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依愚见，人世间的难处，莫过于无米之炊。蜀道难，咱不去。可饭不能断顿儿、不能不吃：一天不吃问题多；两天不吃走下坡；三天不吃没法活！十二名“新”知青的生活费固然可爱，能解燃眉之急。十二名“新”知青有他们每月国家统筹供应的22.5公斤商品粮。但毕竟他们十二人的口粮和菜金难以支付我们全体八十口人“油、盐、酱、醋、柴（煤）”的开销,全部“吃、喝、拉、撒、睡”的消费。
前面我在“民以食为天”中提到：“年底生产队结账、分粮后，知青第二年的口粮、菜金和生活费问题就显得更加困难。几乎全体新老知青和全村老少无一例外地倒欠生产队粮和债，第二年的生活无一例外地没有着落。”别的不提，六十八人每天的口粮：54.4斤玉米面和40.8斤面粉从何而来？
如果生产队欠知青粮食，我们可以理直气壮、正大光明地到队里讨粮。但在“全体新老知青和全村老少无一例外地倒欠生产队粮和债”的情况下去要粮，低三下四、难以启齿在其次，连头都抬不起来的窘况，一言难尽、苦不堪言。更不用说人的面子和自尊！
最初到各队去领粮，一连三个队都碰了壁。最后来到四队，我所劳动、计工分的生产队。熟人好说话，还算给面子，一下批了两百斤棒子粒。第一年国家统筹供应的是商品粮，拿着粮票和现款到公社粮站购买，买回来的是大米、白面、玉米面。变成农民后，到社队领取的是带壳的稻米、麦子、棒子粒儿。领回来后还得送电磨房加工，经过筛、磨后，才能食用。
伙房一共四个人（一个生产队出一人）。除大师傅张保义是本村一队农民外，其余都是知青。火夫仇连来自二队，帮厨魏重斌来自三队，我从四队调来当管理员。大师傅和火夫都离不开伙房，平时采购的事都是我和魏重斌去办。
我们俩从四队领出两百斤棒子粒儿后，直奔村里的电磨房，连夜加工、筛、磨。偌大的北辛庄仅有一个电磨房。不仅要和村民合用而且还得排队。轮到我们使用时，电磨容量、马力、功能又有限。不是一次性，而是要分多次重复性的操作才把两百斤棒子粒磨成可食用的玉米面。玉米面磨好后，时间已是凌晨5点多钟，刚好赶上做早饭的时候。我们马不停蹄地将磨好的玉米面推回伙房，和大师傅张保义一起做好供九十人吃的早饭。
我们那时有六十八个老知青加上十二个新的和大师傅张保义，一共八十一人。加入我们伙食的还有在村里蹲点的三位清华分校教职员工、六七位北京市委、公安局（十三处）组成的工作队干部。早餐按每人两个玉米面窝头算的话，就得蒸180个窝头！
伙房里有两个大铁锅，一个用来做饭，一个用来热水。做饭的铁锅里煮上供九十人喝的玉米面稀粥，上面同时蒸着四大屉、每屉45个、一共180个窝头。把屉架到锅上后，仇连为了把握好火候，要不时地往炉灶加煤、调节风量，每顿如此、挥汗如雨。
我们忙完煮粥、上屉蒸窝头后，就开始为九十人准备早饭食用的咸菜萝卜条。厨房的隔壁储藏间里有若干盖着盖子的大缸。除了用大缸盛装粮食外，其余的用来腌制自作咸萝卜。每年收获季节，我们低价买进大量萝卜，用水洗后和大盐粒子一起放进缸里储存。这就是我们一年四季的咸菜。一次放假回来后在一个咸菜缸里发现了一只腌泡了一段时间的老鼠。我们偷偷把它捞出丢掉，从此我们伙房的几个人不沾从那一缸里捞出的咸萝卜。那是后话！
一个小时后，早饭准备完毕。连轴转的激烈劳动告一段落。困饿交加，我们几个破例提前吃早饭。掀盖取出刚刚出笼的窝头，一股霉味扑鼻而来。我们一下愣住，惊吓之余，更觉得无法面对这一无法掩盖的严酷现实：近八十打早工的、饥肠辘辘、困饿交加的知青即刻到来就餐，费劲巴力蒸出笼的窝头是发了霉的玉米面做的。怎么办？
急中生智，危难中突然想起那六七位和我们入伙的北京市委、公安局（十三处）的工作队干部。我和重斌急忙跑到工作队干部住宿的老乡家，敲醒正在酣睡的大个子老安（中华）和老王（兆启）。他们是公安出身，来北辛庄蹲点，协助村领导“揭开阶级斗争盖子。”我曾在开篇的第一句话中讲过：“北辛庄在大兴县长子营公社是个出了名的穷村。”为什么穷，根据当时的主流说法是因为“阶级斗争复杂”、“阶级敌人兴风作浪、无时无刻地寻机破坏生产”造成的。所以我们一敲醒他们，他们立刻警觉有事情发生，迅速穿好衣服跟着我们小跑来到伙房。
我一直没有告诉他们事情的原委，所以在到达伙房后，就请二位先尝一尝我们新蒸好的窝头。闻到霉味扑鼻的气味，老安、老王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用他们当时的话讲，这是一起“蓄谋毒害知青”、“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重大案件。”此案迅速的成为了市委、市公安局（十三处）工作队“揭开北辛庄阶级斗争盖子”的契机。
事情来的突然，还没等我们完全明白过来的时候，此案已在村里、公社以至县里广为流传、家喻户晓。谁会想到此案会给我们“无辜的知青”带来预想不到的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