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桂春园/编译局》中我曾提到，自1977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林慰桢教授和夫人刘淑璋，利用每年的假期回国讲学。回国的第一站便是来中央编译局看望女儿林东宁。1979年7月高考期间，小林父母一年一度来访。7月7至9日三天考试排得满满，每天上下午各考一门, 三天共考六门：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外语。7月的7、8、9日三天炎热难耐。9日上午考完，出了考场，我便和小林到北京饭店看望她的父母。下午考的是最后一门：英语笔试。我当时还犹豫是否赴考，在小林督促下，最后我还是冒雨赶到考场完成了1979年高考最后一个科目。真可谓一科定乾坤！如果放弃考最后一门，凭着我的非外语文科类专业总分289.5分，我会又一次和大学失之交臂。1979年高等院校外语专业年逾23岁为限，笔者入二外，时年22岁半。阴差阳错，如果失去这次机会，也可能过了这村就没有这个店啦。
梦寐以求的事一旦实现，其实就那么回事。有如年轻时到香山攀登“鬼见愁”，一旦上气不接下气、汗流浃背地爬到那顶端，“鬼见愁”就变得索然无味了。对参加1979年高考，我尽力而为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但没有1977年参加高考的迫切心情。77年参加高考不仅为了学习，更重要的是借此机会改变生存环境、人生走向。到了1979年，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我的生活、学习环境已大大改善，所缺的仅仅是一张大学文凭。那时我和小林的关系也已确定。万一考上大学离开编译局，那就意味着离开我喜爱的生活、学习环境。那种难以言表的心态近似于叶公好龙的窘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