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住在国府大院的有建国后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文化部、教育部副部长李琦一家。文革初始，国府大院里第一个受冲击的副部级家庭就是李琦一家。那时文化部造反派趁着夜幕偷袭国府大院，直捣李琦所住的大院中心高干楼。有人提前通报李琦，使他得以避险、逃过此难。但李琦的五居室住所却遭到空前洗劫。第二天李琦被抄家的消息在大院里不胫而走，孩子们蜂拥而至、先睹为快。不久李琦被造反派隔离审查，他的全家被赶出高干楼，有一段时间住在我家楼上。李琦一家老小从五居室挤进楼上与另一家合住一套四居室，每家两间卧房，共用厨房、厕所、洗澡间。不知为什么他们被剥夺了共用厕所的权利，只好以卧室当便所，窘迫之至，可想而知！
张学良生前挚友、为抗日截取过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的著名情报专家、后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阎宝航一家就住在国府大院。阎宝航儿子阎明复为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彭真等领导人做了17年俄文翻译。文革时父子俩被关进秦城监狱。1967年11月7日，年愈古稀的阎宝航被捕，第二年5月22日含冤去世。在狱中，父子俩虽近在咫尺，但阎宝航临终时，俩人都没能见上一面。
阎明复1967年11月17日被捕入狱，在秦城监狱度过漫长的七年半，于1975年4月3日获释。阎明复的母亲曾经是国务院宿舍居委会主任，文革中家破人亡，自己的居委会主任职务也被撤销。阎明复后来在“‘文革’让我家破人亡” 中写道：
“1967年11月我被捕入狱后，造反派接二连三地到我母亲家里进行搜查，找我的所谓隐藏的并转移的“电台”（其实只是一台普通的收音机），我母亲对他们讲：“明复怎么能有电台呢？若有电台，那不是特务了吗？”但他们还是无休止地凶狠狠地盘问老人，他们说老人家死顽固，拒不交代。煽动母亲所在的南礼士路国务院宿舍不明真相的群众，开斗争会批斗我母亲，并威胁说，不交代，就枪毙你……我母亲大义凛然地说：“我丈夫阎宝航是老共产党员，我儿子阎明复也是共产党员，我也是共产党员，我们一家子都是共产党员，你们要枪毙我，就朝我开枪吧！”她指着自己的胸口高喊。我母亲后来对姐姐阎明光说，我这么一横，这群人也就无话可说了。从此，母亲被开除了党籍，撤销了国务院宿舍居委会主任职务。
阎明复的母亲文革期间重病没钱治疗，唯恐死后没钱安葬，便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总理，我是高素，我始终相信玉衡和明复是无辜的。我因患重病不久人世，来上海后，抢救费用甚巨，小女明光的爱人被关押，工资冻结，无力支付。请总理看在我和玉衡在重庆变卖衣物接济党内同志和抗日乡亲的面上，把我的医药借款费及后事解决了。”
当时处于“文革”风口浪尖上、忍辱负重的总理，自己身患重病，接信后立即指示有关人员办理此事，将高素治病期间的各种票据、收据给予报销并付清各种花销包括高素死后火化费及欠债。
阎明复1975年获释后被分配到中央编译局毛著编译室俄文组为定稿员（1975-1983），成为了我和妻子在编译局的同事。我妻子林东宁那时在毛著室英文组为英文定稿员。阎明复那时还身兼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职务，曾向我妻子建议合作编译中国菜谱。1983年阎明复离开编译局，就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兩年后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这期间我们已去英国留学。1989年阎明复因六四事件被撤职。191991年复出后，任民政部副部长。
阎明复在回忆录中提到文革中造反派到国府大院他母亲家里搜查、寻找所谓隐藏的“电台”一事，使我想起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邓小平、陈云、彭真、陈毅、薄一波、李富春等担任首席俄语翻译、曾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我的母校）副院长的李越然。1958年以前，李越然在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工作。l958年初，总理办公室外事组与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合并。这时，他被调入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工作和我母亲曾是同事。他们的办公室与总理办公室所在的西花厅仅一墙之隔。1965年5月文革前夕，中苏关系相当紧张，李越然被调出了国务院外办，调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当教务副部长。李越然一家住国府大院中干楼。文革时被打成“隐藏的苏修特务、间谍”。造反派抄家时，将搜出的一台留声机煞有介事地说成是通敌“电台”。他在秦城监狱被关了整整七年。李越然的母亲姓金，大院里人称“金老太”。金老太在大院里有个家喻户晓的推拿按摩的功夫。院里的孩子们，一有崴脚、抻腿、扭伤，就到金老太家请她推拿按摩。来者不拒，金老太总是有求必应、义务就诊。据当年和李越然家住邻居的“晨风”讲“那些手到病除的邻居，就常把感谢信写成大字报张贴在我们单元门口，金老太很是脸上有光。”八十年代初李越然的二女儿敏敏来编译局毛著室俄文组，阎明复曾工作过的那一组，作俄文翻译，是我妻子在毛著室的同事。我那时就读二外英语系，李越然是二外的副院长。
国防部副部长贺龙元帅的妻子薛明也住过国府大院。1969年2月贺龙被迫害致死后, 同年11月薛明被押送贵州继续接受审查。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薛明被调回北京，由时任周总理文革时期联络员、后为教育部部长、少将军衔的刘西尧作了安置，住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同丁雪松和郑律成住在同一栋楼里。1972年薛明恢复了党籍、军籍后下放到江西鲤鱼洲。1974年9月，中央对贺总作了结论：予以平反，恢复名誉。薛明本人的问题一直到“四人帮”粉碎后才彻底解决。薛明住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期间，曾被我家郭姓邻居的公子用气枪打鸟时误伤。因贺龙那时还未平反，身为贺龙第五任妻子的薛明本人也还没有恢复党籍和军籍。出事后，此案以“气枪误伤贺龙小老婆”的说法在大院里不了了之了。
贺龙和薛明的大女儿贺黎明曾在“名人爱国故事乔老爷的滴水之恩”中回忆，1972年56岁的母亲下放在江西鲤鱼洲后，是她一生中最窘迫也最狼狈的时候：
“清楚记得是1972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这些因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北京的人，陆续回到北京。城里没有我们的窝了，都靠投亲访友过日子。我算幸运的，经胡华先生引荐，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容。这是我一生中最窘迫也最狼狈的时候：父亲的冤案没有平反，年迈的母亲下放在江西鲤鱼洲，不知何时是归期，三个孩子因我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而处在骨肉分离中。难以启齿的是，国家经济萧条，商品奇缺，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还有煤球票、肥皂票、白菜票什么的。我带着两个孩子，不仅没有这些票证，即使有，也买不起。因为我很久没有领到工资了，口袋里几乎不名一文。为了不饿着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自己忍饥挨饿，节衣缩食，连午饭都省了。外出很少坐公共汽车，多远的地方都走着去。偶尔也使坏心眼，自己做一张假月票，趁人多的时候挤上车，拿出来远远地向售票员晃一下。售票员通常半睡半醒地趴在台子上，看都不看一眼。古人说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我是真正尝到了被钱逼死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还死要面子，怕人们知道指着我的脊背说：看，贺龙的女儿落难了，到了这种地步!
那年七八月的一天，天非常热，脚下的柏油路都被晒软了。我去给住在西便门附近的一个同事送药，不知不觉走到我母亲下放前住过的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附近。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随后听见那人对我说：“这不是捷生吗?大中午的，天这么热，你去干什么?”我茫然抬起头，眼睛一亮，认出对方是大音乐家郑律成。他和我母亲住在同一个院子的同一栋楼里，母亲下放前我们在楼道或路上遇见他，还有他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的夫人丁雪松，常打招呼。”
郑律成那时“因为历史复杂”也被打入另册、接受审查。他把失魂落魄、饥肠辘辘的贺黎明带到著名剧作家乔羽家，乔羽的夫人佟琦用八两肉为她亲手包了顿饺子：
“佟琦则坐在我对面，痛惜地望着我，不断地催促说，吃啊吃啊，老郑老乔喝酒，你不管他们。她还说捷生，你父亲贺龙是开国元帅，国家的大功臣，不会整死就整死了，总有一天要给他平反昭雪。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郑律成和乔羽也附和说，是啊，是啊，苍天有眼，将来一定会还贺龙元帅公道。然后劝我想开一点，把心放宽，先把孩子养大，把难关渡过去，相信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候。
听着这些暖心暖肺的话，我真想趴在桌上，放声大哭。
从此，我和乔羽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和佟琦更是亲如姐妹，她叫我公主，我叫她格格，两个见面无话不说。他家的三个孩子，对我以妈妈相称。当然，我父亲的冤案也很快被澄清了。1975年6月9日，在父亲含冤逝世6周年之际，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抱病从医院赶来致悼词。20世纪19八十年代，我回到了部队，老伴李振军担任武警第一任政委。乔羽的小儿子乔方(歌曲《红旗飘飘》的词作者) 中学毕业后，没有工作，我和老伴想尽办法把他招到了部队。
可惜郑律成没有活到让我报答的这一天。那是1976年12月，刚刚粉碎“四人帮”，张家口复排反映我父亲领导南昌起义的京剧《八一风暴》，邀请南昌起义将领的亲属和孩子们去观摩，郑律成也在邀请之列。从张家口回来的第二天，12月7日，喜欢撒网捕鱼并写过《川江号子》的郑律成带着侄孙女银珠和6岁的外孙剑锋去昌平京杭大运河捕鱼，突发脑溢血，栽倒在河边。偏僻的运河边根本没有出租车，两个年幼的孩子边哭边艰难地把他弄到岸上，拦了一辆三轮车往昌平城里送。但终因耽搁太久，我们的大音乐家再也没有醒来。得到消息，乔老爷极度悲伤。几年后，他在矗立在八宝山郑律成墓前的墓志上写道：“郑律成同志是一位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结为一体的革命家。人民是不朽的，律成同志的歌曲也是不朽的。”
住在国府大院里的《青春之歌》作者杨沫，文革中饱受冲击。她的儿子以《血色黄昏》、《血与铁》蜚声文坛的作家马波（笔名老鬼）在《母亲杨沫》，一部卢梭《忏悔录》式的回忆中揭露：杨沫与丈夫马建民文革中相互揭发并长期分居。此处节选《新京报》采访老鬼几段对话：
“新京报：《母亲杨沫》里面有一段情节很让人震惊，就是你父母相互揭发那一段。这时，人性最真实的一面没有任何遮掩地暴露了出来。这样做的原因在哪里？
老鬼：这是“文革”的残酷性所致。在那种高压之下，人首先要生存，为生存而奋斗。别的如夫妻之间的感情、伦理、道德、亲情等等全顾不上了。我父亲揭发母亲1936年没有入党这个事情其实不是啥重要问题，只是一个入党手续不完备的问题。在巨大的压力下，他为了表现自己听党的话，忠于革命路线，才把母亲的这个事情交代出来了。
新京报：但是，正如你在书中所说，只要他不说，这件事情谁也不知道。
老鬼：这就是人性的软弱吧，所以母亲就不原谅他。本来他俩关系就不好，“文革”造成了他们俩的彻底分手。以后母亲就一直住在香山，跟父亲事实上分居。
新京报：你父亲在入党问题上的揭发让杨沫陷入了四面楚歌的被动情况，这导致了她反过来揭发你父亲，从你在书中披露的情况来看，她的揭发也非常要命。
老鬼：对，这就是“文革”时期的高压和当时狂热的宣传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凶险。连家庭内部，夫妻之间也开展残酷的斗争，有时候你死我活。
新京报：也就是说，两人在巨大的压力下，这样做只是出于一种本能或无意识，就像人饿了要找吃的，渴了要喝水。
老鬼：有些是这样，那时我父亲在交代材料上签名都署上“三反分子”的头衔，他自己都承认自己是国民党，自己是阶级异己分子…总之造反派希望他承认什么他就承认什么，只求得到群众的谅解。这就是“文革”的可怕，斗争的可怕，高压下整人的可怕。
住在国府大院里的《上海的早晨》作者周而复，在文革期间受尽了磨难。1977年4月拜访沈雁冰时，他曾简单扼要地讲述了这十年的经历：
“关在“牛棚”两年；在对外文委干校被当做专政对象，监督劳动三年，回到北京治病，监护了一年多，一共失去自由七年。批判《上海的早晨》为 “大毒草”，长达十年之久。1973年8月承周恩来总理过问，先恢复自由，以后做了结论，没有政治问题，接着在机关内部恢复名誉。现在成了三看干部：看书看病看友…… 挨批，挨斗，挨打，挂牌子，游街，坐“喷气式飞机”。“喷气式飞机〃指造反派批斗时，把我两臂提起按低脑袋，推上台去。那是家常便饭，不过我的身体还算结实，经住了种种不幸的遭遇，总算活下来了。
这十年中老作家受迫害后“总算活下来了”实在不易: 夏衍被关在秦城监狱里；巴金在上海被监督劳动改造，不断写检讨；批斗彭真的时候，曹禺被抓去陪斗；老舍跳湖自杀。
曾居住在国府大院里的著名演员、电影艺术家白杨文革时批斗会上被打致精神失常。期间由于离开牛棚去探望突发高血压的丈夫，白杨被扣上了“畏罪潜逃”的罪名，更被列为上海市革委会的十大要案之一。直到1971年年底她才摆脱了五年生不如死的黑牢生涯。不久后她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进行“再教育” 。直到1977年，这个终于被平反的传奇女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生命权利斗争” 一文。以自己九死一生的经历，控诉四人帮的罪恶，呼吁人们要为捍卫民主和法制而奋斗。
那时不要说老作家、艺术家被整，就是为他们说几句公道话的人，也被打进十八层地狱。1969年，上海煤气公司技术员桑伟川撰文《评(上海的早晨) -- 与丁学雷商榷》，文章发表后，遭到疯狂的批判。桑伟川被批斗290余次，后被逼疯，作为 “现行反革命分子” 遭逮捕，1975年被判七年徒刑。1978年2月24日，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小组会上，周而复在发言中讲到：
“桑伟川因为不同意“四人帮”钦定《上海的早晨》为大毒草，写了一篇文章投给《文汇报》，张春桥批示要抓住桑伟川这个例子，展开讨论，广泛深入批判《上海的早晨》和为它辩护的桑伟川，共对桑伟川连续进行290多次大型批斗会，还硬给他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被关押七年，刑期已满，却不释放。上海中级法院写信给人民文学出版社，问他们出的《上海的早晨》这本书是好书还是坏书。真是荒唐已极，关押了为《上海的早晨》辩护的桑伟川长达七年之久，还不知道这是好作品还是坏作品，把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成高级人民法院来请示。这个上海中级人民法院为“四人帮”干了些什么勾当迫害了多少人？可想而知。我的发言，引起委员们极大的愤怒。“四人帮”控制的法院，简直是无法无天，知法犯法，是非颠倒，无恶不做！这篇发言，改写后在《文艺报》发表，听说上海中级法院看到了文章，很不满意，认为我这样指责法院的是破天荒。但他们的主子已倒，不得不释放桑伟川了。”
晨风在“大院感伤”中纪录了她所经历和知道的一些国府大院居民文革中的不幸遭遇：
“抬头望着我家曾住过的那套四居室宽大的客厅门窗，少年时光涌上心头。因为当权的父母被关压，文革时我独自在那里开始独立生活。深蓝色的宽大棉布窗帘和精致的红漆地板，呵护着我苦行僧般的自修和多愁善感的少年时光。那个时期的记忆有《莱蒙托夫诗选》、莫泊桑的《一生》及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形式逻辑》的浏览与苦读，有在那在细长走廊中的踢腿，有对成人世界的怀疑与蔑视，有站在阳台花盆后窥视造反派进院揪斗当权派的邻居们。
那套房子后来被机关一位原锅炉工的造反派头头儿占领，带着一家大小七八口人。我走进那保存我生命初期记忆的单元门楼，这个门洞里住着10户人家，几乎家家都有五十年代出生的孩子。我在门洞墙上寻找儿时与小伙伴打架时用铅笔刀刻的骂人字句，但几重白白的墙漆早把那幼稚的笔迹掩盖得干干净净。我向四层的旧家走去想重温旧梦，但听得有人开门下楼便赶紧向下退去，现在我不再属于这里，为何还要窥视已不属于我的空间？
我快步掠过层层楼梯回到单元门口。短短一瞬仿佛掠过岁月的长河，忆起发生在这个门洞中的重重往事，竟是悲多喜少各家有各的不幸。四楼我家对门儿泼辣的女孩儿不到10岁就已经独立生活，因为她父亲被打成右派后与她母亲离了婚，结果父母都没有精力照顾她。每每听见她边做饭边歌声嘹亮，烙饼的糊味直飘进我家，她的纪录是能把沙锅白菜汤都烧到菜叶着火。
三楼女孩儿的父亲是大学校长，文革时被打成特务关了七年。幸亏有她奶奶照顾她家4个不大的孩子。二楼一家邻居最惨，文革时女儿女婿双双自杀，留下了两个还没出婴儿期的儿子。文革时国务院宿舍自杀场景是家常便饭，我一个小学同学的母亲就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清晨穿着皮大衣跳下三楼，静静地卧在白白的雪地上。当年许多干部由国务院下属中直机关调到各个单位任领导，所以文革里大院中被批斗的当权者比比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