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曾晓文
一
月亮在高空远远地悬着，像一位留守女子，苍白、清寂。李静看了，不由得打了个冷颤。女儿莉娃哭闹得不同寻常。她从早晨开始打喷嚏，发低烧。李静白天带她看了医生，给她服了退烧片，但她的病情一直不见好转。
莉娃出生时，李静正式进入不惑之年，是不折不扣的高龄产妇。她缺奶，只好用奶粉喂养。没有哪种奶粉的营养比得上人奶，这一点李静知道，甚至连６个月大的莉娃也明白，所以她下意识地靠哭闹抗议命运。
李静大约20年前来美国留学，她的丈夫徐海涛随后以“陪读先生”身份登陆。李静读了化学硕士又读博士，期间生下大女儿佳美，毕业后几经曲折，终于在一家农业研究所谋到了一份职位。夫妇俩在罗得岛州的一个小镇买下一套房子。小镇的名字温馨感人，叫“港湾”。房子虽不在上等好区，但在好区的边缘，周遭安静，路不拾遗，离海边只有几条街区的距离。一家人总算有房有车有身份，生活安定了下来，佳美还得以进入附近著名的公立小学。５年前，海涛在中美两国之间做起了贸易。在一年中大约有10个月，他住在位于中国瞭城的父母家，偶尔回美探亲，成了飞来飞去的“海鸥”。
李静的公公和婆婆时常唠叨，美国政府不限制生育，甚至鼓励多生，给多子女家庭今天发牛奶，明天发鸡蛋，忙得不亦乐乎。很多中国女人万里迢迢去那儿坐月子，只为产下一个美国公民，而李静身居美国，具备生第二胎的所有条件，现在不行动，还待何时？他们虽是当代知识分子，但沿袭古老观念。公公家三代单传，如果没有一个孙子延续姓氏，终是平生遗憾。同样的话被重复千遍，也就演变成了真理。两年前，海涛把生二胎的事儿郑重地提上了议程。李静在佳美出生后，落下了产后风湿病，身体一直虚弱，何况年纪大了，精力不如从前，对再度造人心存畏惧。
海涛为消除李静的顾虑，以他们的邻居坎宁一家为榜样鼓励她。坎宁太太是小学教师，坎宁先生在市里当安检员。他们有两个儿子，那一年老大奥兰多14岁，老二乔纳13岁。海涛说，你看坎宁太太，生过两个儿子，还精力充沛得赛过妖魔。李静耐着性子解释，人比人气死人，坎宁太太人高马大，骨盆的宽度是她的两倍。坎宁太太生第二胎的经历，邻人皆知。她坐在沙发上看美式橄榄球。在比赛的最后30秒钟，她崇拜的球星射门得分，她一激动，狂喊乱叫，在坎宁先生的帮助下就顺利产下了乔纳。海涛承认李静的自然条件处于劣势，但她应该知难而进。奥兰多和乔纳夏天割草、冬天扫雪，还帮邻居家干活，赚钱贴补家用。家中有子，好处多多。海涛每次看到坎宁父子三人齐刷刷地整装出发，要么去钓鱼，要么去打球，眼神里都会流露出热辣辣的羡慕。李静被他的眼神生生灼痛，终于下定了决心。她怀孕了，怀上的还有老树发新枝的壮烈。四个月后，夫妇俩得知了胎儿的性别，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英语或汉语的词儿，来形容失望的心情。
14岁的大女儿佳美揉着睡眼走进李静的房间，一脸的痛苦不堪。她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但当莉娃出生后，明珠便失去了光泽。李静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放在莉娃身上，她也必须承担起照顾妹妹的部分重任。她接过莉娃，哼唱起英文歌曲《静夜》，竟使莉娃慢慢地安静了下来。她把莉娃放进摇篮床，便躺到李静的床上睡着了。李静早已疲惫不堪，也如获赦免，昏沉沉地坠入了梦乡。突然，电话铃声大作。李静惊跳起来，看了一眼床头柜上的电子钟：凌晨两点！莉娃被惊醒了，又抓心挠肝地哭叫起来。李静接起电话，对方传来了远在中国的大姑姐的哭声，竟盖过了莉娃。大姑姐说：“海涛掉进去了……” 李静一惊，“掉到哪儿去了？” “掉到瞭城的局子里了。”大姑姐解释。李静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全身的血似乎都凝固了。在电话的另一端，大姑姐稀里哗啦地抹着眼泪和鼻涕，“你快回来捞人吧，好歹你也是个美国人，比我有面子。”
李静在美国生活得久了，对国内的一些新词感到陌生，不懂什么叫“捞人”。经过大姑姐一番解释，她才明白了个大概。“捞人”是通过关系，使被拘留关押的人重获自由，不是用网捞，而是用人民币，当然美元也行。海涛这几年做贸易生意，还算顺风顺水，但因开销太大，盈利平平。海涛似乎并不烦恼，按他的说法，“实现感”比什么都重要，可谁料到他这一猛子却“实现”到了监牢里。据大姑姐讲，公安局在刘茂和海涛发到美国的货柜里发现了几千个路易威登、古驰、爱马仕牌假皮包！刘茂是海涛的生意伙伴。天哪！作假！海涛怎么变得这么胆大包天？惊讶，刺激了李静的血液循环，但她的腿肚子却开始抽搐。大姑姐仍在催促，她坚信夹带假货全是刘茂的主意，而海涛是“被蒙蔽了双眼”。李静终于答应大姑姐，尽快动身回国。李静放下电话，看到佳美抱着莉娃愣愣地看着自己，才意识到莉娃早停止了哭闹。佳美瞪大一双黑亮的眼睛，问：“出了什么事？”
李静话到嘴边，又生吞了回去。她撒谎说海涛生病了，她必须带莉娃回国看望。佳美要求一起去，她没答应，因为佳美不可以在学期中间逃课。她会去求坎宁夫妇暂时收留佳美。坎宁夫妇过着正常的中产阶级生活，既不吸毒，也不酗酒，更无暴力倾向，让她放心。佳美听了，并不情愿，但知道自己没有其它选择，就勉强同意了。
李静挨到了早晨７点钟，敲响了坎宁家的门，向他们和盘托出自己的困境。坎宁太太伸出长臂把她搂进怀里，嘴里嚷道“可怜的你！”，还用手轻抚她的头发。坎宁先生张开大手掌，轻拍她的瘦削的肩头。他的一双蓝眼睛霎时涌满同情。足足过了５分钟，她才礼貌地从坎宁夫妇的拥簇中挣脱出来，请求把佳美托付给他们。他们爽快地点头。家里的客房闲着，再说他们做梦都想有个清丽可人的女儿，当然欢迎。李静听了，不知是喜是忧。人总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她还托他们照顾她家的房子，取邮件、扫雪。他们满口答应，家里那两个生龙活虎的儿子也有了用武之地。李静最后恳求道，不要告诉佳美海涛入狱的事情，就说海涛病了。他们犹豫了片刻，也同意了。哪个家长没撒过善意“白色谎言”呢？关于圣诞老人的存在，就是对全国儿童最经典的“白色谎言”呀。
李静到了农业研究所，向老板请求休假。老板是俄国后裔伊万，学问做得不错，但长相粗糙，为人亦不太友好。李静前一段时间休产假，一个月前刚回研究所上班，现在又要因“家庭原因”暂离职位。她不愿讲出“家庭原因”的具体细节，伊万不得不尊重她的隐私权。他翻了翻白眼，咽了口唾沫，压抑下刁难她的愿望，批准休假三个星期。李静回到家，立即为出发做准备。她在定机票和旅馆的时候，吓了一跳，价格贵得惊人。她准备从普罗维登斯飞到北京，在北京住一夜，再去瞭城。她查了查座落在北京的美国连锁宾馆，把人民币价格兑换成美金，要比在美国的同名宾馆贵得多。李静手里虽有些储蓄，但海涛出了事，不但失去他的收入，还要花钱去“捞”他，她本能地立即开始缩减开支。她查来找去，最后定了中关村一家三星级的名叫“华丽”的宾馆。
出发那天，莉娃的病好多了。谢天谢地，李静终于松了一口气。她从出租车的后视镜里看到了佳美。佳美站在坎宁夫妇家的门口，向她们挥手。佳美的身影渐渐变得渺小、模糊。李静抱着莉娃，登上了飞往北京的班机。这是莉娃平生第一次坐飞机。飞机刚开始启动，莉娃就受了惊吓，哭了起来。李静长相普通，穿着也随意，平素很少引人瞩目，但因为莉娃不停歇的哭闹，她被暴露在众人的目光之下。乘客们有人不满，有人同情。她在尴尬和焦灼中熬过了十几个小时，经历了几乎是一生中最漫长的旅程 。
二
飞机终于着陆了。下飞机时，李静累极了，脚像踩到破烂的床垫上，左倾右斜。她只想躺倒在地，好好睡上一觉。她抱着莉娃走出机场，一阵冷风立即扑过来，割着她们的脸。她们丢盔卸甲般坐上一辆出租车。出租车上了高速，但路上堵车，高速变成低速。她们挨过了两个小时，终于到了华丽宾馆。这里离李静20多年前住的研究所宿舍楼，只隔了两条街。她发现当年的宿舍楼早被拆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幢摩天大楼。“华丽”宾馆并不华丽，装修土气，地毯上还有诸多可疑的斑迹。在注册时，李静把自己的美国护照递给了宾馆的接待员，一个长相不俗的外省女孩。接待员大概很少遇见美国公民，怪异地看了她一眼。那目光像平地卷起的一团沙土，霎时蒙了她一头一脸。
李静带着莉娃在房间里安顿了下来，冲了奶粉，喂饱了她。莉娃终于睡着了，李静长吁一口气，也躺下了。李静的身体疲惫，脑子却异常活跃。在朦胧中，楼下响起了一声清脆的口哨。周六的早晨，她慵懒地躺在宿舍里的小床上。女研究生宿舍楼是男士止步的地方，所以海涛来找他，总在她的窗下吹几声口哨。她扯着床单，遮着半裸的身体，扑到窗前，欢喜地向他招手。他站在夏日的阳光下，虽称不上玉树临风，但朝气蓬勃。他剪了平头，露出明净的额头和亮晶晶的眼睛。他看到她，就绽出了笑容。那时刚他从大学政治系毕业，进入国家部委的一家机关工作，正踌躇满志。李静在黑暗中睁开眼睛，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当年那个阳光少年，如今竟立在了监牢的铁窗后面。
第二天，李静抱着莉娃奔赴火车站。在买车票时，两个中年男人紧贴着她的后背，隔夜的浑浊酒气肆无忌惮地吹到她的脖子上，还探头探脑地打量她的钱夹。她在美国早已习惯了在公共场合和他人保持一段距离，这种“零距离接触”的感觉像根根芒刺，毫不留情地扎入她的皮肤。火车终于抵达瞭城，她望着眼前的人山人海，心里有些凄惶。在此之前她只到过瞭城两次，一次是和海涛来办婚礼，还有一次是７年前带佳美探亲。她人生地不熟，却要担当起“捞人”的重任。
李静从群中辨出了哇啦直叫的大姑姐。大姑姐比海涛大两岁，在一家中专学校搞行政。她年轻时应算俊俏，但岁月的寒风似乎对她更冷酷些，从脸上吸走水分，刻下皱纹。她倒不太在意，把心思都放在了儿子亮程的身上。亮程明年高中毕业，希望到美国留学。早在儿子上小学时，她就和海涛打过招呼，儿子出国留学的事情，就全靠他了。海涛自然答应，天底下哪有舅舅不疼外甥的？现在海涛出了事，亮程出国的希望，像一条粗壮的缆绳，被一场暴风雨摧残，变成了危弦。大事当前，她自然忘了嘘寒问暖，一路上反复强调的，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结一张最结实的网”，把那条名叫“海涛”的鱼捞出来。
婆婆家是一套老式的两居室，虽在两年前由海涛出钱装修过，但取暖设备还是老式的，屋里干燥得很。婆婆住那间朝阳的卧室，海涛在坐牢之前住另一间。公公去年过世了。当时李静刚怀孕，每天早晨起床后恶心、呕吐，没回国送殡，现在想起来还过意不去。公公不知道她会生个女儿，至少是心存后继有人的幻想离开的，这使她多多少少感到安慰和解脱。婆婆失去了老伴，海涛又出了事，简直丢了大半个魂儿。她抱过粉嫩的莉娃，没有恭维半句，脸上的表情说不上是喜是悲，竟有些滑稽。李静心里有点儿愤愤，婆婆到底不是自己的亲妈，亲妈对莉娃一定不会是这样的态度。
李静的妈妈去世十几年了。如果妈妈还在，会帮忙照顾莉娃，李静也不至于这么辛苦。她因爸爸找了个后老伴，与他的联络不太紧密。她本着报喜不报忧的原则，这次回国也没通知他。海涛出了事，爸爸没有能力帮忙，只能跟着担惊受怕。他万一血压升高，李静还要担心他的身体，就更吃不消了。人到中年，成了三维治的夹层，对老的要呵护，对小的也要呵护。
婆婆开始长吁短叹，当初海涛要是没去美国，现在说不准当了大官。他的中学同学齐全盛，读的大学不如他的，还学了个莫名其妙的历史专业，可现在怎么样？家有豪宅，出入有名车，他老婆有好几箱名牌包。海涛当年出国时，全家人是支持的。那时的美国是多少人梦中的天堂！海涛在政府里当个打杂的，什么时候能熬出头？现在不同了，公务员抱的是“金饭碗”。权等于钱，连小学生都懂这样的公式。李静暗想，到了婆婆这把年纪，能做的事儿是追悔，最没意义的事儿也是追悔。很多假设，就像美国大选时的种种许诺，到头来都是一堆废话。
大姑姐打断了婆婆的话，告诉李静海涛被关在城北的看守所。李静思夫心切，要转天就去看望。大姑姐摆了摆手，犯罪嫌疑人在被关押期间，不允许家属探望，但律师可以代表家属探望，所以找一个好律师是当务之急。李静听了，一肚子委屈，她万里迢迢地奔回来，却不能立即见海涛一面。李静带着莉娃在海涛的卧室里安顿了下来。她一躺下来，就闻到了枕头上熟悉的气息。那气息是强烈的，专属于海涛的，海风般推开了一扇扇记忆的门。在她的位于美国港湾小镇的家里，海涛的气息日渐稀薄，甚至不足以引动她的想念。此刻不管怎样，她终于靠近了自己的丈夫。
海涛初到美国，手上没有什么积蓄，就一头扎进了中餐馆打工。餐馆的老板是福建人阿志。阿志见他英语还不错，就封他当了经理。餐馆的员工大多是阿志的亲戚或老乡，出生于乡村，初中都没毕业，不但不会讲英语，连汉语都说不利落。海涛鸿鹄落入雁雀群，每天都被怀才不遇的情绪折磨，但看在两千多美金月薪的面子上，就忍耐了下来。他拿辛苦赚来的钱支付家用，还交了学费，读了一个MBA的学位。他快毕业时，本以为苦尽甘来，可以脱离油腻腻的中餐馆，进入整洁优雅的办公室，不巧赶上美国新世纪初的经济低谷，毕业即失业。那些金发碧眼、伶牙俐齿的MBA都被赶出华尔街，到地铁站卖热狗了，何况他这个半路出家的？他无奈进入了一家电子元器件厂当工人，谁料到生产线很快被搬到了中国，他又丢了饭碗。
他回国探亲，因为国内的巨大变化，着实“文化休克”了一阵。他见到了大学时代的一些老同学。他们有的当上了银行行长，有的荣任上市公司总裁。他要不是有一本美国护照，几乎就是最落魄的一个。中国像一艘大船，航程令人激动兴奋，错过了这班船，可能就会永远错过。海涛不止一次这样对李静说。
在那段时间里，他整天琢磨做点跨国生意，后来还是阿志给了他灵感。在美国的中餐馆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使得中餐馆厨具供不应求，比如饺子机、压面机、饺肉机、烤箱、烤炉等等。如果海涛能把厨具运到美国，阿志愿意负责销售。海涛上网查了查，锁定国内的几家厨具生产商，随即注册了一家贸易公司。美国的很多餐馆都以家人的名字命名，他也如法炮制，给公司冠名“佳美”。一个星期后，他西装革履地回到了瞭城，以贸易公司总经理的身份和厨具生产商刘茂见面，开始了“海鸥”创业生涯，也开始了他与家人聚少离多的日子。前一段时间，海涛在和李静通电话时，提到过厨具贸易的生意不好做了，因为许多广东人和福建人涌入市场，而且把价钱压得很低。美国经济不景气，中餐馆饱和，对餐具的需求量自然减小。他和刘茂不止一次讨论另辟财路的事儿，但李静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采取行动了。
李静倒不过时差，再加上心绪愁闷，辗转反侧，从凌晨两点就睁着眼等待天明。
三
第二天一早，李静起床后，立即上街买了一个便宜的诺基亚手机，还开通了电话服务。她通过大姑姐，没费多少周折，就找到了齐全盛的手机号码。齐全盛在瞭城是个实权人物，谁拿到他的手机号码，都会小心翼翼地保存。齐全盛接到李静的电话，立即答应晚上６点在万豪酒店见面，他会去安排一个单间。李静听了，心里暖乎乎的。他还念记她和海涛的滴水之恩，难能可贵。20多年前，他到北京进修，经常到海涛和李静的家里“蹭饭”。他对海涛有点儿崇拜，因为海涛在国家部委工作，而他在外省的一个机关里打杂。李静从没有歧视他的意思，甚至还帮他介绍了几位女朋友，虽因各种原因都没有成功，但她的确费心了。
临近约定的时间，李静把莉娃交给婆婆照看，一个人来到了万豪酒店。她走进装修豪华的包间，却不见齐全盛的影子。她只好坐下来等。两位高挑靓丽的服务员站在她的背后，不错眼珠地盯着她，搞得她浑身不自在。过了半小时，齐全盛才发来短信，原来领导临时要他出席一个重要活动，活动之后还有“绝对推不掉”的饭局。他嘱咐她点菜吃，把帐记到他的头上。她回短信请求另约一个时间，他立即抱歉地答复转天要去澳大利亚访问，一个月后才回来。她没有什么胃口，起身离开了。
李静马不停蹄地接连见了几位律师，但没有哪位愿意接海涛的案子。海涛被保释的可能性颇渺茫。如果犯罪嫌疑犯是她本人，一个哺乳期的妇女，还有些希望。现在人人在忙，容易办的案子都接不过来。锅里的嫩肉这么多，谁愿意啃块硬骨头呢？李静回到婆婆家，一筹莫展。她无意中从电视上看到了齐全盛，他正和蔼可亲地在一家企业指导工作。她这才醒悟过来，他原来并没有去澳大利亚考察，不过是要和海涛这个“现行犯”保持距离，看来他这条“救援”线索彻底断掉了。大姑姐风风火火地赶来了，听了李静对“捞人”情况的汇报，不停地摇头。她想了半晌，终于一拍大腿，来了灵感，说该去找家族里的最大能人：远房的表哥。表哥做过房地产、娱乐、餐饮生意，对市场像猎狗一样嗅觉灵敏，被他“叼”上的几乎都是“肥肉”。最重要的，他和三教九流都有来往。
李静和海涛在老家办婚礼，表哥出席了。李静那天是新娘，又是美国留学生，被众人簇拥、恭维，对大多数来宾过目即忘。她隐约记得表哥瘦瘦高高的，甚至还有一点儿害羞，好像做什么倒卖服装的生意。表哥接到大姑姐的电话不久，就来到了李静的婆婆家。他不是步行，是开着“宝马”来的。这一次李静记住了表哥的长相。他算得上一表人才，有些发福，小肚子从衬衣纽扣之间的缝隙一截截露出来。大姑姐亟不可待地讲了海涛的遭遇，还表达了一家人不惜代价“打捞”海涛的愿望。
表哥从口袋里掏出一盒“中华”烟，大姑姐立即抓起饭桌上的火柴，给表哥点燃了，嘴里还惭愧地念叨“到家了，哪能让你自己带烟呢”。表哥摆了摆手，冲着李静的脸喷出了一口烟，李静不由得皱起眉头。在美国吸烟者必须到户外，她早不习惯吸“二手烟”了，但她暗暗告诫自己要入乡随俗。表哥弹了弹烟灰，说，他一直敬重海涛，今天海涛落到这种地步，一定是一场误会。李静听了，眼泪差点儿掉下来了，不知是出于感动，还是被烟熏的。
表哥在公安部下属的律师事务所里有熟人，答应去疏通后台关系，不过，他停顿了一下，为难地说，没有钱寸步难行，他是亲戚，不计较回报，可托人办事，得有“活动经费”。李静立即点头。她虽在美国安静的海滨小城生活了多年，但食人间烟火，这点儿道理还懂。她问需要多少钱，表哥伸出两个指头，她问：两万？表哥摇摇头，20万。她吓了一跳，20万！那几乎是她扣税后一年的薪水！表哥冰雪般聪明，立即读懂了她的表情，并不强求，只建议道，这样好了，明天我们到“万豪”摆一桌，我请几个朋友，大家坐下聊聊。如果你觉得这些人能帮忙，我们再决定下一步。李静同意了，也明白表哥一口一个“我们”，但买单的该是她。
表哥果然有能量，转天请来了一些头头脑脑。每个人的名片上都印了一连串的头衔，律师、法律顾问、局长、处长。李静看得有些眼花缭乱。坐首席的是“手眼通天”的万律师。万律师和海涛一样，60年代生人，但气宇轩昂，谈吐游刃有余。表哥说他这几年介绍给万律师的案子，没有一桩输掉的。每位客人似乎都日理万机，席间不停地接电话，谈到机密话题时，还要踱到包间门外去。表哥点了两瓶单价上万元的法国红酒，说因为李静是“美国人”，一定喜欢喝红酒。李静从来没听说过那种酒的牌子，但象征性地抿了几口，不知其味。酒至酣处，在座的人纷纷表示，“造假”又不是杀人，没什么大不了的，即使海涛掉进深海、冰窟，都要把他“捞”出来，先实现取保候审，然后争取交点儿罚金了事。李静听了，心里踏实多了。不过，她在买单时，手有点儿抖。３万８千元！她脑子里紧张地换算着，相当于6000多美金！那是个什么概念？足够她母女三人在美国一年的吃穿费用！酒宴后的第二天，李静上网搜索了一番，发现万律师果然不是等闲人物，处理过若干大案，唯一缺点是收费昂贵。她转了20万元给表哥。她原准备用这笔钱装修家里的房子，但丈夫回不了家，装修房子有多大意义呢？
万律师去看守所看望了海涛，回来后打电话给李静，说海涛“面临严重的身体和精神的危机”。案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有一天晚上，刘茂和海涛凑在一起喝酒。刘茂说他们哥俩儿应该在货柜里夹带假皮包。一个仿制的名牌包，成本价50元人民币，运到美国可以卖到８千元，利润太肥了。海涛怕冒风险，不同意，但他喝得有些过了，记不清自己最后到底是点头了，还是摇头了。刘茂瞒天过海，说干就干。李静开始咬牙切齿。海涛从来就不胜酒力，这几年一点点地练习，在酒桌上自如多了，但最终还是惹上了祸端。生气归生气，她必须设法替丈夫开脱责任。她对万律师说，既然如此，主犯刘茂的口供很重要，如果他承认海涛不知情，就等于证明海涛无罪。万律师建议她去找刘茂的妻子王桦，设法通过王桦说服刘茂，毕竟女人之间说话容易一些。
李静四处打听，辗转找到了王桦的电话，希望能和她见个面，商量一下“拯救丈夫的策略”。王桦的声音沙哑低沉，对李静的请求嗤之以鼻。她骂刘茂天生一个投石下井的“畜生”，他没把所有的罪过都推到徐海涛身上，已是“良心大发”。她和刘茂不久前刚办了离婚，她为他四处“招花惹草”伤心了这么多年，现在好了，刘茂在看守所里再没有机会了，除非他摇身变成“同性恋”。李静挂断了电话，像突然吞下一堆尖刻的石子，一时不知该怎么消化。
三个星期的假期很快过去了。李静只好写电子邮件给老板伊万，把海涛的境遇从实道来，请求延长假期。伊万立即回复：准许四个星期的无薪休假。李静又给佳美发短信，问询她的学习和生活情况，还告诉她自己要推迟返美，佳美惜字如金，回复“我一切正常，随你怎么样。”李静希望海涛的案子能在短时间内出现转机。她这些天经常靠服安眠药睡觉，吃饭也没有胃口，担心没“捞”出海涛，自己先病倒了。婆婆见她可怜，竟拿出了少有的勇气，开始照顾莉娃，而莉娃哭闹的次数立时比以前减少了。说到底，莉娃是徐家的骨血，婆婆怎么会看着不管呢？坏消息的脚步总比好消息快得多。还没等万律师和看守所交涉清楚，海涛和刘茂就被检察院起诉，取保候审的希望成了泡影。法院也不含糊，立即着手审理他们的案件。
开庭那天，李静和大姑姐去旁听。海涛被公安干警押进了法庭。他在两个月内就变了一个人。头发是秋后被钝刀割过的草，七扭八歪，还落了霜；两眼猩红，让李静联想到笼子里的困兽；胡子恣意地冒出来，像一幅肖像画上的点点败笔，而他手上的镣铐更是触目惊心。李静仿佛被一个看不见的劫持者绑在了椅子上，一丝也动弹不得。她无法与海涛执手，但至少泪眼相望了几十秒钟。万律师慷慨陈词，驳不过检察官的如山铁证。让李静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海涛被判５年徒刑，刘茂被判８年徒刑。
在海涛被定罪后的第三天，看守所就允许家属探望了。李静办完了一系列的繁琐手续，终于抱着莉娃，被看守引进了探视室。海涛像个溃败军队里的伤兵，额头包着白纱布，血从纱布里惨烈地渗出来。李静轻轻叫了一声“海涛”，可那“涛”字被隐没在哽咽中了。莉娃看了一眼海涛的面孔，就吓得哭了起来。海涛抱过她，笨手笨脚地安抚，但她哭得更凶了，他只好把她又还给了李静。
海涛和11名囚犯被关在同一间监舍里。他中等身材，在书生群中算强壮，但在囚犯群中无疑文弱，自然成了被欺侮的对象。他在美国生活过多年，有时说话会夹一两个英文词，更被“牢头”大宽嘲笑得一塌糊涂。大宽在坐牢以前当货车司机，过着不愁吃穿的小日子。他老婆在一家合资酒店当经理，和酒店的美方总经理有了一腿。大宽一气之下用斧头砍伤她的大腿，还拿刀划破了她的脸。他痛恨所有和美国有关的人和物，当然包括持美国护照的海涛。大宽不止一次拿他“开涮”，问他怎么不去请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出面，保他出狱？昨天他因为被判了刑，心情不好，大宽却幸灾乐祸，对他拳打脚踢，还把痰吐到他的餐盘里。他奋起反抗，结果被打成了这个样子。他睁大眼睛，用右手捂住了自己的嘴巴。李静和他做了十几年的夫妻，知道那是他抗拒眼泪的典型动作，心就剧烈地痛起来，同时也镇定了下来。多年来他是家庭决策者，是她的“岩石”，但此刻他成了囚犯，身心脆弱，而她拥有自由，顺理成章地变成两人之间的强者。她挺直了肩背，安抚莉娃，同时劝慰丈夫，叫他暂时忍忍。既然他已落水，最重要的是积极想办法，找一个救生圈，免得他继续沉没。
李静要请万律师上诉。上诉要花钱，是秃头长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她问海涛在国内的账号上还有多少钱。海涛惊讶地看了她一眼，像看一个梳麻花小辫的印第安人。公司的账号早被公安局封了，她该想到这点的，显然对眼前的困境估计不足。她整天研究果汁的杀菌技术，对研究所外面的世界，生机勃勃但细菌密布的世界，了解得实在太少。靠她“捞人”，可能是勉为其难，但在这四面楚歌的时刻，除了她，还有谁能对自己肝胆相照呢？李静抱着莉娃离开探视室时，回头正撞上了海涛痴痴羡慕的目光。对于囚徒，自由地转身离去，该是怎样的天堂般的感觉呀，她想。
表哥露面了，大骂了一顿检察院和法院，发誓要帮海涛上诉。上诉谈何容易？对手是威严的检察院！看来得追加“活动经费”了。李静为难地皱起眉头，她手头没有闲钱。大姑姐坐在一旁不停地敦促，要是海涛有个三长两短，留着钱财有什么用呢？李静一咬牙，一跺脚，决定回美国卖房子，再说她也得回研究所上班了。大姑姐建议她把莉娃留下来让婆婆照顾，还表示自己也会经常帮忙。李静有些担忧婆婆的精神状态。婆婆瞪了她一眼，说：“你以为我痴呆吗？我清醒得很！”李静想自己回到美国一定会忙得颠三倒四，把莉娃暂时留下，也算下策中的上策吧。李静硬着心肠离开了瞭城。在回美国的班机上，她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听到莉娃的哭声。她的心头像栓了条长长的纤绳，被那哭声牵得一痛一痛的。
四
李静回到了港湾小镇。她到家门口时是下午，看到坎宁先生的车停在路边，有些惊讶。她放下行李，就直奔他家。坎宁先生请她坐到起居室的沙发上，寒暄了几句，对她和海涛的境遇表示同情。他失业了，情绪低落。圣诞节临近，为了支付家用，他晚上要到商场里打短工，卖圣诞树。李静很难想像，像他这样的前市政府官员，手里竟没有任何积蓄。不过细想想也合理，他在职期间没人给他送礼，又不善以权谋私，还不懂得节约，当然会陷入经济危机。
坎宁的两个儿子和佳美放学回来了。佳美见到了李静，竟把头扭到了一边。她脱下了羽绒衣，现出一件露脐装。她的双乳似乎在一夜之间鼓了起来，还不畏严寒地各露出半边，后臀也从紧身牛仔裤里骄傲地翘起来。奥兰多长高了半头，一头金发格外卷曲，比李静记忆中的男孩帅多了。他在上楼之前，冲佳美舔了舔嘴唇，神秘地挤了挤眼睛。那一幕被李静尽收眼底，简直比惊悚电影中的镜头还要恐怖。李静把佳美带回家开始审问。没费多少口舌，佳美就承认自己和奥兰多做了“那件事”，在李静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完成了从少女到女人的飞跃。李静在女儿的年纪还没来月经，对男女之事几乎一无所知，而女儿轻松地超越了她。她捶胸顿足，欲哭无泪，嘴里嚷道：“你怎么可以这么对待我？”佳美反驳道：“至少我没对你撒谎！”她知道她爸爸出事了。她发电子邮件给堂哥亮程，早打听清楚了。在信息时代，谎言是一层薄薄的窗户纸，清风细雨就能轻而易举地把它戳穿。
前些天，佳美一时脆弱，在晚餐的饭桌上讲了海涛的境遇，并请求坎宁一家替她保密。她没想到和她同级的乔纳，“那个小杂种”，向她的同学们泄了密。佳美的爸爸倒卖名牌包假货，简直比抢劫银行更可耻！抢劫银行，抢的毕竟是真货币，一不留神还能成为好莱坞电影里的英雄，可佳美的爸爸今天倒卖假包，明天就会倒卖假药，一步步走向杀人的边缘。佳美讲不下去了，狠狠咬住自己的下唇。李静忍不住斥责她，说骂乔纳“小杂种”太羞辱他了。佳美反驳道，乔纳本来就是个小杂种！坎宁太太有外遇，怀上了情人的孩子乔纳，但坎宁先生原谅了她，还抚养乔纳。李静更震惊了，她对坎宁家的内幕一无所知，而佳美在短短的时间里已挖到了这么深层的隐私。
李静捕捉到了佳美眼神中陌生的阴影。佳美曾是个单纯的乖乖女，却开始面对生活中的复杂和黑暗。她歉疚悔恨起来。如果当初她坚决反对海涛回国做生意，一家人安安稳稳地守在一起，就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了。佳美会在纯净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像许多美国华裔的孩子一样，数理化成绩优秀，还弹一手好钢琴。生活仿佛是一碗鲜美的鱼汤，却被“如果当初”这四粒黏在一起的老鼠屎破坏了。李静通过房地产代理人，把自家的房子列到了出售名单上。正赶上房地产泡沫，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降价，直至咬牙标出“跳楼价”，才找到了买主。当年她和海涛看了几十幢，最终选中了这座价格、位置都合适的“梦想屋”，现在“梦想”要大打折扣，她拦都拦不住。
她开始整理家里的东西。这个过程简直是一场漫长的折磨。一夜骤风，吹散了她的中产阶级生活的沙堡。她得贱价处理家里的许多东西，可每一件东西都潜藏着记忆。她在车库里看到了宿营用的帐篷和睡袋，就再也进行不下去。在海涛回国做生意之前，他们一家三口几乎每年夏天都到森林中宿营。那时他们的经济并不宽裕，但宿营没有多大开销。白天三口人在湖里游泳，到了晚上，海涛会做她和佳美最喜欢的烤羊肉，还点起篝火，拉着她们载歌载舞。天空如墨，繁星闪亮，佳美的笑声在寂静的森林中可爱地回响。对比此刻，那时过的似乎都是好日子。当年花40万美元买下的房子，只卖到了25万美元。李静在付清了剩余贷款和七七八八的费用之后，只剩下了不到５万美元，约合30万人民币。她通过银行转账，如数交给了表哥。
李静和佳美搬进了一幢公寓楼。当天晚上，两人之间就发生了一通争吵。吵架的原因很简单，新家的上网服务还没接通，李静偏偏忘了及时替佳美付手机费。佳美抱怨不能给奥兰多发短信，接着对搬家大发牢骚。李静耐心地向她解释卖房的必要性，还回忆海涛爱护她的种种细节，试图以血缘之情开导，但她听不进去。她的现实是住进贫民区，转到寒酸的学校读书，还要离开她的好友们。她摔门离去，一直到晚上11点都不见踪影。李静急了，打电话到坎宁夫妇家。坎宁太太说佳美心情不好，不想接电话。李静听了，气不打一处来。她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佳美带大，可佳美竟敢拒绝和自己通话！
半小时后，李静闯进了坎宁家。她站在起居室里，一扫往日的斯文，叫嚷着佳美的名字。坎宁太太劝她给女儿一点儿空间，像佳美这个年纪的女孩子，无缘无故都要叛逆，何况她经历了这么多家庭变故。李静整个人像一团愤怒的火焰，又被人抖头泼了一桶汽油。她指责奥兰多“诱奸”佳美，她要上法庭控告他！坎宁太太脸色阴沉了下来，一字一句地说，两个孩子之间的性体验，是他们自愿的，在奥兰多的手机里，存着佳美发给他的上百封调情短信，李静这样讲，已经构成诬陷罪了。李静顿时哑口无言，转身离开了。
李静在等待的煎熬中挨过了两个月。海涛被转到了离瞭城300多公里的监狱，至少摆脱了大宽的折磨。她定了回国的机票，计划在海涛上诉案开庭的前一天赶到瞭城。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她得信奉“在场主义”，关注进程，使海涛鼓起勇气。她再次把佳美托付给坎宁夫妇，虽然她暗地里称坎宁家“狼窝”，但佳美似乎比她更擅长“与狼共舞”。
出发前一天，李静在研究所里工作到很晚才回家，惊讶地发现佳美坐在厨房里等自己，还做好了晚餐：白米饭和香菇肉片，甚至还有蛋花汤。她心绪烦乱，哪里吃得下去，但为了安慰女儿，强迫自己吃了一小碗米饭。佳美问：“我爸什么时候能回家？”李静不想再隐瞒什么，坦白地承认：“我也不知道。”佳美的声调哽咽起来，“妈，你转告我爸，我想他，我不是不懂感激的白眼狼。你这次把莉娃带回来吧，我也想她。”李静答应了，却不敢抬头看女儿，怕一抬头，就把眼泪甩进蛋花汤里。李静没想到，她乘坐的班机因天降大雨停飞了一天。待她赶到瞭城的婆婆家，海涛上诉案的审理已经结束，法院维持原判。她一时不知该怎么接受这样的结果。她抱起莉娃，慌乱地亲吻莉娃有些晒黑了的脸蛋，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几分痛苦和失望。
李静独自一人坐长途汽车去探望海涛，免得他见到莉娃过度伤心。海涛叫她再去想想办法，帮他减刑。他掏心掏肺地说：“老婆，我全靠你了。这几年在国内，多少女孩子往我怀里扑，我动心过，但从没碰过她们一个手指头。像我这样的男人快成出土文物了。为什么？我对你忠诚！”在这年头，事业小有成绩的男人要是不花心，就几乎接近圣人了。有些小科长，长得猪头猪脑，都能泡上若干美妞，相信“美国公民”海涛也有过机会。他的“忠诚”像一道看不见的光环，把李静罩住了。不要说她对丈夫感情深厚，即使不深不厚，也无力拒绝那道神圣的光环。
李静打电话给表哥，表哥连连道歉，谁知道好马会失蹄，大律师也有失手的时候呢？事到如今，只有换个办法“捞人”，争取减刑。这减刑的学问大着呢。要是监狱里的工作人员证明海涛表现好，给他加分，他就会很快出狱。表哥要把和海涛有关的每一人都买通，从狱警到食堂炊事员，一个不能少，就像修自行车链条一样，有一个环节照顾不到，自行车就无法转动。现在什么都涨价了，送礼也不能寒酸，李静还得再拿出20万人民币来。李静恨恨地抱怨前面花了那么多钱，扔到水里还能听个响儿，送到人手里连点儿热气儿都没感觉到。表哥劝慰她，即使把监狱的人买通，也要律师再出面周旋减刑的事儿，以前花的钱还会起作用。十八拜都拜到了，还差这最后一拜吗？李静思来想去，像一个走投无路的赌徒，把目光投向了她和海涛的最后资源：养老金。在一个天气骤然转暖的早晨，她两手颤颤地把20万元钱交给了表哥。
两个星期后，表哥消失了。李静几乎每过五分钟就打一次他的手机，但没有人接听。她跟着大姑姐把表哥可能去的地方找了个遍，就差掘地三尺。没有人知道表哥的下落。她这才恍然大悟，报了案。公安局没费多少周折，就逮捕了藏在乡下的表哥。李静被一位年轻警官请到了办公室。她把上当受骗的经过写下了，并签了字。末了，她问自己的钱能不能追回来，年轻警官摇了摇头。他早细细地审问过表哥。表哥发过财，一点儿不假，但并没有一路发下去。他做过很多种生意，大赚过几笔，也失手过几回，早没有了当年的财力。他挥霍无度，又染上赌博恶习，面临弹尽粮绝的危机。正当他像热锅里的蚂蚁一样挣扎时，他接到了大姑姐求救的电话。他本来不愿管海涛的闲事，祖坟都哭不过来，谁还有心情哭乱石岗？但转念想，这是一个挣钱的办法。海涛夫妇这些年攒了点儿家底，为海涛的自由肯定不惜血本。表哥把从李静处骗到的钱，用一小部分付了律师费，一大部分还了生意上的债，希望借此咸鱼翻生，剩下的都被他输掉了。
李静听了，连起身的力气都没有了。她像一个参加三项铁人赛的运动员，在耗损了所有的能量和耐力之后，终于抵达终点，但终点竟是一个黑洞洞的死胡同。不知过了多久，她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年轻警官见了，急忙扶住她，又把她送到街上，替她叫了一辆出租车。李静到家后，婆婆一见她的脸色，全都明白了。婆婆说：“都怪我们心太急了，一心想捞海涛。要知道会是这样，我宁愿他这个大男人受苦，也不愿让你们娘仨儿遭罪……”李静一言不发，栽倒在床，闭上了眼睛。在后来的几天里，她都处于似睡非睡的状态。李静收到了老板伊万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老板措辞谨慎，说虽然她的工作表现一向出色，但由于研究经费缩减，“不得不抱憾消除她的职位”。伊万大概对她接二连三的休假不满，才找了个借口炒她的鱿鱼。李静没想到他的态度会变得这么决绝。她带着莉娃急返美国，希望能和他面谈，改变他的决定。
临走前，婆婆给莉娃洗了澡，还换了一身粉红色的新衣服。李静看到婆婆偷偷地抹泪，想说几句安慰的话，最终没找到合适的措辞。大姑姐答应要来送行，但因为学校里有事耽误了。她直奔火车站，气喘吁吁地跑到月台上，从窗口递给李静一盒人参，说是给她滋补身体。这时火车就开动了。大姑姐焦急地嚷道：“李静！想开点儿！”李静向她挥了挥手，随后就把莉娃举起来，挡住了自己的面孔。李静照例带莉娃在北京转机，住进了一家没有星级的小旅馆。老板见她披头散发，面容憔悴，问她是不是和其他外地女人一样，进京打工的。她一时无言以对。她抱着女儿走进狭窄的房间，坐到冷硬的床上，想到此刻自己的一家人跨洋隔海地分作三处，悲从心中起，眼泪就落到了女儿的脸上。她不明白自己怎么突然就站在了两种人生、甚至两个时代的夹缝之间，而精神像一个破碎的瓦罐，她不知道拿什么去黏补。
她从皮包里掏出一瓶安眠药，把药片倒到掌心上，数了数：整整20粒。这时莉娃突然张开嘴，咬住了她的手。她试着把手抽出来，但女儿不肯放松。女儿的体温顺着她的手掌传到臂弯，随即循环到心头，化作了一股奇妙的勇气。过了好一会儿，女儿松开了她的手，“咯咯”地甜笑一声，叫道：“妈！” “妈！”这是女儿第一次这样叫李静！她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她的手机铃响了起来。她慌乱地从手提包里摸出手机接听，里面传来的竟是海涛的声音！海涛嚷道：“监狱里刚开通‘亲情电话’，很多犯人都在排队等，我长话短说。我姐把表哥的事儿都告诉我了。” 她低声说，“我真蠢。”
海涛打断了她，“我不怪你。我卷进了不合法的事儿，你是为了救我，”他声音发抖，但尽量控制，“老婆，别难过了，５年很快就会过去。” “你在里面，千万别和人打架。”她嘱咐。“我知道，”海涛立即说，“你得答应我保重，照顾好两个女儿。”她含着泪一个劲儿地点头，“我答应你！”
海涛挂断了电话。李静抱着女儿站起身，走到窗前。春日的阳光让她眯起眼睛，抛出窗外的药片像雪花一样，飘落，消融。
（发表于《人民文学》2015年第３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