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写到这里，我的手沉默了，半天敲不出一下键盘。
我的心却在翻江倒海，久久无法平静。
一种深深的悲哀涌上心头。
并不是自作多情、故作高深的自我标榜，而是一个中国人为自己的民族、为自己的国家，感到一种沉痛的、无法化解的悲哀。此刻，我不由得想起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说真的，我从未像今天这样认真地思考过国歌的内容，以往唱国歌，只是跟着大家随便唱唱罢了，从没有认真地考虑过国歌歌词的真正含义。 但今天，当我写到南京人民遭受日军大屠杀时，我第一次认真地思索这样一个问题：中华民族为什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外国列强为什么一次次地入侵中国、一次次地瓜分中国？为什么日寇1931年占领了中国东三省，1937年又对中国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除了帝国主义侵略成性的原因之外，我们中华民族自身到底存在哪些问题，存在哪些劣性， 这些问题摆在我的面前，令我不得不思考。
我想到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史，想到那些大大小小一千多个不平等条约，想到外国人形容中国人那些侮辱性的词句：“猪罗”、“一盘散沙”、“军阀混战”、“睡狮”、“窝里斗”，想到那些为了唤醒中华民族觉醒，无数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的壮烈场面……
令我想得最多的，当然是1937年12月的南京——
当疯狂的日军以人类最残忍的手段扑进南京时，中华民国的总统和国民政府官员，全部撤走了。 国军败退，大小官员全部逃之夭夭。
南京城只剩下几十万穷苦百姓，他们成了无依无靠的孩子，成了被人夺命的羔羊，成了被禽兽不如的魔鬼强暴、啖食的囊中之物！他们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拖儿带女，走投无路，流浪街头，蜷缩在角落里，听凭着无法预知的命运摆布!
就在这时，一群素昧平生的外国人却留下来，冒着生命危险，为走投无路的中国百姓，成立国际委员会，设立安全区，担当起保护中国同胞的重任。他们像母亲呵护孩子，像上帝佑护子民一样，张开他们人性中最美丽的臂膀，施展出他们全部的能力和能量，尽全力保护着几十万随时可能被魔鬼掠走生命的生灵！
而国际委会员主席拉贝先生，不得不履行着南京市长和警察局长的职务，因为整个南京没有一个比他更大的“官”了。可他只是一名德国商人，那些国际委员会成员，也不过是一群自愿留下来的外国有识之士而已。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中国的父母官，为什么把自己的子民交给几个外国人，自己却逃之夭夭？为什么没有一个官员留下来，与他的子民们生死与共？尽管我们不愿承认，尽管我们找出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为自己辩解，尽管蒋介石所领导的政府军队后来的确开始抗击日寇了。但是，前一阶段的历史却是不可更改的……
就像日寇对南京大屠杀一样，想否定，想磨灭，想掩饰，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历史就是历史，那是刻在人类史册上的史实，是永远磨不掉的碑文！
我在想，拉贝他们这些外国人，虽然在南京生活多年，对南京很有感情，但他们与南京市民毕竟没有血肉亲情，没有种族关系。他们为什么冒着掉脑袋的危险，留下来，无怨无悔地拯救中国同胞？他们到底出于怎样的目的？是什么力量，什么精神，支撑着他们做出这种忘我的选择？
我觉得，仅用人道、博爱、高尚、善良等美好词句来形容，来颂扬他们人性的光辉，是远远不够的。我穷尽有限的知识，穷尽有限的智慧，极力探寻着他们此举的真谛，想触摸他们灵魂中的灵魂。可是，我的知识有限，我对人性的认识太肤浅了。我无法诠释他们深层的灵魂，只能写出我个人的浅薄之见。
我首先想到了宗教，他们这些人都是基督或天主教信徒，好几位都是传教士。说心里话，过去我对外国传教士并没什么好感，觉得他们都是带着政治使命来的，用宗教来给中国人洗脑，有的本身就是国际间谍。这次看到那么多传教士留下来，不顾生命危险，来拯救中国同胞，我对他们不得不重新刮目相看了。
我想是不是宗教的力量，使他们从小就在“爱邻如己”的《新约》教义感召下，用普度众生之心来救赎那些无辜的生命，来尽心尽力关爱他人呢？博爱是他们的核心价值。对于虔诚的基督徒来说，多半会将经历灾难视为“上帝对我的考验”。可我又想，日本人不也同样信仰宗教吗？教义为什么对日军却没有丝毫的约束力？
日本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以神道、佛教、基督教三大宗教为主。他们对天照大神顶礼膜拜，视其为天皇的始祖。而佛教、基督教的教义都有教人行善，不得杀生，不得作恶的内容，并设有诸多戒律。
可是，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这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日军对中国同胞像“切豆腐”似的，血淋淋地切着中国无辜百姓的脑袋，视中国人为草芥，拿杀人取乐，用杀人比赛。如果宗教对人真有约束力，那么，那些日军就不怕遭到天谴，就不怕老天爷降天灾来惩罚他们及其子孙吗？
最具讽刺的是，后来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送上断头台，南京大屠杀头号刽子手松井石根大将，竟然也信佛。佛经上说：“杀生有罪。”他害怕杀人太多遭到天谴，战败后，居然从浸透30多万中国同胞鲜血的南京城挖去泥土，带回日本，建起一座3米多高的陶土观音像，并刻上一段文字：“中国事变，友邻相争，扫灭众多生命，实乃千古之惨事也。余拜大命，转战江南之野，所亡生灵无数，诚不堪痛惜之至。兹为吊慰此等亡灵，特采江南各地战争染彼鲜血之土，建此‘施无畏者慈眼视众生观音菩萨’像，以此功德，普度众生……”
松井石根每天都人模狗样地向观音菩萨朝拜。被关进监狱以后，他仍在牢房墙上挂有一幅观音像，每天诵读《观音经》，向观音朝拜。但是，观音菩萨并没有饶恕这个刽子手，最终松井石根被国际军事法庭送上了断头台。
有关人性问题，不仅我在探讨，作家赫伯特·斯坦豪斯也在探讨。他在采访辛德勒之后，说：“辛德勒的卓越事迹，只是源自于基本的正义感和人性……”
用宗教去解释人们的行为，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从拉贝日记中不难看出，拴住拉贝心灵的，不是信仰，不是为了西门子公司的利益，也不是为了纳粹政权的原因，而是出于他天性的“仁爱”与“侠义”，出于他最纯朴、最善良的感情，正如难民送给他的锦旗上写的“佛心侠骨”。
我觉得，对于侵略成性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来说，宗教只是一种美化自己的摆设，凶残早已剔去了他们心中的些许善意，剩下的只是狼性与杀戮了！
写到这里，一种深刻的拷问在叩击着我的灵魂，是否有敢于揭示自身丑陋的勇气与胆识？是否有敢于担当的良知与民族责任感？ 一句话，是否敢于坦言你灵魂深处不得不一吐为快的观点——一种自我认识、自我反思的观点——
说实话，我只是一名普通作家，内心并不强大，也没有那么高的境界。
当我的双手在键盘上敲击出这段文字时，我心里不断承受着良知与胆识的拷问，那个不断被“大我”压倒在角落里的“小我”，在痛苦地挣扎中，最后败倒在我的键盘之下……
这一沉重的话题，不仅在拷问我自己，也是在拷问我们的民族，在拷问我们这个几千年的文明古国：
南京沦陷，为什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外国人，能够留下来，能够冒着生命危险来拯救中国同胞？而我们中国人自己，我们的父母官们，同样生长在这片土地上，并且在这片土地上谋得高官厚禄，为什么没有一个肯留下来？
为什么南京城的许多外科医生跑光了，一名外国医生却留下来，日夜坚守在岗位上，为成千上万的受伤百姓及伤兵员进行手术和治疗？ 为什么中国父母官都跑了，而一些外国教授、传教士却留下来，并留下了日本大屠杀的摄影、摄像和日记，从而为世界留下了日本法西斯铁的罪证？
罗伯特·威尔逊，大学医院的外科医生，美国人，1904年出生于南京，父亲是牧师，在南京一所中学任教。母亲是希腊人，在南京创办了教会子弟学校。南京是威尔逊心目中的美好故乡。在这里，他度过了幸福的童年，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却没有留在美国发展，而是带着他的新婚妻子，回到他的故乡南京，在金陵大学医院担任外科医生。在日军开始轰炸南京之时，他却觉得南京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让妻子带着襁褓中的女儿回到美国，自己却留下来。他是南京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外科医生。而南京需要手术、需要救治的受伤人员，却是成千上万。威尔逊只能夜以继日、不分昼夜地玩命手术，累得他几乎崩溃。有时，炮弹就在距离手术室50米远的地方爆炸，他和手术室的人都险些丧命。威尔逊在12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这简直是特大新闻，在这座遭战火蹂躏的城市中，我竟然是唯一的外科医生！”
他是医生，目睹了太多不忍目睹的悲惨景象——
一群日本兵抓到一帮十几岁的少女，就在大街上，不顾她们拼命的挣扎与哭喊，把她们强行按倒在泥水里，实施集体轮奸！有的少女因流血过多当场死去。有的虽然还留有一口活气，但已经没有了活下去的勇气。不久，便听说她们都自尽了，都结束了她们花蕾般的生命。
这一幕幕令威尔逊万分愤怒，可他却无能为力。他只能在大学医院的手术室里，偷偷地进行手术，在那里，比大街上所见到的景象更悲惨，更令人痛彻心扉。
来就医的：有的满身血污、有的缺胳膊少腿；有的肠子淌在外面；有的半拉屁股没了；有的半面脸没了；有的连中数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侥幸存活下来，身上多处中弹；有的脸被烧焦，面目全非；有的少女下身淌着血，一根木棍插在阴道里……
最令威尔逊难忘的是一名妇女，她的脖子几乎被砍断了，脑袋晃晃荡荡地挂在脖子上。她是被日军抓去洗衣服的，白天洗衣，晚上供日军泄欲，每天晚上，二三十个日本兽兵在她身上发泄兽欲。这天，日本兵对她玩腻了，把她拖到无人处企图砍死她，砍断了她脖子上的肌肉，却没有砍死。她假装死了，侥幸躲过日本兵的检查，挣扎着来到医院。
威尔逊在1937年12月18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今天是现代人间地狱的第六天，是用血腥与淫秽的大字写成的。大批人被杀戮，成千上万的妇女被强奸。看来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这些野兽们的残暴、淫秽和野蛮。……今天的南京是但丁《神曲》中地狱篇的现代版，鲜血与强暴是这篇章的关键词。起初，我尽力对日本人表示友好，以避免惹怒他们，但后来，我的笑容逐渐消失了，眼神变得同他们一样冷漠无情！
他在12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 穷人的所有食物都被偷走了，他们饱受惊吓，处于歇斯底里的恐慌状态。这种局面何时才能结束！
在12月30日的日记中，他只写了一句话：城中已经被他们杀得没有那么多人可供继续屠杀了！威尔逊说，他从受伤者身上取下来的子弹和炸弹碎片，足够开一家相当规模的战争博物馆了。
约翰·马吉，美国传教士，1884年出生于美国一个律师家庭，美国耶鲁大学和麻省剑桥圣公会神学院毕业，1912年，他以牧师身份被美国圣公会派来中国传教，在美国圣公会的南京道胜堂当传教士。至1937年，他在中国已经生活了25年。日军对南京进行大屠杀期间，他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他爱好摄像，竟然冒着生命危险，用16毫米的摄影机，极其秘密地拍下了8卷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并让乔治·费奇冒着生命危险，于1938年1月19日将胶卷秘密带到上海，为日寇大屠杀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证据，为远东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留下了铁的证据。而且，2007年11月，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反诉日本右翼作家名誉侵权案，日方败诉的一件重要证据，就是马吉当年拍摄的这部纪录片。纪录片的画面中，当时年仅8岁的夏淑琴，被日军刺数刀后昏死过去，醒来时发现，全家9口人7人惨遭杀害，只有她和4岁的妹妹侥幸活下来。当时，马吉用摄影机拍摄下夏淑琴一家惨遭杀害的现场。70年后，马吉所拍的电影证据为夏淑琴讨回了公道。
乔治·费奇，生于苏州，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父母是传教士，早年从美国来到中国。
费奇冒着生命危险，将约翰·马吉所拍摄的8卷日军暴行电影负片，缝在他的驼毛大衣内衬里，冒着被日军搜查出来的危险，乘船奔赴上海。到上海之后，他在柯达冲洗店拷贝了四份，很快带到美国，将日军暴行见之于媒体。为世界留下一部弥足珍贵的、真实记录日军暴行的动态纪录，为审判日军战犯提供了铁的证据。
12月1日，当美国大使馆最后一次召集滞留在南京为数不多的美国公民开会，并警告他们：“再不撤离，以后我们将无法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一位戴眼镜、相貌端庄、已是知天命之年的女子，坚定地说：“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抛开中国！”之后，拿起如椽之笔，在大使馆工作人员出示的“无论如何也不离宁”的证明书上，庄严地签上她的名字：明妮·魏特琳！
而这，已经是她第四次郑重拒绝美国大使馆让她离开南京的要求了。
“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抛开中国！” 这时候说出这种话的人，何等胆识，何等令人钦佩？
这句足可以震撼世界的话语，不是出自中国人的嘴里，而是发自一位51岁美国女性的肺腑——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育系主任明妮·魏特琳（后来兼任该学院院长）。
美国大使馆见魏特琳留意坚决，只好给她留下最后一个“救命符”，一面9英尺大的美国国旗，让她铺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院子中央，以避免遭到日机轰炸，还给她留下一卷长长的绳子，让她以备城门关闭，利用绳梯翻越城墙逃命之用。明妮·魏特琳，美国传教士，1886年9月27日，出生于美国伊利诺州的西科尔小镇，毕业于伊利诺州大学师范专业，1912年，来到中国安徽，创办了合肥三青女子中学，后来应聘到金陵女子大学，掌管校务，筹建新校园。她发现中国女子大多都不识字，便决心致力于中国妇女的教育，为推动中国女子的教育而努力，鼓励中国女子走出家庭，献身社会。至1937年，她在中国整整生活了25个春秋，生命的一半时光是在中国度过的。
我不仅在想：这些外国人为什么如此勇敢、如此决绝，如此热爱中国呢？
魏特琳说：“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抛开中国！”
拉贝说：“我在这里工作生活了30年，因此值得为这件事赴汤蹈火！”
威尔逊太太说：“罗伯特·威尔逊认为这是他的职责，中国人是他的同胞。”
我从这些外国人身上，似乎看到一种感恩情怀，一种勇敢精神，一种敢于担当的正义感，一种做人的准则！
相比之下，我们中华民族近百年来所缺少的，正是这种敢于担当的精神，缺少一种勇气与血性，缺少一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整天陷于烟榻与肉欲的享乐当中，浑浑噩噩，贪生怕死，一盘散沙，军阀混战，争权夺利，热衷于内斗，除非到了敌寇入侵、民族要灭亡的时刻，有识之士才发出啼血般的呐喊，吼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被迫发出愤怒的吼声”，以唤醒昏昏沉睡的国民！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这句出自《诗经·小雅·棠棣》的话，告诉我们，兄弟之间虽有分歧，但能一致抵御外来的欺侮。 可是，就在日寇占领中国东三省前后，蒋介石不是一心抗日，而是一心要消灭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
自1930年10月、1931年2月、 1931年7月，调集了10万、20万、30万大军，三次“围剿”红军，都以失败而告终。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东三省3000万父老乡亲沦为亡国奴。蒋介石却将张学良所率领的30万东北军调离东北，调往关内，不是让他们去抗日，而是让东北军去参加“剿共”。
国难当头，身为国家元首的蒋介石，不去救助3000万东北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却于1932年10月，调集几十万大军，向红军发动第四次大“围剿”。再次失败之后，又于1933年9月末，调集百万大军、百架飞机，向红军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大“围剿”，迫使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蒋介石的做法，不仅令国人愤怒，就连刚来中国不久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将军，都对蒋介石提出了诚恳的批评。
法肯豪森将军于1935年8月20日，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其中写道：
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迫切者，当数日本。日本对中国之情，知之极细。其利害适与中国相反，故一心用尽各种方法破坏中国内部之团结与图强，至少设法迟延其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