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晓文
3. 金西
金西开一辆旧“尼桑”，跻身于送葬的车队里，不免寒酸了些。车里的音响差强人意，正播放着比利·乔尔的 《陌生人》。比利唱道，每个人都戴一副隐形的面具，有的是丝绸的，有的是皮革的，只在独处时向自己展示；每个人身体中都藏着一个陌生人，当你陷入爱情时，你会让对方看到这个陌生人吗？
车轮碾过街道，细致缓慢，像执意要丈量每一英尺的记忆。当年他如果没有一脚踏进“怡芳艺术品店”，就不会遇见陶霏，以致与青姐产生瓜葛，今天也不会来出席青姐的葬礼。那天他以为会遇见一个典型的华人店员，在电影中看到过的，男人干瘦如柴，女人低眉顺眼，谁料却是眼波流动的陶霏。她身上的月白唐装钉着一串保守的纽扣，一路系到颈下，居然不肯露出一寸皮肤，双胸却透过丝质的材料，颤悠悠地悬出，比袒露更令他遐想。
他虽西装革履，风度洒脱，其实家底微薄，在经济上早已捉襟见肘。上世纪60年代，他的父母为了给儿女创造更好的生活，从意大利西西里的小镇移民到纽约的皇后区。父亲竭力摆脱贫寒出身的阴影，在注册身份时改了姓，把平凡的康特(Conte)变成了贵族气十足的金西（Kinsey）。父亲和西西里著名的黑手党并无牵连，但有一副黑手党成员的坏脾气。他重男轻女，在金西和他的两个妹妹之间，毫无疑问更偏爱金西，但表达爱的方式与众不同:越是偏爱，态度就越粗暴。那时父母打孩子还不犯法，每当金西做错事，他抬手就打。他嗜酒，奇妙的是喝酒后脾气就从狼变成羊。金西从十几岁起也开始品尝这“神奇的甘露”，冀望从中获取快乐。父亲从金西刚懂事时起，就一再训导他长大后要永远离开皇后区，进入主流，到曼哈顿工作。父亲在建筑工地上当工人，汗水淋漓地卖了将近30年的苦力，把三个儿女供养到上大学。金西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当上曼哈顿的律师，果然梦想成真，让父亲手舞足蹈地兴奋了好几年。
金西迅速地跻身于“高消费俱乐部”，没还完学生贷款，就换了名车；刚涨了薪水，就娶了贝蒂。他贷款在新泽西买了一套体面的房子，还替贝蒂买了一部新车。贝蒂是一位有着苍白面孔、柔软卷发的女子，在文化背景上与他贴近，祖上也是意大利移民。她从小学过芭蕾和钢琴，只为陶冶性情，并没指望过成名成家。大学毕业后，在一家时装杂志社谋得了一份秘书差事，拿着微薄的薪水，但培养了高雅趣味。她追逐时尚，每月收到一叠叠的账单，而金西不肯降低自己的消费水准，夫妻俩因为钱频繁争执、甚至吵闹。贝蒂开始对他进行感情上的“冷处理”，他索性在曼哈顿找了间公寓独住，宣布正式步入分居状态。眼不见心不烦，额外的房租却增大了经济压力，他每月勉强支付信用卡的最低额度。他和她耍单飞，坏事倒成双结对。父亲从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断了腿。腿是被接上了，但恢复的过程极漫长，接受专业的恢复训练也要花钱。金西无法推卸在经济上支持父亲的责任。美国梦的光环，是用金钱圈起来的，无论如何，他都得把这道光环维持下去。
金西初见陶霏，联想到的不是金钱，而是红酒。陶霏红酒般醇烈，而贝蒂白酒般清冷。贝蒂似乎一出生就要求拥有。拥有的愿望像森林中一簇簇的毒蘑菇，随着岁月的雨淋日晒，一日日疯狂生长。她“活在今天”，还没养成为明日忧虑的习惯。如果生活中的诸多行动像钓鱼，贝蒂等男人钓上鱼来煎好喂自己；陶霏会亲自去钓鱼，然后坐下来安心享受。金西在陶霏的协助下，为财仔及两外两个福建人申请到政治庇护绿卡，从此携手开辟财源。
财仔在“万福酒楼”设谢恩宴，只摆一桌，挑选尊贵的客人和昂贵的酒菜。金西和陶霏按预定的时间迟到了半小时，身为贵客，当然要让他人等候。酒楼里照例客满。客人们海吃海喝，高谈阔论，好不热闹。财仔定的酒席在一扇屏风背后。待一桌人坐定了，正座竟空着。过了大约一刻钟，屏风外响起挪动椅子的声音，众人纷纷起身叫“青姐”，声调既亲近又敬畏。接着，伴随一阵爽朗的笑声，青姐出现在屏风旁。她生得粗眉大眼、高颧骨、厚唇，烫着短发，穿着土气。如果金西其它地方见到她，绝不会把她和名震四方的蛇头联系起来。一桌人站起来致敬，青姐露出笑容，做了个“请坐”的手势。她亲热地摸了摸财仔的头。财仔被她从福建老家带出来，现在“荣获”绿卡，简直是她的最理想的偷渡客。财仔端起酒杯起身，先敬青姐。青姐不摆架子，站起来豪爽地向众人举杯。一桌人立即诚惶诚恐地站起，把杯中酒干了。酒是仙水，能让人转瞬间心花怒放，周围的气氛立即活跃起来。青姐讲不上几句英语，和金西交流全靠陶霏翻译，对他的态度不冷也不热，但和陶霏聊得投机，甚至几次拍拍她的肩膀，一见如故的亲密姿态。金西虽然不懂中文，但懂得肢体语言。
散席后，陶霏不知是因为多喝了几杯，还是因为认识了青姐兴奋，两腮绯红，对金西说，“青姐答应以后她的客人一登陆，就交给你我了。”接手青姐的客人，就意味着接手钱袋，而金西和她需要钱。“需要”这个词份量嫌轻了些，也许“渴望”更准确。他们必须挽起青姐的肩膀，像落水的人渴望抓住一块帆板。只要在水面漂浮，就有生存的希望，还可能爬上一艘豪华游艇，甚至摇身变为主人。
青姐果不食言。过了不到两个星期，就介绍了刚从墨西哥偷渡入境的半打客人。不久，美国国会宣布每年给受“一胎化政策迫害”的中国公民1000个移民名额，金西和陶霏便开始安排一些客户申请。两人和青姐强强联手，建起偷渡、办身份、拿绿卡的一条龙服务，使他们的律师事务所也进入了流水作业。起初陶霏亲自上庭当翻译，后来客户太多，分身无术，就雇佣助理客串。金西先在空白的避难申请表上签名，然后让助理们填上编造的故事，自己根本连看都不看。
金西和陶霏仿佛闯进了一座罂粟园，沉迷于金钱和性爱的混合异香。他们在法庭上演撒谎的戏剧，在卧室里也变换游戏的花样。前一夜，他化身全副武装的移民警官，把她变成衣不遮体的非法移民。他用手铐把她的双手锁在栅栏式的床头板上，用眼罩遮住她的双眼，然后把冰块涂抹到她细腻的胸脯上，令她发出一阵阵尖叫；她哀求他进入她的身体，声调越凄悲，他就越兴奋……后一夜，她摇身变成庄园女主人，而他沦为马厩里屡做错事的杂工。她拿起一支皮鞭抽打他，露出母兽般的美丽狂野的神情，他不停地恳求她抽得更激烈些……在一场酣畅淋漓的床戏结束后，她谈到了解决身份的话题，他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和她结婚。他在生意上仰仗她，怎么可以失去“梦工厂”的合作伙伴呢？跨族裔婚姻大约30年前就合法了，虽然还不多见，但他有勇气“前卫”一回，引领潮流。何况陶霏是韵味十足的女人，像金刚石一般，乍被采出来时纯洁无暇，经过他的雕琢，变得闪耀夺目。他和贝蒂签署了离婚合同，还同意每月支付给她一笔生活费，接着就和陶霏举行了婚礼。
金西不会忘记那个夏日的凌晨，他在梦中被电话铃声吵醒，被一条爆炸性新闻震惊:将近300名中国大陆偷渡客“抢滩”纽约。半年前青姐和几个蛇头联手，派人把一条被废弃的货船草草修补，还起了一个美好诱人的名字“金梦号”。“金梦号”满载偷渡客，从泰国出发，在海上漂泊了几个月，终于靠近了纽约公海，但不见接应船只的踪影。偷渡客们不想坐着等死，迫使船长向纽约方向行驶，不料在皇后区附近搁浅。这时，伴随着直升机的灯光和轰鸣，美国警察的船只向他们靠近，偷渡客们不甘心被逮捕遣送，顿时混乱不堪。一些人看到美国大陆的隐约灯光，以为离岸边很近了，就跳进海里，可海水冰冷，陆地遥遥，其中几人当即溺水而亡，另外几位水性好的，精疲力尽地爬上岸，立即消失在纽约茫茫的晨雾里。剩下的人被警察们一一押下船，虽然前途未卜，但毕竟踏上了美国的土地。
金西和陶霏赶到了“抢滩”地点。在破晓的熹光中，海滩上现出了一些影影绰绰的“小山包”。凉风吹过，“小山包”们轻微颤动。他们看清那是围毯而坐的偷渡客们。这些人在极度狭小肮脏的空间里经历了狂风暴雨、饥渴灼晒，经历了内部打斗，和死亡多次插肩而过，终于抵达了梦想已久的大陆。金西被他们的苦难和执着感动，当然也为他们带来的财源喜悦。
偷渡客们被分别关押在纽约州、宾州、维吉尼亚州等地。按当时的移民法，美国绿卡的拥有者可以担保赎人。金西和陶霏立即招兵买马，派出手下的十几名助理，昼夜兼行，先用青姐的钱把偷渡客们担保出来，然后向青姐报告他们的暂住地点。青姐的手下人立即通知亲属出钱赎人。同时登陆的偷渡客人数太多，金西和陶霏一时找不到足够的保人，就叫助理们伪造绿卡拥有者的文件出面担保。偷渡客一旦按时去移民局报到，移民局就会退还保金。金西律师事务所先扣除应得的四成律师费，才发还余额。
唐人街是藏不住秘密的。很快有人如法炮制金西夫妇的发财模式，律师事务所似在一夜之间冒了出来。高老板在唐人街混了多年，对“北方人”陶霏的发达不能容忍，也雇了两名律师，如法炮制，做起了移民生意，开始争夺客户。他骂陶霏小气，不信任华人，让金西出场一次收一次费，不管客户输赢，他们都发财。他发明的收费方式是1000-9000型，押金1000元，一直到上大庭，赢了政治庇护案，再收9000元。他常对客户大拍瘦瘦的胸脯，“我不会让你承担那么大的经济风险，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输赢都绑在一起！”遇到斤斤计较的客户，他甚至抛出更强悍的收费计划：0-15000型，一开始只收500押金，输就退还，赢就收15000元。高老板的挑战激怒了陶霏。她在他店里的遭遇是她的耻辱，现在终于有了洗耻的机会，当然接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她不但按高老板的方式收费，还制定出夫妻优惠、家庭优惠的模式，不但使高老板门庭冷落，把其他律师事务所的客户都抢来了。
钱成千上万地流进来，在印刷厂印钱都没那么快。金西和陶霏开律师事务所还不到三年，就在康州买下了一座豪宅。宅子四层楼，有十几个房间、五个车库，里面的家具都是优质的品牌，标榜时代风尚。他们还在佛罗里达买下临海的度假屋，虽然一年只去住两个星期，但雇了专人打理。
圣诞节前，他和陶霏请人在豪宅四周的树上装了灯，天黑到一定程度，所有的灯就自动亮起来，营造一片辉煌。新年夜，上百位盛装的客人前来派对，在水晶灯下个个荣光焕发。在大厅的一角，一支年轻的摇滚乐队正唱得抒情惬意。香槟酒一瓶瓶地被打开了，溢出的泡沫闪着莹洁的光芒。从曼哈顿专请来的几位名厨，在长条餐桌上摆满了东西方美食。当金西挽着陶霏从旋转楼梯上走下来，乐队停止演奏，客人们屏住呼吸。金西的黑色燕尾服和陶霏的大红织锦缎旗袍相映成辉，两人立即被赞为“中西合璧的典范”。金西说：“我和霏感谢诸位对‘金西律师事务所’的支持和厚爱，为回报社会，我们向中国的失学儿童组织、美国的救助病童的机构各捐款20万美元!”客人们听了，都真诚地受了感动，起劲地鼓掌。随后乐队恢复了演奏，客人们结对在大理石的地面上翩翩起舞。那是一场多么令人难忘的派对啊，几乎完美诠释了“美国梦”。
金西看到了前妻贝蒂。她穿一身吉卜赛风格的碎花长裙，进门就脱下鞋子，打着赤脚走来走去，带来的“伴侣”竟是萨拉！萨拉是“出柜”的同性恋者，谁料到贝蒂会有这么戏剧性的转变?陶霏对贝蒂的“转变”没有异议，居然流露出赞赏，更让他大跌眼镜。或许因为贝蒂进入同性恋阶段，对她的婚姻就不再造成威胁，精神放松了?他以为自己从一个极端（西方自我中心的女子）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东方善解人意的女子），永不会重蹈婚姻覆辙，谁料到两个极端会向对方移动。女人真是令人难以琢磨的动物。
陶霏还邀请了被她称作“表哥”的炜煊。炜煊的那套做工粗糙的西装，怎么看都别扭，他的脸色比刚下船的偷渡客好不了多少。金西发现他避免正视自己，又忍不住要打量，于是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他在突然转头的一瞬，截住炜煊目光的去路，看清了其中复杂的谱线。无需陶霏交代，他就理清了她和炜煊的关系。他原以为相爱的人彼此会卸下伪装，其实爱情中的秘密像中国盒子，一个里面套着另外一个。
金西和客人们谈些自认为重要的话题，一杯接一杯地喝着红酒。在接近午夜、派对达到高潮时，他跑到钢琴旁载歌载舞。这时家里的电话刺耳地响起来，他看见陶霏走进办公室去接。过了几分钟，陶霏出来了，脸色不太好看，把他叫进办公室。她捂住话筒说，“电话是偷渡女阿芸打来的！”阿芸20多岁，长头发，瓜子儿脸，眼神单纯。两个星期前，她从迈阿密一入境，就被移民局扣押，当时金西和陶霏正在附近休假，“顺手牵羊”把她担保出来，又乘同一架飞机到纽约，准确说是“押送”。只有看住阿芸，从她的丈夫江哥那里收到偷渡费，生意才不算白做。
陶霏在唐人街给她安排了一个临时住处，叫青姐的手下人看管，通知江哥上门交钱领人。江哥在布鲁克林开一家中餐馆，起初生意火爆，但前一段时间对面街上新开一家，连菜单都大同小异，抢走了大半生意。他赔本硬撑着，又欠下高利贷，被债主天天上门催款，拿不出钱赎她，也打听不到她的行踪。阿芸怕被青姐的手下人“撕票”，找机会逃了出去，人生地不熟，发现一家仓库的门开着，就溜进去躲了起来。她注意到仓库的房顶上立着一个招牌，印有“日新印刷厂”的字样。
阿芸在电话里声泪俱下，请陶霏向青姐求情，放过她，她以后当牛做马，一定把欠下的偷渡钱还上。陶霏声调犹豫地问金西：“我们怎么办?”金西头晕晕的，没从派对的狂欢中清醒过来，说：“她坏了规矩，我们怎么可以帮她？惹恼了青姐，我们还有生意做吗？你比我应该更明白!”陶霏当然明白。前移民法官退休了，新法官很难对付，最近他们接手的几个政治庇护案都被拒绝，如果得罪了青姐，再断“货源”，后果不堪设想。她咬咬下唇，放开手，拒绝了电话另一边的阿芸。随后，她犹豫片刻，又向青姐报告了阿芸的下落。大厅里的客人们开始高声地新年倒计时：“5，4，3，2，1！新年快乐！”他们纵情地欢呼，互相亲吻，乐队恢复了激昂高歌，在转瞬间淹没了发生在办公室里的小小插曲。
当天夜里，青姐手下的两个壮汉赶到日新印刷厂，拿出一把菜刀，残忍地砍掉了阿芸右脚的小脚趾，使她痛得大哭不止。其中一人把她的脚趾装进一个牛皮纸信封，给江哥送去；另外一人见她面容美丽，动手撕开她的衣裙，贪婪地舔舐细腻的胸部。她拼命地反抗，反倒更激发了他的兽性。他把她一拳打昏，把双腿架在自己的肩头，强暴地进入她的身体，她的右脚流出的血都滴在了他裸露的后背上。他发泄完毕，把她锁在仓库里，出去买夜宵。返回后，发现她已经用捆菜单的麻绳悬梁自尽了……
出殡车队经爱惜士街驶向昵称“福州街”的东百老汇，在榕华大楼前完全停止了流动。青姐多年前买下这幢七层大楼，在里面开设地下钱庄。钱庄一度生意兴隆，资产上亿美元。金西和陶霏租下最高的两层，做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金西寻找自己伫立过无数次的窗口，试图在记忆的洞穴里挖出一条通向地面的通道。
十年前的那个日子，像在森林中遭遇的一头黑熊，无论他气喘吁吁地向哪个方向奔跑，总会惊心动魄地一次次重新面对。早餐丰盛：小薄饼、培根、煎鸡蛋，还有草莓。他喝了咖啡，陶霏和5岁的儿子弘喝了橙汁。陶霏叫出租车去机场，即将带弘回中国探望她的母亲。他在家门口和她吻别，尝到了她唇上橙汁的味道。他把弘抱起来，亲了又亲，还嘱咐他乖乖地听话。
他在唐人街停了车后，踩着地面上薄薄的白霜，来到了榕华大楼门口，看到了一辆卡车。几天前他因为律师事务所的文件堆积如山，叫一位助理联络一辆卡车，把大部分文件送到郊区的仓库里保存，卡车果然被安排好了。突然，躺在街上的两个流浪汉站了起来，那个送披萨饼的红头发的家伙也突然露面。三人把他团团围住，亮出FBI警探的徽章，宣布逮捕他。时间在那一刻定格，仿佛维苏威火山骤然爆发，人生的庞贝古城陷入一片千年的死寂。附近的商贩们从店铺里涌出来，交头接耳，眼里闪动着惊讶和兴奋；事先有预约的客户们露出忧虑重重的神情。红头发的警探接到一个电话，随后问金西：“我的同伴已在机场逮捕了你太太，你儿子由一位女警陪伴，你有亲戚可以照顾他吗？”金西猜想FBI担心他销毁文件，又要防止陶霏潜逃，所以兵分两路，同时采取行动，可怜的儿子成了全家唯一的“自由人”。他把大妹妹的电话给了红发警探，托她照顾弘。
几天后，联邦以专门严惩帮派的“反黑连坐法”重罪起诉金西和陶霏，还同时起诉了律师事务所的15位涉案人员……
路两旁的人群向送殡车队迅速靠拢，把灵车四周围堵得水泄不通，向青姐默默说声“再见”，有人开始擦泪。殡仪馆人员打开灵车车门，让青姐再看一眼她生前的常驻之地。青姐的女儿阿绮从车上走下来，在棺前行叩拜礼。
车队终于再次启程，但挪动得太缓慢了，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竟完全停滞。金西感到一阵胸闷，把车窗全部打开，还透不过气来。纽约警署显然对突然出现的庞大车队毫无准备，派不出足够的人手。他把车停到附近的一条小街上，站到十字路中央，开始指挥交通。多年来，他被记忆的黑熊追逐得精疲力竭了，渴望尽快告别一段历史，投身于一条忘忧河，获得一刻轻松的漂浮。
4. 尘归尘
送殡车队终于上了高速公路，出纽约，一直向北。财仔摇下车窗，放进清新的空气。路两边的树逐渐密集，随后出现空旷的绿地，视野变得开阔。陶霏注意到绿色路牌上的飞机图案指向机场的方向。
她看到一架飞机被固定在地面，在记忆的跑道上永远无法起飞。在那个阴冷的秋日，她带着儿子弘登上“波音747”。儿子因为期待平生第一次的国际旅行格外活跃，不停地追问她老家的事情，还有从未见过面的姥姥。临近起飞时间，广播里传来机长公事公办的声音：“因为事先不能预料的原因，抱歉推迟起飞。”乘客们开始躁动不安。半小时后，FBI警员两男一女出现在机舱口。儿子欢呼起来：“妈妈，你看！FBI！好酷啊！”不料警员们走到陶霏的座位前，向她宣读了逮捕令。她猜想FBI为防止她携子潜逃，采取了果断行动。全机舱的乘客瞠目结舌。她不由自主地搂住了儿子小小的肩头。儿子的眼神从兴奋到惊讶到恐惧，在几秒内完成了一场巨变。她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押下飞机，装进一辆警车。儿子突然挣脱开女警的手，向她跑过来。在机场宽阔的跑道上，他的身影渺小，脚步苍老般踉跄。她在那一瞬就被判了刑，后来在法庭上受审似乎变成了过场。在儿子面前，她是永远的罪人……
一个小时后，太阳悬到正空，似乎把寒气都拥入怀中。远山在天空和绿地之间露出轮廓，一座墓园静静地卧在山下。墓园像一位矢志不渝的情人，似乎多年前就等在那里，陶霏想，美国人常说世间只有税收和死亡无法逃避，果然如此。财仔在爆满的停车场里找不到车位，只好叫乐珍带着孩子们和陶霏先下车，自己到附近的街上停车。
炜煊命司机把越野车停在墓园的入口处，小康和其他两位助理立即卸下摄像器材，投入工作。炜煊也不拖泥带水，用狩猎的目光在人群中搜索。大约上千人聚集到青姐的墓前，许多人在腰间系上白布。转瞬间，人们在墓穴四周铺上绿帐，摆满花圈，立起青姐的巨幅遗像；还用手掬起黄土，搭起一个土包，把灵牌插上去，在灵牌前摆上祭品:一排橙盘，一排红烛罐，还有十八碗青姐爱吃的家乡菜，其中包括清蒸虾、炒田螺、福州鱼丸等。平日素净的墓园骤然增色，还飘散起中餐的特殊香气。十六位壮汉把青姐的灵棺从卡车上小心翼翼地抬下来，放到了墓穴旁。灵棺是上等的红木，在阳光下散发高贵的光泽。青姐坐牢十几年，对这些中餐可能想疯了，可惜临死也没有尝到，炜煊想，命运折磨人，有时只需调用一个小小的细节。他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青姐的女儿阿绮，向她提出了拍摄请求。阿绮三十几岁年纪，眉目和年轻时的青姐十分相像。她披麻戴孝，哭肿了眼睛，声音微弱，“你一定要公平！”炜煊立即点头，“我会安排时间采访你，等拍好了，还要请你审查！” 阿绮说：“那好吧，你要讲信用！”
炜煊指挥部下选好拍摄地点，架起摄像机，还亲自调整角度。这时，陶霏进入了视线。他以为她早经不起细看，7年的监狱生涯、出狱后捉襟见肘的生活，什么样的女人经得起这样的折磨？她的皮肤的确不如从前紧致，额头出现隐约的波痕，但举手投足间竟有陌生的风韵。他恨过她，此刻身处世人安眠的墓园，恨突然变成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陶霏来到青姐的遗像前，鞠了一躬。阿绮一抬眼，看到了她，立即冲过来，挡在她面前，厉声问：“你怎么有脸来？你不许靠近我妈妈！赶快走!”青姐的亲友们闻声黑压压地涌过来，在悲伤的表情底色上，涂染了愤怒，叫嚷着：“要不是你，青姐也不会被判这么多年！”
一个胡子拉碴的高壮男人冲到陶霏面前，指着自己的鼻子问：“你还认得我吗？”陶霏迷惑地望着他。男人怒目圆睁，步步逼近，“我是江哥！阿芸的老公！”他要是没有自报家门，陶霏真的认不出来了。是冤家总会聚头。她的脸色变得惨白，不停地后退，再退一步，就会掉进墓穴里。他索性推了她一把，“你该去给青姐陪葬！” 人群中有女人怯懦地哀求：“不要再推了！会出人命的！”
这时炜煊挺身而出，厉声叫道：“住手！我是电影导演炜煊，正在拍青姐的纪录片，你们这么欺侮人，要受法律制裁的！”他相信名人、媒体和法律这些字符拥有威严和制约力。陶霏转过脸来看到他，双眼像被马蜂同时蛰咬，立即肿起来。这场“英雄救美”几乎无可挑剔，炜煊在得意间扫视人群，正撞见一个白种男人的目光。男人站在不远处，头发是盐的颜色，挺着小山坡般隆起的肚子，像一头迷路的笨熊，闯入了农家安静的田园，既冒犯又不协调。那不是金西吗？他怎么变成这个鬼样子了？上一次见到他，是在他家的新年派对上，那时他正春风得意，奢华得可耻。炜煊像一位一度溃败的拳击手，重整旗鼓，终于可以无惧地正视，登上擂台，跃跃欲试，可金西并没有迎接挑战。金西的目光复杂孤单，几乎令人心酸。
江哥冲炜煊挥起拳头，嚷道:“少拿那些破玩意儿吓唬人，你要不老实，我砸你的摄像机！”这时财仔气喘吁吁地赶到了，拨开人群，用身体挡住陶霏，“你们有火，就冲我发吧！陶霏是我的大恩人，谁也不许动她一个手指！”周围人似乎醒悟过来，发出各式感叹，“我的绿卡也是她帮我搞到的。”“好多年没见到她，变样子了。”“要是没有她和她那个鬼佬老公，我早被遣送了。”他们不由自主地制止了跃跃欲试的江哥。
说起“鬼佬老公”，金西已经出现在陶霏身边，对阿绮说：“请你给我和霏一个机会，向你妈妈告别吧。”阿绮困惑地看看金西，终于认出了当年那个的蓝眼睛的大律师，勉强地点了点头。
江哥怒火未消，高声大气，“陶霏，别以为你从监狱里出来，就没事儿了，还会遭报应的！”
阿琦阻止道：“别在我妈墓前吵闹！让她安睡吧。”
“哼！”江哥不屑地问，“你妈做了那么多坏事儿，还想安睡？”一句话，就把自己变成了众矢之的。几个彪形大汉毫不迟疑，左右挟持，把他从墓前拉走，一直“押”到停车场，“马上滚开，别在这儿找死！”
江哥寡不敌众，嘟囔着开着自己的“宝马”车离开了。
人群中有人冒出了一句，“江哥这小子，穷的时候差点儿要饭，现在又发达了起来，听说还做起了房地产生意。”
这时金西转向陶霏，艰难地吐出一个字：“霏”。他替自己向阿琦求情，陶霏心里是有几分感激的，说：“没想到你也来了。”炜煊大方地问候金西，和他握手，还递给他一张印着一堆头衔和美国手机号码的名片。金西叫他的名字，发音还是怪怪的，“抱歉，我没有名片。”炜煊指指摄像机，“我在工作，回头和你聊。”说罢回到了部下的身边，露出严肃的执导表情。
陶霏和金西上一次这样并肩而立，是大约10年前在法庭上受审。
女法官是一位50几岁的黑人“洋包公”，自开庭以来一直低着头。负责他们案件的白人检察官英气逼人，和许多美剧中常出现的严肃刻板的形象不同。他义正词严，起诉金西和陶霏自上世纪90年代起长期勾结走私人口的蛇头青姐等人，相互从偷渡客与家属身上谋取暴利，经手的将近5000个政治庇护案几乎全部造假，非法牟利1500多万美元。他花了整整半小时宣读并解释他们的罪行，中间不得不停下来喝水、喘息。罪行包括“组织偷渡”、“协助偷渡”、“伪造文件保释人蛇”、“捏造政治庇护故事”、“偷税漏税”等将近50项，其中最严重的是“合谋绑架”、“合谋禁锢人质”，对阿芸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大难来临，陶霏作为一位年幼男孩的母亲，或许有更多寻求自保的理由。她的辩护律师是一位姓李的越南华裔，40几岁年纪，才貌平常，专门授理刑事犯罪案件。李律师把矛头指向金西，“金西拥有律师执照，在纽约从业多年，比陶霏更懂法律，是所有案件的‘主谋’，而陶霏扮演的不过是翻译和助理的角色。”陶霏听了，似在黑暗隧道中摸索前行，看到尽头的点点灯光，心因为侥幸的喜悦微微颤抖。
萨拉在刑事和移民案件方面经验丰富，竟放弃前嫌，担当金西的辩护律师。她毫不留情地反驳:“虽然‘金西移民律师事务所’以金西命名，但陶霏才是真正的老板。金西不会讲中文，青姐和绝大多数客户都是中国人，只会讲零星的英语，金西不可能和他们单独交易。”
检察官放了一段录音，是陶霏和一位中国女客户的谈话。陶霏说：“你告诉移民官，你因为婚外孕被迫堕胎。你必须记清虚构故事情节的顺序，比如什么时候停经，什么时候政府官员敲门，把你拉到一家诊所结扎，还有医生把医疗工具放入你身体的感觉。不用担心，像你这种情况，用逃避计划生育的理由申请政治避难，简直是探囊取物，太简单了！”
法庭上的女翻译把这段对话如实译过来，陪审员们听了，无不露出惊愕的表情。李律师意识到形势对陶霏不利，立即就阿芸自杀事件追问金西，金西面无表情，“我没参与过阿芸的事儿，至于陶霏和青姐怎么发现了阿芸的踪迹，我一点儿也不知道。”陶霏吃惊地注视着金西，不能相信他竟然可以当众撒谎。原来她和他的婚姻建立在谎言的沙堡里，狂风骤起，顷刻倒塌，只惹得尘土飞扬。
法庭里一片哗然。坐在听众席上的江哥突然站起来，叫嚷道：“重判陶霏！绝不手软！”他周围立即有人响应，“同意！”几个警察冲过去维持秩序，“安静！安静！”
女法官这时突然抬起脸，目光锐利，字字如剑，“陶霏和金西和蛇头一样心狠手辣、不择手段，我要把你们的所有罪行合并执行，最不可宽恕的是你们雇有30多名助理，成为不折不扣的教唆犯，污染了这些原本清白的人。”陶霏像在黑暗的隧道里爬到了出口处，却被迎面而来的火车撞得头破血流……
太阳稳稳地悬在墓园的上空，照耀着大地上百感交集的人们。突然间，毫无缘由地平地一阵风，吹倒了青姐的灵牌。众人变了脸色，慌忙扑上去把灵牌扶起来。陶霏分明看见一位年轻女子披散着长发，穿着一条轻薄的蔷薇紫色的长裙，打着赤脚，在人群中一闪。她惊叫一声：“阿芸！”金西顺着她的手指望过去，惊悚地喃喃低语：“真是她！”
阿芸一路追随送殡车队，被早春的风送到了此地！陶霏在和众多偷渡客打过交道后，他们的长相在记忆中很快变得模糊，唯有阿芸的面孔是一幅数码图像，在光阴流转中，色彩和线条还清晰逼真。那一年陶霏和金西带阿芸在从迈阿密去纽约，在上飞机前注意到阿芸脸色苍白，一副随时能被风吹跑的样子，隐隐有些担心。飞机起飞后，她放下了身段，离开头等舱去经济舱找阿芸。正巧阿芸身旁的座位是空着的，就坐了下来。靠近端详，阿芸的面孔其实姣好，不过嘴唇上突起的几个白泡，影响了线条的柔和。
阿芸的丈夫江哥几年前偷渡来了美国。他离开时，婆婆还在世，只不过身体已经很虚弱。阿芸每天做饭、洗衣、打扫房间，日子似乎过得飞快。江哥通过老乡介绍，认识了做移民生意的高老板。高老板大打保票，会帮他搞到“政治避难”绿卡。江哥一上庭，立即被法官拒绝，被断定“有一双会撒谎的眼睛”；再上庭，还是落败而归。他绝望了，索性“黑”了下来。他还清偷渡欠下的债，从老乡那里贷款开了一家中餐馆，刚开张时生意兴隆，每天半夜收工时数钱数到手软，“东边不亮西边亮”。他寄钱给家里盖了三层楼的青砖瓦房，买了全套的进口电器，可惜婆婆没有享福的命，在搬进新房的第三天咽了气。江哥在电话里对着阿芸哭了半小时，又寄了一笔钱给母亲办了隆重的丧事。
阿芸的表妹乐珍移民去了纽约，和丈夫财仔团聚了。她传回来一个让阿芸气炸肺的消息：在唐人街的“贵宾楼”，江哥和一个又白又嫩的小姐搂在一起！小姐是北京人，卷着舌头说话。阿芸想起有一次她打江哥的手机，接电话的是一个娇滴滴的女声，一时不知该说什么，等对方把电话给了江哥，才确认没打错。江哥解释，自己开车超速吃罚单，必须上交通法庭，请北京小姐也是餐馆的经理当翻译。他说“吃”时卷起舌头，阿芸还嘲笑了他。乐珍透露更多汁的细节：北京小姐和江哥开一辆红色敞篷跑车在公路上兜风，只穿了一件大红的小背心、一条短裤，奶罩都没戴呢。以前每到夏天，阿芸受不了天热，在家里不戴奶罩。每次有客人来，江哥总要叫她进里屋穿戴整齐才出来。他竟和穿着暴露的小姐在公路上兜风!他以前说阿芸的小腿比较粗，穿长裙好看一点儿。这几年她见了漂亮的长裙就忍不住要买，盼着有一天能到美国穿给江哥看。名牌时装街的大小老板都摸透了她的心理，见她犹豫不决，只要说一句“江哥一定会喜欢的”，她就连价钱都不讲就买走。
乐珍说，更奇葩的还在后面：红跑车是江哥给北京小姐的生日礼物！难怪他半年多没给阿芸寄钱了，推拖餐馆生意不好、手头紧。北京小姐不算漂亮，但娇滴滴的性子是武器，轻易打败了干渴已久的江哥，何况她还是一个大学生。乐珍死活也搞不明白，在纽约泡高级妓女都不要花那么多钱，妓女还不会欺骗感情。江哥一身油一身汗地打拼，一年只在“感恩节”休息一天，因为那天美国人在家吃火鸡，不会到中餐馆吃饭，现在就这么轻易地把血汗钱挥霍了！
“北京小姐”这四个字像一根插满芒刺的大棒横在阿芸的心头上，令她既痛苦又压抑。其实她早有一些预感，只是不愿意去证实。江哥以前在电话里和她重复说一些床话，甜腻热辣的，最近闭口不提了，想必不用再过这份嘴瘾。她想立刻给打电话质问他，但知道他绝不会承认。
她一咬牙、一跺脚，决定偷渡，登陆美国后再通知江哥，这样他想反对也来不及了。她找到了青姐手下的小蛇头，说明来意。当时偷渡要三万美金，头期交5千块，她手里的钱还够。青姐刚开辟了一条新线路:从福州飞北京，从北京坐火车去莫斯科，经捷克、德国到荷兰，再从荷兰到英国，最后从英国飞美国。阿芸听得头晕了。她从小到大去过最远的地方是福州，现在要经过那么多国家，躲过各国海关的检查，稍有差错就会前功尽弃，越想越怕，战战兢兢地问，“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啊？”立即遭到小蛇头劈头盖脸的一顿骂：“像你这样还想闯美国？哆哆嗦嗦的在海关漏了馅，还会害了别人。我跟你说，经我手到美国的人里最小的有十二岁的，哪个也没像你这么窝囊！”她不敢再多话，无论怎么样都要上路了。江哥没有身份，不可能离开美国回到她身边，难道她还有别的选择吗?
她在准备行装时费了一番周折。因为要假装普通旅游者，蛇头规定只能随身带很小的一个旅行包。她难过地把几年来买的新衣服都丢在家里，只带上了两条最喜欢的桑蚕丝长裙，一条豆沙色的，另一条蔷薇紫色的。
接下来是漫无尽头的旅途。飞机、火车、轮船、汽车……乘坐了每一种她能想象出的交通工具，穿过了半个地球。她一天比一天瘦下来，脸色也一天比一天苍白，担心见到了江哥时，他认不出自己了。
到了荷兰以后，蛇头命令阿芸和同行的五十几人把旅行包全部扔掉。阿芸不知道还要过多久才能到美国，路上又不可能有机会买衣服，把三套内衣内裤穿在了身上，但狠狠心，把那两条桑蚕丝长裙丢进了路边的垃圾箱。五十多人沙丁鱼般挤在一辆密封的运货卡车里，抱腿蜷缩坐着。车内黑漆漆的，蒸笼般酷热，只从车厢左上角的通风口透进来一点点天光和空气。因为怕被外面的人听到动静，谁也不敢说话，只发出或轻微或粗重的呼吸声。阿芸全身浸透了汗水，很想脱下两件内衣，但被众多男人团团包围，不可以无所顾忌，尽管没人能看清她。鱼腥气混和人身的汗臭和狐臭，害得她几次差一点吐出来。她特别怀念老家宽敞的房子，还有清新的海水气味。
车里面突然一点天光都不见了，变成了一个完全封闭的黑箱，空气越来越稀薄，大家开始骚动不安。有个男人忍不住站起来，摸索着车厢的左上角，找到了那个通风口，但它不知被什么东西从外面堵得严严实实的。接着很多男人都去试过了，随后又去推车厢后门，但门早被司机从外面锁死了。他们脱下鞋子，拼命敲打驾驶舱的墙壁，呼喊着求救。女人们开始大声哭起来，男人们便呼喊得更疯狂、敲打得更激烈了。
阿芸躲在角落里发抖，脸上已经分不清泪水和汗水。江哥此刻正在做些什么?会不会和那个娇滴滴的北京小姐在一起?如果他知道她现在连呼吸都困难了，会来救她吗？司机像一架没有听觉和感觉的机器，也许因为车厢的墙壁太厚了，丝毫听不到他们的呼喊和敲打。人们喊得口干舌燥，敲打得精疲力尽，都瘫坐了下来，在逐渐变成真空的黑暗里，陷入绝望的沉寂。不知又过了多久，旁边的一个人突然倒过来，横压在阿芸身上，就一动不动了。阿芸伸出手想推开那个人，但没有一丝力气，绝望地放弃了努力，闭上了眼睛。就在这时，卡车突然停住了，后门被接应的人打开了，她呼吸到了一丝新鲜空气，终于重新回到了人间!
阿芸九死一生，谁料到登陆美国后，因为一系列的变故，竟选择一死，但魂魄多年都没有散去。陶霏坐监狱时，在许多个早晨醒来，发现阿芸站在自己的床前，说：“求求你和青姐，放过我吧，我以后当牛做马，一定慢慢把欠下的偷渡钱还上……”陶霏、金西、青姐都得给阿芸一个说法，但是青姐，先一步解脱了。
乐队成员不知什么时候换上了草绿色的制服，还有模有样地扛着肩章，粗看去像中国武警。他们奏起音乐，把声调从哀伤转向激越，宣告入葬仪式的开始。阿绮跪倒在墓旁，哭成了一个泪人儿，向青姐告别，“妈，我不管别人说你什么，你是我的好妈妈！”两位女老乡扶着她的手臂，低声安慰。一些人持续地低泣，为逝者，也为自己，二、三十年前冒着生命危险偷渡来美，至今四处漂浮，无确定身份。时过境迁，偷渡的渠道变了，改成“留学式”、“考察式”、“旅游式”等，唐人街的移民律师也换过了几茬。青姐的离去，为一段移民历史画了一个感情复杂的休止符。
陶霏最后一次见到青姐，是在纽约联邦法院。她当时被单独关在一间候审室里，透过小窗口，看到青姐被押进了对面的候审室，就想制造一个接近的机会。她困兽般踱来踱去，终于发现了一个监视器的死角：一堵矮墙后面的马桶。她把一卷手纸塞进了马桶，随即以马桶堵塞、自己闹肚子为理由，要求年轻的黑人看守带她去方便。女看守没多想，把她押进了青姐所在的候审室，又不想闻她的臭气，就等在了门外。
陶霏一见到青姐，就“扑通”一声跪下了，含着眼泪颤声恳求：“青姐，只有你能救我!你的女儿是成人了，我的儿子才5岁，现在我和金西都被关起来了，有可能被判20年徒刑，孩子不能没有父母啊！”
青姐一脸憔悴，有气无力地问：“我能帮你做什么？我身上的罪也有几十条!我一直都在帮助老乡，落到这样的下场。”
“我最大的罪名是间接害死了阿芸，你我都有错，求你担下责任吧，看在我儿子的面子上!”陶霏全身发抖，涕泗横流。这时她听到了看守的脚步声，立即站起身，慌忙擦干眼泪，走到门边。在看守打开门的那一瞬，她回头期待地望了青姐一眼。想在想来，那一眼即是永别。
不久，陶霏通过李律师得知，青姐揽下了对阿芸之死的责任，减轻了她的罪状。法庭审判的结果是她获刑7年，金西获刑5年，被立即取消律师资格。两人还被没收全部财产，一时间，“落得个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陶霏在被转入正式监狱后，通过监狱律师和金西办了离婚手续。在服刑期间，儿子弘由金西的妹妹暂时抚养。陶霏像一个落入孤岛的人，用书信的木棒打磨石头般冷硬的监狱生活，获取星星点点的火花，维持精神的光亮。她每星期至少给儿子写三封信，像天底下许多普通的母亲，不厌其烦地重复自己的牵挂和嘱咐。她还坚持不懈地给青姐写信，在寄了20多封后，终于得到了回音。即使几年前出狱后，两人一直保持书信往来。
在墓园里，陶霏从背包里掏出一封信来，突然对众人说，“我想给大家念一下青姐给我写的最后一封信。”众人竟安静了下来。她读到：“陶霏，我肝痛得受不了，每天抓铁床扶手，快把它抓断了。最近几天我总梦见离开乡下老家的那个晚上，还又一次走过罗浮桥。明天我就要离开牢房，搬进监狱医院。我知道自己不会再回来了。没有了我，我希望亲人们能好好活着。这些年我信佛，把狱友留给我的一本《佛经》读了上百遍，放下了以前的恩怨。《佛经》上说，‘以一极微为中心，集合上下及四方等六方的极微而成一团，称为微尘，合七极微为一微尘，合七微尘为一金尘’。人活一辈子，就像一粒金尘，太微小了。我有过的万金，也会随我变成尘土。”
一辆黄色吊车把青姐的棺木吊起，平稳地放进墓穴。阿绮把青姐遗留下的《佛经》放到棺木上。《佛经》的封面已经损坏，但被青姐精心修补过。陶霏拿出了自己最喜欢的一只青玉手镯。当年青姐曾夸过它好看，但她不舍得送人。她在出狱后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也没狠下心把它送进当铺。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她终于把玉手镯放进了墓穴。众人自动地排成一队，依次丢一把尘土，或放一朵玫瑰，向青姐做最后的告别。青姐的亲属们披麻戴孝，齐刷刷地跪下，再次发出痛哭的声音。葬礼结束后，他们又按家乡的风俗，换上大红的腰带，给青姐的遗像扎上红纱，立即给墓园增添了喜庆的气氛。
陶霏在人群中寻找，不见金西的踪影。这时炜煊走过来，声调低沉地问：“你还好吗？”陶霏反问：“你期待听到一个什么答案？”炜煊怔了一刻，他会告诉她自己的真实想法吗？于是顾左右而言它，“你看，青姐生前住在唐人街，吃中国饭、穿中国衣，只说三句半英语，葬礼倒是中西合璧。”陶霏还是反问：“你是来当看客呢，还是来当主角？”炜煊意味深长，“那要看这部电影怎么发展。下午5点在纽约一起喝杯咖啡，怎么样？我早选好了地点，曼哈顿的‘沉思’咖啡馆。”陶霏犹豫片刻，答应了。
送葬车队回城的速度比出城时快得多了。黑衣的人们很快下了车，消失在人海中。陶霏想起某位名人说过的一句话，人一生只有两分半钟，一分钟为笑，一分钟为叹息，半分钟为了爱。现在人们又回到各自的“一分钟”或“半分钟”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