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下旬，林彪签发了疏散城市人口、备战备荒的 “一号命令” ，据母亲说父亲瞒着她退掉了我们在国府大院的三居室宿舍，下放到河北固安粮食部五七干校。
母亲在《往事回顾》中记述奶奶和我们一起下放干校时的情形：
“一九六九年由林彪签发的 “一号命令” 下达，制造紧张局势，可谓一声号令，老人和两个正上学的孩子即随建明下放粮食部干校，被安排居住在河北省固安县西玉村光棍老乡赵福家。此一来，她既要顾及两个孙儿的吃喝， 还得应对这个未成家的小伙子不时来打秋风，着实苦了老人自己。她老饿肚不吱声，常以自己肠胃不好挡住家人的询问与关切。我们确也不精心，信以为实，不曾带老人求医诊治，直至老人一九七零年以食道癌难以进食，我们才略有醒悟，悔之晚矣，老人竟永远地离我们而去。
她心系家人，为之担惊受怕。一九六九年，大妹建云因患神经官能症，来京治病，随带年仅四岁的小外甥女庄燕，全由老人在家照料与调理。治疗虽见好，但因当年林彪签发“一号命令”下达，大家担心一旦战乱，恐置大妹一家两地隔绝。仓促间，商议结果，决定由我请假护送她母女回胶南海青与妹夫一家团聚。待我两三天返回，听说她老因担心我们旅途出意外，一直寝食不安，待见我进家门，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继后，建明携老人、孩子下放干校，一等安顿在干校邻近西玉村村边赵福家，他因忙于工作，常不见他的踪影。我则仍在机关留守，只能利用周日攒假，两周一趟去到西玉村稍事打理老小三人的生活。那时，交通不便，从北京出发，搭乘转得换三次车。市内一次车，在永定门下车，转开往黄村即大兴区，再由黄村搭开往河北固安县城的车，在固安大桥站下车，然后步行约五里之遥的西玉村，耗时多半天。到得农村的家来，紧紧张张给老小做点吃的，洗洗涮涮。待到第二天忙不多会，又步履匆匆赶往来时的大桥一站，等待从固安县城开往大兴一日一趟车，依来时旅程返回机关，整两天。老人带着两个一个上初中一年级、一个上高小的孙儿居住村边。白天，老人孤零零一个，夜来惦记孩子的冷暖，怎不担惊害怕。老人太老实，不敢串门，也不明村里的情况。偶听村中民兵训练，却误以为旧时日本鬼子进村骚扰，忙惊叫醒孙儿张泉，让他“你快往你妈的方向跑！”一类话语。”
大姑（张建云）文革时因大姑夫被整的事得了“神经官能症，”几乎丧失了生活自理的能力。我还记得看到她躺在人群拥挤的北京火车站出口处的情景：神情恍惚、憔悴无力。大姑的大女儿庄瑞芹日后在追忆她因车祸英年早逝的弟弟庄瑞琪时写道：
“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时我父亲是胶南县海青公社的财贸教导员，作为走资派被打倒了，母亲因病卧床不起。因为妹妹刚刚4岁，“革命的重担就落在了10岁的我和7岁的弟弟身上”。一件小事在我们身上就是大事，比如挑水。那时我们租住在村里的房子，要在每天早晨太阳未出时到相隔1里的西河里挑水，先在沙里挖坑，然后用瓢把泉出的水舀到水桶里。因为太阳出来后，牲畜要饮水了，妇女要洗涮东西了，社员要穿过河干活了，水就不干净了。最难的是那1米多长的斜坡，那简直是一座不可逾越的山。抬着吧，弟弟在前，水桶直朝我这边靠，我就晃晃悠悠直发抖。怕水桶把我砸卧倒。没办法，我们只能抓着水桶的把柄斜着身子往上抬，上岸后再用扁担抬。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突然有一天，不到10岁的弟弟对我说：姐姐，我已经长大了，不用和你抬水了，我自己挑就行了。我诧异的望着比水桶高不出多点的弟弟，他接着说，把扁担钩挽上去不就行了么？就这样，挑水就成了弟弟的专利了。这就是我的弟弟，从小家里劈柴挑水等粗活重活都是他的而从无怨言。
我13岁那年我爸爸带着妈妈和妹妹到北京给妈妈治病。走时给我和弟弟留下了几元钱吃饭。那时什么也要票，一人一年3尺3寸布票，两个人的布票才能做一件衣服。我清楚的记得不知为何门市部来了一些带方格浅黄色的粗布大手绢，不用布票，人们奔走相告，几块手绢接起来可用来缝制上衣。我也禁不住诱惑买了几条。俗语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们除上学外，不仅要洗衣做饭，我还学着绣花和缝衣服（用我妈的旧衣服），我的手艺还不错，也想就此显摆一下。我叫别人帮着裁剪了一下，我自己用手工缝了一件上衣，穿上感觉好漂亮。但报复马上就来了，我和弟弟没钱吃饭了，怎么办？弟弟说，我们挖野菜充饥吧。我们先挖了一些灰灰菜，炒熟后一吃竟有菠菜的味道，非常高兴，以后我们又挖了刺刺毛等野菜吃，不几天父亲就先回来了。他们可能至今不知道我们没钱吃饭这件事。这就是我的弟弟，我犯了错他跟着我受苦，却永远不会埋怨我一声。我妈回来后，所有的活（做饭、洗衣服、拿药、煎药、打扫卫生等）都是我和我弟弟做的。甚至在我妈不能动时，我下课就得飞速回家，给我妈端屎端尿。所以我弟弟不幸去世后，我知道了什么是撕心裂肺！10年过去了，我一想起他，还是情不自禁的流泪！所以无论是有空无空，只要是哀悼日，我都要到他的坟上寄托我的哀思。”
随家下放到河北固安粮食部五七干校，这对我们在城里（严格地讲是在城外）长大，特别是在国府大院里成长的孩子，可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哥哥在他的2012年的一篇 “陈年往事” 中对那段历史是这样追忆的：
“你去过河北固安吗﹖听老人说：旧时每逢山洪爆发，永定河水猛涨，为保北京皇上的安全，固安县西玉就成了分洪决口处。史记清宣统三年1911年西玉决口，洪水挣脱堤岸束缚，如脱缰的野马急泻直下，房屋庄稼一推而光，固安全县一片汪洋。洪水退后，这里蚊虫小咬满天飞，沼泽盐碱沙丘地，真是洪水流过星月残，咫尺西玉雾里看，堤树依稀村还在，万户萧煞无人烟。
时间飞逝，岁月如梭，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43年前的早春，田野开始脱去枯黄的外套，空气中散发着被雪水沤烂了的枯草败叶的霉味，融混着麦苗树木野草的清香。这一年我随家父下放来到河北固安，住在西玉村，西玉是穷县中最穷的村，房东赵福是个壮劳力干一天活挣十分，合人民币0.09元。为了上中学我必须每日天没亮就摸黑沿着河堤走十几里路到县城，放学时，红日西沉，暮鸦晚归，夜幕已至。我独自走在漆黑的大堤上，伴随我的是几声凄惨的乌鸦叫。14岁的我只能硬着头皮，高唱《宁死不屈》的插曲迈着蹒跚的脚步，磕磕绊绊的跑回家。那段时间我没过上好日子，只有云淡风轻的回忆。弟弟小泉在西玉村上小学，每天放学后和小伙伴福林等一起到地里搂草、放羊、偷瓜、打枣，下河洗澡，或到梨行子里找烂酸梨，做个纸喇叭上房念语录，钻菜窖抽着丝瓜烟讲故事，不见不散，一天也不间断。村里日子苦，顿顿玉米锅贴子加红薯，一天邻居家的囤子神秘兮兮的告诉我说，生产队要杀猪，每家都有份，奶奶叫我和小泉去看看，那一天村民纷纷涌向养猪场，只看那杀猪的木架早已搭好，架子上挂着大钩子，钩下一张矮脚桌，桌旁一口大锅冒着热气，秃头屠夫大嘴上叼着烟，眯着小眼睛用大拇指试着刀锋。杀猪是血腥的只见刀光一闪，扑哧一声，一声惨叫，大猪血流如注，蹬腿玩完了。猪肉村民每户一份，下放户不给，孩子们一哄而散，看着远去的人群，一丝苦涩涌上心头。人生如梦，转眼43年过去。”
哥哥对下放那段农村生活的描写，使我想起那时在村里交了不少同龄的朋友。其中最要好的是刘福林。我们经常一起放羊、打草、游泳。第一次看到刺猬就是那个时候。刺猬行动迟缓、昼伏夜出，喜静厌闹，喜暗怕光。刺猬胆小易惊，哭声如同满月的婴儿。村里的小朋友曾捉到一只小刺猬，用绳趁势捆住一只手足。用指甲挠其手心，小刺猬便哇哇作声，果然像婴儿哭啼。我和哥哥养过一对鸽子和一只白狗。鸽子初学飞行的第一天就被当地的一个农民在大雪纷飞的早上用土制的火枪打落，我和哥哥含着泪把中了火药的鸽子要回来，美餐了一顿。那只小白狗的命运也不比那对鸽子的命运好多少。养了不到一年就被村里“贫下中农打狗队”以破坏生产、偷吃生产队玉米棒子的罪名乱棍打死，和其它因同一罪名处死的同类一起，在生产队部大院里被当众煮了吃掉。可谓欲吃狗肉，何患无辞。好在我们没有参与分食狗肉的勾当。
我记忆最深刻的是第一次走进西玉村小学报到的那一幕。我那时12岁，离开北京西便门小学时上小学五年级。可那时的西玉村小学仅有两间不像样的课室，一至三年级、四至六年级、参差不齐的孩子们各自挤在一间课堂里，令我目瞪口呆。走进四至六年级课室，我问老师我应该上几年级课，回答却很简单：听得懂的课，就跟着上。从此，我就糊里糊涂地跟着听讲，天知道我在做哪年级的作业。没上几个月，就跟着一大群不知道哪年级的孩子们一起参加了固安县在邻村举行的中学入学考试。干校子弟也有不少前来应试。考试当场交卷、当场判分、当场宣布录取结果。我的数字感本来就弱，前面曾提到我因‘不认钟点’而从北京实验二小录取考试中被刷下来就是一例。算术一直不是我的强项，而固安县中学入学考试考试内容只有算术一项。我硬着头皮把填好的试卷交给考官，没想到以将将及格60分的分数被当场录取通过，录取我的学校是位于固安县城内的县城关农业中学。干校子弟中被录取的还有一位名叫刘根友的男孩，他的考卷得分99。因为是干校子弟，干校距县城农中十几里路，我和刘根友成为农中唯一的住宿学生。我的室友是农中的一位老师，刘根友和学校大厨同住一个宿舍。就这样我糊里糊涂地提前上了中学。
在农中学了些什么早已忘记，反倒记得在附近哥哥的中学堂课里听了一堂老师讲解柳宗元的“黔之驴”。哥哥上的是固安县中学，起初走读。自从我考进县城关农中住校后，哥哥也转成住校。两校距离不远，彼此走动来往方便。那天临近春节，我随意到县中去玩，在等哥哥放学时顺便旁听了那一课：“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朗读中，就听到课堂里“摔炮”噼啪乱响。固安县盛产“摔炮”，一种一摔就响的小爆竹。价钱便宜，携带方便，很受欢迎。逢年过节，集市大量供应。随着摔炮声，课文改成“前无炮，有好事者兜载以入……”课堂里学生们哄堂大笑，文革中“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本领得到充分显现。老师高声制止，勒令大家继续按课文原文朗读下去。学生们就伴随着摔炮的响声和笑声，上气不接下气地继续朗读道：“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
我在农中呆了近一年，只记得没完没了地替我们班主任周俊杰老师书写总结报告。周老师是个单身汉，除了抽烟和睡觉，好像没有其它嗜好。他很在乎校领导怎样评价他所负责的班级的水准和质量。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写总结报告。自从他发现我能胜任这份苦差后，我就变成了他的私人秘书：不断地记录他的讲话要点。几乎每个周末，周老师抽足了烟、讲完他的话、钻进被褥入睡后，我就开始把他的讲话提纲携领地整理出来，写出一份份报告，其中包括一周小结、月总结、学期总结、年终报告。
农中，顾名思义，是一个半农半读的农业中学。我们校舍后面有块园地。课余时，在那里劳动。劳动之余，还组织一些文艺活动。因为我从北京来，会哼几句京剧样板戏，所以总是逃不过表演这项节目。那时和外校联合活动时，又是因为我是北京人的缘故，学校就推我带领诗歌朗诵。中学一年还未结束，我和其它干校子弟被允许回北京读书，自此结束了我在农中写报告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