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外学习了四年，记忆最深刻的是李汝梅老师教的第一堂英语课。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当老师的也不例外。第一堂课教的是什么已记不清楚。唯一记得轮到我念英语单词“Bird”(鸟)时出了问题。李老师突然打断我的话，纠正我的“Bird”发音，并要求我“重复”她的“Bird”发音。我当然遵命，跟着她“重复”。一来二去，没有几个回合，她便恼羞成怒，当堂摔课本冲出教室。这一下我可傻了眼。这是第一堂英语课，我要在二外学四年，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我曾经在《桂春园/编译局》“一切从零做起”中记述在编译局林东宁（我未来的妻子）“不厌其烦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我从法文的A、B、C、D的发音中纠正到英文的字母发音。那情形不亚于帮人“解毒”脱离鸦片的魔爪。那真是名副其实地从零学起！有如婴儿学步、鹦鹉学舌、一步一步、一字一句地学起。”
李老师冲出教室后，我便条件反射地跟着她到教室外面的楼道。那时我虽“千言万语涌上心头”，却只能按捺着自己的情绪来到板着面孔的老师面前。我单刀直入地讲：“如果是我错，我会向您道歉。我学的是美国英语发音，如果发音不对，我也会改正。为什么一定要以英国音为标准纠正美国音呢？”李老师明白我不是故意和她作对后，接受了我的解释，回到课堂继续授课。我那时知道二外如果不接受“美国音”的话，我也不会被录取的。以后李汝梅老师在我的英语口试中没有给我穿小鞋。
无独有偶，当堂摔课本冲出教室的不止李汝梅老师一个。那时在英语系教我们泛读、写作、美国文学的美国教授Dr.Strite 也演过这一幕。Dr.Strite 来自美国德州历史最悠久的私立学府贝勒大学历史系。他的太太Ann Strite 教我们会话。他们在二外执教期间（1982-1983），1983年3月28日至4月19日正值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亲自来华执导话剧《推销员之死》。本剧是米勒的代表作品，曾获“普利策戏剧奖” 、“纽约戏剧评论奖”和美国舞台艺术成就最高奖项“托尼戏剧音乐奖”。1983年5月7日，该剧在首都剧场首演，第一轮演出持续到8月18日，共演出50多场，并出现了场场爆满的演出盛况，影响巨大。为了让我们开开眼界，Dr.Strite不知通过什么途径，为我们上他教授美国文学课的学生搞到了一批首都剧场《推销员之死》门票。北京人艺导演兼演员英若诚出演男主角威利。北京人艺以他们独特的认知和方式演出了一个典型的美国话剧，在中国复制“美国梦”实属不易。这是文革后在国内舞台上上演的第一部外国戏剧。
看完此剧的第二天，正赶上Dr.Strite的美国文学课。他很想听听我们对此剧的反应，但课堂里却鸦雀无声。这下可惹恼了他，当堂摔本冲出教室回到他的办公室。美国文学课是我在二外最喜欢的课程，我不愿意此事影响到以后的教课进程。便和几位要好的同学一起到Dr.Strite的办公室，主动向他道歉，并解释我们虽有很多感触，却不习惯于用英文在大庭广众的课堂里表述内心感觉的难言之苦。希望他予以谅解，我们将尽力在课堂上配合。Dr.Strite 欣然接受我们的解释和我们一起回到课堂继续他的课程。
Dr.Strite平易近人，有幽默感，教学认真。他所教授的泛读、写作、美国文学使我受益匪浅。我的毕业论文“The Racial Problem in Light in August”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指导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