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授奖的事临到别人，怨声载道。但一旦临到自己头上，就另当别论了。人是有虚荣心的，虽然奖状上明明写着“奖给张全同志”但奖状毕竟发给了本人自己。都四十多年了，笔者仍保留、珍藏至今，爱不释手。扪心自问当年都干了些什么配得上如此殊荣？那时知青的座右铭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但求无过。在广阔天地里混日子的生活是萎靡不振的，前途渺茫是原因之一。在学校里我是学生干部，下乡后不仅户口就连个人档案都统统转到地方。我们那批知青，四十四人众，浩浩荡荡进了村。俗话说“群龙无首乌合众，”为了便于管理，村里推出老农李景伦、知青中指定我出面协调本村管理知青事宜。
前面讲到，1972年福建莆田人李庆霖斗胆写信给毛主席，反映儿子李良模当知青的生活问题。受到毛主席重视并亲自批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李庆霖的御状成为中央高层调整知青政策、补助生活困难、改善供应，对迫害知青的地方干部严厉整肃的一个契机。1973年4月29日，在中央领导人会议上，周总理严厉批评说：“中央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机构，怎能只是设在计委劳动局下面的一个小组？这么几个人，怎么搞好工作？这个机构要加强，要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 随后，国务院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由周总理亲自主持，吸收李庆霖为领导小组成员，并要求各省、地、市、县也成立相应的办事机构。
知青办成立后，各地有关迫害、殴打、奸污知识青年的案件相继被揭露出来，并陆续反映到中央。最先被揭露出来的恶性案件是黑龙江建设兵团第二师十六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两人合伙奸污和猥亵几十名女知青的罪行。对此，不轻易发火的周总理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愤怒地说：“公安部要派人去，不要手软，不要畏缩，要大胆管。”叶剑英元帅也拍案而起：“要‘杀一儆百，杀一儆千’！”
自此，各地迫害知青的案件随之进一步得到揭露。严惩摧残、迫害知青的犯罪分子的举动在全国大规模展开。北辛庄也不例外，经知青揭发、检举大队党支部书记、团支部书记利用职权合伙奸污和猥亵女知青多人。人证、物证俱在，两人被依法逮捕、判刑。76年我们进村不久，那位团支书刚好刑满出狱，回村后作为“坏分子”被监督改造。
从前知青管理混乱，发生冲突时，老知青被吊打、辱骂的事时有发生。为了防止此类恶性事件发生，村里特别指派李景伦和我一起负责管理知青生活。和我一起下乡的同学好友中，不少是当年中学毕业后在我劝说下留下继续上高中的，高中毕业后仍然没躲过下乡插队这关，不少对我不满、耿耿于怀。现在有机会能为他们做点补救工作，当仁不让、义不容辞。作为知青的代表，从道义上讲，我也不能随着大溜：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但求无过。
但担当这个角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矛盾是繁复、多方面的。一面要对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稀泥”式的村干部；一面要劝说牢骚满腹、怨天尤人、萎靡不振、“度日如年”混日子的知青。夹在中间苦不堪言。
第一年在队里干活，听说我是知青干部，处于无奈，队长咬牙硬是“破例”将我的工分提到9.5。这下可苦了我。工分制意味着挣多少工分干多少活儿。普通知青6至7分，挖沟时，他们挖6至7立方米，我得挖9.5立方米；麦收割麦子，别人割6至7分地，我得割近一亩地！我虽然能吃苦，但有些活实在干不动，心有余而力不足、力不从心。要不是好友 “哥们儿” 的援助，有些活根本拿不下！
结果是挖完沟，大病一场，发烧好几天。麦收时，又大病一场，伤了筋骨。回城养伤，正赶上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强烈的地震波及京城，惊天动地。那时我家住在北京西城西皇城根国务院宿舍。震后，宿舍大院里聚集着许多睡梦中惊醒后从各个楼里仓皇出逃的人群，我们家的猫也从此不见踪影。帮助父亲在院里一个角落搭起地震棚后，我又匆匆赶回村里。不久就收到那张“奖给张全同志”的奖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