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五十年代讲的那句至理名言：“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有人应验了他老人家的话，在农村做了一番改天换地的事业。但在我们当中，更多的则是业绩平平，谈不上有所作为。他老人家压根没想到的是：在那广阔的天地里，青年人也可以“无为”或胡作非为。
在农村，当青年人改天换地的激情、旺盛的青春活力、鲜活的智慧才能被打击、压制、唾弃；当他们的人格、尊严被扭曲、践踏甚至摧残的时候；当他们的理想、幻想破灭，前途渺茫；当他们为了生存而忍气吞声、忍辱负重的时候，“无为”便是他们没有选择的选择、没有出路的出路。
我下乡的1976年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多灾多难的一年：1973年4月周总理挂帅，亲自主持成立了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随后各省、地、市、县也成立相应的办事机构。三年后，也就是我们下乡之前，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周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下乡四个月后，1976年7月6日中午13时半，朱老总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三个星期后，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8秒，唐山发生了强度里氏7.8级地震、造成24万人死亡。紧接着一个多月后，1976年9月9日0时10分，号召我们上山下乡“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当农民哀悼“毛主席他老人家去世了，我们现在当家做主人了！”的余音未落的时候，1976年10月6日晚7:55-8:30分，“四人帮”被捕，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从此结束。
当这一系列、接二连三的灾难、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还在乡下无声无息地劳作，还在“广阔的天地”里忍受着小人的欺压和算计。甚至连回城悼念伟人们逝世的权力、欢庆粉碎“四人帮”的权利都被剥夺，美其名曰，这样做是“为了保护首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首都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昔日的北京人，下乡成为知青后竟沦为京城“社会不安定因素”？
难怪那时我们那批知青中弥漫着萎靡不振、悲观失望、悲天悯人、怨天尤人的“无为”情调：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但求无过。在广阔天地里混日子的生活不仅是萎靡不振的，更可怕的是当年轻人对现实和未来失去信心时，在混日子的生活中会不知不觉地沾染上以后难以改掉的恶习。这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压根没有想到的结果。当年胸怀大志、意气风发、朝气蓬勃的学生，在广阔天地里混日子的生活中，有不少不同程度地沾染上“五毒”的恶习，即“吃、喝、嫖、赌、抽”或“坑、蒙、拐、骗、偷。”
知青中抽烟、喝酒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至于连温饱都谈不上的知青，哪能沾染得上“吃”的恶习？从本县团河劳教所跑出来躲在我们知青点的“在逃犯”曾向我们透露，我们的伙食远远比不上团河劳教所的饭菜；如果为了“吃”的话，他宁肯回去，不在我们这里受罪。
知青中赌博却是蔚然成风，不需要辩驳的事实。作为度日如年、混日子的消遣，身无分文的穷光蛋拿什么“赌”？除了没钱下赌外，知青赌博的名目繁多、五花八门：见/吃着什么赌什么，走到哪儿赌到哪儿。我们中有位叫陈可夫的老知青，为赌一盒烟，夸下海口，一次能喝下一脸盆玉米面粥。最后喝不完，只好按赌输的规定，把眉毛剃掉，只剩下两撮黑毛。从此大家叫他“豆眉。”比这更严重的是“赌”喝一瓶酱油，结果赌者喝了一部分后险些“休克”，送公社医疗站及时抢救才捡回一条命来。
至于“偷盗”行为，在知青的“道德”理念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变得模糊，和鲁迅先生所描述的孔乙己相差无几：“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就拿知青“看青”时“看”什么吃什么、“看”到哪儿吃到哪儿。还记得《小兵张嘎》里那个日军胖翻译官说的那句话: "老子在城里下馆子都不要钱, 别说吃你这几个烂西瓜。”三五成群、饥肠辘辘的知青们到自己“看青”的生产队地里吃“几个烂西瓜”和棒子，“能算偷么？”
但脱离了知青群体的“偷鸡摸狗”行为却被公认为离经叛义、大逆不道的“偷盗”行为。知青李某不仅在本村“行窃”，据说还经常“骚扰”临近村舍，“顺手牵羊，”多次被村民抓获，送交公社武装部。但他“屡教不改，”曾戴手铐脚镣，被押上全公社知青参加的公审大会批斗，并当场判刑劳教。判刑后，大家几乎把他忘掉。直到几个月后有一天，他一身崭新军队戎装，突然出现在伙房门前，向我申办退伙手续。办完后便悠闲自得、扬长而去。从此逍遥法外、销声隐迹。据说李某的背景非同小可，他的养父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大名鼎鼎的“万大人”的“御医”。难怪如此神通！李某胡作非为后，化险为夷、金蝉脱壳的出走，在我们知青中引起不小的骚动。他不仅是我们中最不道德的，也是我们中最被嫉妒、羡慕的时代幸运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