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68年12月21日夜到22日，我们冒着北京的严寒和风雪在敲锣打鼓、集会游行、一片欢腾中度过的。那是文革的第三年，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除了像往常无一例外地庆祝“最新指示”的发表外，那时我们还在上小学五年级，对“上山下乡”的含意全然不知。
数以百万计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生响应“最高指示”分赴全国各地，开始了他们的知青生涯。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从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规模扩大建制，同时新成立了内蒙古、兰州、广州、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共10个“生产建设兵团”以及西藏、江西、广西的3个农垦师，加上五十年代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共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及3个农垦师。仅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为例，它有6个师39个团，1972年全“兵团”的现役军人、退伍军人和“知识青年”达17万人。
自1968年，每年城市中学、高中毕业生被送往乡村或边疆落户。连年照此执行，长达十年（到1978年为止），散布在天南地北的知青已多达1600万。这十年知青中分为“老三届”（1966－1968年），“新五届”（1969－1973年），以及“后五届”（1974－1978年）。
1969年是上山下乡运动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年。每座城市、每所学校、每条街道、每个家庭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这股热潮。全国八个主要城市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南京、武汉、成都、重庆的知青被下放到了边远省份，如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云南，全国知青大量的在本省农村插队，共有267万多知青投身其中。仅上海就有48万高、初中毕业生奔赴黑、吉、蒙、滇、黔、赣、皖和上海市郊区农村插队落户。
1972年福建莆田人李庆霖斗胆写信给毛泽东 “告御状” ，反映儿子李良模当知识青年 “口粮不够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购物看病没钱支付” 的问题。受到毛泽东重视并亲自回信：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成为中央高层调整知识青年政策、补助生活困难、改善供应，对迫害知青的地方干部严厉整肃的一个契机。一石激起千重浪，各地迫害知青的案件随之进一步得到揭露。严惩摧残、迫害知青的犯罪分子的举动在全国大规模展开。与此同时，各地亦就李庆霖信中反映的走后门、贪污挪用知青安置经费及建房材料等行为进行了查处。
我是1975年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的。属于“后五届”知青。那时“上山下乡”已不是什么“选择”而是既成事实。据1975年12月23日新华社报道：到1975年底为止，知青人数已达到1200万。1975年当年，全国有200万知青上山下乡。
在我们下乡之前，即便“李庆霖‘告御状’事件，使上山下乡运动中长期存在的具体问题得到缓解，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知识青年的人身权利，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也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老大难问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谈到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时说：“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
毛泽东感觉到知识青年问题的严重性并决定对这个问题重新做考虑。1976年2月，毛泽东再一次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上批示“知青问题，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予解决。”我们1975年高中毕业后真正上山下乡的日期，因种种原因一直拖到1976年3月，即毛泽东1976年2月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上批示后。知青问题，直到他老人家1976年9月9日逝世，也未得到“解决”。
1976年3月我们全班除少数参军和独生子女或特种原因留城外，几乎一窝端地被安置在北京大兴县长子营公社北辛庄大队。那时农村设置是县、公社、大队，相当于现在的县、镇、村。我们那批被安置在北辛庄大队的新知青四十四名，加上老知青二十四人，一共六十八人。如果各村知青数量相差不多的话，长子营公社下辖四十二个生产大队，大约二千五百多知青，占长子营公社二万五千人口的百分之十。大兴县有十四个公社、五百二十六个大队，全县共有大约三万多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