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务院西郊幼儿园毕业后，回到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大院的孩子们除了部分考取北京实验二小外，大多去了周围属于北京西城区的青龙桥小学和育民小学，少部分包括我和我哥去了大院南面一桥之隔的西便门小学。北京实验二小，教学设施完善，图书丰富，师资雄厚，是北京六十年代重点小学之一，郭沫若先生亲笔为学校题写校名。我曾慕名而去参加过面试，但因‘不认钟点’而被刷下来。青龙桥小学和育民小学的学生大部分来自附近国务院、铁道部、广播事业局（老302）、二炮宿舍大院。西便门小学属于北京宣武区，大部分学生来自老北京工人家庭。我父亲是“工农”干部，把我们兄弟俩送往西便门小学就不足为怪了。前面讲过，西便门小学位于宿舍大院的南面仅一桥之隔。我曾把它写进另一篇题为“桥”的英文短篇：
“On the bridge, Han Jiang looked down over the concrete balustrade at the water in the moat. He remembered the first time he'd crossed it four years ago. The bridge had been made of wooden planks, then. The planks had squeaked under his feet, and he could see, between the almost foot-sized gaps, the eerie, dark green water far below. Frequent crossings, however, had gradually worn away his fear. And then, one day, the wooden bridge was gone. Months later, in time for Han Jiang's second year at elementary school, a cement bridge was constructed in its place. For Han Jiang, it was never quite the same, again. The Chinese word for bridge, qiao, with "wood" as a part of the written character, had lost its meaning. Without the wood, it was no longer a bridge.”
中文大意是：
“在桥上，韩江透过水泥栏杆看着脚下的护城河。他还记得四年前第一次过桥的情景。那时的桥是木头搭起来的。桥面两侧人行道上每块在脚下吱吱作响的木板之间有脚那么大的缝隙，走在上面，看到下面黑绿色的河水，心里发怵。走的次数多了，恐惧感渐渐消失。忽然有一天木桥不见了。几个月后，在韩江第二年开学之际，一座水泥做成的桥在原来的位置上出现了。但对韩江来讲，原来的桥已不存在。如同中文的“桥”字去掉“木” 字旁不成为“桥”一样，水泥桥失去了原意。”
一位西便门小学校友在一篇2012年未署名题为“记忆中的西便门”短文中讲到“每天放学后，大家按家庭住址分不同方向排路队，还要选出路长。我们这些家住在西便门外的因为要过护城河大桥，班主任每天还要送我们过了桥才回去，风雨无阻。”这里讲的“过护城河大桥”指的正是原来的木桥。
在同一篇“桥”中，我借着韩江描述了我对西便门小学的第一印象：
“Han Jiang remembered his first day at school. Han Chuan had led him by the hand, across the bridge, to the school. The school didn't look much like one. Going up the big, worn-out stone steps, and crossing the high wooden threshold with its two thick wood doors painted a dull red, Han Jiang had found himself standing in a yard. On one side was the city wall and, on the other sides, were low, gray brick buildings with gray, tiled roofs, large wood columns and window frames of carved wood. The school was a revamped Buddhist monastery.”
中文大意是：
“韩江还记得第一天（哥哥）韩川拉着他的手过了桥，来到一个看起来不像学校的地方。爬上年久失修的高石阶、跨过拥有两扇脱了红漆大门的木制高门槛，步入一个院子里。院子的一面是城墙，周围是低矮的灰砖、瓦顶的平房，房前粗木立柱，木雕门窗。显然，校舍的前身是座佛庙堂。”
“记忆中的西便门”中的校友也是这样记录的：“当时的西便门小学紧贴在城墙边上，十分简陋，数十间像大庙一样的平房是我们的教室，而城墙就是学校的一面校墙，城墙外自然就是护城河了。”在网上我曾读到一篇2002年署名“董燕京”的题为“西便门小学的金色童年”的好文，将母学描写的更为详细，在此摘录一段：
“母校西便门小学自1906年在西便门内杨道庙6号创办……校园分为同在一条街上的分校和本校。一至三年级在街南侧的分校，是个两进的平房大院。前院有三间教室和一间办公室，由于院落小，只能作为去往后院的通道。后院十分宽阔，除九间教室、两间办公室及厕所外，操场有两三个篮球场大小；街北侧四至六年级所在的本校，面南背北，依西便门古城墙而建。当时西便门城楼早已拆除，但城墙仍在，高大宽厚的城墙成了学校的北围墙。校舍建筑亦为古建，校门是一座高高的门楼。若要走进校门，必须沿着门前东西两侧的步道拾级而上，其造型类似佛香阁前的高台阶。进了门，便是两进的院落外加东西两座跨院，但见无论是校长室、教室或教研室，甚至连食堂都是前出廊子后出厦，高大明亮，气度不凡。学校有东西两个相互连接的操场，是日常课间操、体育课的用地，更是举行开学典礼、少先队大队日和欢庆六一师生联欢的重要场所……岁月悠悠，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百年母校已不复存在…而母校所独有的古建和城墙，已化作永久的记忆……”
最近我在网上找到这张“1910初西便门內觀音堂全景圖”。那高高的门楼正是像校友董燕京所描述的那样，“类似佛香阁”印证了我的“校舍的前身是座佛庙堂”的猜测。
校友在“记忆中的西便门”中回忆道：
“从地理位置上看，西便门小学位于北京老城区的城里（以城墙为界嘛! ），是个老学校。生源一部分来自老城里：西便门内的老北京子弟；另一部分来自西便门外：国务院宿舍、铁道部宿舍、设计院宿舍---我家住设计院宿舍，不是老北京。
在这样一所学校里，学生来自不同家庭，有高干子弟，有普通知识分子家庭，普通市民，普通工人家庭----但是，在那个年代大家是平等的，校长、老师、包括工友和同学之间关系都非常融洽，校风很好。早晨，大家争先恐后来到学校，帮助工友叔叔扫院子，打扫卫生；课间，在不大的校园、简陋的器械上开展各种娱乐活动；课后，书法、音乐、体操等活动丰富多彩；短缺经济时代，物质生活不富裕，大家崇尚艰苦朴素，谁也不用攀比，高干子弟也穿补丁衣服……”
“记忆中的西便门”还有一段对西小课外生动的描写：
“那年代颇有一些好玩的事，得天独厚的校园位置使我们可以经常爬到城墙上去游玩，散步，摘酸枣，城墙上边其实很宽，一点也不危险（不是有句话说某某脸皮比城墙拐弯还厚嘛！）护城河上，常有人打鱼，用绳子将鱼鹰的脖子系上，等鱼鹰吃到小鱼之后，再掰开它的嘴，把一条条小鱼倒出来。现在，这种捕鱼方式不仅在北京恐怕别处也难得一见了！”
董燕京在“西便门小学的金色童年”中记述了“1963年，在菜市口电影院的舞台上，由庞老师指挥、李永光老师钢琴伴奏，校合唱团演唱的歌曲《我们的田野》获得了宣武区中小学红五月歌咏比赛二等奖”的校史以及“西小从学生的兴趣爱好出发，相继组建了合唱团、鼓号队、体操队、足球队、乒乓球队、垒球队和射击队”并在老师的带领下“到学校附近的西便门冰窖，在里面的大旷场上进行训练”，到西小周围的梁家园、北线阁、善果寺、北京小学比赛乒乓球的情景。她还写道：
“上世纪六十年代，电视尚没有普及到百姓家庭，人们除了看报纸，更多的就是听广播了。说来有趣，我家住在胡同的南头，而每天中午十二点放学回家都必须从北头起穿过整条胡同，各家各院门里传出的都是绘声绘色的评书声，及至进了家门，我这评书一点儿没落地听了一道。”
“董燕京显然是我的学长。因我1964年刚刚入校。一至二年级是在西小街南侧的分校上的。教室是在分校后院一间紧挨着厕所的教室。印象最深的就是开学时书包里装着新买的铁皮铅笔盒、作业本和新发的课本，那印刷的油香、铅笔和橡皮擦的清香之气在记忆中扑鼻而来、挥之不去。
1964年入校时正赶上 “忆苦思甜” 运动，音乐课里学会的第一首歌就是后来家喻户晓的《不忘阶级苦》： “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于英那时非常年轻，不到二十。她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我们在教室里听广播“忆苦思甜”报告时，她和我们一样伤心落泪、痛哭流涕，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于英老师质朴、文雅、秀气，教学认真、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很快赢得学生的尊重和爱戴。她是我中文的启蒙老师，在她教课和批改的作文中，我学到不少语文基础知识，受益匪浅。
虽然那时物质生活不富裕，干部子弟也穿补丁衣服，但比起普通市民、工人家庭的子弟，生活上的差别还是相当明显的。宿舍大院子弟平时的生活一般由保姆照理，没有保姆的，就到大院食堂包伙。换一句话说，大部分干部子弟的生活，即便父母不在身边，也有人照管的。普通市民、工人家庭子弟的生活是自理的。放了学后，他们要负责买菜、打水、做饭、洗衣服。不少平时还要照顾弟妹，作捡垃圾、捡煤核的苦差。
那时只讲“人多好办事”，不讲马寅初的人多要误事。全国上下，乡村城镇，无论是干部家庭还是普通工农商学兵，家家户户，人丁兴旺：
“一班人马不常见，杂七杂八满院转；
小五小六不稀罕，老三老四家常饭；
家有老二不寒惨，独子千金才遗憾。”
西便门外新建的国府大院不乏小五小六之家，大凡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五居小楼，四居室；
三居独门，两居次。
位于京城外城西便门内的普通市民、工人家庭就没有那么多的选择。
“数不清的大杂院，分不清的家；
拥挤不堪的院落，厨房没地搭。
七八口子同一室，斗室大的家；
吃喝拉撒住三代，同床疑梦榻。”
一桥之隔，两个世界，生活竟如此不同！提起“斗室大的家”想起我的一位小学同学，名叫史敬五。他有弟兄姊妹起码五个，可只有一间斗室大的家。进门就是一张床，父亲的自行车下班后没地方放，就顺手挂上墙。唯一的家具就是架在床头的三屉柜，真可谓：
“白天装褥，夜当铺，
洗涮完毕，晚入住；
三屉柜中，三人缚，
柜子底下，打地铺。”
大杂院里的居民那时没有厨房、浴室、洗手间。厕所、自来水是公用的。平时洗澡谈何易！真要洗就得去做工单位的公共澡堂。晨风，又是一位同院同学学长，在“大院感伤”中曾这样描写一桥之隔的“两个不同阶层的世界”：
“国务院宿舍的地理位置非常特别。她位于南礼士路的最南头，以当年的护城河为线成为西城与宣武区的交界处。当年河南与河北是两个不同阶层的世界。河北边聚集着国务院、铁道部宿舍、广播事业局宿舍等机关大院，河南边是大片低矮破旧的贫民区。那时我每天过河去有百年历史的西便门小学上学，跨越了两个阶层的生活。
大院同学许多都过着有保姆照顾、不知柴米贵的日子，甚至连扫帚都没摸过；河那边的同学却常哭着跟老师说交不起学杂费，冬天用冻裂的小手捧了凉窝头啃着来上学，窝头渣子撒在黑粗布面的棉袄面上。
河那边的同学操着一口带着土气的老北京腔，大院的孩子则人人一口标准的普遍话。大院孩子的学习成绩大都在学校名列前茅，便门里的孩子则经常考试不及格；大院孩子多数能考上重点中学，便门里的孩子却往往只能考上最差等的中学。出身的背景造就了人生起点的不平等，让贫民孩子常会“输在起跑线上”。后来，文革抹平了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