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风在“大院感伤”曾写道“寻寻觅觅地在院中行，但见几十年前的老食堂依然还在。三年困难时期，吃腻了高粱面的人们排队从这食堂里买玉米面窝头，文革时没人管的孩子们从这儿买蛋炒饭，吃完把碗摞得高高地跑掉。”1966年我和哥哥一天三顿在大院食堂包伙。吃了些什么已不记得，但在大院食堂包伙期间传染上肝炎的事，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那时吃食堂的孩子是真的“没人管”。吃饭时大家拥挤一团，边吃边叫，边打边闹。咬了一口的东西，随便当“手榴弹”扔进人群；接到的对方再啃一口后，又顺手扔回来。一来二去，不管谁得了传染病，很快就传染到别人身上。第一批得病的大孩子中就有我哥哥。一夜间，脸色蜡黄，全身无力，恶心呕吐。送到医院经化验诊断，得的是急性黄疸型肝炎。立即送往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住院隔离治疗。差不多一个多月后，哥哥前脚刚刚迈出医院大门，我也被诊断得了急性黄疸型肝炎，接着被送进哥哥刚离开的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肝炎隔离病房。
住院期间每天早上总是被窗外高音喇叭播放的歌声吵醒，播放最多的就是那首当年唱遍了神州大地的《大海航行靠舵手》：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
干革命靠得是毛泽东思想
鱼儿离不开水呀
瓜儿离不开秧
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
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鱼儿离不开水呀
瓜儿离不开秧
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
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住院没几天，肝炎隔离病房区就开始热闹起来。楼道里、墙壁上挂满了数不清的纸条标语。诸如：
得病无罪, 造反有理！
停止隔离，自由万岁！
打倒资产阶级医疗学术权威！
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开始的？对我而言，文革始于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肝炎隔离病房。窗外大喇叭震耳欲聋、楼内大字报铺天盖地、传单到处飞扬飘落。肝炎病房的病人闹着要和楼上脑膜炎病房病人搞大联合，口号声震天动地。被拒绝、阻止后，有的病人举行不定期的绝食、拒绝吃药。他们强行赶走了医生，占领了护士值班室。最后强占了太平间。在那里宣称建立了肝炎病房造反联合指挥部。
参加指挥这些活动最为活跃的就是和我同住一间病房的病人。他是肝炎病房的老病友。我进去的时候，他已经住院了一段时间。我那时本来就虚弱，加上肝炎所带来的肝痛、低烧、药物过敏、自顾不暇，连上厕所的力量都没有，哪来的“革命” 激情和“造反”的劲头？这对我的同房来讲，简直是大逆不道！从此，他就变法的找茬，对我无理取闹。我的东西包括枕头、糖果经常不翼而飞；从厕所回来后，不止一次发现纸篓放进我的被褥；墙上贴的条子：消极抵抗，死路一条！
九岁的年纪，文革的第一课使我懂得这样一个的道理：要想活着出去，就得抵抗到底。别人绝食，我吃饭；别人拒药，我吃药；别人要打倒资产阶级医疗学术权威，我乖乖的接受他们的治疗。定时吃药、定期紫外线光浴使我的病情一天天减退，身体开始复原。
我把这段难忘的经历写进我的一篇题为“肝炎病房”的故事里。其中一段是这样描述的：
“楼道里回荡着口号和欢声笑语。口号的内容和韩江在楼道里看到的那些贴在墙上用手纸写的一样。随着口号传来了《国际歌》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楼上（脑膜炎病房）的人也随着唱起来。
韩江不知为什么，觉得此时的《国际歌》失去了往常的庄严。他更焦虑的是绝食的后果。不吃东西身体怎么抗得住？不吃医生开的药怎么能治好病？韩江不敢再想下去。他虽然是个少先队员，有生以来，他暗自真诚地希望不要在这儿闹革命。”
一个月后，当我走出医院大门的时侯，我那位同病房的造反派在太平间里（造反联合指挥部）又新添了猩红热和痢疾。我还真为他的病情惋惜。试想想：进了太平间的人，活着出来的能有几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