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1938年2月23日上午9点。
拉贝走了。
他在中国助手韩湘琳等人的陪同下，登上一艘英国“蜜蜂”号炮艇，驶向上海，携同妻子一起踏上遥远的归国之路。
在船上，拉贝眼含热泪，依依不舍地回头望去，向岸边的送别人群挥手告别，告别他生活了十年的城市，告别他生活了近30年的国家……
他走了，背负着南京几十万民众感激的目光走了。
其实，日军一直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为眼中钉，拉贝主席更是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一再要求关闭安全区，让难民返回各自的家园。日本特务机关一再向安全区发出通牒：“所有难民最迟在2月4日必须离开难民所，否则将封存所有的财产，关闭大楼！”
1938年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被迫解散，改称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国际委员会及难民区不复存在，难民们被迫离开安全区，很多人无家可归，流落街头。
与此同时，拉贝收到了德国的召回令，是西门子洋行通过美国大使馆转来的1937年12月1日发来的电报，这份迟到的电报是对拉贝请示电报的回复。
拉贝曾请示西门子洋行：“我留在这里主持国际委员会工作，建立难民区保护20多万平民。”
西门子洋行迟到的回复是：“不同意那些措施，请立即动身去汉口代表洋行利益！”
多亏这封电报迟到了两个多月，从而保住了多少中国人的性命……
拉贝的身体很糟，有糖尿病，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无论是德国发来的召回电报，还是他的身体状况，都不允许他再待下去了。
走之前，2月9日，日本大使馆邀请国际委员会的外国人，去日本使馆听日本军队乐团举行的音乐会，演奏的曲目有《多瑙河之波圆舞曲》、《长歌》、《梦幻曲》等。
拉贝坐在音乐厅里，内心厌恶到了极点。上午，他还在四处查看被日军杀害的中国人尸体，下午却被请来听音乐，世界上没有比这更虚伪、更残酷的音乐会了，就像坐在死人堆里听演奏一样。演奏完了，他们这些外国人还得被日本《读卖新闻》记者拍照，以供他们欺骗世界的宣传所用。
拉贝走了。
但是，他给南京人民留下了永远无法忘却的感激。
在1938年1月31日，农历大年初一那天，难民们用长3米、宽2米的红绸子，给拉贝写了一封感谢信：
你有一副菩萨心肠，
你有勇敢无畏的精神，
你从危险之中，
拯救了千万个不幸的人，
助人于危险之中。
愿上天赐福于你，
愿幸福常伴你，
愿神祇保佑你。
——你的难民收容所的难民
当得知拉贝被召回国的消息，3000多名难民妇女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舍里跑出来，团团围住拉贝，齐刷刷跪在他膝前，哭喊着请求他不要离开南京，请求他留下来继续领导国际委员会工作。
难民们越聚越多，集聚起一道道人墙。拉贝只好离开他的汽车，让魏特琳引开群众，他从后门出去才得以脱身。
临走，国际委员会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会上，麦克伦牧师为拉贝谱写了一首《南京难民合唱曲》，国际委员会委员们高度赞扬拉贝。
国际委员会自1937年11月22日成立，到1938年2月18日解散，在这地狱般的三个月里，拉贝及其国际委员会20多位外国人士，担着掉脑袋的危险，与中国同胞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度过了人类最残酷、最恐怖的岁月，从而保住了25万中国同胞的性命。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国际委员会想尽一切办法，保障25万难民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粮食，保证25万人能活下来。这不能不是国际委员会所创造的一个奇迹！
在被救助的人群中，不仅有中国普通百姓，还有不少国军军官。
国军第72 军军长孙元良，就藏在魏特琳领导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女难民中；国军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被贝德士藏在金陵大学管理大楼顶层的密室里；唐生智卫戍司令部的龙应钦和周上校两名高级军官，就藏在拉贝住宅的二楼。一个化名罗福祥的人，一直躺在拉贝家里养伤。此人叫黄广汉（有人考证真名为汪之刚），中国空军机长，曾在对日空战中击落过多架日机。日军攻占南京时，黄机长正在生病，他本想游过江逃走，但因体力不支，游到一条支流游不动了，用尽最后气力才逃到安全区。拉贝让他以仆人身份藏在家中。这次，拉贝离开南京时，他让黄机长以其仆人身份，将他偷偷地带到“蜜蜂”号炮艇上，带他逃离南京，去了香港。
拉贝走了。他身后留下一片怀念的哭声，一片下跪的场面，一片穷尽所有的语言，都无法描述的感激之情——25万人的感激之情！
拉贝在南京的壮举，不仅受到中国人的赞扬，而且，受到德国驻华大使特劳特曼博士的书信赞扬，信中称：
鉴于您在1937年11月至1938年2月义务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及后来的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席期间，冒着生命危险，以人道主义的精神所做出的富有成就和勇于牺牲的工作，我向您表示我的赞赏。……您的行为给我们的祖国带来了荣誉。请允许我通知您，为表彰您在南京的工作，我已请求外交部向德国红十字会建议授予您一枚奖章。
国际委员会的使命结束了。
但是，为正义而呐喊的使命并没有结束。他们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所见所闻，用笔、相机和摄影机记录下来，纷纷见之于世界各国报端，为人类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证据，用无可辩驳的证据，揭露了日军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大屠杀罪行！而且，约翰·马吉牧师和罗伯特·威尔逊医生以证人身份，出席了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刘易斯·史迈斯和瑟尔·贝茨出席了中国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并作证……
[十四]
南京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们，拯救了25万中国同胞，为中国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不少人的身心也因此受到严重伤害，有的还蒙受了不白之冤，回国以后，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甚至逮捕、审讯和关押。他们同样成了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
明妮·魏特琳自杀；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1940年突发癫痫，几近精神崩溃，不得不返回美国治疗，从此饱受癫痫、战争噩梦的折磨；约翰·马吉牧师，与日本人的交涉压力过大，1953年去世，时年69岁；乔治·费奇，当他在公众面前发表南京大屠杀讲演时，因精神创伤太大，突然失忆……
拉贝的处境就更糟了。
1938 年4月15日，拉贝携同妻子回到阔别多年的德国柏林，先是受到功臣般的拥戴，德国国务秘书表彰他在中国的出色工作，并授予他红十字勋章；后来又授予他一枚德国银质服务勋章；中国政府还授予他一枚带有红白蓝三色绶带的采玉大勋章。
当时，拉贝并不了解德国的国情，到处演讲，放映从上海带来的约翰·马吉牧师所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电影，为中国人民呼吁、呐喊。
他慷慨激昂，义愤填膺，一心要揭露日军对南京大屠杀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以唤起德国对日本侵略罪行的重视，希望德国能阻止日军对中国的侵犯！
他跑到柏林西门子城舒克尔特工厂办公大楼电影大厅、外交部政策局、远东协会、国防部等，各处作报告，发表演讲。他却发现，人们对他所讲述的内容并不太感兴趣。而且，盖世太保警告他，不许再散布日本罪恶的言论。
拉贝感到茫然了，我的德国同胞怎么了？
他记得小时候，教堂的钟声经常敲响一支曲子，歌词是：
始终忠诚和正直，
直至你冰冷的墓穴，
莫偏离上帝之路，
哪怕一指宽的距离！
那悠扬的钟声，在向善良、忠诚、勇敢而正直的德国人拉贝表示致敬。可现在，中国人遭到日军如此残酷的暴行，德国同胞听了却无动于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我的同胞变得如此冷漠？如此没有正义感？如此没有同情心？
是的，拉贝离开德国太久了，30年了。
他对眼前的德国感到陌生，感到不解。他并不知道西门子公司召他回国，是有国家背景的。不仅是他，蒋介石请去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将军，同时收到了希特勒发去的两封急电，召他立刻回国，否则后果自负！
此刻，正直而善良的拉贝，只能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国家元首希特勒身上。他哪里知道，那个欺骗了德意志民族的大野心家阿道夫·希特勒，早已与日本、意大利结为同盟国，他所领导的纳粹德国在紧张密谋，正准备以闪电战术进攻捷克、波兰，占领整个欧洲呢！
拉贝很想当面向元首汇报日本在南京所犯下的罪行，但见面不成，只好给希特勒写信：
元首阁下：
在中国的我的多数朋友都认为，您得不到南京的真实事件的详细报告。在此，我谨随信寄上我的一席非公开演讲的记录，我这样做是在履行对那些还在中国的我的朋友们的承诺，将中国人民的苦难告诉您。若能劳驾您已收到随信附寄的记录，我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在此期间，我得到通知，不得再做这一类的演讲及出示相关的照片。我也将遵守这一命令，因为我不想反对德国的政策和德国的当局。
我向您保证我将忠诚地效忠和服从您。
约翰·拉贝
1938年6月8日于西门子城
几天后，拉贝等来的不是希特勒的召见，而是两名身穿黑色制服、目光冷冽的盖世太保。
拉贝被捕了。他的全部日记、讲演稿及约翰·马吉的电影拷贝，统统被没收！
在盖世太保总部，他被审讯了几个小时，没发现他有反德行为，便将他释放了。
盖世太保却警告他：“闭上你的嘴，不许再讲演，不许出书，不许发表对日本不利的言论，不许播放约翰·马吉拍摄的影片！”
他的日记后来还给了他，但影片拷贝却被没收了。
西门子公司为了保护他，派他去阿富汗工作了八周。八周之后，他从阿富汗回来了。
从此，拉贝沉默了。
他对自己国家的做法感到不解，但是：“对或错，它是我的祖国。”这是他的人生信条。于是，他严格遵守着盖世太保对他的禁令，像阿尔卑斯山峰一样沉默着，忍受着无法伸张正义，无法向世界公布日军在中国所犯罪行的痛苦。
罗伯特·威尔逊医生在给家人的信中曾写道：“他（拉贝）是纳粹圈里一位杰出人物，通过过去几周与他的密切接触，我们发现他宅心仁厚，出类拔萃，实在很难将他的崇高人格与他对‘元首’希特勒的推崇联系在一起。”
接下来的几年，拉贝同许多德国人一样，饱受战争的摧残：房子被炸，几次搬家，住进女儿女婿家；饥饿，只能靠橡子面、芥菜叶充饥，用中国带回的古董和家用器皿，换土豆吃。妻子瘦到44公斤；没钱，找不到工作，常常靠朋友周济活命；全家挣扎在死亡线上。他的身体糟透了，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胃肠也不好。
但是，在那段最痛苦、最难熬的日子里，他并没有停止工作，在1941—1942年间，他把在南京的六卷八本日记整理为上下两册，在1943年至1945年间，完成了《千万别忘记》等作品，早在北京时，他曾写过《我所见到的北京》，详细描述了中国古老的风俗、婚丧嫁娶、饮食、建筑、司法、庙宇、街道等各种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翻开那些著作，我这个中国作家惊叹不已，他对中国介绍得太详细了。
二战结束后，拉贝的厄运并没有结束，先是被苏联红军逮捕，审了他三天；随后又遭到英国人逮捕，拷问了一整天；最后遭到德国同胞的指控，控诉他加入了“纳粹”党，而且在南京期间当过纳粹党小组副组长，他写给希特勒的信，以及他对希特勒的溢美之词，都成了证据。
在“非纳粹化”的运动中，有一条规定，所有纳粹分子一律不得任公务员，不许在企业工作。
他曾向反法西斯总部一再申辩，提交去掉纳粹化罪名的申请，并重申：我入党是为了从德意志帝国那里为南京的德语学校获得资助！
其实，他只在南京纳粹小组领导人休假期间，代理过一段负责人。
1946年4月18日，他在日记中悲伤地写道：
明天是耶稣受难日，我们的情绪是相应的……昨天我交的去纳粹化申请遭到了拒绝。虽然我领导南京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救了25万人的性命——这是指中国人，可我的申请被拒绝了。因为我短期担任过南京国社党（纳粹）地方小组副组长……我在南京是“数十万人的活菩萨”，在这里却是一个贱民，一个被剥夺权利的人，一个弃儿！
一个“贱民”，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啊，多么希望能治愈我的乡愁啊！
不知拉贝所说的“乡愁”，是指德国还是指北京？
1946年6月3日，“去纳粹委员会”终于摘掉了拉贝的“纳粹化”帽子，原因是他在中国成功地做了大量的慈善工作。
但是，他们全家仍然生活在没工作、靠野菜充饥的困境当中。
1947年初（有称是1948年初），拉贝的遭遇传到了万里之外的南京。中华民族是一个知恩的民族。滴水之恩，源泉相报。何况是救命之恩呢！
于是，一场大募捐在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中迅速展开，短短几天，就募集了一亿元中国法币，相当于2000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3月，南京市市长抵达瑞士，买了大量奶粉、香肠、咖啡、茶叶、牛肉等食品，装满四大包寄给拉贝。
从此，南京市每月都给拉贝寄来一包食品。这些食物大大地改善了拉贝的困境，救了拉贝全家的命。
国民政府还向拉贝提出：如果拉贝先生愿意回中国，中国愿意为他提供住房和养老金。
但是，拉贝没有回中国。
1950年1月5日中午，他因中风在女儿家中去世，享年68岁。
一个伟大的人，悄悄地走了，陪伴他的只有妻子和孩子。
他却留下了25万条生命，留下了2000多页日记，那是留给人类最珍贵的财富——日军罪恶的真实记录！
[十五]
在柏林，当我在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工作人员李文小姐的帮助下，手捧一束黄白菊花，来到柏林郊外一座树木幽深、芳草茵茵的墓园里，找到拉贝的墓碑时，不由得想起臧克家先生那句著名的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拉贝死了，可他还活着，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悠远而清澈的蓝天下，一位伟大的人默默地躺在黑白构图的墓碑下。墓碑是由中国著名雕塑艺术家、南京大学美术研究院院长吴为山教授设计的，其造型独特，气势非凡，长方体，黑白两色，黑色正面刻着拉贝及其夫人的生卒日期，中间刻嵌着拉贝的头像。看得出，黑色寓意着对死者的敬仰与哀思；白色是对生者的祈祷及对和平的向往。墓碑下面铺着鹅卵石，墓碑前面铺着一块白色大理石，上面刻着中文：
感 恩
永远铭记拉贝先生的国际主义善举
中国 南京
2013
我久久地站在墓碑前，心里很酸，想哭，因为我知道这墓碑后面的故事。
1996年12月下旬的一天，拉贝外孙女乌尔苏拉·赖因哈特和丈夫奥托，开车来到柏林费尔斯腾布罗内路的威廉皇帝纪念墓园，来看望约翰·拉贝的墓碑，想给拉贝竖一块小小的纪念碑，以纪念他在南京拯救25万人的事迹，但他们没钱。墓园管理人员告诉她：墓地租期已过，这里要安排新墓，要她把拉贝的墓碑拆掉。赖因哈特只好将拉贝的墓碑运回家，存放在车库里。
赖因哈特给中国驻德大使馆写了一封信，说明了她的处境，想把拉贝的墓碑捐给中国。
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先生向我讲述了这段经历。当时，他还是一名政务参赞，来到赖因哈特家里，跟她商量，请她将墓碑捐给中国，运回南京，让南京人民永远纪念他。赖因哈特欣然同意了。
于是，这块墓碑万里迢迢运到中国南京，保存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
当时，史明德参赞得知赖因哈特手里保存着大量拉贝的日记，便向赖因哈特提出，能否将日记捐给中国。赖因哈特同意了。但是，德国驻华大使得知此事，说拉贝日记是文物，原件不能捐给中国，只能给中国复件。于是，中国使馆拿到了拉贝日记的复印件。
2013年12月11日上午，由中国南京市捐建的拉贝纪念碑，从南京运到柏林，安放在德国柏林Willem Gedachtniskirche墓园里，并举行了隆重的落成仪式。南京政府向墓园交付了40年的租金。
如今，一颗伟大的灵魂在这幽静的墓园里，永远安息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