。这些人被大约100名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包围，捆绑着拖走，准备拉出去枪毙。
我同斯迈思再次开车去找福田（日本使馆外交官），替这批人求情。福田答应尽他最大的努力，但让我们不要抱太大的希望。我指出，如果这样处决人，我将很难为日本人招募到劳工。福田表示同意，敷衍我，答应明天去办。我的心情悲痛极了，看到那些人像动物一样被强行拖走，很残酷。
这不是第一批，更不是最后一批。
国际委员们看到，众多中国士兵从安全区被一批批地拖走、处死。其中也包括许多拉黄包车的苦力、警察及体力劳动者，因为他们手上和脚掌上都结有老茧，额头上都有长期戴帽子留下的印痕。而且， 8000多例强奸案就发生在安全区；上百名安全区的警察被捕，被枪毙；安全区内遇难者高达三万多人！
拉贝极力克制着愤怒情绪，给日本大使馆写信，一封接一封，由平静的陈述，转为激烈的谴责：
南京城内的27名西方人士和所有中国民众都对贵国部队……所实施的抢劫、强奸和屠杀感到无比震惊！
昨天，光天化日之下，神学院的几位妇女居然在一间挤满男人、女人和儿童的大房间里遭到强奸！我们22名西方人士没法养活20万中国人并日夜保护他们。
在日军对南京大屠杀的六周时间里，国际委员会向日本大使馆递交了69份报告，详述了数千起暴行案例，强烈谴责日军的暴行。
但是，日方却毫不理会。
杀人、强奸、抢劫，一切一切，都在疯狂地继续！
以拉贝为首的国际委员会成员，不仅是其罪行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而且也是受害者。他们这些人的家几乎无一例外，全部遭到了日军的多次洗劫。
1937年12月23日，平安夜前一天，拉贝和克勒格尔正在统计外国人遭受日军抢劫的清单：有38所德国人的房屋被抢，其中一家饭店被烧毁；158所美国房屋被抢劫。
就在这时，拉贝家的仆人慌慌张张地跑来报告：“不好了！一个日本兵闯进拉贝先生家里，正在撬您房间的钱柜呢！”
拉贝和克勒格尔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急忙开车回家。要知道，拉贝钱柜里存放着2.3万元现金，那可是难民的救命钱！
拉贝到家发现，日本兵撬半天钱柜没撬开，已经跑了。
拉贝以为没事了，刚要坐下准备吃午饭，仆人又急忙跑来报告：“不好了！三个日本兵又翻过院墙闯进来了！显然是奔钱柜来的！”
拉贝急忙奔到三个家伙面前，冲他们亮出胳膊上戴着纳粹标志的袖标，怒喝道：“我是德意志！希特勒！你们赶快给我滚出去！”
三个家伙只好乖乖再翻墙爬了出去。
日本兵翻墙闯进拉贝家的院子，不下20多次。每次，拉贝都一扫平时的幽默，挥动着他胳膊上纳粹标志袖标，冲着抢劫或企图强暴的日本兵，怒声大喝：“滚出去！你们这些流氓！无赖！”抓住矮小的日本兵，像抓着一条发情的公狗，将他们狠狠地扔出门去。
有一次，拉贝回来走到院门口，忽然听到院子里传来女孩子拼命的哭喊，他急忙开门进院，发现几个日本兵又翻墙闯进来了。其中一个家伙已经解开皮带，脱掉军装，正按住一个姑娘准备强奸呢！拉贝立刻冲上去，抓起日本兵，怒声大喝：“你从哪爬进来的，赶快给我从哪滚出去！”
一见到拉贝袖标上的纳粹标志，日本兵急忙起身，屁滚尿流地滚了出去。那个准备强暴的家伙，拎着裤子，从墙头狼狈地爬了出去。
拉贝在家时，还好说，他不在家，这里的情况就更糟了。
拉贝竭尽全力救助着每一位中国同胞。他将自己仅有的两套西服，借给难民一套；一名姓张的仆人妻子有病，几次住院，他半夜三更开车送她去医院；他将草席、门板全部送给难民，让他们在院子里搭起小棚子御寒。
就在拉贝家的草棚子收容所里，先后有两个小生命，不合时宜地来到这充满罪恶的世界上，一个男婴，一个女婴。没有医生，没有接生婆，没有襁褓，只有几块肮脏的破布，还有一位外国老爷爷送给的一份厚礼，每对夫妇10元钱，并为女孩儿起名“多拉”，拉贝爱妻的名字；为男孩儿取名“约翰尼”。
两对夫妇感激涕零，拉住拉贝的手，哽咽无语。他们知道，拉贝送给他们最珍贵的礼物不是10元钱，而是全家人的性命！如果不是拉贝打开大门收容了他们，挺着大肚子的孕妇，早就成为日本兵屠刀下的屈死鬼了。
圣诞之夜，拉贝扮演成圣诞老人，准备送给全院126个孩子每人2角钱，可是刚要发钱，他差点被大家给撕烂了，无奈只好停下来。
难民们要送给拉贝一份圣诞礼物，拉贝却说：“我得到了一份再好不过的圣诞礼物，那就是600多人的性命。”
[十]
日军一边疯狂地制造罪恶，一边却极力掩盖罪恶，大肆制造虚假宣传，用飞机撒传单，铺天盖地，其内容之荒谬，令人可笑。
传单上写着：“所有返回自己家中的中国良民都会得到食物和衣服。那些未被蒋介石军队的魔鬼所愚弄的中国人，日本愿意做你们的好邻居！”
在炸成废墟的残墙断壁上，在炸断的电线杆上，在烧焦的树干上，到处都张贴着鲜艳的日军海报：“请相信日本军队，他们会保护你并给你食物！”
海报上，还画着日本兵怀抱中国儿童，孩子母亲跪在士兵脚下，感谢日本兵给她送来大米的图画……
1938年1月8日，上海《新生报》，居然登出一篇题为《南京气氛和谐，形势进展喜人》的文章，称：“皇军进城后，将刀剑入鞘，伸出仁爱之手检查和治愈病人，为饥饿者送上食物，为生病者提供医疗服务。”“男女老少纷纷向皇军跪拜，以表达敬仰之情……大批群众围绕着太阳旗和红十字旗下的日本士兵，高呼万岁，表达着他们的感激之情……南京成为举世瞩目的首善之地，到处洋溢着和平共处、安居乐业的气息。”
日本《东京日日新闻》报道称：“早在12月28日，南京的商店就已迅速开门，恢复正常营业。日本人同留在南京的外国人合作，共同赈济难民。在城里打劫的中国人已经肃清。南京已经恢复和平与秩序。”
日本东京的政府电台，1938年3月，居然向世界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在南京造成重大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暴徒已被抓获并处决，他们是蒋介石部队中胸怀不满的中国士兵！现在一切都已恢复正常，日军正在赈济30万难民！”
世界上没有比这更荒唐、更可笑、更卑鄙无耻的谎言了。
手里拎着杀人杀卷刃的屠刀，却向世界弯着九十度的大鞠躬，脉脉含情地微笑：你看我们日军多么仁慈，那些罪恶都不是我们干的，是他们中国人自己干的，是他们中国人自己杀自己！我们是来拯救中华民族的，来跟他们共同创建亚洲共荣圈的！
写到这里，我不仅想到日本战后70年来的所作所为，想到他们簒改历史，修改教科书，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罪行的种种事件……
想到他们多次公开出版作品，称南京大屠杀是虚构、传闻、臆造、夸张制造出来的。
一个不讲真话，嗜血成性、以扩张领土为己任的民族，70年后的今天，仍然用种种谎言欺骗着全世界！
但是，国际委员会对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却丝毫不肯沉默。
一些外国传教士一生都在探索地狱的真谛，在南京，他们发现了真正的“地狱”。
于是，国际委员会成员们，将日记、书信、摄像等真实记录，偷偷地传递出去，告诉世界，南京正在所发生的一切：
这里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我们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日军抢走赤贫者最后一点财产——他们的最后一枚硬币、最后一床被褥（时值隆冬）以及黄包车夫的车子，却无能为力；数千名曾与你一起寻找避难所的解除武装的士兵，连同数百名无辜平民一起，从你眼前被带走，他们或遭枪杀，或者成为日本士兵练习刺刀的活靶，而你却只能听到他们被射杀的枪声；上千名妇女跪在你面前，歇斯底里地哭喊，请求你解救她们免遭日本禽兽的追捕和蹂躏；眼睁睁地看着本国国旗屡遭撕扯和侮辱，自己家园横遭洗劫，自己深爱的城市并打算为之奉献终身的机构遭到有计划的蓄意焚毁，这是我做梦都不曾想过的人间地狱。——乔治·费奇，写于1937年12月24日。
关于这些恐怖案件，有数十万件，实在太多了，最后使人变得麻木，几乎不会再为此感到震惊。简直无法想象，现代世界居然有如此残暴的人存在……——约翰·马吉，写于1938年1月28日。
我之前从未听闻如此野蛮的暴行，强奸！强奸！强奸！我们估计每天晚上至少会发生1000起强奸案，甚至光天化日之下也会屡屡发生。……人们已经变得歇斯底里，每当有外国人出现，他们就跪下来磕头，乞求帮助。……即使在难民营里，那些最贫穷的难民也屡遭抢劫，直到他们最后一分钱，甚至最后一件衣服、最后一床被褥都被夺走……不论上午、下午还是晚上，都有妇女被日本兵带走。——詹姆斯·麦卡伦，写于1937年12月19日。
当这些揭露日军暴行的材料、照片及影片出现在世界媒体上之后，日本人怀疑是外国人干的，对他们恨之入骨，但迫于种种原因，又不敢对他们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