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同是天涯沦落人

        那个年代,其实从太平间活着出来的人也不见得就那么运气。和我们从小在国府大院里一起长大的仁莲就是一例。1953年仁莲出生在湖北浠水县,三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妈妈改嫁他人。从此仁莲一直和爷爷、奶奶生活、相依为命。仁莲的爷爷姓陈,名邦仁,是个厨师。1949年5月至1952年2月,他是武汉市第一任市长吴德峰的私人厨师。湖北保康县人吴德峰喜欢吃身为湖北浠水县厨师的陈邦仁做的饭菜,不言而喻。1952年吴德峰因为“纪凯夫案件”被撤职,李先念接替他的工作任武汉市市长。后来经中央审查,取消了对他的处分。1954年11月至1959年6月调离武汉进京任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副主任、1961年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1954年陈邦仁随吴德峰一同进京。不久被安置到以干部医疗保健为中心的北京医院当厨师。1958年五岁的仁莲随奶奶(张华英)进京和爷爷陈邦仁住进西便门国务院宿舍28组和我们家同楼不同单元组(我们家单元是26组)。仁莲家和一家姓马的五口之家分住三居室。马家住两间朝阳大卧室,仁莲和爷爷、奶奶挤住面北的一间小卧房。但她还是很开心。

        那时大院内有少年之家、图书室、乒乓球台、花坛、花园、花池子。放学后,成群结对的孩子们在院内,大院、商店门口(排队卖冬季储存白菜)、粮店庭院(排队买滚铁环、捉迷藏、赌烟盒、玩弹球、抽螺陀、打乒乓,嘴里不时地喊着:

        “这么好的天儿,下雪花儿,

        这么好的孩子,光着脚巴丫儿。”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要,谁要要,掉屎窖。”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咸菜缸,

        “家走啦家颠儿啦,我家烟囱冒烟儿啦。”

         女孩子们大多在一边踢毽子、跳皮筋、练口诀:

        “一个蛤蟆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扑通一声跳下水。

         两个蛤蟆两张嘴,四只眼睛八条腿,扑通,扑通,跳下水”

        “小皮球,香蕉梨,马兰开花二十一。 

         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

        “天上有只鹅,地上有只鹅,鹅飞鹅跑鹅碰鹅。”

        仁莲奶奶在院里有时替人照看孩子、料理家务。她做事认真,耐心负责,在院内有口皆碑。我们上小学阶段,奶奶时来时去。奶奶回山东老家期间,仁莲奶奶就负责照看我们。两家彼此往来,同吃同住,亲亲热热,其乐融融。时间长了,两家变成一家人。我们多了一个姐姐,仁莲称呼我父母为爸爸、妈妈。

        1965年,仁莲的爷爷陈邦仁被调到隶属北京医院的香山高干疗养所当保健厨师。从此全家搬出了国府大院。那年暑假我和哥哥就坐车到位于香山眼镜湖边的疗养院和仁莲一家度假。疗养院职工宿舍后面就是香山的景区。仁莲带着我们钻山越岭,游览香山 “鬼见愁” 、碧云寺、卧佛寺、樱桃沟。

        每天清晨寂静的丛山、翠绿的松林沐浴在清澈的晨光下,头顶蓝天白云、脚踏绿草松枝、到处鸟语花香,漫步在这诗意盎然的大自然里,有谁会料想到以后会发生的事情?

        仁莲家搬到香山的第二年,1966年下旬,文革的暴风雨已突袭到香山疗养所。在这里工作的大多是北京医院职工。虽然人数不多,没多久也分成了两派,两派间相互攻击越演越烈已趋白炽化。身为一派的陈邦仁,一辈子给当官做饭的穷苦厨师,一夜间,竟被反对派打成“漏网、在逃地主”,变成了“黑五类”,专政的对象!从此,陈邦仁不仅被剥夺了做饭的工作,而且被剥夺了做一个人的权力。“漏网地主”就是隐藏的阶级敌人!“在逃地主”就是违法罪犯、历史反革命!陈邦仁的帽子越高,他的日子以及他的家人的日子就越难度过。

        仁莲后来告诉我,看到爷爷每天被辱骂、棍打、侮辱、批斗,看到上了年纪的奶奶披散着头发被人唾弃、拉去陪斗,她的心被撕碎、眼泪流到枯干。白天不敢哭,只好晚上借着夜幕埋在被子里嚎啕大哭。爷爷、奶奶不知被拉去批斗过多少次,天天如此、月月如此、春寒夏暑、秋冷冬冻、四季如此。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周而复始、一成不变。 到了1969年下旬,正值林彪签发了疏散城市人口、备战备荒的“一号命令”,仁莲再也忍受不了“火坑”的煎熬。年仅16岁,她毅然决定离开北京,一个人将户口迁回她的出生地湖北浠水。那年城里各大机关宿舍居民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全家也正在办理退房,打理行李、炊具,下放河北固安五七干校。妈妈听到仁莲离京回乡的消息,急忙赶到北京火车站送行。那时因要搬迁、下放,自顾不暇,手头也不宽裕,在火车开动前妈妈还是把手头仅有的五块钱塞给哭成泪人的仁莲。从此音讯渺茫。

        只身一人回到湖北浠水,举目无亲,靠什么生活?靠什么学习?仁莲没有想过。那时唯一想的就是跳出香山的“火坑”,回到湖北浠水家乡,把爷爷、奶奶的身世、成分搞清,为他们的冤案平反昭雪!把这几年积压在胸的恶气吐出来!没想到现实更为残酷,没有吃、没有穿,一天三餐谈何易。没有关系、不认识人,更没有人搭理你。

        第二年,1970年,爷爷、奶奶被遣送回乡。从此,用仁莲后来告诉我的话,过上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理的地狱生活。”文革中受尽精神肉体折磨、摧残的陈邦仁回乡时已是古稀老人。下乡后,为了糊口,硬撑着虚弱的病体在生产队的甘蔗地里看青守夜。风餐露宿、饥病交加。没多久,在被遣返回乡的第二年,71岁的陈邦仁含冤弃世。那时仁莲已无力上学,缀学后插队异乡。仁莲和古稀之年的奶奶从此各自一方,过着孤苦伶仃、无人照管、无人过问的生活。

        1973年间仁莲只身来到湖北黄石,遇到一位有同样遭遇的年轻人,窦方明。窦方明在国内出生时,正值父亲在香港做生意。那时大陆刚刚解放,大陆和香港的边境封口关闭。从此窦方明随母亲留在国内,父亲留在香港,天各一方,渺无音讯。窦方明的父亲在港另立家室,母亲改嫁。窦方明小时因无人照管,腿受了感染。当时因无钱医治,发展到最后截肢。小小的年纪,成了残疾人。窦方明从此发奋。坚持锻炼身体,学会自理生活的一切本领。除了学习外,他还学会一手绝活:剪裁、缝纫。窦方明过人的绝技在当地家喻户晓、街坊邻居有口皆碑。

        窦方明心残志不残的毅力和才能,仁莲求生的本能和孤苦伶仃的身世,共同的遭遇、相互的理解,将两颗流落天涯的心紧紧连在一起。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时代的俩个弃儿相遇,有道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从此两人心心相映、形影不离、终成伴侣。

        1974年,年仅21岁的仁莲和残疾青年窦方明在斗室大的裁缝铺结为伉俪。第二年生了他们第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取名玉霞。虽无法赡养奶奶,他们就经常探访、寄钱补贴她的生活。奶奶活到80多岁去世。改革开放后,窦方明广开门路、发奋图强,成为湖北黄石市第一个个体万元户。窦方明在与我交谈他的身世时写道:

        “我叫窦方明,原名何志文,父母是在香港和广州来回贩卖服装生意的。当时父母家很穷,母亲18岁结婚后就冲出老家打拼,生意做得可以,当时一家人生活条件还可以。1948年12月生了我,当时取名叫何志文。

        解放前期我那时才一岁,广州韶关市有人带信来说我外婆病了,我妈妈只有带了一批服装抱着我回到广州,边卖衣服边照顾我外婆,没想到才几天的时间,韶关市解放了,我妈妈赶紧把衣服卖完抱着年幼的我回香港,但是关卡没证明是回不去的,带信给我父亲他已经不在了,当时有很多资本家和有钱人都逃往香港造成房租暴涨,他自己跑到新加坡躲一躲。

        一个女人那个年代要养活儿子和外婆是不可能的,到处打工,当保姆等,非常辛苦!1953年我妈跟打海南岛的武汉军区部队建设施工长结婚,我就改名为窦方明,他一点都不关心我,我的腿不知道为什么又红又肿又痛,我妈带我去看私人中医,用草药熬腿,不仅没好,开始烂了,从小块到大块,从下烂到上,最后长蛆,都不带我去医院,把我扔在那不管不问,就在那让我自生自灭,那时我才4岁多,面黄肌瘦。

        一天我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做着求救的梦,突然有一双大手亲切的把我抱起,那人惊呆了,看见我的腿像剥了皮的羊腿一样,血红的又臭又痒,床上的被单上全是蛆,无皮的腿上一串串蛆往下掉,原来是部队里派人来看望家属的胡连长,他跑到团部,团长忙开着一辆吉普车把我送到武汉陆军医院。

        武汉陆军医院,武汉协和医院,武汉同济医院联合会诊,但因为来得太晚无法保住我的腿,只有住院治疗,截肢并长时间养好身体,我七岁那年带着一根拐杖一条腿出院了。养父当时已被调到湖北黄石市市政公司当施工长。

        回到家新的折磨又开始了,在家煮饭带弟弟妹妹9岁才读书,因为动手术时间太长,打麻药过多记忆很差,每次作业考试经常0分。养父真可怕,经常打我,有时打得母亲偷偷买跌打药丸给我吃,经常三两天就不给饭我吃。

        有一次考听写,老师见我写字手抖,把我双手打开看两只手腕又红又肿,红得发紫,又把衣服拉开看身上一条条伤痕,老师忍不住流下眼泪,同学也都哭了,老师叫来校长,校长了解情况后决定以后考试零分也要给三分,留级也要给升级。老师经常给我雨衣,袜子,胶鞋。经常放学送我二里路到了家门口让我回家。好景不长,可怜的老师,在我读四年级时,早上倒痰盂,失足掉到塘里去了,再也没起来。我经常梦见我的老师叫我快点清醒,快点长大,努力学习。

        经过这件事我终于清醒学习越来越认真,考试也越来越好,校长见我笑了。之后我考取了全市重点中学。中学只读了一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做为学校三好生被选为红卫兵代表,在北京西徽一台上见到了毛主席,又去了南京,上海,郑州和广州。我父亲在香港,在广州时总想见见他,在海关我流着泪,儿子想你了,我来一次不容易多么渴望见一面啊!可那只能想想而已。

        回家后又斗地主,资本家,游街一次要死百十人,打砸抢。后来我在家专心学习,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亲戚学徒,我怕打扰人家,只学了三个半月,回来春夏秋冬的衣服都会做,很受人欢迎,摆了三个月摊子在全市都出了名。三年后,王泽兰,李夫市长给我180平方米的地方,叫我买旧砖旧瓦做门面房子,开缝纫店。之后我就开了篷垫厂,瓶酒批发,塑料颗粒厂,电焊加工店等。残疾人做生意是很受歧视的,很受人欺负,又是内又是外,又是家庭等等。可笑的是我结婚后,那天迎来我大女儿出生的日子,本来全家应该是高兴的事,可我的后父还在家跟我打架。我老婆在医院里挨饿,他们不帮不说,还说风凉话,我就说了句要不得,后父就上来打我,一直忍气吞声惯了的我,终于还手了,拿起手里的拐杖朝他打去,把他头打破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敢欺负我了,我们也早就已经分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