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头图片《柏林墙曾隔断骨肉亲情》
第六章
追问历史罪恶
——留给未来的思考
“谁不反观历史，谁就会对现实盲目。谁不愿反思暴行，谁将来就可能会重蹈覆辙。”试图对历史视而不见的人，“在当下也只能做瞎子。”
——德国总理默克尔，2015年3月9日在东京的演讲
一位国家总理向受难者灵魂下跪；一位国家首相却频频去参拜供奉战犯灵位的神社。一个国家不断向世界忏悔；一个国家却一再抹杀罪恶，将自己扮演成受害者的角色。同为战争罪人，却有着天壤之别。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是民族文化的差异，人性与良知的区别，还是日本“耻文化”与西方“罪文化”的不同，还是有着更为深层的国际背景？
[一]
我带着诸多不解，带着外孙女张润乔，于2014年8月走进柏林，走进这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给欧洲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国家。
我想看看德国，是否真正悔罪？
看看德国，是不是在世人面前装装样子，作作秀，以换取受害国人民的宽恕，从而达到重返国际舞台之目的？
却发现，德国对历史的反思与忏悔，是真诚的，不是走过场，更不是作秀。
德国从国家宣传，到国家法律，从国家总统，到普通百姓，在各个方面都制约着德国，必须面对历史，进行反思，进行忏悔，否则——
在柏林，有许多警示性的历史纪念遗址。
这些遗址告诉人们，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警示后人，要以史为镜，永远不要再充当人类的罪人！
在柏林维滕堡广场地铁站旁的草坪上，有一块黑底黄字的警示牌，上面写着：“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并注有一行行纳粹集中营的名字：达豪、布痕瓦尔德、萨克森豪森、毛特豪森、奥斯威辛……
据说1933年到1945年，纳粹德国在欧洲各地共修建了1200多座集中营，关押了数百万犹太人、战俘及政治犯。我不知这个数字是否准确？从资料获悉，有五名中国人被关押在奥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营，并且在那里遇难。
其中，奥斯威辛是集中营里最大的人间魔窟，始建于1940年，几百万犹太人死于这里，被称为“死亡工厂”。它是纳粹党卫军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1940年4月下令建造的，距离波兰首都华沙300多公里，因其建于奥斯威辛市而得名，其周围有大小40多个集中营，统称为奥斯维辛。
而位于德国柏林郊区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则是纳粹集中营的指挥总部所在地。
在德国，保留着许多集中营的遗址，每年花重金维修，供游人免费参观。
在一个阳光大好的上午，我和润乔去参观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
它位于柏林以北30公里的奥拉宁堡小镇，乘火车，换汽车，到达了小镇。小镇上的人不多，前来参观的人却络绎不绝。
集中营的面积很大，占地400公顷，下了汽车，沿着高墙，走了很长一段陈旧的柏油路，才来到集中营的大铁门前。铁门前的入口处，耸立着一座三层高的监视塔楼，宽敞的院子四周，镶有高墙、电网。几排关押犯人的牢房旁边，耸立着三根一人多高的木桩，木桩顶端拴着铁钩子。据说，许多被关押人员就是被吊在木桩上活活打死的。监舍下面是相通的地下室，地下室残破的灶台，就是杀人解剖的现场。正对着大门的远处，有一只高高的焚尸炉大烟囱。焚尸炉旁边，就是处决犯人的刑场和毒气室。
资料告诉我，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先后关押过22万人，他们来自40多个国家。其中10万多人惨遭纳粹杀害或死于饥饿和疾病。1941年秋，一次就处决了1.2万名苏军战俘。这里是集中营的指挥总部，诸多重大杀人决策，就是从这里发出的。
来参观的人很多，没有一声喧哗，死一般的寂静。所有的参观者，都被纳粹的暴行深深地震撼着。
走在这充满冤魂的集中营里，尽管是白天，阳光普照，却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阴森森的，好像到处都有冤魂在飘荡，在呐喊，在告诉人们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
参观完集中营，内心久久难以平静。
回去的路上，润乔问我：“姥姥，你说都是人，纳粹他们咋这么狠呢？”
是啊，孩子，这正是姥姥一直在探讨，又探讨不明白的问题——人性之恶。
润乔又感叹道：“你说那么多犹太人都被活活打死了，多可怜哪！”
是的，孩子，那是人类最残酷的一段历史。我拍拍润乔的肩膀，以示安慰。
润乔在美国刚读大学，年龄小，既单纯，又善良，对那段历史并不了解。这也是我带她来欧洲采访的一个原因，让她多了解一些那段历史。当然，更主要的是让她来给我当翻译。
在柏林，“柏林墙”的遗址很出名，它位于东德与西德的交界处。
这天下午，我和润乔来到“柏林墙”的遗址前。
资料告诉我，柏林墙始建于1961年8月13日，全长155公里，开始以铁丝网和砖石所筑，后来加固成混凝土墙，增加了瞭望塔等设施。东德政府称其为“反法西斯防卫墙”，以阻止东德居民逃往西柏林。
1989年11月9日，民主德国政府宣布，允许公民申请访问联邦德国及西柏林。当天晚上，柏林墙在众多民主德国居民的强烈压力下，被迫开放。1990年6月，民主德国政府决定拆除柏林墙，1990年10月，分裂41年的东西德宣布统一。
这堵墙，横亘在柏林人民面前28年零91天，它承载着那段沉重的历史，也承载着太多的生离死别及德国人悲惨的记忆。所以，人们称它为哭墙，就像韩、朝的“三八线”一样。
柏林墙被推倒了，但遗址却留着，它在告诉人们曾经发生的一切。
在柏林墙前，我看见一堵墙壁上，留有许多涂鸦似的图画及文字。在画廊展板上，镶着许多当年骨肉分离的照片，以及人们欢呼着冲过推倒柏林墙时的照片。在一座新建起的教堂前，跪着一对紧紧拥抱的青年男女黑色雕像，它是推倒柏林墙德国统一的象征。
我久久地伫立在柏林墙遗址前，不禁感慨良多。
在柏林，最令我震惊的是位于柏林市中心勃兰登堡门和波茨坦广场之间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就在马路边，一片浩大的灰黑色碑林，肃穆得令人震撼，就像一群无声的生命，向青天发出愤怒的控诉！
资料告诉我，这片碑林占地1.9万平方米，由大小不一的2711块长方体黑灰色水泥碑组成，最高碑身4.7米，最低不到半米，以此纪念被纳粹杀害的600万犹太人。在这里，扬声器昼夜不停地播放着400万个记录在册的大屠杀遇难者的姓名。
我走进碑林深处，犹如走入一个巨大的水泥迷宫，小小的我，很快就被这浩大的黑灰色碑林淹没了。
在碑林下面，是一个地下档案展览馆，展示着犹太人当年惨遭纳粹屠杀的历史资料。走进展览馆，如同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肃穆而安静，聆听着600万犹太人的悲惨遭遇，我不由得想到南京，想到南京被日军大屠杀的30万中国同胞……
在德国，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触景生情。
总是想到日本，二者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罪魁——一个是对欧洲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国家；一个是对亚洲人民、尤其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国家！两个国家对待历史的态度，自然要进入我的视野，进入我的笔端。
一天傍晚，我和润乔在柏林大街上散步，看着马路上不断过往的行人和车辆，看着大街两旁清晰可辨的新旧楼房，我俩猜测着，哪座楼是战前建的，哪座楼是战后新建的，泾渭分明，很是清晰。
走到一座桥上，见一位头发稀疏的老人靠在桥栏上，眯缝着老花眼在欣赏夕阳西下的景象。我让润乔上前搭讪，跟老者聊聊，听听老者对纳粹的罪行持什么态度。
润乔有些胆怯，怕遭到老者的拒绝。
但是，当润乔微笑着上前用英语打招呼，指着路边的一座三层小楼，故作好奇地问道：“先生您好！打扰一下，请问那座楼，为什么一半是新的，一半是旧的呀？”
没想到，老人热情地回答了她，而且丝毫不回避历史问题。
他说，那是当年盟军解放柏林时炸的，柏林有不少这样的建筑。他说，盟军不仅解放了欧洲，也解放了德国。德国人民并不希望战争，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是什么？是死亡，是饥饿。纳粹给德国带来的是毁灭。他说为了消灭纳粹分子，战后70年来，德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纳粹分子的追捕。而且，将反纳粹写进了法律……
老人对我们滔滔不绝地诉说着，好像通过诉说在洗刷着什么。
这使我想起在德国拿骚采访时，三位老先生也是这样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着纳粹的罪行。
德国人对待纳粹的历史罪行丝毫不回避。这是我完全没想到的。
正如老人所说，德国政府对纳粹分子的清算，从未停止过。
在战后初期，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同时成立了“纳粹战犯追究中心”，按照国际法准则，主动配合各个战胜国，追究二战中各类战犯的战争责任。
1958年，联邦德国成立了州司法管理局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专门负责在世界各地搜集纳粹罪行证据，此项工作一直持续至今。几年前，又有三名纳粹分子被捕，年龄最长者，已经94岁了。
2013年，在柏林、科隆及汉堡的街头，出现了2000多张海报，上面用德文写着：“迟了，但还不算太迟”，呼吁公众协助将仍逍遥法外的纳粹战犯绳之以法。
而且，德国把希特勒法西斯的罪行写进了各类历史教材，教育学生公开批判，把纳粹德国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教育后人永远记住这份耻辱。德国学校还义务组织学生去纳粹集中营参观，在那里，“每个人都会感到深深的耻辱”，并对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与忏悔。
这种忏悔与耻辱感，在纳粹分子后代身上，体现得尤为强烈。
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当赖纳·胡斯得知其祖父鲁道夫·胡斯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第一任指挥官，他痛苦万分，甚至想自杀，替祖父赎罪成为他活下来的“唯一原因”。他说：“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要活下来呢？就是替祖父做他本该做的事情（赎罪）。我应该背负祖上的罪过，并尽力去承受这一切。”“我对我的家庭、我的祖父给成千上万家庭造成的苦难感到惭愧。”
赖纳访遍德国的档案馆，搜集祖父当年的罪证，并上传到网上，撰文：“我的祖父是一名刽子手，这一事实让我既难过又羞愧。不过我不会像家族中的其他人那样闭上双眼，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当赖纳45岁时，看到父亲童年时的别墅，他崩溃了，不停地重复着：“疯狂！疯狂！”“他们用别人的血汗钱修建了这一切，然后竟然厚颜无耻地说这些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是太疯狂了！”
纳粹德国的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的侄孙女贝蒂娜·戈林，她和兄弟都做了绝育手术，为了避免再生出“另一个恶魔”。她对祖上的罪恶厌恶至极。13岁时，曾数次离家出走。20多岁，曾三次精神失常，并远赴印度，后来移居美国。她说：“遥远的距离可以让我更容易应对家族的过去。”但是，照镜子也是一件痛苦的事，因为她与叔祖父长得很像，每次照镜子都能让她“想起祖先的罪恶”。
在德国，这样的事情很多，有的纳粹后代自杀，有的写书，他们知耻而忏悔。
在德国，对法西斯的罪恶，并非停留在忏悔与反思的道德层面上，而是写进了法律，用法律来制止纳粹行为的发生。
德国《刑法》第130条第3款规定：“以扰乱公共安宁的方式，公开地或在集会中，对纳粹分子执政期间实施的《违反国际法之罪名法典》第6条第1款所述的犯罪行为，予以赞同、否认或粉饰的，处五年以下监禁或罚金。”
第4款规定：“以扰乱公共安宁的方式，公开地或在集会中，对纳粹党执政期间的暴行与专政，予以赞同、否认或为其辩护的，并因此侵犯受害者尊严的，处以三年以下监禁或罚金。”
据报道，一名德国游客在日本，看到日本一名议员在8月15日那天，参拜靖国神社，并发表了感言，便上前质问议员：“如果你在德国，这样的行为是违反宪法的，将会被逮捕，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这位德国游客却遭到了日本右翼分子和警察的围攻和盘问。
大量的资料告诉我，德国人是认罪的。
他们怀着真诚的忏悔，勇敢地面对历史，向欧洲人民认罪，向所有被害国人民认罪，向世界公开宣布：永远不再充当人类的罪人！
1970年12月７日，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冒着雪后凛冽的寒风，来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献上花圈，肃穆垂首，突然双腿弯曲，跪下，向死难者发出灵魂深处的忏悔：“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
勃兰特面对的是600万犹太人的亡灵，他在“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有这样做的人下跪”！
当时，联邦德国总统赫利，向世界发表了著名的《赎罪书》……
一位总理跪下去，一个民族却“站”了起来！
勃兰特的“惊世一跪”，使他获得了197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1994年8月，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在波兰纪念反法西斯起义纪念大会上，向波兰人民俯首认罪：“我在华沙起义的战士和战争受害者面前低下我的头，我请求你们宽恕德国人给你们造成的痛苦。”
1995年6月，科尔总理继勃兰特之后，再次双膝跪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重申国家的歉意。
2004年6月，德国总理施罗德在参加法国举行的诺曼底登陆60周年纪念活动时，发表讲话：“德国人不会回避历史，诺曼底登陆不但解放了法国，也将德国从纳粹暴政中解救了出来！”
施罗德说：“由于勇敢地面对最深的耻辱，德国才得以成为国际社会中受尊重的一员。”
就在2015年3月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日本，她在“朝日新闻基金会”发表演讲时称：“正视历史是和解的前提。”她还引用了已故德国前总统魏次泽克的经典名句：“谁不反观历史，谁就会对现实盲目。谁不愿反思暴行，谁将来就可能会重蹈覆辙。”试图对历史视而不见的人，“在当下也只能做瞎子”。
德国不仅在道义上真诚忏悔，而且在经济上积极主动地支付战争赔偿。
1945年2月，英美苏首脑在雅尔塔的会议上，提出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应给予盟国战争赔偿，规定德国赔偿200亿美元，其中100亿归苏联，80亿归英、美，20亿归其他战胜国家。
据德国财政部公布，截至1993年1月，德国对欧洲各国的战争赔款总额已达904亿9300万马克。根据德国的《联邦赔偿法》、《联邦还债法》规定，1993年2月以后，还须按计划支付317亿7200万马克，一直偿还到2030年为止。德国总计支付二战期间的战争赔款总额为1222亿6500万马克。
在对待战争赔款问题上，德国很是积极。
1951年9月27日，西德总理阿登纳曾在议会上郑重提出：纳粹的罪行是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犯下的。因此，德国人要把进行道德上和物质上的赔偿，视为自己的义务！
我在网上查到这样一篇文章，称：
1999年，德国决定从三方面继续做好对二战中战胜国的赔偿：战争赔款约1000亿马克；给纳粹受害者的个人赔偿约1020亿马克；德国企业的赔偿额约为7550亿马克。
文章称：“在平民受害的战争赔偿方面，联邦德国政府主动依照国际法原则，于1957年分别制定了专门对民间个人战争受害者实施赔偿的《联邦补偿法》、《联邦还债法》，明确地向世界各国承认纳粹迫害是一种犯罪，公开提出要对世界各国的战争受害者给予经济补偿。并提出凡世界各国受纳粹德国迫害造成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及职业上、经济上损失的，均在补偿范围之内。”
而且，就在2010年10月3日，德国用92年时间，刚刚赔偿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部战争赔款。
10月3日，是东、西德统一20周年纪念日，就在这一天，德国政府向法国政府交付了6870万欧元（6.23亿人民币），还完了最后一笔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欠的战争赔款。
正因为德国的认真反思、真诚忏悔、积极赔偿，才使德国在世界政坛上，重新赢得了尊重，赢得了威望，赢得了信誉，使德国重新获得了饱受纳粹德国欺凌的欧洲人民的谅解，重新回到了欧洲大家庭。
[二]
这天上午，我请中国驻德使馆文化处李文小姐驱车一个多小时，带着我和润乔，来到柏林郊外一座树木参天、绿草如茵的墓园。
在一片幽静的矮树丛中，我们找到了勃兰特的墓碑，与其他墓碑没什么两样，一圈矮树丛围着一座半圆形的粗糙石碑，石碑上用德文刻着勃兰特的名字。
一位国家总理，静静地长眠于此。
我来到墓碑前，向这位昔日德国总理深深地鞠了一躬，不为别的，只为了他的真诚认罪，向犹太人认罪，也是向全世界被法西斯伤害的人民认罪……
他的认罪，使我对这个民族心生敬意。
一个敢于承认历史罪恶的民族，才是让人尊敬的民族。
我请李文小姐帮我查询，希特勒、戈林、戈培尔、凯特尔这些纳粹战犯，在德国留没留下墓地？有没有人前去祭拜？
李文告诉我，这些战犯没有留下墓地，更不可能有人前去祭拜。
在德国，纳粹分子早已令人深恶痛绝。即使有少数新纳粹分子偶尔上街游行，喊几句纳粹口号，也立刻会遭到警察的制止。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更何况是祭拜纳粹法西斯头子了。
这使我想到日本——
使我想到供奉在东京靖国神社里那些罪大恶极的战犯，其中包括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送上绞刑架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土肥原贤二、武藤章等人，他们被供奉在靖国神社里，供日本国民祭拜。而带头前来参拜人类罪人的，则是日本首相小泉、安倍等人及其幕僚。
自从来到德国，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德国和日本，同为战败国，为什么在认罪态度上，有着天壤之别？
德国为什么能如此积极而又勇敢地面对历史，其根源究竟在哪里？
是民族文化的差异，民族个性的区别，还是日本“耻文化”与西方“罪文化”的不同，还是隐藏着更为深层的国际背景？
我在想，战败的德国，面对满目疮痍、庞大战争赔款的现状，面对全世界人民的谴责，面对自身艰难的生存状况，德国人曾经历了怎样浴火重生的痛苦？曾经历过怎样不为人知的艰难历程？
我想有些东西，从书本上是找不到的。
于是，在李文小姐的安排下，我带着诸多不解的问题，带润乔走进了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在大使馆古色古香、颇具中国特色的大使会客厅里，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先生，热情地接受了我的采访。
史明德大使，1954年出生，中等身材，有一双睿智而聪慧的眼睛，言谈举止，无不流露出一种优秀外交官的成熟与沉稳，一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气质。
听完我的提问，他爽朗地笑道：“作家同志，你找我找对了。”
他说，他学德语50年，对德国研究42年，从1972年来东德工作，与德国人打了25年交道，亲眼目睹了德国的变迁，很多有关中、德之间的事情，都是他亲手处理的，可谓真正的德国通。有关拉贝日记、拉贝墓碑等事宜，都是他当参赞时处理的。
于是，一杯清茶，便开始了史明德大使颇具高见的一番长谈……
一个半小时之后，采访结束了。
我紧握大使的手，一再向他表示感谢，感谢他使我进一步了解了德国。
当我带着巨大收获走出使馆大门时，小润乔附在我耳边悄声道：“姥姥，这位大使可真厉害呀！什么都知道，太厉害了！”
的确很厉害。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大使的一番长谈，使我解开了心中困惑许久的问题……
[三]
现在，让我沉下心来，静静地叙述史明德大使所阐释的那段历史吧。
德国战败以后，它被苏、美、英、法四国像切西瓜似的“分成”了四瓣。东德由苏联占领，西德由美、英、法三国占领。柏林则由四个国家共同管辖，德国完全丧失了一个国家的独立自主权。
而日本却只有美国一个国家占领。冷战以后，美国用日本来制衡红色中国，尤其来制衡苏联，利用日本来构筑一条对付共产党的堤坝。日本则进一步成了美国的工具。
在德国，一直坚持着非纳粹化运动，苏、美、英、法四个国家，要求德国上台执政者，必须是民主人士或抵抗人士，绝不许纳粹分子登上政治舞台！
在日本却完全不同，除了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了28名日本战犯，7人被绞刑之外，国体没变，天皇制没变，政权没动，政府官员没动，国土保留完整。
尤其在战争赔款问题上，德国向各个战胜国赔款数额巨大，至今仍在继续赔偿着。日本则完全不同，其赔款数额，只是德国战争赔款数额的1%。我不知这个比例数据是否准确。
对德国人民来说，上个世纪60年代之前，生活在各种压力之下，外来国家干涉的压力；大笔战争赔偿的压力；养家糊口的压力，就像几座大山，压得德国人民喘不过气来。战败后的德国，就像一座承受着巨大压力的火山，沉默而压抑。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以后，就有过这样一段经历，如今又面临着同样的经历。
当历史走到上个世纪60年代末，德国新一代青年成长起来，他们不愿在这种压抑下生活。
1968年，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一些激进的热血青年，起来闹学潮，上街游行，发表演说，要求德国反思历史，展开全民族大讨论，清算老一代罪行，追究战争罪责，追究集中营、犹太人大屠杀的罪责！由青年人掀起的一场全社会的大讨论，促使社会的各个阶层，尤其知识界的学者们，纷纷起来进行反思，强烈要求全民族要对战争问责，呼吁政府进行反思，强烈要求改变现状，为德国人自己松绑！
正因如此，所以才发生了1970年12月７日，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的“惊世一跪”。
当记者采访勃兰特下跪一事时，他说的一番话，尤其令人深思：“不仅是对波兰人，实际上首先是对本国人民，因为太多的人需要排除孤独感，需要共同承担这个重责。承认我们的责任不仅有助于洗刷我们的良心，而且有助于大家生活在一起。犹太人、波兰人、德国人，我们应该生活在一起。”
在日本，却没有这样的经历，从没有经历过这种刻骨铭心的自我反省过程，更没有进行过全民族的大反思。恰恰相反，日本政府从未让日本人民真正了解日本军国主义入侵中国，侵犯亚洲国家所犯下的深重罪孽。日本民众一直在被蒙蔽、被欺骗当中，打着为天皇圣战，为帝国自卫的幌子生存着。
当年侵华日军东史郎在其出版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受过‘中日战争是圣战’的训导。”“效忠天皇重于泰山，你们的生命轻如鸿毛。宁当护国之鬼，不受生俘之辱！既然自己的生命轻于鸿毛，不值一提，中国人的生命岂不更轻吗？所以就丧尽天良地屠杀他们。”
在日本，有少数清醒者站出来讲真话，就会遭到右翼势力的围攻和恫吓，甚者遭到法律制裁。直到今天，战争结束70年了，日本政府仍向国内、向全世界隐瞒着其历史的罪恶。
还有一点，德国与日本的地理位置不同，日本是独立的岛国。而德国是大陆国家，与九个国家相邻，如果不承认历史罪恶，走不出国门，无法与外界接触。现实迫使德国必须深刻反思，真正认罪，才能与邻国友好相处，才能正常地生存和发展下去。
正因如此，德国在反思与忏悔中，逐渐发展成一个正常的独立国家。
离开柏林的前一天傍晚，我和润乔最后一次在柏林街头漫步，看着一些身背双肩包的年轻人，骑着自行车在马路上飞驰，很是惬意。德国盛行骑自行车，很多人骑着自行车上下班。
只见一位年轻母亲和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儿，各骑一辆自行车疾驶而来，晚风吹起了女孩儿的金色卷发，在夕阳下飘扬，很是漂亮。
小润乔说：“姥姥，你看德国人多好啊！真难想象，他们当年对犹太人咋那么狠呢？”
“孩子，这就是人性的复杂。日本不也一样吗？他们见人必鞠躬，谁能想到，他们对中国人干了那么多丧尽天良的罪恶呢？”
“是啊，我也觉得日本人挺好的，想不到……”
是的，如果不是父辈亲历过，如果不是大批史料为证，没人会相信日本法西斯对中国所干的一切。
我告诉润乔，当一个民族被军国主义、被法西斯主义长期洗脑，他们人性中最残忍的一面被唤醒之后，人就变得不再是人，而是变成了恶魔，变成了杀人机器。
润乔却说：“姥姥，日本上层干的那些坏事，跟老百姓没有多大关系呀！”
是的，说得有道理。
战争历来是掌权者所发动的，老百姓并没有决策权。但是充当炮灰者，却永远是老百姓，实施罪孽者，也永远是老百姓！
我知道，有关战争与人性的问题，不是几句话所能说清楚的。
在德国的采访结束了。
但是，对战争罪恶的追问并没有结束。
在德国，承认罪恶，向亡灵谢罪，积极赔偿……
那么日本呢？
——极力抹杀战争罪孽，不承认“慰安妇”；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簒改历史，修改教科书；对揭露历史真相的正义人士，百般谴责与恫吓……
一场灭绝人性的战争结束70年了。一个战败国家对历史的认识，居然停留在如此水平。
为什么会这样？
今天，我们回溯那场关系到人类命运的战争，不能停留在揭露其战争罪恶及歪曲历史的层面上，而是要探究其形成现状的历史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