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晓文
纽约人连日里被5月的冷雨折磨，终于迎来了太阳。太阳并没露出君临天下的霸气，行动迟缓，心怀疑虑，和一簇簇湿重的寒气反复纠结。路两旁的天国树和黑樱桃树似在一夜间绿叶丰盈，在清风拂过时私密低语，许诺着温暖的夏季。
曼哈顿唐人街上的多家店铺，在全美国歇工的圣诞节当天，都风雪不误地照常营业，这天竟大门紧锁，卖水果或杂货的摊位也不见踪影。少了小贩们南腔北调的吆喝声，简直是森林失去群鸟的啼鸣。一大早，商贩们把自己从头到脚洗干净，穿上各种质地的黑衣，一些人甚至把压箱底的西装都翻了出来。西装式样有些落伍，做工亦不精致，但依然庄重。他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到街两旁，尽力挺直被常年劳作磨损的腰板，还一改平素高声嬉笑怒骂的习气，顽强地沉默着，脸上露出近乎虔诚的神情。随后，外地的黑衣人陆续涌现了，近路的来自美国各州，远道的来自墨西哥、加拿大、两岸三地等，迅速填满街上的空隙。有些人显然是从飞机场、火车站、灰狗巴士站直接赶来的，拖着行李箱，风尘仆仆、面色严肃，使街上的气氛愈发凝重了。
一阵哀伤的鼓乐传来，划破了清寒和静寂。树间的栖鸟“哗”地惊起、飞离，人们不由地打了个激灵，踮起脚尖。一个排成方阵的黑衣乐队进入了视线，队员们额头光洁、眼神灵活，肃穆的表情和他们的年纪不太相称。
千呼万唤，一辆黑卡车缓缓出现，在驾驶舱顶上立着一位中年女人的巨幅彩色遗像。女人浓眉大眼，在重重花圈的环绕下露出笑容。车厢里载着的棺木被鲜花层层覆盖。“不止曼哈顿，连布鲁克林的花圈店都被买空了。”有人小声地嘀咕了一句。接着有一位银发老者感叹，“一百多辆林肯车啊，我在唐人街住了50多年，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排场呢。”紧随着黑卡车，一辆接一辆的“林肯”车鱼贯而行，霎时在都市的水泥丛林中，冲出了一条黑色河流。
遗像上的女人是青姐，华人蛇头中的“大姐大”，曾经手几千福建人偷渡来美，被FBI在全世界范围内通缉，十几年前遭逮捕，随后被判处了36年徒刑。两个星期前，她因患肝癌医治无效，在德州的一家监狱医院里停止了呼吸。
青姐一走，纽约唐人街的这本大书，就被翻过了一页。
- 炜煊
导演炜煊站在一辆敞篷越野车上，把两手搭在腰间，俯视着唐人街，一揽众山小。车是纯白，两侧漆着“泛亚传媒”四个红字，跻身于黑色的送葬车流中，自是惹眼。他眉目平常，神情却活跃，身穿正宗新款的博柏利牌黑风衣，鹤立鸡群。他下意识地捋捋精心染过的头发，迎接人群的瞩目。
重回曼哈顿唐人街的情景，他不知在想象中拍摄过多少次了，但都与此刻相差甚远。人生果然没有彩排，一切都是现场直播。他透过略微疲惫的瞳孔，把视野中的店铺拉成慢镜头中的场景。店铺换了招牌或门窗，涂了新色，没有哪一间和记忆中的“日新”印刷厂吻合。20几年前，他在那里打杂、当校对，整天伏在一张小办公桌上，头顶一盏光线灰暗的灯泡。隔壁是一家食品商场，新鲜烧腊、腐烂菜叶还有鱼下水的混合气味不时扑鼻而来，打工仔们的说笑吼骂同样荤素夹杂。印刷厂的主要业务是印制中英文对照的中餐馆菜单。老板是位50出头的南方人，擅长精打细算，会把炜煊不小心扔进垃圾筐的曲别针翻出来，重新启用。炜煊的英文本来很“菜”，校对时还睁一直眼闭一直眼。比如老广东人习惯把“麻婆豆腐”直译成Pock-marked old woman's bean curd(满脸麻子的老太婆的豆腐)，让人立马丧失食欲；“夫妻肺片”是“Man-and-wife”lung slices(男人和妻子的肺切片)，简直恐怖。他找不出更合适的说法，索性付印。客户们大多不识英文，也没减少订单。他想象老外们捧着菜单大惊失色的情景，不禁暗自笑了，在那段日子里其实难得一笑。
摄影师小康站在他身边，一副媒体人全副武装的打扮:棉布衬衣搭配卡其布马甲，脖子上挂着“尼康”牌长镜头数码相机。他以前从未来过纽约，对青姐也不了解，扫视街两旁黑压压的送葬人群，既惊讶又好奇，“哇塞，全唐人街都出动了！一个女蛇头有这么大魅力！你看她那样子，不就是个农村妇女吗?”
炜煊有些无奈地应道，“是啊，她抢了我的头条!”
两个多星期前，炜煊来纽约出席他执导的大片《金影》的首映式。《金影》讲的是千年前发生在宫廷里的故事，融合权力争斗、金钱、欲望、美女等诸多元素。自从十几年前“心碎地”离开，在纽约办首映式一直是他的心愿，这一次梦想终于照进现实。他用心策划了大半年，还说服投资商砸大钱宣传。“舍不得孩子套不上狼”，何况钱不像孩子那么娇嫩，砸下去不必手软。他把首映式安排在曼哈顿东区的阳光影院，还用有关新闻地毯式覆盖海内外的中文媒体。只要他的前妻陶霏关注华人新闻，就一定会看到。他不知道她住在哪里，但派人辗转找到了她的微信，把新闻传给了她。他不想主动加她微信。十几年没见面，彼此间早隔了一条冻结的河流，他暗地里希望她先踏上“破冰之旅”。
首映式当天，他率领麾下一班人马，亮相红地毯。圆片墨镜，精制中式黑马褂，他的风范不逊香港电影中的澳门赌王。遗憾的是雷声大、雨点小，观众稀稀落落，预计的热捧场面没有出现。中国的几家媒体行程万里追随他，自然出席，纽约娱乐界媒体蜻蜓点水般拍了几个镜头，当地华人媒体和社团领袖却没露面，陶霏更是踪影全无。他抑制住失望的情绪，从容镇静地接受采访，给几位“粉丝”签名。导演，首先要是一位出色的演员，他暗暗告诫自己。《金影》放映后，观众们没有像他希望得那样全体起立，只报以不甚热烈的掌声。他敏感地辨出其中礼貌的成分，难免有些失落。
一部电影，和一场派对有多大差别呢。尽兴也好，失望也罢，曲终人即散。他离开影院，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两旁的建筑年久失修，路边的流浪汉换了一茬年轻面孔。纽约，这只曾令世界各地多少年轻人心动的“大苹果”，似乎被岁月榨去鲜润，露出衰老尴尬的斑点。
小康一直跟在他的身后，小心翼翼地说，“导演，我刚查过了，今天是大蛇头青姐的公祭日。”炜煊立即拿出苹果手机搜索，青姐的新闻果然登上美国中文媒体的头条，又被世界多家中文媒体秒间转发，连美国主流媒体也报道了。新闻图片一张接一张叠印而来: 青姐的大幅遗像；黄袍加身的道士敲着锣，引领青姐的至亲家属走过奈何桥；侨团和个人送去的花圈、花牌、哀帐，在灵堂内外铺天盖地；青姐的父老乡亲身着黑衣、腰系白布，在灵堂里低头沉重拜祭……青姐的葬礼将在两个星期后举行。炜煊突发奇想，决定带领摄制组，拍一部关于青姐的纪录片，首先从葬礼开始。他多年前刚登陆美国时学过一句俗语，“如果生活给了你一颗酸柠檬，那就榨杯柠檬汁吧！”《金影》首映失利，他有些无颜见江东父老。如果制作一部纪实性的“华丽的转身之作”，至少可以给投资商带回“一杯柠檬汁”，再说陶霏和青姐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许会遇到她。这时他的手机响了一声，妻子婕发来微信：“见到前妻了吗？”他皱了皱眉，不去理会，即使此刻看不到婕的脸，也能想象出她挑衅的神情。
临来纽约前，他和婕接受电视台一档名人节目的采访。主持人已经不年轻了，但不时露出少女般的娇俏表情。现场灯光明灿，大屏幕打出他和婕的合影。两人在海边相拥，笑容安逸缱绻，一个马褂加身，一个穿旗袍秀优雅。观众席上坐满不同年龄段的粉丝，甚至还有铁杆粉丝高举标语牌，上面画着热气腾腾的红心和“Love”，为这对“神仙眷侣”捧场。在此之前他们接受过若干媒体的采访，从头至尾表现得无可挑剔。他懂得指挥演员，擅长拿捏表演尺度；而婕身份多重，如手握一副花色齐全的扑克牌: 时尚、美容、管理、媒体、英语、教育等，运筹帷幄。几年前，她买下漂白皮肤的专利产品“白芙美”。产品中的铅毒比例稍高，对皮肤有害，但她巧妙地“忽略”了这个事实，还参与广告制作，使得它在全国热卖不止。她本人不用“白芙美”，忠实于法国产品，虽没做到冻龄，但一直努力放慢衰老的进程，还化妆有术。她分享了做成功女士、模范妻母的经验，赢得观众热烈的掌声。主持人在盛赞之余，问她，”你多年前做了海归，有没有后悔过?”婕立即摇头，“我不能想象如果一直留在纽约，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但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精彩!”随后主持人把脸转向炜煊，“你爱上婕，是不是因为她在纽约时和你患难与共过? ”炜煊犹豫了3秒钟，随即回答，“当然!”似乎没人留意到他的迟疑，但那没有逃过婕的眼睛。她的脸色在3秒内从幸福转向愠怒又转回到幸福。
采访结束后，炜煊夫妇被粉丝们依依不舍地送进了电梯。电梯门刚一关紧，婕就压抑不住地抱怨，“你刚才的表现真让我失望! 你想否认我在你最困难的时候跟了你？”他反问：“我连犹豫几秒钟的权利都没有？”
两人望着电梯的指示灯，陷入静默，似乎悄悄降入无底黑洞。待电梯终于停下来，双门敞开，迎面撞见一群无缘进入演播室的热情粉丝，才立即换上了恩爱笑脸……
小康小心翼翼地问：“老板娘问你怎么不回她的微信?”
婕大概早给小康洗过脑了，派他监视自己，炜煊心想。为了一个落魄的陶霏，值得这么兴师动众吗？他对陶霏的想念，起初像一块大石头，在心里突兀地立着，后来被漫长的岁月不懈地侵蚀，早已风化成尘。
“把你的相机给我！”玮煊说。
小康立即遵命。玮煊接过相机，开始抓拍。停下来，看看图片的效果，不太满意，接着把设置调到了黑白，再从镜头望出去，街景似乎与记忆中的图像开始悄悄吻合。他在唐人街打工时，拍过许多以众生为主角的黑白照片。福建人涌入美国，使得中餐馆遍地开花，印刷厂的生意也兴隆起来。老板雇了留学生婕当校对，玮煊“沦落”成了全职打杂儿。婕眉眼周正，从不涂脂抹粉，也不高声大气地讲话。玮煊有时会拿出他拍的人物写真给她看，有挥刀砍烧鸭的胖厨师，也有慢悠悠地喝早茶读中文报纸的干瘦老人，常常得到她的赞赏。待彼此熟悉起来，她还对他的日常生活不时流露出关心。
送葬车队流动得缓慢。在敞篷越野车的前方隔几部车，一辆黑色福特面包车停了下来。路边的一位穿黑风衣的女人快步走近，拉开车门坐了进去。女人梳中长发，把左侧的头发一丝不留地拢到耳后。多么熟悉的侧影！炜煊探出身子，立即把镜头聚焦20倍，在这条黑衣女人云集的街道上，他清楚地分辨出了她：陶霏！她果然现身了!他不得不惊叹婕的直觉，看来女人远隔重洋都能准确预测情敌的方位。陶霏的一阵轻盈脚步，果然卷起了他的层层心尘。
一个场景从眼前朦胧闪过：他跳下车，跑到那辆黑色福特车旁，敲击车窗。陶霏轻轻摇下窗子，双眼满含热泪，足以融化千里冰河，低声说：“你也来了？”一阵微风袭来，他打了个冷战，不由得用手臂抱住了双肩，跌坐到后排的座位上。路两旁的黑衣人像一棵棵被砍伐的树木，缓缓地向身后倒去、倒去，在他的眼中变得形影模糊了。
上世纪80年代末，他一心想当摄影师，省吃俭用两、三年，买了一部“尼康”牌相机，还辞去了工厂宣传干事的职位，当上了剧务，随一家剧组在扬子江游船上拍风光片。他每天跑上跑下，忙得满头大汗，但从不忘把相机挂在脖子上，随时抓拍。
大清早，扬子江上浮着悠悠的薄雾，晨曦从薄雾的间隙透出来，给游船涂上梦幻的色彩。剧组还没有开工，他就到甲板上转转。甲板上的游客寥寥，多是些睡眠较少的老人。这时，一位女学生侧影的进入了他的视野。长发如瀑，左侧的头发都被拢在耳后，露出形状优美的耳朵。装扮走的是简单风格的路线：白上衣无领无袖，天蓝色的短裤。短裤的式样有些落伍。天呐，她居然赤着脚！他的目光把她裸露出的皮肤都粘过了，一寸都不肯错过。他悄悄地跟在她的背后，从船头到船尾。她走路时，几乎是在舞蹈，每当上下台阶，身体仿佛应和着一道隐秘的旋律。他无需触摸，就感受到了十足的弹性。
第二天，船过巫峡，放慢了速度，他得空站在人群中，看两岸原始旖旎的风景。他在一转头间，又看到了那位女学生，鬼使神差般举起了相机，也不用担心被周围人捕捉到迷恋的目光。镜头里，峡谷青青，天空蓝蓝，穿一袭红色长裙的她青春可人。她听到扣动快门的声音，仿佛一头小鹿从林间跳上马路，骤然撞到枪口，露出吃惊的眼神，随后变成了一头烈性母狼，目呲欲裂，奔过来抢他的相机，嘴里嚷道：“我叫你偷拍! 我叫你偷拍!我把你的相机扔到江里去！” 他当然不肯放手。周围有男人替她助威，“抓他这个流氓! 随便就拍美女，无法无天啦！”众人也跟着起哄。他的双眼失去相机的遮挡，泄露出温情。她见了，表情渐渐柔和起来，松开手，“你把胶卷曝光，我就放过你!”他低声恳求：“我一路上拍了很多好照片，太可惜了。我回家后把你的照片洗出来，寄给你，好不好？我对天发誓，绝不留底片，绝不多洗一张！”她盯着他看了足足二十秒，像探测他的真诚度，终于同意了。众人见两人偃旗息鼓，有些扫兴，把注意力转回到两岸的风景。
他和她搜遍了全身的所有口袋，找不到一片纸。他递给她一支圆珠笔，请她在自己的手臂上写下地址。她一笔一划，像招来了一群小虫子，痒痒地、亲密地爬动。她的乌发就在他的唇下一两寸的地方，散发着茉莉花洗发水的醉人气息。她的地址是哈尔滨市，而他住在北京。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距离，旅行起来很长，在地图上看，却可以很短。
她写完了，抬起眼期待地望着他。
这时他说：“如果我将来拍一部电影，你愿意做女主角吗？”
那一句在记忆中永远完美的台词。
几年前，他在导演一部城市爱情片时，说服编剧，把男女主角的初次相遇安排到了长江游船上。他为了让那场戏精致唯美，拍了几十条，害得全剧组的人耗在船上，在巫峡附近幽灵般飘荡了整整三天。女主角是80后，成名早，万千宠爱集一身，偏偏晕船，吐得翻江倒海，哪受得了这份苦？只好叫化妆师不停地补妆，背地里大骂他“丧心病狂”，几次宣布要罢演，又不敢轻易撕毁合同。她是公认的大美女，比陶霏亮丽，但不管怎么调教，也复制不出陶霏的眼神。他最后无奈地放过了她。他以前时常睡她，下船后竟失去了亲近她的兴致。
那一年他从三峡回到北京后，履行诺言，把偷拍的陶霏的照片寄给了她，还附了一封情书，形容两人的相遇是“一场完美的风暴”。从此他和她鸿雁传书，在短短的时间里彼此掏心掏肺。她一直向往坐扬子江的游船，每月从工资里省下钱来，一存够就买了船票，后来就在甲板上遇上了他。缘分来了，墙都挡不住。他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去哈尔滨看她。她当时在一家职业学校教英语，把他安排到男同事的宿舍住下了。她如痴如醉地享受他的亲吻和抚摸，但是顽强地守护处女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后来的半年里，他看望了她四次，看清了自己面临着两个庞大的敌人：别离和性爱。在那一场无声的纠结的战役中，他抵抗不了旺盛的荷尔蒙，当然还有对她的迷恋，很快投降，和她谈婚论嫁。
他和她的婚礼简单得简陋，基本上就是在哈尔滨的一家饭店，请了七八个人吃了一顿饭。客人大多是陶霏的同事和朋友。炜煊的父母对这桩婚事不满，没来出席。他的爸爸当了大半辈子的工人，勤劳本分，不免固执。自从他丢掉了铁饭碗、在“有上顿没下顿”的剧组里瞎混，就没再跟他说过一句话。现在他娶一个没既没北京户口又没陪嫁的“丫头”，等于又给父母填了一件烦心的事儿。
陶霏的母亲锦平倒是来了。皮肤晒得黝黑，相貌比同龄的女人要老一些，穿着也嫌土气，大热天还戴了一副白棉线的手套。她局促地坐在饭桌旁，并不正视任何人。陶霏不停地往母亲的碟子里夹肉夹菜，母亲香喷喷地一一吃完。仔细端详，母女俩的五官有些相像，匀称，线条柔和。席间有人问起陶霏的父亲，她的母亲终于抬起头，回答：
“地里活忙，走不开。”竟是一口纯正的北京音！
婚礼过后，炜煊对陶霏的身世多了一些了解。她的母亲锦平出生于北京，在六零年代响应国家号召，下乡到北大荒。锦平一心扎根边疆，嫁给了当地的一位农民，一夜之间跃为“与工农相结合的光荣榜样”。冬天里，知青们开荒种地，在冻土上面挖炮眼，装火药，好炸成小块。放炮有危险，在场的男知青们躲得远远的，但她自告奋勇。导火索燃到尽头，始终不炸，她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跑到跟前去拨导火索，结果“轰”的一声，火药偏偏就炸了。她命大，只损失了右手一根手指，但获得了“劳动模范”的称号。她在生下陶霏后，立即下地干活，得了产后风，遗憾的是不能再怀孕。陶霏的父亲希望她生个儿子延续香火，大失所望，经常无缘无故地大发脾气。陶霏10岁那年，兵团的知青们纷纷回城，母亲却留了下来。嫁鸡随鸡，嫁给了农民就永远当农民。陶霏在北荒镇读完中学，考大学时分数不低，但黑龙江省的录取分数线高，只好委屈地上了一所师范专科。母亲当年要是选择带她回北京，她就有资格在京参加高考，进入重点大学，生活也许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她在农村女孩堆里显洋气，在城市女孩的圈子里又嫌土气，总之不管在哪片天空下，都孤雁般落单。她毕业后被分配到职业学校教英语，一直不开心。炜煊年长几岁，多些阅历，自然成了她的精神依靠，不停地安慰鼓励，未来还有机会。
陶霏在认识炜煊之前，听说母亲的好友杨阿姨移民了美国，打听到她的通信地址，写了几封长信，恳请她帮忙办留学。半年多过去，陶霏没得到回音，已不抱希望。谁料到喜从天降，杨阿姨真的把经济担保书寄给了她。因为担保是给她一人的，她在申请大学时担心被拒，填表时在婚姻状况一栏填的是未婚。
她如愿被纽约一所大学的教育学院录取，还顺利地拿到了学生签证。炜煊在北京的一家西餐馆为她饯行，花去了将近一个月的工资，饭后，还分享了一杯哥伦比亚咖啡。两人都是第一次喝咖啡，在奇异的馨香中品尝到别样滋味。她离开后，他随一家剧组在山西的一个偏远小镇拍电视剧。每次给她寄信，他都得骑自行车去县城的邮局。一路上寒风刺骨，他渴望一杯热咖啡，可在小镇上找不到，只能在渴望中受煎熬。他在信中写道：“这个冬天很冷，因为你不在身边，冷空气就更渗入了骨髓。我试图想象你在美国的生活，但想象是受伤的鸟，总在原地打转，飞不起来。”从县邮局寄出的信，先到省城，然后到北京搭乘国际航班，抵达美国纽约，再由纽约邮局分发，最后被一位白头发的邮递员投进她的邮箱里。她，还有汽车洋房的美国梦，是他戒不掉的“咖啡因”。
他住的小旅社只在前台有一部电话。陶霏打电话给他，因为电话费昂贵，必须长话短说。她的声音果然来自地球的另一边，遥远、陌生，“我有一个坏消息，还有一个好消息。坏消息是杨阿姨和她的丈夫搬到香港了，不再资助我，我没有学费，只好退学；好消息是我正给一位白人律师做事。这个律师可以通过假结婚帮我办身份，‘曲线救国’。”他打断了她的话：“你疯了吗？”她的语调冷静，“没有，清醒得很呢。如果我不能维持身份，就必须回国，半途而废，我们的美国梦就结束了。我一旦拿到绿卡，立即和他离婚，把你接出来，我答应你！”炜煊站在柜台旁，周围人声嘈杂，电话里的信号也不清楚，稀里糊涂地同意了。他在剧组里职位低微，在摄影上也不出成绩，一心梦想去美国发展，尚未出师，怎么可以折戟沉沙?
不久，陶霏悄悄委托人和他办了离婚。
两年后，她托青姐搞到了一本护照。护照主人是一位名叫“黄明”的华裔美国人，因心血管崩裂突然丧生。他的遗孀哭得昏天黑地，清醒过来后，发现黄明留给自己一大堆债务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就决定不注销他的身份，把他的护照卖给青姐，换一笔现金。青姐的部下对护照进行“换人头”处理，不留痕迹地贴上了炜煊的照片。炜煊拿着这本护照几乎大摇大摆地登陆美国，扮演了平生第一个突破性角色:一位死者。
他在纽约肯尼迪机场的出口处，几乎不能相信眼前这位淡妆轻抹、时尚优雅的女人竟是陶霏。陶霏没给他久别重逢的缠绵，把他安排住进了她在唐人街住过的房间，财仔的隔壁。她已搬进了和她“假结婚”的律师家里，假作真是真亦假。炜煊听说律师姓金西（Kinsey），还特地查了一下词典，Kinsey 意思是King’s Victory（皇帝的胜利），气势夺人。当他第一次在唐人街看到陶霏挽着金西的手亲密地走过，怔怔得立成了一根冰柱。她的紫罗兰色的高跟鞋踩的不是路上的树叶，是他落地跌碎的心。那幅画面在他的记忆中，像刺青扎进皮肤般清晰永久……
送葬车队终于上了高速公路，行驶得顺畅起来，炜煊的心神似乎安定了些。多年来他拍过十几部电影，但眼前的这一部，似乎被一股神秘的力量赋予了生命，正在纽约上州的大地上穿行。
2. 陶霏
纽约，是陶霏不愿重访的城市。她走出8街上的灰狗巴士站，距离第一次从北京乘飞机登陆纽约，隔了一条25年的时光隧道。25年，四分之一世纪。纽约无需以她久违了的挤满街巷的游人，只需用这一对词组就足以淹没她。
她搭地铁到格兰特街站，到了地面上，走过几条街区，还不时见到中文招牌。不远处新建的高档公寓楼，标出不菲的单元价格。在传统的华人店铺中间，美国银行、咖啡馆、西餐馆屡屡出现。唐人街在明显扩展，也在悄悄西化。她拐进了一条偏僻的小街，立在人行道上，张望对面的“怡芳艺术品店”。小店的门面比记忆中的要窄小寒酸，窗户还是当年的那一扇，中间玻璃上雕着的莲花，在层层灰尘下挣扎露出半片殷红。
当年陶霏在纽约辍学后，到唐人街的一家职业介绍所找工。她既不会讲广东话，也不懂福州话，愿意雇她的人寥寥无几，不料却被高老板一眼看中。高老板不到四十岁，头发像睡熟时被人用剃刀推过，从顶部中间整齐地脱落。他矮小瘦削，却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高圣堂。高老板开的“怡芳艺术品店”面积不足20平米，摆满从中国大陆运来的工艺品：唐装、字画、瓷器、文房四宝等，其中很多廉价的仿制品。她是唯一的雇员，既补货，又收钱，整天忙个不停，累得腰酸背痛，一小时只赚五美元。她不时提醒自己只要有收入，生活就有希望。高老板还开一家装修公司，平常顾不上小店的生意，但只要一露面，就对她动手动脚。她忍受着骚扰，对自己心怀鄙视。在求生欲念这个庞然大物面前，自尊是被针扎破的气球，不停地瑟缩变小。她经常在上工之前或下工之后四处打听，希望能另找一份工，但一直没有结果。
入秋后的一天，陶霏站在柜台后面整理一堆打火机，一只手粘兮兮地贴到了她的后背上，吓得她惊跳起来。高老板是从后门进来的，走路又几乎没什么声音。柜台内窄小，给他创造天然的靠近她的机会。他假装找东西，一会儿捏捏她的手，一会儿碰碰她的腿，她躲闪着，又不敢太明显，触怒他。她的躲闪反倒让他兴奋，他的两眼一齐放出光来，仿佛和她玩一场时断时续的前戏，索性搂住了她的后腰。她终于被惹恼了，奋力地推开他，跑到门外，蹲到地上呕吐起来。听到他的脚步声，她转过头，掩饰不住眼中的厌恶。他显然败了兴致，“你家里死人啦？给我这脸色？你以为你多高贵呀？”她当然不高贵。如果没有这份工作，就付不出房租，就可能会挨饿。
高老板离开了，她的神经才松懈下来，但一想到他下一次的露面，又会绷紧。她扫完了地，看了看墙上的钟，离关店时间还有10分钟。伴随着“哗啦啦”的一阵声响，店门的竹帘被撩开了。一位白种男人出现了，像从某部好莱坞的电影里直接走出来，身材挺拔，蓝宝石颜色的眼睛闪烁光芒，西装挺括讲究，上衣口袋中甚至还露出紫色丝帕的一角。她打了大半年的工，见到的白人屈指可数，何况还是这么光彩照人的一位，立即绽出笑容，礼貌地问候。他看到她，似乎松了一口气，说：“我在曼哈顿当律师，今天是老板萨拉的生日，同事们要给她办一个惊喜派对，但我把这件事忘得精光。我刚从法庭出来，接到秘书的电话提醒，离派对时间只剩下了一个小时!”陶霏有些困惑地望着他，他立即善解人意地放慢了语速，“我飞车上路，看到公路旁的中文招牌，灵机一动，萨拉爱好东方文化，买一份有中国特色的礼物一定会让她开心。我对唐人街的脏乱差早有耳闻，不想涉足太深，看到第一座停车场就停下来，下了车就看到你的这家小店。”
她向他推荐一把纸扇，月白的底色，绘有两只旋舞的墨蝶，还镶着紫绸边，和他的丝帕颜色很协调。她甚至“唰”地一声打开扇面，轻扭腰身，做了一个民间扇舞的典型动作。在那个晦暗的午后，她在几分钟之内，就把店铺里的空地变成了一座小小的舞台。这个美国男人不懂中国成语“红袖善舞”，但露出欣赏的微笑。欣赏女人也许从来无需语言。他的目光蜜蜂般叮到她的左手无名指上，迅捷而灼热。她没戴婚戒。那时在中国戴婚戒的传统还没被恢复，何况她以单身身份来美。当然，他并不了解这些复杂的细节。
他当即决定买下那把扇子，不过遇到一个小小的麻烦:扇子标价9.99美元，小店不收信用卡，他身上只有两美元现金。他诚恳地问：“我对附近不熟，不知哪儿有取款机，还怕出席派对迟到，能先欠账吗？我三天后大约同一时间还会路过这里，到时一定把现金送来。你相信我！我叫杰夫·金西。同事中还有一位叫杰夫的，为了区别，大家习惯叫我‘金西’。”她立即点头同意。金西是她遇到的第一位贵客，给沉闷的小店带来一股新鲜空气，她当然希望再见到他。她找来紫色的包装纸，用心地把扇子包好了，眼中闪出迷人的憧憬的光亮。
三天后的那个秋日，开始得令人烦恼。天空像一夜未眠的赌徒，露出灰涩的倦容。陶霏特地换上紫色的薄毛衣，每隔一段时间就拿出镜子照照自己，坐立不安，期待金西的出现，没想到高老板先露面了。高老板像从面粉袋子里刚钻出来，一身白灰。他开收银机去拿钱，不料老掉牙的收银机被卡住了，就声色俱厉地质问，“收银机坏了，你都不管？害我关门倒闭，是不是？你过来，我教你修！”她不情愿地走过去。他突然贴到她的后背上，像一只刚出锅的螃蟹，热烘腥膻，指给她看钱箱下面的一个上锈的铁开关，随后用一只铅笔别一下，钱箱就“啪”地一声被打开了。她突然一阵恶心，想摆脱他，越是挣扎，他的“爪子”就在她的皮肉里嵌得越深。她火冒三丈，稍转过身，拼力抽了他一个耳光，跳到了柜台外面。他捂着脸，吐出了一个字：“滚！不要再来上工了！”她问：“那我这个月的工钱呢？”他鼓起眼，“你他妈的还做梦想要工钱?”
陶霏拿起背包，冲出门去。到了街上，她冷静了些，意识到自己没有金西的电话，如果立即离开，大概此生再见不到他，希望会永远落空，于是决定在附近的停车场等候。她从金西的目光中读出欣赏，那也许是婉转的序曲，会升华成爱慕的主调。在挨过了无比漫长的一小时后，那个西装革履的身影终于进入了视线。金西看到她，吃了一惊，“你怎么站在这儿？我要付扇子钱给你。”她余怒未熄，在秋风中瑟瑟发抖，“我刚被老板炒了鱿鱼。”他动了怜惜之心，问，“我能荣幸地为你买一杯咖啡吗?”她立即点头。在此时一杯醇香的热咖啡，一定有天堂饮品的滋味！
多年后，陶霏再次站在“怡芳”门前，时光的刀剑抽杀金西的身影，剩下记忆中的细微碎片。一个老年男人从店里走出来，把一个小木牌竖到门口，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柱香每捆88美分”。那是高老板！他躬着背，原本瘦小的身体缩成了一小捆柴禾。她看不清他的表情，但从他的姿态中轻易判断出了衰落。
她转身离开，回到百老汇街。财仔和她打电话约好的，在榕华大楼门口接她。很多人早在附近黑压压地聚集了，等待送青姐最后一程。一辆黑色福特面包车在她面前停下来，车窗被摇下来，财仔露出脸，大声叫道，“陶霏姐，快上车吧!”她上了车。财仔的老婆乐珍立即扑过来，把她抱住了。后两排座位上满登登地坐着他们的5个孩子，大的十几岁，小的四五岁，都埋头在苹果手机或游戏机的世界里。财仔说，“好多年没见了。日子过得太快了。”乐珍命令孩子们，“叫陶霏阿姨!”孩子们漠然地从手机上抬起头来，叫了一声。财仔吼起来：“你们热情点!没有陶霏阿姨，你们可能还没出生呢!”几个孩子又叫了一声，语调中明显添了热度。
陶霏在上世纪90年代初搬进格兰街的一幢老屋，财仔立即从地下室跑出来迎接，面带微笑，张口就叫“陶霏姐”，还帮她搬家具。他个头不高，但力气不小，动作灵活。陶霏住进了他隔壁的小房间，很快和他熟悉起来。财仔在菜市场打杂，下工后带些卖不出去的菜回来煮，偶尔请她一起吃。茶余饭后，免不了聊聊各自的经历。
财仔的爸爸死在偷渡路上，但他的妈妈并没因此打消送他偷渡的念头，认定去美国要“前赴后继”。财仔妈的好友有一个小巧玲珑的女儿，名叫乐珍。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习俗早被破除，但破除不等于铲除，两家人早早给他们定下了娃娃亲。财仔刚过19岁的生日，就接到了蛇头青姐的通知，叫他随一批客户上路。财仔妈知道美国华人男多女少，担心他以后找不到媳妇；乐珍妈担心他登陆后花心，忘了乐珍。两个当妈的毫不迟疑，迅速操办了他们的喜事。财仔和乐珍在洞房里厮守三天，就离开了家。
他在偷渡路上车马舟船走了一年多，终于随一队人从墨西哥边境上的阿帕索进入美国，不料被巡逻的移民警察逮捕。这些人身无证件，衣衫褴褛，无所有也就无所畏，倒也没谁被吓得尿裤子，何况出发前都受过“培训”。偷渡最好的结局是悄悄登陆，最糟的结局是去见阎王爷，发生在两者之间的情节都纯属正常。财仔的表哥一路同行，天生瘦小，胡须还没长出几根，谎报年龄不满18岁，很快被移民局释放，还被当地教会派来的一位慈祥丰满的老大妈接走。财仔诚实地上报年龄，结果被扣押，丢进了拘留所。他一进门，就在地中央蹲下来，立即惹来一片惊讶的目光。周围人要么站，要么坐，没人摆这姿态。他第一次体验到了“文化休克”，只好一屁股坐下，还模仿身边的黑人，把两腿岔开，入乡随俗。几个星期后，青姐派人把他保释出来。青姐帮他偷渡，不要他坐牢，而是要他打工，早日还清欠下的两万美元的偷渡费。两万美元在当时相当于十几万人民币，是一笔巨款。财仔的叔叔在老家的县城当科长，一年的工资还不到5000元人民币。财仔想老婆乐珍，渴望搞到一张美国绿卡，把她接出来团聚。他在唐人街的几个老乡，请中国人律师办政治庇护，都落败而归。
那天陶霏在“怡芳”小店门口等到金西后，欣然接受了他的喝咖啡邀请。他对唐人街不熟，还是她带着他穿过两条街区，找到了一家“星巴克”。她泪光莹莹地痛说遭遇，因为英语不流畅，几次停顿，语调更显委屈。他为她抱不平，“你该告高老板性骚扰！”她苦笑一下，“谁来做证人呢？店里又没装摄像镜头。”其实心里清楚，她的签证已经过期，一个没身份的去控告一个有身份的，显然是自找麻烦。他说：“我虽是哈佛毕业的律师，但只接政治避难移民案件，遗憾不能帮你打民事官司。”她灵机一动，问，“我有个室友叫财仔，偷渡来美国的，想申请政治庇护，正到处找移民律师，你愿意帮他吗？”金西的客户大多来自中东和加勒比海地区，还没有中国人，但乐于尝试。临分手时，他给她留下了一张名片，让她和事务所的秘书预约一个时间，带财仔到他的办公室谈谈。
陶霏回到住处，立即兴奋地向财仔讲了认识金西的经过。财仔初中没毕业，但知道哈佛大学是绝对名牌，把自己的未来交给哈佛律师，错得了吗？不过他得打电话跟他妈妈商量。妈妈两脚从没踏上过纽约的土地，但常年生活在侨乡，对唐人街的事情了解得甚至比州议员还多。那些在中国出生的移民律师，连英语都说不利落，怎么可能说服法官？找个白人律师，成功几率要高得多。财仔的妈妈请算命先生测字，结果“金西”这名字会带来好运!金西，颠倒过来就是西金，在西方赚金呀。稳稳当当地赚金，当然要先有身份。财仔不到20岁，还有长长的未来，不可以像地下室里的老鼠似的，全身黑乎乎，永不见天日。
几天后，陶霏和财仔一起走进了“萨拉律师事务所”。金发的接待员身穿既熨贴又飘逸的丝质白衬衣，散开脖子下的两粒纽扣，深遂的乳沟弯成两瓣白玉兰，随着她每一个小小的动作左闪右现。财仔的两眼立即化成了蝴蝶，忙碌地飞旋。陶霏从接待员背后的镜子里看到自己，双排扣大翻领的西服早已过时，保守呆板，怎么看都打着“第三世界”的烙印。
她和财仔被引进了金西的办公室。栎木的办公桌和文件柜，镶金的笔架和名片，无一不讲究。金西依然西装革履，但比上一次见面时更帅气。他从高背皮椅上站起来，和他们握手，温和地问好。陶霏分不清他的温和是出于礼貌，还是善意，只一味地对他纯正的英语声调着迷。他问，“财仔申请政治避护绿卡的理由是什么？”陶霏事先反复考虑过这个问题。近几年的“成功”案例大多涉及因参与政治运动或宗教活动的受迫害者。她有备而来，从皮包里掏出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场面惊心动魄:一群人举着十字架示威游行，其中一位年轻人把胸膛对准警察的枪口。她指点着年轻人的面孔，“这就是财仔！”又举起财仔的左臂，让金西看上面蜈蚣状的疤痕，“他被警察打伤，留下了这块疤！”财仔懂得“警察”这个词，猜出了大概，胆怯地低声用中文问，“陶霏姐，这是我和别人打架落下的。这不是撒慌吗？被法官发现了怎么办？”陶霏板起脸反问：“你想在美国黑一辈子吗？”财仔立即闭了嘴。金西仔细看看照片，又端详财仔，半信半疑。他一边提问，一边做笔录，问过阿财常去的教堂名、受洗时间、信仰上帝的原因等。陶霏都一一替他回答了。金西有时从几个角度提问，总算把故事的碎片贴在了一起，随后他问陶霏：“如果将来财仔上庭，你愿意给他当翻译吗？”她几天前还在小杂货店当苦力，现在即将为曼哈顿的大律师工作，难怪有人说“美国遍地都是机会”呢，于是忙不迭地点头：“我愿意！”
一位高个子的西人女士敲敲门，走了进来。西装牛仔裤，休闲运动鞋，一副中性打扮；头发超短，眉目清朗，不施脂粉。金西介绍道，“这是事务所的老板萨拉。”萨拉对陶霏和财仔轻描淡写地点点头，并不落座，拿起金西的笔录一目十行地读起来。在座的三人不约而同地屏住呼吸，像在等待审判。几分钟后，萨拉抬起头，用锐利的目光把财仔从头到脚扫描一遍，把卷宗“啪”地一声掷到办公桌上，下手并不重，但掷出一股威严之气，“这个案子我们不能接！”金西变了脸色，请陶霏和财仔到门口的接待室去等，让他和萨拉商议。
十几分钟后，金西出现在接待室，脸上的表情无喜无怒，淡淡地说了一句，“到接待员那儿交定金吧。”
金西承接财仔的案子，总收4000美元。按照出庭次数算，开案定金、问话各500美元，见庭1000美元，上大庭后交清余额。申请绿卡、工卡、社安卡、申请家属来美登，另外收费。财仔从裤袋里掏出一捧脏兮兮的现钞，那是菜市场老板发的工钱，油腻，气味可疑。接待员用白皙的手指拈起钞票，露出嫌恶的表情。事务所虽没有明文规定不收现金，但绝大多数客户都使用信用卡或支票。
陶霏带着财仔走出了律师事务所的大门，松了一口气。金西和财仔完全生活在两个天地里，但她把他们俩联系起来了。财仔嘀咕，“金西是个白人，能帮中国人吗？只谈了一个小时，就交了500元。在菜市场累死累活半个月，才赚那么多。”陶霏劝他：“把眼光放远一点儿。如果你拿到绿卡，别的好处先不提，单说和乐珍团聚、生儿育女这一条，拿多少钱能换来呢？”
陶霏在后来的三个月里，恶补英语，尤其是法律用语。她买了一个带叫醒的小收音机。只要一睁开眼睛，就开始听新闻、练听力；还把可能用到的英语单词抄到一个巴掌大的小本子上，有空就拿出来背诵。她和财仔、金西做上庭的“模拟演习”，由金西扮演法官，向财仔发问。谎言被重复三次，有时就变成了真实。当他们三人相跟着走进庄严的法庭，似乎都相信了财仔因“笃信宗教而背井离乡”的故事。
受理财仔案件的移民法官是福特先生。他60出头的年纪，出生于条件优越的世家，受过良好的教育，一辈子没经历过什么波折。他患有恐高症，极少坐飞机出国旅行，对外国的看法，也就难免受媒体宣传的影响，相信外国人大都身处“水深火热”。当法官通过陶霏的动情翻译，听了财仔的“受难”经历，再端详他那张年轻无辜的脸，同情心大发，批准了他的政治庇护请求。财仔听到这个喜讯，当场孩子般涕泪横流。
财仔离开法庭后，立即向他所有的亲朋好友报喜。口耳相传，没过一个星期，连远在加州的福建人都听说了陶霏的大名，当然也少不了气宇轩昂的金西律师。几个月前，金西为找不到客户犯愁，好不容易说服萨拉接收财仔这个“特别客户”，一夜之间他的电话铃声不断。铃声带来生意，比任何音乐更悦耳，更令人兴奋。陶霏协助金西，再接再励，又打赢了两桩政治庇护案。
陶霏接到了金西的电话邀请，到萨拉事务所附近的酒吧“喝一杯”。这是约会吗？她第一次坐到酒吧的高脚凳上，很不习惯，担心凳子倾斜，摔个人仰马翻，闹出大笑话。过了几分钟，才渐渐找到了平衡。她点了一杯啤酒，喝起来不知其味。她坐得离金西那么近，稍微仰头，就撞见了他的蓝眼睛，夕阳般流金的睫毛。她不止一次做过一个同样的梦:赤裸着身体走入了一片湛蓝的海，直至自己被完全淹没，此刻如回梦境，又有海风拂面，清醒过来，才知那是金西致命的喘息。金西诉苦道：“‘萨拉律师事务所’的生意不景气，但萨拉一直反对我接收华人客户，说‘他们有一双撒谎的眼睛’。她自称爱东方文化，但对东方人没多少同情心。”陶霏因为口语不流利，尽量少讲话，免得词不达意。在这个酒气弥漫、被高大的西方男性控制的酒吧里，一位善于倾听的东方女人简直是一杯清茗。金西身心舒爽，又点了一杯加可乐的郎姆酒。
陶霏斟酌字句，终于说：“你觉得‘金西移民律师事务所’这个名字，听起来怎么样？”
仿佛在交响乐的两个乐章之间，谈话出现短促的停顿，空气甚至一度缺氧。金西注视陶霏，用他不无困惑的蓝眼睛，像意大利的传教士利马窦在十六世纪第一次读到《易经》，还像在同一时期进入中国的荷兰人，第一次看到一件精致的景德镇瓷器。终于，云雾在他的眼中慢慢散去。他仍不懂《易经》，不懂瓷器，但捕捉到了陶霏眼中的金光，露出会意的微笑，说，“听起来很酷！我爱这个名字！”在那历史性的一瞬，“金西移民律师事务所”宣告成立，随后金西辞职，与陶霏合伙，在唐人街的榕华大楼租写字间、挂牌，都是顺理成章。
后来在多少个晴朗的早晨，陶霏和金西相挽着走在唐人街上，身着华服，满面春风，而成群结队的福建人早已在街旁翘首等候。这些人大多在中餐馆打工，休息一天，就少赚几十到上百美元，平常哪里舍得？但为了见她和金西，就咬牙请假了。住在外地的，甚至得请三天假，还要破费买飞机票，下了大本钱。他们为得到大律师夫妇的重视，脱下脏兮兮的恤衫，沐浴更衣。当然也有个别人满身油腻腥膻地来了，像几粒屎，坏了一锅鲜鱼汤。他们对金西的态度是复杂的。有人当面叫他“鬼佬”，还以为他听不懂。他懂的中文词儿的确少得可怜，但陶霏教过他“鬼佬”。他们对嫁外国人的中国女子多少有些鄙夷，男人们猜陶霏贪恋金西的钱，或者想通过他搞到身份；女人们猜她迷恋金西的床上功夫。她们连外地人都不肯嫁，何况是长满胸毛的“鬼佬”? 但是，金西夫妇能帮他们申情政治庇护，搞到至高无上的绿卡，为此他们居然抛弃成见，甚至违心地赞美他们的婚姻。陶霏把他们笑脸下的弯弯肠子看得清楚，不过佯装不知。她相信要和别人打交道，必须先懂得他/她的语言，居然学会了一些福州话；她有不错的文字能力，根据每个偷渡客的性别、年龄、性格等，量身定做，编出一套套“惨遭政治迫害”的故事来，久而久之，就制造出几种模型，建立起了一个虚构文本的加工厂；为提供佐证，她找到一些中国警察和市民冲突的照片，用图片处理软件改换人头，把偷渡客的头像移植上去。她和金西自编自导，与偷渡客排练悲情故事，然后到法庭上正式演出。他们的客户一而再、再而三地获得政治庇护的批准，于是更多的人涌上门来，并心甘情愿地递上大把的绿莹莹的美钞。
陶霏整个人像重新投胎过，在一夜之间变得光彩照人。她学会了开车，行动更加自由；到第五大道去选衣服，顺应时尚的潮流。她和金西一起观看各种文艺演出，甚至出席戴维·莱特曼的深夜脱口秀节目；在“主流社会”的高雅派对上盘桓，兴奋地讨论时政、艺术、体育等；去欧洲旅游，学会了享受贵族式的生活……
“陶霏姐!”财仔在车中叫道，把陶霏从回忆中拖出来。“这些年一直想去看看你，但没有时间。”
财仔拿到绿卡后，很快把乐珍接了出来。两人在格兰街地铁站出口处，支起一口油锅，专卖炸鸡翅和鸡腿。他们家的鸡翅香酥微辣，远超“肯德基”。乐珍手脚麻利，虽然每天累得半死，但不忘面带笑容，赢得了许多回头客。一些纽约人居然不怕麻烦，特地在格兰特站下车，买了乐珍的鸡翅，再返回地铁继续前行。乐珍“革命生产两不误”，一口气生了五个孩子。
乐珍说：“我们前几年搬到华盛顿去了，开了一家餐馆，叫‘财乐’”，咯咯地笑起来，“从我和财仔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发财当然乐乐。餐馆有两层楼，刚开张时，每天都有顾客排长队等座位。我们一家人实在太忙了!”
财仔说：“这回还要感谢青姐，让我们有机会聚一聚。”
陶霏点点头，死亡，有时给活人一个相聚的契机，当然世间不是所有的相聚都令人愉悦。她说:“我刚才在“怡芳”门口看到高老板了。”乐珍快人快语，“高老板前些年生意不顺，把家产卖得差不多了，又在大西洋城连赌连输，最后就剩下了这家小店，赚点儿钱勉强糊口。”
每天有人发达，有人衰落，这是百年来在唐人街永不谢幕的剧目。陶霏望着车窗外慢慢掠过的店铺，和路两边的黑衣人，恍若梦中。
上百部小轿车、十几部中巴蜿蜒成一条长龙。驾车来往的美国人从未见过这般阵势，一时走了神，有先行权的等在路口，该转弯的却直行，一时间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警察局显然措手不及，派出的人手不够。这时，一位西裔男人出现在十字路口，开始指挥交通。男人块头很大，身上的西装小一号，遮不住隆起的肚皮。财仔驾车从男人身边慢慢开过，说：“这个傻老外，跑到这儿来学雷锋？”车内的人都好奇地探头仔细端详。
陶霏突然惊叫起来：“天哪！那不是金西吗?”
那真是从前风度翩翩的金西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