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事件经过多方调查后虽然并没有像当初那样定性为“蓄谋毒害知青，”但在村里照实惊吓了一批平时总和我们知青作对的村干部和生产队管理粮食、财物的会计和出纳。此案了结后，知青无米之炊的难处得以缓解。各小队现在清楚地知道，知青后面有工作队撑腰。工作队干部在知青伙房吃饭，刁难知青就等于“犯上”、自找苦吃。
自此，我们到各小队去领粮，多少另当别论，一般总是能领到粮食，而且不是带壳的稻米、麦子、棒子粒儿。无一例外的大米、白面、玉米面！菜金和生活费也按规定每人每月2元如数发给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因祸得福” 的滋味！
表面上，知青生活得到了改善。但在另一个层面，知青和村干部间的矛盾就显得更加微妙。这之中的明争暗斗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以往爱答不理的生产队干部，见到我们像耗子见了猫，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去，就嬉皮笑脸地敷衍了事。要想见村支书连德海商量个事，也得费掉一番心血和精力。好不容易，隔窗看见他在家里吃饭，还没出声打招呼，书记老婆已掀开门帘抢先宣旨：“不在家，也不知道哪儿去了？”噎得你膛目结舌，说不出话。明明在家，说不在家。隔窗可见，却当着你的面，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之下说不在。
这种事开始很不习惯，以后见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但有一事我无法忘怀。第二年麦收后，农忙结束。村支书心血来潮，找上门来。要我领队组建以养猪为主的知青队并答应给予帮助。没几天后，所有知青从各队撤出，加入知青队。第一阶段，打猪草，为以后喂猪做饲料。第二阶段，建造猪舍。
自那以后，八十来号知青，每天早出晚归，干得热火朝天、汗流浃背。没到两个月，第一阶段猪草打的差不多了，收获季节也随之到来。村支书没跟任何人打招呼，突然召集全体知青开会。在会上宣布知青回到原来的生产小队参加各队农忙收获。当问及他所倡导的养猪知青队以后怎么办下去时，村支书当众失口否认他“从来没讲过成立养猪知青队的事。”让我们这些当事人听后膛目结舌、目瞪口呆。支书一句话，八十来号知青近两个月的上工、计时、记工、秤草、记录付诸东流、喝了西北风。
在村里，村支书就是太上皇，一言九鼎。伙房事件，我们没有直接找他处理，反倒绕过他找到当时蹲他的点、找他的岔的工作队！是可忍孰不可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头悬梁脊、椎刺骨，一直熬到工作队收摊回城。那长期夹着尾巴做人的支书，终于熬到了“胡汉三又回来了”的那一天：
“我连某又回来啦!这北辛庄还是我姓连的天下!
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
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
有人欠我的债,那得一笔一笔的慢慢儿算!!! ”
《闪闪的红星》的悲剧又一次重演，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还乡团”报复的滋味！如此滥用职权，八十来号知青包括我在内敢怒不敢言，只好忍气吞声。前面所提到的愚见之二，稍加修饰，也可用到这里：即便领导（阶级）仗势凌人，你又能拿他怎么办？在那“广阔的天地”里，要想生存，就不能太较真，过眼烟云、随它去。想想《水浒传》中统领八十万禁军的林教头，谁人能比他厉害？但是面对高衙内调戏其妻子这件事上，他只能一忍再忍。最后还被人设下陷阱，误入白虎堂，带上了枷锁，发配他乡，最后被逼上梁山。那时在知青们的唉声叹气中，不是没人提起过当年梁山上的“一百单八将”，而是每每提到“梁山泊”的时候，人们不免流露出生不逢时的叹息。从此以后，我也随着大溜：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但求无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