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头图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却。
——约翰·拉贝
可以宽恕，但须承认所犯下的罪恶。
一个不肯承认罪恶、不懂反思、只懂得侵略与掠夺的国家，无法让世界信赖，更无法得到被侵害国人民的尊重与宽恕！
——作者
一座美丽的古都面临魔鬼的血洗。走投无路的生命，渴望上帝的拯救。一群外国人为什么冒死留在金陵？善良与感恩，能否拯救几十万无辜的生命？人类，总是被西装革履的外表包裹着，其灵魂被严实实地包裹在皮肉里，分不出优劣，辨不出善恶。只有当战争来临，当屠杀与掠夺拷问着每个人的良知之时，其包裹在皮囊里的灵魂，才会像剥了壳的鸡蛋，向世界毫无遮掩地裸露出来。
人们这才发现，人性与兽性，原来如此之近，却又是如此之遥。
[一]
2014年８月初，一个晴空万里的上午。
我带着一路风尘，怀着莫大希冀，来到德国海德堡半山坡的住宅区，一座门前盛开着鲜花的小楼前，一位笑容可掬的老人，风度翩翩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蓦然间，历史突然醒来，一位历史老人活灵活现地站在我的面前——红领带，白衬衫，头发花白而稀少，两眼微陷，红润的脸上，洋溢着天性善良之人才会有的微笑。一时，我产生了错觉，心里惊呼：噢，这不是拉贝先生吗？
我神情恍惚，思绪错乱，忘记了备好的功课，忘记了是在德国的海德堡，而不是在中国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刹那间，历史与现实，幻觉与遐思，一齐涌入脑海，撕扯着我这敏感的神经，撞击着我这多思的情感……一幕幕血腥的历史，在我脑海里交叠闪现，一声声啼血般的呐喊，在我耳畔骤然响起：“拉贝先生，救救我！拉贝先生，快救救我啊！”
我眼前仿佛出现了根根白骨，堆积如山。
那是我的骨肉同胞，不是几千、几万，而是30多万！
我曾经跑到南京，久久地伫立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翰·拉贝的塑像前；我曾冒着大雨，走进南京广州路小粉桥一号约翰·拉贝的故居（现改为“约翰·拉贝和国际安全区纪念馆”），久久不肯离去。
一位55岁的外国老人，却挺着糖尿病之躯，一次次地拒绝撤离南京的邀请，率领20多位外国正义人士，像巨人一般耸立在这片血流成河、尸骨如山的中国大地上，竭尽全力拯救着南京同胞，因此保住了25万南京同胞的性命……25万，不是一个小数目。辛德勒救助了1200名犹太人，成为世界名人。
拉贝他们，却拯救了25万！那是怎样一种境界？
我这浸满泪水的心，被拉贝的事迹一次次地感动着，震撼着，呼唤着。于是，我来了。
来寻觅这位伟大人物的足迹，来探寻他不平凡的一生——
出来迎接我的是小拉贝先生。小拉贝与老拉贝，出自同一血脉的拉贝家族。小拉贝是约翰·拉贝的孙子，是老拉贝儿子奥托·拉贝的儿子，名叫托马斯·拉贝。
为了叙述方便，就称他小拉贝吧。
我发现，他们祖孙俩不仅长得像，而且连他们的音容笑貌和幽默，以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仁爱之心，都很相似。走进小拉贝的二层小楼，又一种错觉撞击着我的视野，到处都摆放着中国的物品：小拉贝与妻子身穿皇袍玉带、头顶皇冠、过一把中国皇帝瘾的玉照；书架上摆放着许多中文书籍《南京大屠杀真相》、《中华民国史》《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拉贝传》等等；墙上挂着中国的工笔画；装饰柜里摆放着精美的中国搪瓷器皿、景泰蓝笔、玉观音及各种中国工艺品……
如果不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外国人在接待我，我真以为走错了人家，走进了酷爱古玩的中国家庭呢。我小心翼翼地，轻轻地摸抚着老拉贝当年的心爱之物，仿佛走进了老拉贝的心灵，走进了那段遥远的历史，与老拉贝的心贴近了，与他默默地沟通，悄悄地触摸着老人那颗伟大的灵魂。不仅在触摸他们个人的灵魂，而且也在触摸日耳曼、大和民族及中华民族的灵魂。每个人，每个民族的所作所为，都是其灵魂的外在延伸。触摸灵魂，则是我这次采访与书写的一项重要内容。
小拉贝先生带我参观了“约翰·拉贝交流中心”，地点就在小拉贝家的隔壁。小拉贝先生告诉我，经常有人来到这里，跟他谈论战争与和平，缅怀约翰·拉贝先生的英灵，探讨约翰·拉贝先生所彰显的伟大人性。在小拉贝先生的花园里，坐落着一座约翰·拉贝的半身塑像。
采访就在充满中国情调的客厅里进行，请来给我当翻译的是一个叫李晓璇的中国留学生，一个很优秀的女孩子。话题就从书柜里摆放的小拉贝先生的全家福照片谈起……小拉贝先生幽默地说，他有三个孩子，还有一条狗。一对双胞胎女儿在大学里学医，儿子在大学里学建筑，夫人是搞儿童心理学研究的。他本人是海德堡大学教授、妇产科医生，出版了30多部医学专著，还有一部写他祖父的作品。他过世的父亲奥托·拉贝，是在中国出生、中国长大的，也是学医的。谈起祖父约翰·拉贝，小拉贝先生说，他为有这样一位祖父而感到骄傲。
当谈及如何看待德国总理勃兰特下跪一事时，小拉贝先生说，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反对军国主义侵略，反对战争。在他后来发给我的一篇文章中，阐释了他的观点：作为德国人，必须正视历史。“第三帝国”时代虽然已经结束，但那时所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完全成为过去。战后，德国人民努力寻找造成悲剧的起因并进行反思。德国应该向波兰、向以色列、向一切被侵略国家道歉，取得他们的原谅。这才是化解双方冲突、相互沟通的基石。
谈起祖父约翰·拉贝，小拉贝先生说：“约翰·拉贝以牺牲健康和生命为代价，来拯救那些中国人，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思考一下，在那种情况下，自己能否做出这样的事情？”小拉贝先生并没有见过他的祖父。在他出生前一年，老拉贝就已去世了。小拉贝对祖父的认识，是在父亲无数次的描述中获知的。
[二]
在1937年8月之前，约翰·拉贝只是一名德国西门子公司派驻中国的普通商人。
约翰·拉贝的名字，没有多少中国人知晓，更没有多少中国人认识他：一副黑框眼镜、深色西服、打着蝴蝶结、满嘴幽默的秃头洋人老头。然而，当日军飞机在南京上空开始大轰炸，企图把古老的南京城变成一片焦土，把南京的百万生命化为灰烬之时，走投无路的中国百姓，忽然发现了一位能让他们逃离死亡、逃脱魔鬼追杀的救星——约翰·拉贝，出生于德国汉堡，一座美丽而古老的城市。
那里有著名的港口，有古老的13、14世纪的圣雅各教堂与圣凯瑟琳教堂，曾诞生了著名音乐家勃拉姆斯、门德尔松；诞生了德国文学奠基人，著名诗人、作家莱辛；诞生了对电磁学有着巨大贡献的著名物理学家海因里希·鲁道夫·赫兹等许多杰出人物。1882年11月23日，一个飘雪的初冬，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一个可爱的小生命，降生在汉堡斯图本乌克大街4号马尔库斯·拉贝船长家里。他们所居住的公寓楼顶，有一个独特的标志，一只雕塑的仙鹤单腿独立，一只爪子擎着一只球，日夜站在楼顶上。据说，这是为了纪念一支失踪船队而设计的。仙鹤在提醒人们：永远要保持清醒，不要入睡，否则球就会掉下去。
父亲给小家伙取名约翰·拉贝，是为了纪念当水手的弟弟。约翰·拉贝的降生，给只有一个三岁女儿的拉贝家庭，带来了莫大欢乐。父母抱着幼小的儿子，到离家不远的圣米歇尔教堂，让他接受了洗礼，小拉贝成为一名基督徒。父亲马尔库斯·拉贝船长，那双沉着、善良，指挥着南美航线的大手，是小拉贝幸福的摇篮，是他逃避母亲巴掌的避风港，也是他善良、沉着、乐于助人等许多优秀品质的重要基因来源。
母亲聪明能干，爱打人，拉贝常常因为学习欠佳和逃学，挨母亲的巴掌。父亲则是他最好的保护伞，每次挨打，他就跑到父亲大山般的背后躲起来。父亲那副长着大胡子的脸庞，给约翰·拉贝留下了太多美好的记忆，只可惜，父亲走得太早，48岁，癌症便夺去了他壮年的生命，也夺走了拉贝少年时代的幸福与父爱。
父亲去世，16岁的拉贝，初中毕业，不得不辍学，早早地步入社会，到一家出口代理商及代销公司当学徒。19岁，独自一人，奔赴非洲葡萄牙所属殖民地莫桑比克，在一家著名的英国公司打工，在那里，学会了一口漂亮的英语。三年后，因患上疟疾，不得不离开莫桑比克，回到德国。1908年，26岁的他，被德国一家公司派到中国北京来当推销员，后来被西门子公司所录用，并担任该公司的会计和文书，由于他聪明能干，不久又被任命为西门子北京分公司经理。来北京，他第一次接触到东方文明，便对这座从春秋时代就为燕国国都，相继有辽、金、元、明、清等多个朝代建都的古老皇城，产生了强烈好奇与好感，觉得北京是东方古老文明的象征，是东方文明的瑰宝，到处都保留着完好无损的古代遗迹。他跑遍了北京大大小小所有的历史遗址，拍照，写日记，写书。他写信，让与他青梅竹马、深深相爱的汉堡邻居女孩儿多拉，从德国只身乘船来到北京。
1909年10月25日，拉贝挽着他心爱的姑娘走进教堂，举行了婚礼，开始了他们在异国他乡相濡以沫的爱情生活。
多拉温柔、美丽，爱写诗。
拉贝呢，幽默、乐观，爱写日记，爱照相，爱写文章，因此留下了著名的《拉贝日记》，留下许多有关中国的作品，《弥勒佛》、《天津的故居》、《我所见到的北京》（四册）、《孔夫子的生活》（纪念画册）、《银婚集》、《敌机飞临南京》（共六卷八本）、《轰炸南京》（二册）、《战争意味着什么》（拉贝翻译田伯烈所著的英文书）。
拉贝夫妇在中国的生活，幸福而平静，并育有一儿一女。1919年3月，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德国人全部被遣返回国，拉贝很不愿回国，但没办法，只好携带妻儿离开北京，第一次回到阔别11年的德国。
他离开德国时，还是威廉二世的封建统治，回去却发现，德国已经变成资产阶级共和国了。不过，眼前的德国，环境恶劣，政治混乱，派系斗争激烈，晚上他不得不离开床铺，睡到过道里，以免遭到不长眼睛的子弹袭击；通货膨胀，挨饿，断电，少水，少煤，到处是乞丐；到处都充满了暴徒，他遇见一群暴徒殴打《汉堡瞭望台》的编辑霍尔特，他认识霍尔特是一个正直人，急忙上前阻止，却遭到暴徒的一顿毒打。他和霍尔特好不容易才挣脱了暴徒的追打；他看到一个姑娘因饥饿晕倒在电车上，便急忙拿出自己来之不易的面包送给她；看到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儿，因得到一位绅士送给她的面包和香肠，高兴得扔下火柴，哭着向家里跑去。他望着女孩儿跑去的背影，久久不肯离去……
一滴水，可以反映一个大千世界。
一个小小的举动，可以阅尽一个灵魂的善恶。
对于不懂政治的拉贝来说，他很想逃离德国，回到衣食无忧的中国去。一年后，1920年6月，他终于获得重返中国工作的机会。于是，他偕同妻子辗转数月，终于又回到北京，继续在西门子公司任职。
拉贝自1908年来中国，到1938年离去，在中国生活了近30年。他和妻子在中国度过了银婚纪念日。大女儿于1930年与威廉·施莱格尔结为伉俪。在这30年里，中国的政坛屡遭变迁，被囚禁的皇帝光绪驾崩，老慈禧撒手西去，辛亥革命成功，清王朝灭亡，国民政府成立，军阀混战……但是，无论政坛如何变迁，都没有影响拉贝一家的生活。他们无论在北京、天津，还是后来调到南京，都住着二三层的小洋楼，成群的仆人侍候，开着轿车，全家过着衣食无忧、富豪般的上等生活。
1933年，他在南京创办了一所德国孩子的学校，为了给学校争取必要的经费，1934年3月，他申请加入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但是，他平静而美好的生活，却在1937年夏天戛然而止。
中华民族也由于这个夏天的到来，陷入了灭顶之灾……
[三]
1937年８月中旬，当日军飞机开始对南京展开大轰炸时，拉贝并没有在南京。他正带着妻儿在千里之外的北戴河海滨度假。当时，北戴河是外国人及有钱人的避暑胜地。得知南京遭到日军大轰炸的消息，拉贝在北戴河的度假，再也进行不下去了。
“我必须要回南京去！”
他不顾妻子的一再劝阻，于8月28日晚，与爱妻匆匆吻别，独自一人登上了南去的列车。从北戴河到南京，本来只需要几十个小时，因为战争，他却走了十几天。当他经过十几天的旅途颠簸回到南京时，眼前的情景令他感到万分震惊，也让他感到无比痛心！
拉贝在中国生活了近30年，是一位中国通，深知南京是中国的六大古都之一，历史悠久，留有许多名胜古迹。许多历史名人，都曾在南京挥洒过辉煌。春秋时代的吴王、越王；西汉的大将韩信；三国时的孙权；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李白、王安石、李煜等许多文人墨客，都曾在这里挥毫泼墨，留下了历史的足迹。
如今，这座举世闻名的中国古都，却陷入了毁灭前的恐怖当中——
天空随时飞来铺天盖地的“蝗虫”，对古都进行狂轰滥炸；不时传来瘆人的警报声，时时刺激着人们高度紧张的神经；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火药味；各家的院子、街道、公园，都有人在挖防空洞；在一阵阵刺耳的爆炸声过后，在弥漫的硝烟中，传来一阵阵悲惨的哭号、呻吟，一个个血肉模糊的鲜活生命，或缺胳膊少腿，或成为一个个残缺不全的尸体，横陈在大街小巷，横陈在古都的各个角落里。就在拉贝公司不远处，躺着几个中国人被炸的尸体。
这就是拉贝回到南京时，所见所闻的悲惨景象。他发现院子里，有人撑起了一面6米多宽、3米高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的党旗。还发现，仅能容纳十几个人的防空洞，却挤进来三四十人。公司里的同事，都纷纷在收拾东西准备回国，或者逃离南京，逃到安全地方。他们纷纷劝拉贝：“拉贝先生，赶快收拾东西，快走吧！再不走，日本的飞机炸弹，说不定就炸到我们头上了！”
这期间，西门子上海总部连连给拉贝发来信函，为了他的人身安全，要他立即离开南京。德国驻华大使馆多次派人催促：“拉贝先生，你今天再不走，我们就很难保证你的安全了！”德国驻华大使亲自劝他：“拉贝先生，你应该走，所有留在这里的人都不安全。”大使还告诉拉贝，德国政府向怡和洋行包租了一艘“库特”号英国轮船，再不走，就没有机会了。
的确，当时的中日战场形势，谁都无法保证谁的安全。
8月13日，淞沪大战，中国军队苦苦激战了三个多月，11月12日，上海沦陷。11月22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重庆宣言》。蒋介石决定放弃南京，迁都重庆，留下唐生智将军率领10余万官兵，坚守南京。但是，无论谁来劝说，拉贝都不肯离开。他让仆人把家里的物品装箱，包括他的几箱日记，全部送上“库特”号准备发走，只给自己留下两套西装，以及一些治疗糖尿病所需的胰岛素。
此刻，人人都明白，留在南京就等于留在死亡线上。所以，南京城里凡是有钱、有权、有点能耐的人，都纷纷逃走了，留下的只是那些无职、无权、无钱、无处逃命的穷苦百姓。他们无处可逃，只能留在南京，心惊肉跳地耗时如年，听凭无法预知的命运摆布。然而，约翰·拉贝这位有钱、有关系、有德国后盾的商人，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可以逃离南京，逃离这座随时可能丧命的灾难之地。
他为什么没有离去？到底出自怎样的心理？
拉贝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今天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我的东道主国家，遭遇了严重的困难，富人们逃走了，穷人不得不留下来。他们不知道该去哪里，他们没有钱逃走。他们不是面临着被集体屠杀的危险吗？难道我不该设法帮助他们吗？至少救救一些人。假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呢？
我绝对不想为了任何东西（洋行或是我自己的一些破东西）轻率地去拿我的生命冒险。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道德问题，我作为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至今还无法跳过去。我们的中国佣人和职员连同他们的家属约有30人，他们都在看着他们的“主人”。如果我留下，他们就忠实地站在他们的岗位上直到最后一刻……迄今我还无法做出辜负人们对我寄予信任的决定。像我这样一个平时毫不起眼的无用人，人们还如此信任，这怎能不令人感动。
谁要是两只手里各抓住一个身子颤抖着的中国孩子，空袭时在防空洞里蹲上几个小时，他就会与我抱有同感。
从拉贝日记中不难看出，拴住拉贝心灵的，不是信仰，更不是什么公司洋行的利益，而是人与人之间最纯朴、最善良的感情，是一个个乞求的生命，拴住了拉贝那颗善良的心，使他无论如何不忍心丢下他们，自己一走了之！他对自己说：我不能走，我走了这么多依靠我的中国人怎么办？他的想法似乎很简单，并没有什么崇高与伟大的动机。
可他知道，留下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生死难测，随时可能遭到炮弹袭击，意味着与中国人生死与共，忍受饥饿、困苦、伤病，甚至死亡。但他毅然决然地留了下来，并且指挥员工和仆人们，修理防空洞，准备好食品和药品，以备长期所需。
在接下来的几十个日日夜夜里，拉贝跟大家一起，生活在高度恐慌与紧张之中。每当警报一响，几十个人就拖儿带女，慌忙钻进拉贝院子里的防空洞。大家挤在狭小的空间里，就像挤在罐头里的沙丁鱼，一蹲就是几个小时，人们张大嘴巴抢吸着越来越稀薄的空气。那些吓得瑟瑟发抖的孩子，就像寒风中的小草，小手死死地抓着拉贝的大手。拉贝用他的大手握住孩子冰冷的小手，用他高大的身躯温暖着那些弱小的身躯。每当防空洞被周围的爆炸震得山摇地动，好像天崩地裂一般，人们吓得大惊失色时，拉贝就用玩笑来化解人们心中的恐惧：“噢！谁又惹上帝发火了！”
他将防空洞里最安全的位置，留给妇女和儿童。他看到有的中国男人，抢占防空洞最安全的位置，就将一张用德、中、英文写的醒目海报，贴在防空洞入口处：
致我的客人们和本洋行成员的通知：
凡使用我的耐轰炸的防空洞者，均须遵守下列规定，应该让孩子和妇女占用最安全的位置，也就是防空洞中间的位置。男人只可以使用两边的座位或站位。违背本规定者，今后不得再使用本防空洞！
约翰·拉贝
1937年10月19日于南京
其间，在院子里铺开的那面超大型纳粹旗帜，起了不少作用。在南京大轰炸期间，没有一颗炸弹落进拉贝的院子。当时，德国与日本已结为同盟国。日军飞行员在空中看到这面纳粹大旗，就手下留情了。后来，一名日军少佐曾质问拉贝：“你究竟为什么要留下来？你为什么要卷入我们的军事事务？这些事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离开这里不会有任何损失！”拉贝回答说：“我已经在中国生活了30年，我的儿孙都在这里出生，我在这里生活幸福，事业成功。中国人一直对我很好，即使在战争期间也是一样。如果我在日本生活了30年，而日本人民同样对我很好的话，我向你保证，在危急时刻，正如中国目前面临的境遇时，我也不会离开日本人民。”听到这番话，日军少佐双腿一并，向拉贝深深地鞠了一躬。
中国人的宽容与善良，在这里得到了回报。
心地善良的拉贝，不忍心丢下与他朝夕相处的中国仆人、职员及其家属。他知道这些人无处可去，到处都在打仗，到处都是战场，哪里是他们的家园？ 拉贝在中国生活了近30年，从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步入了花甲之年；从一个西门子公司的普通职员，升任为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理人。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来保护这些中国人。
写到这里，我似乎找到了拉贝所作所为的思想根基，似乎触摸到他灵魂深处的脉动，看到一颗善良的心，在向他生活30年的土地，向善待他30年的民族，回报一份感激之情。当然，更深层的原因还有待我进一步去探寻。
1937年10月25日，是拉贝与妻子携手走过28个春秋的结婚纪念日，他们原本约好，要在一起好好庆贺一下。可是这天，两人却天各一方，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南京，向他们祝贺的除了不断传来的爆炸声，还有妻子从上海寄来的一首满含忧虑的诗：
朦胧的预测已经变得明晰
命运从不是偶然幸运的产物
人生的道路如同行星的轨迹
唯有大智之道在宇宙中运筹
才能决定是合是分
诗意有些朦胧，却不难看出妻子对未来命运的担忧。拉贝接到妻子的来信，连连亲吻，好像在亲吻爱妻的芳唇一样。拉贝喜欢读妻子的诗，尤其喜欢那首《生命》。每次读起它，他都会别有一番感慨：
脉搏的第一次跳动——必胜的信念
日光的第一次来临——不尽的奋争
生命。
死亡吓不住我们——
每一个沉寂
都萌发出生命的
意志。
我们切齿痛恨
虚伪、半途而废。
我们真切热爱
自由、光明。
这就是我们的生命……
[四]
1937年11月22日，也就是国民政府发表《迁都重庆宣言》这天，就在警报间歇的空隙，十几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人士，匆匆向鼓楼区的宁海路5号奔去……
宁海路5号，一座南京人民应该永远铭记的建筑！
它始建于1935年，一座仿古式二层小楼，占地面积4.17亩，江南园林式风格，歇山式屋顶，琉璃瓦盖，飞檐翘壁，雕花扶栏，主楼二层有11间房，有地下室，室内设施豪华，楼前有宽敞的绿地、花园，有红、白、黑三色鹅卵石，砌成的鹰、虎、狮、鸟等装饰。所以细描它，因为它非同寻常，它曾是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的公馆。南京沦陷前，张群将其转给德国大使馆使用。德国大使馆撤离前，又将它交给国际委员会作为总部使用，被拉贝称为“我们的宫殿”。1946年5月，国共两党在南京谈判期间，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进行调停，就住在这幢别墅里。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一直住着外人无法知晓的大人物。
然而，它真正的历史价值，并非住过什么大人物。而是在日寇对南京大屠杀期间，它是南京国际委员会总部所在地——25万被保护下来的同胞，就是搭乘这艘诺亚方舟幸存下来的！在日寇对南京大屠杀的数十天里，宁海路5号门前，总是聚集着无数无家可归、食不果腹的难民。大冬天，他们成群结队地守在门前，等待分到一点果腹的食物，以躲避日军随时到来的大搜捕和大屠杀。而指挥这艘诺亚方舟的人，正是患有严重糖尿病，每天靠打胰岛素生存的55岁德国商人约翰·拉贝先生。
就在拉贝留下来的同时，在南京工作的20多位外国人，不顾本国大使馆的一再劝告，这些“富有良心和正义感且不怕死的”外国人，都没有逃离南京，而是纷纷留了下来。他们觉得既然留下来：“我们就应该团结一致，向日方提出要求，争取我们应得的尊严与权利。”
于是，他们商量，根据上海淞沪大战期间，法国神父饶家驹先生在上海设立“中立区”，即“南市难民区”，英文称“饶家驹区”，先后收容了20万难民的经验，决定在南京也成立起安全区，即“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并成立起南京国际红十字会，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南京平民。
大家一致推举约翰·拉贝为国际委员会主席。
拉贝却很惊讶：“为什么选我当主席？你们都是很优秀的人物啊！”
的确，留下来的，并且决定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这些外国人，都非等闲之辈。他们多是外国来的教授、传教士、医生、商人等成功人士。大家所以推举拉贝，除了他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为人善良、热情，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等素质之外，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份：德国籍，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代理人；又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党员。这些恰是其他人所不具备的。
早在1936年11月25日，日本与德国就签订了《日德反共协定》，并结成了“东京—柏林法西斯联盟”。1937年11月，德、日、意三国又形成了轴心国集团。 大家一致认为，由拉贝出任国际委员会主席一职，有利于与日本人打交道，有助于开展安全区的工作。所以，国际委员会主席一职非拉贝莫属。拉贝确信大家的真诚举荐之后，便欣然接受了。
他说：“各位认为我的国籍和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身份，在日本人面前有用的话，那我就接受大家的建议吧。”
1937年11月22日下午5时。在宁海路5号，召开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大会。从这一刻起，数十万南京人民的性命，将与这些外国人息息相关了。会上，决定在南京建立安全区，拉贝当选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在一阵掌声中，起身讲话。
他说：“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尽全力做好这项工作。大家选我出任主席，我不应再有丝毫的犹豫。德国和日本是盟国，我作为一个德国人，与日本交涉，有一定的优势。我26岁就来到这个东方国家，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年时代，都在这个国家愉快地度过。我的儿孙都是在这里出生，我的事业在这里得到了成功，我始终受到中国人的厚待。我将竭尽全力，不辜负诸位的厚望！”他的讲话，博得一阵热烈的掌声。
国际委员会的宗旨是：向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提出建议，在南京为平民建立安全区，用来保护南京平民百姓。其任务是：与日本进行有关承认安全区问题的谈判；保护平民不被杀害和遭强奸；搞到粮食和解决运输等诸多问题。国际委员会划定出安全区域范围：在南京城西北部，占地3.86平方公里，在东西南北四面，以马路为界，详细划出了界定范围。
所以选定这里为安全区，因为这一带外国使馆林立，包括美国、日本、意大利、荷兰使馆及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金陵中学、鼓楼医院等教会机构，都坐落其间。日军轰炸时不得不有所收敛。国际委员会决定在安全区内，分设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大学、中国最高法院、司法部、交通部旧楼、陆军大学、南京神学院、金陵大学图书馆大楼、汉口路小学等25个难民收容所。国际委员会成立当天，就用中、英两种文字，发表了第一份声明，并通过美国大使馆通告中国政府和日本当局，声明称：
鉴于可能在南京或南京附近爆发敌对行动这一情况，国际委员会由丹麦人、德国人、英国人、美国人组成，郑重向中日当局提出申请，希望在不幸的战争进行的同时，能在南京及近郊设立安全区，作为市民的避难场所。国际委员会保证，以下条件如被认可，必能在设定的区域内实现安全。即在此区域内不得设置军事设施及包括通讯处在内的办公场所，且区内的建筑物亦不得用于实现此目的。除警察可以携带手枪外，其他任何人不得持有武器。任何有战斗力的士兵和军官都不允许通过安全区……
国际委员会郑重希望，在上述条件被满足后，日本当局能从人道出发，尊重并承认安全区的民间性质。委员会相信，有责任感的两国当局对市民的关切和忧虑，必将为双方赢得名誉。为了尽可能在短期内达成同中国当局之间的必要交涉，也为了做好保护难民的适当准备，委员会衷心希望日本当局能尽快对此提案予以答复。
国际委员会相信，这个呼吁能得到大家的理解。最后，15位国际委员会委员分别在声明文本上，签上他们的名字。
他们是：约翰·拉贝，德国人，西门子洋行；莱维斯·斯迈思，美国人，金陵大学教授；芒罗·福尔，英国人，亚细亚石油公司；约翰·马吉，美国人，美国圣公会；希尔兹，英国人，和记洋行；汉森，丹麦人，德士古石油公司；舒尔泽·潘丁，德国人，兴明公司；伊弗尔·麦凯，英国人，太古公司；皮克林，美国人，美孚石油公司；爱德华·史波林，德国人，上海保险公司；贝茨，美国人，金陵大学教授；威尔逊·米尔斯，美国人，美国长老会牧师；利恩，英国人，亚细亚石油公司；特里默，美国人，金陵大学医院医生；里格斯，美国人，金陵大学教授。
除此之外，乔治·费奇，是后加入的副总干事，美国人，基督教青年会中国区负责人。 南京国际红十字会由约翰·马吉为主席，由李春南、洛威、福斯特、特特琳、威尔逊、拉贝、史迈斯等17人组成。对这些陌生人的名字，也许没有多少人知道，即使当年被救助的25万南京同胞，也不会有多少人还记得他们。一些资料也只是提到少数人的名字，更多人的名字都被岁月的尘埃埋没了，淡忘了。
这些历史的亲历者都已过世，连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都是高龄老人了。其实，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很感人，都很值得去写。说真的，我很想把他们的故事一一写出来，遗憾的是，我年过七旬，精力有限，笔墨有限，只能寥寥几笔，提提他们的名字，让人们永远记住他们吧。
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从事不同的职业，有教授、医生、传教士，有公司职员或商人。他们大多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好多都是博士、教授，不少人是传教士，都怀有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及正义感。他们都在中国生活多年，有的出生在中国，有的在中国工作一二十年。他们对这片虽然贫穷落后，却充满了纯朴热情的土地，充满了感激之情。他们在这里，受到中华民族宽容与善良的滋养，过着优越而有尊严的生活。他们深深地爱恋着这片土地。当看到日军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残暴，来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来毁灭这座千年古城时，他们感到无比愤慨，所以决定留下来，全力救助那些无助的中国同胞。
看看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德士先生，写给朋友的信中几段话，或许对他们的境界，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过去一年半所发生的事情，使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很难再相信那些仁慈的天意、善良的信仰。在残酷与贪婪席卷世界的浪潮中，我没有看到上帝的暗示。但人性的价值，人的生命需要和耶稣显示的景象，从未变得黯淡。在极端危险中手无寸铁地为人们的生命战斗，当你知道自己随时可能被未曾注意的力量所毁灭而仍捍卫真理与人道——这是一种精神的激励与震撼。
这是残酷的战争所迫。
“给全球以和平，给人类以慈悲。”但是，我们前面的和平能成为慈悲的和平吗？每个性灵的观念似乎都不可抗拒地被置于严峻形势之下，接受考验，但我知道它不会错位与扭曲。“不要被邪恶征服。”这是直入心扉的召唤。说来很巧，11月22日，正是拉贝55岁生日的前一天。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前一章写到钱秀玲女士救助罗杰那天，是她30岁的生日。而拉贝他们成立国际委员会这天，与拉贝55岁生日仅差一天。不知又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确有天意？第二天，就在拉贝生日这天，他收到一份最大的“生日礼物”。他的中国助手韩湘琳告诉他，一位中国朋友得知拉贝在为南京市民建立安全区，决定送给刚刚上任的国际委员会主席，两辆卡车、100桶汽油和200袋面粉。拉贝听了，激动得叫起来，上前拥抱韩湘琳：“噢，我的上帝！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他知道，国际委员会刚刚成立，太需要这些食品和汽车了。他能用这些东西救助很多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份“生日大礼”并没有完全兑现，只兑现了一部分。
[五]
11月23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的第二天，一位叫沃尔夫·申克的德国战地记者，从上海来到南京，准备去芜湖赶乘“库特沃”号船离开中国，顺便拜访了拉贝。
1943年，沃尔夫·申克在德国出版了《黄色前线之旅——一名德国战地记者的观察》一书，其中这样写道：“拉贝留在南京不是出于商务利益的考虑，而是想为留在南京的20万平民创建一个难民区，类似于饶家驹神父在上海所做的那样。我对他的计划抱有很大的怀疑……拉贝却说：我在这里工作生活了30年，因此值得为这件事赴汤蹈火。拉贝先生在短暂交谈中，表现出了他一贯的幽默，可现在，这让我觉得是绞刑架前的幽默。”记者用黑色幽默来调侃自己，“当其他人走近几乎肯定的面临死亡时，我却躲到安全地方去了。”这位战地记者道出了拉贝的处境。而拉贝的这句话，则道出了许多留下来的外国人的心声：“我在这里工作生活了30年，因此值得为这件事赴汤蹈火！”
国际委员会成立安全区的声明，很快收到中国政府的答复，并同意拨款8万元，调拨2万袋大米和1万袋面粉，以示对国际委员会建立安全区的支持。后来由于运输等种种原因，国际委员会实际并未收到那么多。南京政府还向国际委员会派去400名警察，负责“看守安全区的边界，并负责区内的治安”。
但是，却迟迟未收到日本政府的答复。
其间，由于路透社一个不经意的错误，导致以“民间”方式在南京建立“安全区”的消息，被误传为“美国驻华大使馆”所为，日本政府立刻提出抗议，致使国际委员会费了不少口舌。迟迟不见日本政府答复，拉贝很着急，作为刚上任的国际委员会主席，觉得很没面子。这时，拉贝想到了一个大人物，希特勒元首。他想，你日本人对希特勒元首总得买账吧。于是，11月25日，拉贝决定通过上海德国总领事馆和上海德国纳粹党小组长给希特勒发报，希望希特勒出面说服日本，同意建立安全区。
他在电文中写道：
致元首：
南京地区小组组长、本市国际委员会主席，请求元首阁下劝说日本政府同意平民建立一个中立区，否则即将爆发的南京争夺战会危及二十多万人的生命。
谨致德意志的问候
拉贝 西门子驻南京代理人
第二封电文是发给德国驻上海总领事的。
致总领事克里伯尔：
恳请您支持我今天请求元首劝说日本政府同意为平民建立一个中立区，否则即将在南京爆发的战斗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可怕的血腥屠杀。
如有必要，我将支付电报费。请西门子洋行（中国上海）从我账上预支。
拉贝 西门子代理人和南京国际委员会主席
电报发出后，拉贝日夜盼望希特勒的回复与支持。
他在日记中多次写道：“上帝作证，我多么希望希特勒会帮助我们，让我们能最终建立起中立区！”“上帝啊！要是希特勒肯帮忙就好了！”“无论是德国人还是外国人，我们没有一个不坚信希特勒的话，也只有他的话，会对日本当局产生最大的影响，有利于我们建议的中立区。而且，这句话他一定会说的！”
可是，他太幼稚了。无论他多么渴望他的元首能帮他们出面说句话，迫使日本当局同意建立安全区，以保护几十万南京市平民百姓，但是，现实却残酷地击碎了他的美好愿望。
拉贝并没有收到希特勒的回电，却收到了德国大使馆发来的洋行上海总部转来的电报：
致西门子：
本西门子洋行通知：请你们自行决定是否离开南京，避免人身危险，建议迁至汉口。望回电告知你们的打算。
拉贝回复道：
拉贝致上海西门子洋行：
11月25日的来电敬悉，谨表谢忱。我决定留在南京，主持国际委员会工作，建立中立区，保护20万平民！不管日方态度怎样，以拉贝为首的国际委员会，并没有停止建立安全区的行动。他们积极落实着安全区的各项事宜。12月1日，整个南京处在大战前的逃亡当中，国民政府，南京市大大小小的官员，都纷纷准备外逃。
拉贝所领导的国际委员会，却在开会，筹备物资，具体分工，主席：拉贝；秘书：斯迈思博士；总干事：菲奇；副总干事：杭立武；财务主管：克勃格尔；中方秘密处主任：汤忠谟。
下设五个分工委员会：
总稽查：施佩林；
粮食委员会主任：韩湘琳；副主任：索恩、孙耀三等多人。
住房委员会主任：王廷；副主任：里格斯、朱舒畅等人。
卫生委员会主任：沈玉书；副主任：特里默大夫。
运输委员会主任：希尔施贝格；副主任：哈茨。
写到这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大敌来袭，一座百万人口的国家首都，居然只有20几位自愿留下来的外国人来管辖，我们中国的父母官呢？他们都跑哪去了？
12月2日，拉贝终于收到一封由法国神父饶家驹先生转来的美国大使馆发来的电报：
根据您11月30日来电，给南京安全区委员会的答复如下：
日本政府已获悉你们建立安全区的申请，却不得不遗憾地予以否决。若中国军队对平民（或）对其财产处理失当，日本政府方面不承担任何责任。但是，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可以协调一致，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这个区域。
美国大使馆官员 高斯
看完这封措辞圆滑、意图明显的电报，拉贝半天无语。
他急忙又起草电文，通过美国使馆，发给饶家驹神父，恳请神父尽力帮忙，促成日方同意建立安全区一事。
12月5日，日本通过美国大使馆又转来一封电报，对国际委会员设立安全区一事，给予正式答复：“对建立安全区的申请予以拒绝！”但电文中仍有一句含糊措辞：“尽可能保护安全区”两封电报的措辞，既圆滑，又意图明显。但是，拉贝他们的工作，并没有因为日本当局的态度而停止。
12月8日，国际委员会向全市贴出了正式公告：
告南京市民书
在不久以前，上海战争的时候，国际委员会曾经向中日双方当局建议，在南市一部分地区建立一个平民安全区……这个难民区域却是安全的，而且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现在在南京的国际委员会也为本城作了同样的建议，这个区域界址开在下面……（略）这个区域的边界都用旗帜作了记号。在旗帜上面有一个红十字，红十字以外再有一个红圆圈，并在旗上写了“难民区”三字。……我们相信，倘然中日双方都能遵守他们的允诺，这个区域以内的人民，当然比他处的人民平安得多，因此，市民可以请进来吧！
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
拉贝还让秘书斯迈思博士，向新闻媒体提供了《在安全区安置居民及分发食物的暂行措施》：
一、住宿
（一）建议居民尽可能在安全区内达成私人住房协议。需交付的房租应尽可能的低，绝不应超过和平时期通行的价格。
（二）（三）（四）……（略）
二、膳食
（一）指定分发给委员会并由委员会储备的大米、面粉由经过委员会特许的私商出售。
（二）穷人的膳食（稀饭）由红十字会和红十字会负责管理的粥厂以低价提供……
第二天，12月9日，国际委员会又通过媒体发出一项《安全区安全措施》，共十条，并注明了救护车电话：31624；发生火情消防站电话：31058、31093。
这一系列的公告，无异是向世界宣布了诺亚方舟的所在地。于是，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穷苦难民，拖儿带女，携老扶幼，纷纷涌进安全区，寻求一块活命的栖身之地！据南京安全区档案记载，一周之内，安全区难民人数已达51000人，到1938年1月17日，安全区难民人数高达25万。
[六]
就在1937年12月8日，国际委员会发布《告南京市民书》这天，南京古城却拉开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罕见的一场悲剧序幕——12月7日，日军已经开始突破南京的外围防线。7日凌晨，蒋介石夫妇乘飞机离开南京，国民政府军政要员也随之撤离。在对待南京是守还是弃的问题上，国民党内部争论激烈，双方各执一词。最后，蒋介石决定留唐生智为司令，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率领从上海前线撤下来的中国最精锐部队36师、87师、88师等，以及陆军学校35000名学生组成的教导总队约11万（有报道称8万）官兵，固守南京。
尽管唐生智将军向官兵们发出激昂的誓言：“誓与南京共存亡！我们的部队必须誓死奋战，保卫前线的每一寸领土！”但是，面对训练有素、指挥统一、武器精良的十几万（有称5万）日军，唐生智将军所率领的军队，几个师刚从上海前线撤下来，还没来得及休整，就投入南京的保卫战，其结果可想而知。而且，就在12月11日，唐生智接到上司急电，让他相机行事，迅速撤离南京！随后，唐生智又接到蒋介石发来的两封急电：“唐生智当天必须迅速撤离南京！”“今晚务必渡江！”
于是，驰骋沙场20余载，曾参加过北伐战争的唐生智将军，只能满怀屈辱与悲愤，于12月12日晚５时，发出撤退命令，忍痛抛弃手下10万大军，眼睁睁地看着士兵们在人潮如蚁的江边，拥挤、吵嚷、骂娘，绝望地喊叫，上船拥挤而人船倾覆，根本没有那么多船只运送士兵！唐生智只能在痛苦与愧疚中，登上一艘汽艇，逃离南京，留下一片罕见的溃败景象。
这一切，就发生在12月12日晚，距离南京大屠杀仅差一天，确切地说，仅差几个小时！而此刻，前线那些毫不知情的士兵们，仍在与日军浴血奋战呢。无数士兵惨死在日军的刺刀下，辗死在坦克下，造成中国军事史上一次最为惨烈的灾难。
究竟死了多少官兵，我无法查到准确数据。有称，约九万以上；有称七八万之多。
当时的日本《读卖新闻》随军记者小俣行男，在回忆录《侵略——中国战线随军记者的语言》一书中，称：“俘虏有十万之多。”
唐生智将军后来曾痛苦地回忆：“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打过这么糟的仗。我对不起国人，也对不起自己。”
就在12月8日这天，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却给自己列出一项长长的、必须解决的问题目录，我们不妨把它昭示出来：
1.经费
2.警察
检查安全区人口守卫安全区边界
警察的数量及其安置
3.士兵与涉及军队的事项
撤出命令及其检查
军队开始逃跑时的措施
伤员的照片
4.伙食
食品的数量
食品的储存和分配
5.运输与运输工具
6.难民的住宿
监督
住房的使用和管理
Ａ）公共建筑物（政府的）
Ｂ）学校等，教会建筑物
Ｃ）空置住房
芦席棚
7.公共设施
提供水
电
电话
8.卫生设施与医疗保健
专用厕所
垃圾和粪便的清理运输
医院和医疗设施……
在此之前，拉贝曾多次向香港、上海和汉口的红十字会发去电报，请求红十字会向南京派遣医生和寄来药品。南京的医生和药品奇缺，大批受伤的伤员和百姓，因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沦落街头，成为乞丐，最后惨死街头。许多百姓房屋被炸，一贫如洗，找不到落脚之地，寒冷的夜晚，一家老小蜷缩在墙根或屋檐下，躺在露天马路边，其状惨不忍睹。
这一幕幕惨状，深深地刺痛了拉贝那颗善良的心，他觉得作为国际委员会主席，必须解决难民的吃、住、行、医疗卫生等诸多问题。就在唐生智奉命登船逃离南京的12月12日晚上，广州路小粉桥1号拉贝家的大门口，却集聚了大批走投无路的穷苦百姓。难民们跪在大门口，拼命拍打着大门，苦苦哀求，哭喊着：“拉贝先生，求求您，开开恩吧！放我们进去吧！拉贝先生，给我们留下一条活路吧！”
“拉贝先生，您是大慈大悲的活菩萨，求您行行好吧！放我们进去吧！”
此刻，南京城南方上空，已是一片火海，到处都是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哭喊声，距离日军进城大屠杀，仅剩几个小时了！其实，拉贝家里早已人满为患，人多得跟沙丁鱼罐头似的。但是，拉贝受不了门外那一声声凄惨的求救，便打开了大门，把外面的难民全部放了进来，安排在各个角落里。屋里屋外，到处都挤满了人。厕所里挤了9个人，浴室里挤的人更多，楼梯、走廊，到处都是人。更多人在花园冰冷的草垫上过夜。在随后到来的几十天里，拉贝家不足1000平米的院子和房间，住着五六百人，加上公司员工及仆人，最多时挤了650人。
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那天，拉贝一连48小时没合眼。
1937年12月13日凌晨3时10分。
最新证据证明，这是日军攻进南京中山门的准确时间。
媒体报道，一位名叫张广胜的老人，保留着两条侵华日军留下的手帕，在写有“支那事变出征记念”的手帕上，写道：“中支旅遣中岛部队、大野部队、恒广队、石桥队、中野队、坂本分队，昭和十二年（1937年）12月13日午前3时10分中山门占领。”手帕上还留有“以死报国”的字样。就在日军攻进南京这天，拉贝让手下人火速贴出《致难民收容所难民的重要通知 》：
一、紧张呼吁所有的人尽可能不要在街上逗留。
二、在最危险的时候，建议躲在房子里或不会被看见的地方为好。
三、我们提请注意，难民区是专为难民设立。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难民区无权为中国士兵提供保护。
四、如果日本人来难民区检查或巡视，必须予以通行，不得向他们实施任何抵抗。
12月13日，人类历史上最罕见、最残酷的大屠杀，就从这一天开始了！日军到处烧杀抢夺、强奸，连安全区也不放过。拉贝让秘书斯迈思，将日军所有罪行记录下来，整理出第一份《日本士兵在南京安全区的暴行》：
日本士兵昨天在安全区的暴行，加剧了难民的恐慌情绪。许多难民甚至不敢离开他们所待的房子，去旁边的粥厂领取每日的定量米粥……结果今天早上有数千名难民没有得到食物……在这份日兵暴行录中，拉贝向日本军方提出了多项“立刻采取的预防措施”。
随后，拉贝不顾生命危险，带着他的秘书斯迈思，高举着印有安全区标志的旗帜，走过遍地血污与尸体的长街，将一份译成日文的日兵暴行录，交给了日军长官，要求立刻阻止日军滥杀无辜，保证百姓的安全！但是，在场的五名日本军官，没一个肯接受这份暴行材料。15日，拉贝又拿着这份暴行材料，跑到日本特务机关，日本特务头子原田少将接过材料，并向拉贝信誓旦旦地保证：“日军是仁慈的，绝不会滥杀无辜！”
但是，没人会相信他的鬼话，罪恶正在疯狂地进行着。17日，拉贝又来到日本驻南京大使馆，亲自面交他的“严重声明”及抗议信……18日，拉贝又起草一份措辞更加严厉、揭露暴行更加具体的抗议信《致南京日本大使馆》：
由于贵军士兵持续不断的抢劫、暴力和强奸，整个城市笼罩在惊恐和悲愤的气氛中……这天，拉贝收到一封令他十分痛心的信，是被安置在广州路83号和85号540名难民写来的，“致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信中写道：……我们的房子多次遭到三五成群的日本士兵的搜查和抢劫。我们所有的首饰、钱财、手表和各类衣服都被抢劫一空。每天都有年轻妇女被抢走……到目前为止，有三十多名妇女和姑娘被强奸。妇女和儿童的呼喊声日夜不绝于耳。这里的情况已经到了语言无法形容的地步，请救救我们！
难民 1937年12月18日
“拉贝先生，请救救我们吧！”
“国际委员会，请救救我们吧！”
南京到处都在呼救着最后一叶方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