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国府大院宠儿

        前面曾提到曹昆隆/刘继先的儿子曹永明所写的“永远的军人——为母亲九十寿辰而作”的文章。在另一篇题为“时代的印记(24)老照片中话童年”曹永明不无感叹地写道:“什么也无法阻挡的是回忆,激活对往事的记忆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浏览老照片,这些时代的印记让我们这些老者重拾起渐行渐远的记忆。”曹永明作为国府大院首批儿童居民目睹到我们以后未能看到的大院早期风光。但通过他别有风采的叙述,我们得以捕捉那在“渐行渐远的记忆”中逐渐消失的历史痕迹:

        “记忆中走出宿舍大院的东门,通过护园。经常可以看到从口外来的驼队从护城河边经过,风尘仆仆,身材高大的内蒙客商牵引着骆驼,驼峰上满载着货物,驼铃声声,不绝于耳。夕阳下,驼队和古老的城墙相映生辉,一片异域风情。如今这一切早已变成了历史,虽然西便门处留有部分城墙遗址,却再也看不到宏伟完整的北京古城墙和美丽的护城河了。

        这段诗化、神话般的描写把我带回到老舍的“骆驼祥子”年代。在“时代的印记”中曹永明接着写道:

        “童年对一切未知事物都感到新鲜,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和探索的欲望。幼儿园给我印象最深的记忆莫过于与动物世界的“零距离接触”。城墙根草木幽深,老城墙洞穴很多,时常有黄鼠狼、野兔等小动物出没其间。一天,我和小伙伴们发现了一个周身长满了刺的怪物,怪物全身棘刺竖立,卷成如刺球状,我好奇地用手去触摸它,刺球突然一动,身上的刺扎疼了我的小手。闻讯赶来的老师告诉我们那是一只小刺猬,还给我们讲述了小刺猬搬运水果的有趣故事。我第一次见识了什麽叫“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北京的春夏之交,气候宜人,幼儿园的花坛里百花怒放,姹紫嫣红,勤劳的小蜜蜂嗡嗡地叫着,穿梭在花丛中采蜜。有小伙伴提议逮一只蜜蜂玩儿,没有多想,我果断出手……结果可想而知,老师领我去医务室治疗被蜜蜂蛰过后红肿的手指头。老师告诫我,不能用手去逮蜜蜂,蜜蜂蛰了你,它也终结了自己的生命。痛定思痛,与可怜的小蜜蜂“亲密接触”让我懂得了尊重生命的意义。童年唐吉坷德式的莽撞,俗语称之为“愣头青”,俚语称之为“有点儿二”,但话说回来,初生牛犊不怕虎,又有谁不是从那个阶段过来的呢?”

        我们的童年就是这样开始的。“三毛”的年纪,我们已从幼儿园退役。 “三毛”穿着我们脱下来的“开裆裤”流浪,我们穿着补丁的衣服学习。想起在老家光着屁股上学的堂弟,我们补丁的衣裤完全可以遮体。宿舍大院外的护城河是我们夏天《渡江侦察记》的场所,对面的老城墙是我们打游击的地方: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在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

        在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

        无论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

        城墙根是我们经常出没的地方。我们逃学一旦走漏风声,父亲二话不说骑上他的自行车直奔城墙根。半小时内战斗结束、如数抓获。战利品中除了俘虏,少不了瓶瓶罐罐的蛐蛐和蚂蚁。夏天我和哥哥被俘的场所多半在护城河,那不仅是我们的天然游泳池,而且是我们逃避午觉的避风港。现在想起来饭后睡个午觉赛过活神仙,童、少年时午觉简直是对祖国花朵的残忍。剥夺自由不说,还被勒令闭上双眼浪费大好时光!   

        那个年头,零花钱是需要动点脑筋才能得到的。没有钱的孩子早当家。六十年代里不知多少只牙膏因那身价三分钱的铅皮而被过早地淘汰。那时的三分钱在孩子们的眼里可是个大数目:三分钱可以买一根油条,一碗豆浆、一根小豆冰棍儿,两支铅笔,三块橡皮。在孩子们的眼中,腰揣三分钱赛过活神仙: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那时我们小小的年纪,聪明过人。为了粘捕附在树枝上的知了(蛭蟟/蝉)、蜻蜓,我们发明了用火熬化的橡胶粘在竹竿的顶端。大院内成百上千的孩子们都有此(嗜)好,一时洛阳纸贵,到哪弄能到这供不应求的橡胶呢?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不知是谁独出心裁,想到了牛奶瓶纸盖上绑着的橡皮筋。大院40个单元楼道口每天清晨从牛奶站送来的成百上千牛奶瓶上的橡皮筋,一夜间不翼而飞。没有橡皮筋的保护,奶瓶上的纸盖随风脱落,狼藉遍地;楼道口处留下一排排秃顶、蒙灰的奶瓶。此事出自《神笔马良》之手还是《半夜鸡叫》的启迪?不辨自明。没多久我也卷进 “周扒皮” 的计谋,参与了掳掠橡皮筋的勾当。尝尽了披星戴月、争分夺秒、争先恐后的甜酸苦辣。

        当然凡事不能光从经济效益(剩余价值)角度考虑。一分钱的政治意义不容忽视。当年儿歌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讲的是和 “学雷锋、学王杰” 、“孔融让梨”一样的伦理。

        还记得一分钱一本小人书的流动书摊吗?院门口、大树下,地摊上摆满《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还有那穿着开裆裤的《三毛流浪记》、《岳飞》、《封神榜》、《西厢记》、《牛郎织女》,《杜十娘》、《木兰从军》、《地道战》、《地雷战》、《渡江侦察记》、《白毛女》、《狼牙山五壮士》、《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鸡毛信》、《草原英雄小姐妹》, 巴掌大的连环画征服了一代童心。

        穷则思变。早熟的孩子们虽然不懂“今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但对“创汇、互惠、”“堤内损失、堤外补”的道理却是心有灵犀,不点自通。为了吃到商店里出售的香甜可口的鸡蛋卷,我把家里精心风干的白薯干拿到废品收购处变卖。成交后的兴奋之情如同范进中举那样得意。

        当时物质生活匮乏,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收音机,三转一响“四大件”是一个家庭最奢侈的财产了,很多人都以拥有它们而自豪:

        “我们家穷,你们家阔,

        你们家尿盆儿一大摞。”     

        那时嘴上唱着: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

    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

        学习雷锋好榜样,艰苦朴素永不忘,

        愿做革命的螺丝钉,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

        心里佩服的却是《小兵张嘎》“嘎子哥”。“嘎子哥”的吆喝声“又甜又沙的大西瓜,咬一口,甜掉牙!”成了孩子们街头巷尾的口头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