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府大院》中，我曾提到1969年随父母下放到河北固安粮食部五七干校，在西玉村小学
“糊里糊涂地跟着听讲，天知道我在做那年级的作业。没上几个月，就跟着一大群不知道那年级的孩子们一起参加了固安县在邻村举行的中学入学考试。干校子弟也有不少前来应试。考试当场交卷、当场判分、当场宣布录取结果。我的数字感本来就弱……算术一直不是我的强项，而固安县中学入学考试内容只有算术一项。我硬着头皮把填好的试卷教给考官，没想到以将将及格60分的分数被当场录取通过，录取我的学校是位于固安县城内的县城关农业中学。干校子弟中被录取的还有一位名叫刘根友的男孩，他的考卷得分99。”
十年后，1979年7月7-9日，即将超龄选择外语专业之际，我以外语专业总分329分正好维持在当年全国高考北京考区310分录取分数线上，正儿八经地考进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1979年全国高考报考人数468.5万，录取28.4万，录取率约6.1%。多亏1979年文科类高考规定：（1）报考外语专业总分不算数学分数；（2）报考非外语文科类专业总分不算外语分数。否则凭着我总分289.5分，我会在北京考区又一次名落孙山的。根据刘玲“我亲历了1979年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划定”一文，1979年4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教育招生会议上，高沂副部长讲：从1979年开始，“高考结束后,招生工作由教育部统一划定全国录取分数线。……后来,经过多次协商。1979年全国招生工作会议最后决定,教育部不统一划分数线了,把权交各省自己去办。每年各省按教育部计划司及省计委给的招生指标和当年考试成绩划录取分数线。”
凭着我的外语专业总分329分，除了江苏（350分）以外，我的总分都在它们的录取分数线上。凭着我的非外语文科类专业总分289.5分，我的总分仅在天津、辽宁、上海、安徽、河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考区录取分数线上。
1979年高考 <政治试题> 分五部分：
一、简单回答下列问题（每题3分，共30分）（我得了24.5分）
1.举出一九七八年七月以来我国国内政治生活和对外关系中最有影响的三件大事。
2.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哪四项基本原则？
3.什么是经济基础？
4.国家的本质是什么？
5.什么是剩余价值？
6.中国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什么？
7.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什么？
8.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方法是什么？
9.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是怎样的？
10.什么是矛盾的同一性？
二、简要说明下面这件事情包括着什么哲学道理（12分）（我只得了5分）
去年夏天，某大队有些田地因没有肥料，地势又较高，种早稻收成没保障，而土质又适合种黄豆，所以改种了八十来亩黄豆。五月下旬，正当黄豆长得整齐健壮的时候，公社党委领导突然来到这个大队，责令将黄豆全部拔掉，种上早稻。大队社员没有照办。公社又派出拖拉机将黄豆翻掉。结果，白白浪费了几百斤黄豆种子。早稻勉强种上了，亩产不到二百斤。更严重的是影响了晚稻的栽种和生长，结果给这个大队的生产造成了严重损失。
三、下列两个观点是否正确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分别加以简要分析
（每题12分，共24分）（我得了13分）
1.有人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2.“即使我们真正掌握了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解决了阶级斗争中的特殊矛盾，也不等于掌握了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特点和规律，不等于解决了这两大革命运动中的特殊矛盾” 。
四、用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的原理，分析批判极端民主化的错误。
（14分）（我只得了6分）
五、驳“我国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错误言论。（20分）（我得了9分）
1979年高考我的 <政治试题> 成绩是57.5分, 不及格, 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从小学到高中我的各科成绩包括政治成绩一直是优；79年高考政审意见是 “可录取绝密专业” 。
还记得我在《国府大院》中曾记述六十年代后期：
“我那时就是“以前所未有的激情投入到这一史无前例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典型。并且荣幸地被推选为当时广内十五所小学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并代表广内十五所小学参加北京市宣武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后还去了不少宣武广内小学做“讲用”报告。前面读过“干校的农村生活”那一节，有读者会问，小小的年纪，我怎么会胜任那白天黑夜、无休止写报告的苦差？我不是讲过，没有金刚钻焉能独揽这瓷器活儿？”
昔日小学“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中学“在全校播音室大言不惭地宣读过自己学习《反杜林论》的心得体会”、79年高考政审意见是“可录取绝密专业”的我，竟然高考“政治不及格”，这是对那个时代何等的讽刺！难怪我父亲言谈话语中似乎对此有些不满。玩笑间，我曾建议他写公开信从自己儿子做起：取缔“政治不及格”的考生入大学的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