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散文 ∙
曾晓文
回家的路，总是漫长。
从多伦多出发，经过十三个多小时的航程，再搭乘两个小时的长途汽车，终于抵达中原的一座小城。我已疲惫不堪，更不堪的是对别样重逢的期待。我走进家门，迎面撞见照片上风华正茂的父亲：浓黑的发是青春见证，鼻梁挺直正如他的个性，而他的眼神穿越岁月的雾霾风尘，明亮坦诚。照片下是他留给我的全部遗产：大约三千册书。它们立在质地不同的书架上，却拥有同样静默等候的姿态。在那一瞬满屋的窗户似乎轰然洞开，跨洋过海的狂风撼动我的心树，摇落一地哀伤的果实。
上一次回家是在一年多以前，父亲在尝试了多种疗法后，仍勇士般地与肺癌对峙。谁料到在我离开后不到两个月，他竟在死神面前折戟沉沙。我身居万里之外，几乎每天都会有表面上与他无关的细节，引发我的联想。仰望太阳悬在一碧如洗的天空，想到他再感受不到温暖的阳光，眼中开始落雨；电视里播放陌生人去世的消息，会为从未谋面的死者儿女难过，因为深知丧亲之痛。创伤被时光的白纱布潦草地包裹，此刻面对父亲的遗像和他多年的收藏，怎么躲得过撕心迸裂？
父亲的照片是黑白的，摄于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时他正在读大学中文系，文采出众，担任学生刊物的副主编。他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甚至荣获省级文学奖。不久，在“反右运动”中，他因说了一句“老百姓粮食不够吃”的真话，被定为“右派言论”。他毕业后自愿到东北边疆小城教中学语文。命运似有一只冷酷的手指，在神秘的典册上轻轻一拨，就把他的名字划入阴影档案，在后来的二十年里，始终不肯放过对他的折磨。他怀着对文字的浓郁热爱，凭着古典文学的丰厚底蕴，在业余时间把《艾子杂说》等多篇文言文译成现代文，并寄给了史学家吴晗先生，得到了赞赏和推荐。文革伊始，吴晗先生惨遭迫害，父亲因与他的书信往来被定成“黑帮分子”。父亲被“红卫兵”剪成“阴阳头”，脖子上挂着大黑板在全市大会上挨批斗，站在卡车上游街 ……他的新鲜出炉的小说集被送回印刷厂打成纸浆，同时被打碎的，还有他的文学梦。我出生那天，他正被关在“牛棚”里“反省罪行”。他请看守带一张纸条给我的母亲，上面写着给我取的名字。晓文，通晓文学，他是以我的名字寄托文学梦想啊。
我慢慢地抚触一排排的书籍，书脊上似乎还有父亲的温热。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被发配到东北偏远的小山村劳改，把我背到那里，寄养到一位农民家里。一年后，他又背我回城，把我送到了姥姥家。他的脊背是我童年的摇篮。他在农场里种地、赶车，７年后才回城，仍被剥夺教书的权利，只能在学校的工厂里打杂。1976年夏天，他因涉嫌“右倾翻案风”蒙冤入狱，险些被判处死刑。在他坐牢的那段日子里，我被邻居唾弃，被同学欺侮，一个人躲在小屋里读他的藏书，以文学的烛光抵抗了生命中的黑暗。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每次我从国外打电话，父亲总是兴奋地报告他买的新书，具体到在哪座城市的哪家书店，拿到了多少折扣。书和酒，是他平生的两大嗜好。他在书的清醒与酒的混沌之间摇摆了大半生。至此我才领悟到，他因一连串的悲剧遭受精神伤害，企望从酒中得以逃避，但也许只有书，才是他横渡苦海的帆船。
我决定从父亲的藏书中精选出几箱，海运到加拿大。这些书随着父亲辗转过多个城市，又将随我开始新一轮的迁徙。没有了父亲，家就失去了从前的深沉含义。我能做的，只是带走一些书，留存生命的记忆。
可这选择是多么痛苦和艰难的过程啊。
翻开每一本书，都有数不清的仓颉创造的精灵跳跃出来，使世界霎时变得不同寻常。在2005年回国时，我带走了《二十四史》的前20本，这一次把后面的46本装进了纸箱，从此至少拥有了历史的完整。父亲说过，每一个人都要学习历史，尊重历史。我找到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多年前当我开始攻读世界文学专业的硕士时，父亲就开始收藏外国文学作品。他知道《约翰·克里斯朵夫》是我最喜欢的名著之一，居然一口气买下了三个译本。作品扉页上的那几句话，总能引起我的共鸣：“曾经孤独，曾经痛苦，曾经流浪，曾经创造。”
我看到了自己写的几本书。那些在异国的寒冬依靠书中文字取暖的日子，又在记忆中踏雪而来。父亲在我出版第一部小说之后，兴奋地买下一百本，送给他的老学友们，似乎向他们宣告，我承继了他对文学的拜谒和对文字的热爱，他的文学梦如凤凰涅磐，死而复生。
我慢慢地取下两部装帧朴素的高考文言文辅导书，那是父亲编著的。几年前，当他得知自己患了不治之症，不顾亲人的反对，抓紧分分秒秒写书。他执教将近半个世纪，决意把中学语文教学经验留给后人。他不会用电脑打字，只能用手写。在初稿写就后，反复校对了五遍。我难以想象他在接受化疗、理疗期间是怎样坚持工作的。这两本书总共不过600多页，但蓄满意志的力量，在我手上重若千钧，使我从此在写作中再不敢轻言放弃。
我的目光被普希金诗歌集吸引了。翻开封面，就如开启岁月的银屏，再次置身于熟悉的场景。多年前父亲站在四壁皆空的小屋中，慷慨激昂地背诵《纪念碑》：
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在人们走向那儿的路径上，青草不再生长
它抬起那颗不肯屈服的头颅
高耸在亚历山大的纪念石柱之上。
不，我不会完全死亡——
——我的灵魂在遗留下的诗歌当中，
将比我的灰烬活得更久长，和逃避了腐朽灭亡，
我将永远光荣不朽，
直到还只有一个诗人，活在月光下的世界上……
父亲没有成为诗人、作家，但他得到了众多亲友和学生的爱戴，而我朝朝暮暮用回忆的笔，在无形中写下他生命中一个又一个篇章，如今他的传记在我的世界里铺天盖地。在我们的心中，耸立着一座专属于他的“纪念碑”。
几个月后，父亲的书被运到了我在多伦多的家里，我无法立即整理，不是因为体力不支，而是因为心力不足。书箱里似乎盛满了忧郁的雾，一旦被打开，心就会被重重笼罩。我面对一片纯个人的精神空白，只好在书桌旁坐下来写作。父亲临终时怀抱诸多遗憾，其中之一是不能读到我的更多作品。只要我动笔，他的生命就会延续。虽然写的故事与他的经历无关，但他常是我想象中的第一读者。
我请人定制了栎木的书架，还装了灯，终于把父亲的书一一整齐地摆了上去，郑重得如主持一场宗教仪式。我与父亲阴阳两隔，但我在很多本书上发现了他的注解、指纹。在传说中，巫师背逝者的灵魂回家，与生者交流。这些书是成群结队的“巫师”，牵引我与父亲展开不倦的灵魂对话，于是在喧嚣的尘世，我拥有了一小片安宁的净土。
我身居非中文环境的异国，在业余时间用一支不懈的笔，划一方精神清潭，灵根自植，使深情的兰花在水中四季绽放。也许我和千百位海外写作者一起，背载中华文化遗产，永远行走在回家的路上，正“建立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以文字“唤醒人们的善良的感情”。
（本文获首届全球华文散文大赛最高奖，发表于《散文》海外版201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