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干校回城回到国府大院后，从表面上看，院里变化不大。只是我们原来的三居室被别家居住，只好搬到对门和郭家（五口之家）合住一套四居室，每家两间卧房，从此共用厨房、厕所、洗澡间。
我原来在西便门小学的班级刚刚小学毕业，那届毕业生几乎全部就近到北京五十一中上学，我也就随着大溜，和原班同学重读初中一年级。到校报到的第一天，才知道来五十一中上学的不仅仅来自西便门小学，而是来自包括梁家园、北线阁、善果寺、北京小学等宣武区广安门内十五所小学。我们那届9个班，每班50左右人，大约450人！那时还在备战备荒，所以学校还是模仿军队，全年级编制为9个排，3个连，我被任命为排长兼学生连指导员。任命刚一宣布，就有几个从不同学校来的学生当众认出我来。
1967年底复课闹革命时，少先队被红小兵组织取替。那时我曾在西便门小学被推选为全校红小兵勤务组组长（相当于文革前少先队大队长的角色）。当时举国上下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红小兵勤务组的主要活动就是在校内外利用各种形式推动这个运动。
读者还记得我前面在“景观国府百鸡战”中提到的有关“人性中宗教激情”的长篇大论吧。我不仅在评论那个时代，我是身有体会地评论包括我在内的那个时代。还记得那个时代“宗教激情”的特征吧：
“有牙的、没牙的，……不离口”，“就连大字不识的也满嘴……”
“说得有鼻子有眼，天花乱坠，不容置疑”，“在……还没有定论之前，就以前所未有的激情投入这一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
我那时就是“以前所未有的激情投入这一史无前例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典型。并且荣幸地被推选为当时广内十五所小学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并代表广内十五所小学参加北京市宣武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后还去了不少宣武广内小学做“讲用”报告。前面读过“干校的农村生活”那一节，有读者会问，小小的年纪，我怎么会胜任那白天黑夜、无休止写报告的苦差？我不是讲过，没有金刚钻焉能独揽这瓷器活儿？
言归正传，一位认出我的同学叫杨金标。他讲当年他们排着小队从北线阁小学徒步走到西便门小学接我去他们学校做“讲用”报告。我那时早已忘掉此事，经他提醒，想起确实去过几个学校，但大部分是被别人用自行车带去的，所以更不知道被带到哪几个学校。在五十一中当排长时，放学前全校组织学习毛主席五篇哲学著作。我那时还在全校播音室大言不惭地宣读过自己学习《反杜林论》的心得体会。我哥哥正好上初三，他们班里听到广播后，全班起哄，羞得我哥哥无地自容。现在你再问我《反杜林论》是谁写的？讲的是什么？早已忘记。因为那时读的也仅仅是只言片语。排长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每天搞军训、练操。几十年后，一位小学就是同学的奇善凯，在酒席中吐露真言，说我当年稍息、立正没个完！好在排长、连指导员的职位没做太长，我就因和班主任老师冲突而被停职检查。使我的宗教激情得以收敛。
那时国府大院的变化是微妙的。正像“国府百鸡战”的结尾所描述的那样：“虽然国府大院从外表上看像是恢复了以往的平静，但不难看出鸡血疗法在大院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许多当年在院内外叱咤风云、名噪一时的人物不是销声匿迹、就是漂流他乡。住在大院的中共早期创始人包惠僧的两个名叫包楚公、包楚燕的公子，文革初期是大名鼎鼎、显赫一时的造反派。据说“因坏了人性命而被判了很多年，去了新疆。楚燕还年青时就过世了。”我们院有人在楼后用气枪击中了一位正在开车的地铁运输司机，闯出了大祸。那时肇事者的父亲远在国外做外交使节。出事那天，不少地铁工人乘卡车来国府大院讨要“凶手”，“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口号震天动地。“凶手” 抓到后被五花大绑地丢在车上开往工地。最后动用了哪位国务院最高层领导才把他的性命捡回，不得而知。有传，总理曾亲自出面才解决了这起人命关天的危机。人放出来后，被立即送往新疆。为此，我将这一事件写进我的英文短篇“阳台”。
文革初期，大院用来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红卫兵大串联的地下室，现在却用来关押刚刚被抓起来的几年前还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青少年造反派。每天清晨，剃了光头的青少年不法分子，在军人的看守下，在院内伴随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口号声集体跑步、练操。经过几次公审大会的批斗，他们中不少以流氓、小偷、打砸抢不法分子罪名，被判了徒刑。公审大会上他们手铐、脚镣被押上批斗台，宣判后又被押送到服刑、劳教地点。因他们大都还是青少年，所以大部分被发配到北京城南十多公里的团河农场少管所劳动教养。
1969年以后，据住在国府大院的魏黎明观察， “那时我已离开了学校去陕北农村插队，院儿里的消息几乎断了来源：小孩多去插队、军垦或随父母去干校，运气一点的去当兵，大人被关押的也不在少数，大院里除了一些参事和民主人士，几乎是空巢，院里仅剩下老弱病残和‘小小辈’的小孩”
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的副手、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在出逃途中机毁人亡。出事后不久，消息不胫而走，令人不可思议。
“天才战术家” 、战功赫赫的元帅，毛主席文革时的亲密战友，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倡导者，我们从小所崇敬的林副统帅， “永远健康” 的接班人， “一夜间” 因阴谋夺权的暴露而 “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难以令人置信。试想想，那时神州大地，亿万人民，每天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画像前，早请示、晚汇报，异口同声地祈祷：
“敬祝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一夜间”，神坛上林副主席的画像不翼而飞，平时朗朗上口的祈祷词句少了一半。这是对亿万人民前所未有的激情何等大的打击！其实这种操心、挂虑大可不必。还记得我所述负面宗教激情所涵盖的“四无”与“四荒”吗？（即无知、无能、无耻、无赖；荒唐、荒诞、荒谬、荒芜）。事件发生后，有牙的、没牙的，林彪事件不离口，就连大字不识的也满嘴林彪事件，说得有鼻子有眼，天花乱坠，不容置疑：
“林彪带着一群老婆（应为：叶群老婆），趁机（应为：乘机）落荒而逃，掉进井里捞出来时，身体还温嘟嘟的呐（应为：飞至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在事件还没有定论之前，人们就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在神州大地、城镇乡村、街头巷尾咀嚼着林彪事件的细节。
林彪事件后，正像“国府百鸡战”的结尾所描述的那样：“虽然国府大院从外表上看像是恢复了以往的平静，但不难看出鸡血疗法在大院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当年和李越然家住邻居的晨风在“百家廊：国务院宿舍的童年伙伴”中观察到“国务院宿舍安静下来，开始衰败。院里道路变得坑洼不平，路边野草长得老高，没人修剪的树木长得歪七扭八，把路两边盖得阴森森的。当年的少年都为生计各奔东西，缺了青春的滋养，大院的活力也渐渐消失了。”
结语
林彪事件后没几年，母亲由国务院外办调到国务院总理信访室工作。从此全家搬出西便门国务院宿舍，搬进了位于国务院附近的西皇城根国务院宿舍。同院住着毛主席生活秘书张玉凤一家。我母亲的同事、好友总理卫士韩福裕、邓颖超生活秘书霍英华一家也住在这里。我们搬进了两居室的新居，虽不宽敞但有自己的小阳台、厨房和厕所。还记得刚搬进新居不久，下放干校时的老房东赵福闻讯送来一只老“母鸡”。因家里无人敢杀鸡，所以就把它放在阳台的笼子里养着。天还没亮，母鸡就打起鸣来。一连几天打鸣，天天不断，闹得左邻右舍怨声四起、不得安宁。邻居焦叔叔听说我们不敢杀鸡便自告奋勇。用他的话讲，杀鸡是他拿手好戏。话音未落，刀起头落。完事后随手把那无头鸡丢在厨房的地上，扬长而去。再回头看看那尸首异处的无头鸡，上窜下跳，鸡血四溅，新居厨房的地板、墙壁上血迹斑斑，脱落的鸡毛遍地都是，惨不忍睹。再一次使我想起国府百鸡战的年代和那一去不复返的时代。
今天，国府大院依然存在，2007年底还被列入第一批《北京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2008年的一天，和李越然家住邻居的晨风寻访了她度过童年和青少年时光的国府大院后，写了一篇“大院感伤”的好文。我愿摘录其中几段作为此文的结语：
“随着历史变更和新小区层出不穷，北京封闭的机关大院已越来越少, 大院文化成为一个遥远而温馨的回忆。国务院宿舍是京城所剩不多的大院之一，尽管宿舍居民的成分早已历经变更，院名也早改为某某路某某号，但老北京人还是习惯地称这个经历半个世纪的宿舍大院为 “国务院宿舍” 。
这里曾居住着几百户国务院及中直机关干部家庭，是上个世纪中期北京最典型的机关宿舍大院。也是干部子弟最扎堆之地。文革时期一些干部子弟穿着军装骑着锃亮的自行车从院里鱼贯而出上街打砸抢，还成为令派出所头痛的问题。
当年风华正茂的官员们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充满优越感的 “大院子弟” 也在世事沉浮中散落于社会各个阶层……
在荒芜的花坛前徘徊，还记着当初那儿满是美人蕉的花红叶绿。现在院中没有公共绿地，随意生长枝枝叶叶上都蒙着尘土，它们以顽强的生命力见证了大院的兴衰。假如开发商没有看上这块地皮，假如国务院宿舍没有因多方矛盾成为三不管地区，假如这院子能整旧如新，一切就可能不是结束，而会开始新的故事。
走出国务院宿舍我长出了一口气，仿佛逃离了一种矫情的感伤。一切都会衰老，在这个崇新的时代，被冷落的老院子命运又能如何？”
当年国府大院的孩子们在欢声笑语的儿戏中，有谁会想到半个多世纪过后，院内的中心花园会是荆棘丛生，“随意生长枝枝叶叶上都蒙着尘土，”花池中花红叶绿的美人蕉早已残零凋敝。昔日威风凛凛的国府大院，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飘摇的历练和摧残，已是驹光过隙，面目全非。当我们回首审视那个“面包会有的”时代，我们的童年、少年、青年已不复存在，残留下来的只是欢乐与悲哀的记忆。愿《国府大院》能帮助读者追溯那一去不复返的时代，了解那难以被理解的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