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辛庄在大兴县长子营公社是个出了名的穷村。全村分四个生产小队。我所在的四队是全村工分值最高的生产队：一天满分为十分，其分值是：一毛二分五（0.125元），仅够购买一斤玉米面（0.115元）！其它三个生产队的困境可想而知。到了年底全村家家倒欠生产队的账（拉饥荒）、青黄不接时户户揭不开锅。正值开春时节，公社又掖给这个三、四百来户的穷村四十多张口，难怪我们一进村就遇到“白眼”。不但没有敲锣打鼓欢迎的场面，就连和我们搭话的都颇为罕见。更多的是见怪不怪、司空见惯、爱搭不理，给人以灰溜溜的、夹着尾巴做人的感觉。
这么多人的到来，好像不速之客，事前没有什么准备。原定的知青点是个旧小学校舍，因没来得及搬迁、整理，所以大队人马一进村便三、五成群地分散到十几户老乡家暂住。唯一有准备的活动是对我们新知青三天“阶级斗争”教育。北辛庄之所以穷，据村干部讲，是因为该村的“阶级斗争”复杂、“地、富、反、坏、右”从中捣乱。他们到处煽阴风点鬼火、无时不刻地寻机破坏生产。为了让我们认清阶级敌人的真面目，专门领着我们走街串巷辨认“黑五类”的门。
那时报纸上经常讲社会上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北辛庄，五类分子和他们的家属可不是“一小撮”的数字。虽还是少数，但差不多占全村四分之一人口。三、四百来户的村中，百八十户是“地、富、反、坏、右”？而他们大都集中在二队，成了二队的多数。到了刮风下大雨的天，五类分子被召集一起在村头巷尾修渠、修路，黑压压的一大群、一大片。他们手拿铁锨、肩挑担，要是真的造起反来，还是一股不小的力量。想到这种可能性，令人不寒而栗。
三天“阶级斗争”教育下来，三、四百来户的村子谁是贫下中农？谁是地富反坏右？我们搞不清。我们只知道我们不是贫下中农、也不是黑五类，但和黑五类同属不受欢迎的人。
下乡务农，所以我们脱下平时在城里穿的衣服，换上了一套我们自己认为的“农村打扮。”我们的行头大致一样：脚踏笨重的大头鞋或穿破了的旧棉鞋，上、下身穿着五十年代抗美援朝时的补丁摞补丁的棉裤、棉袄，腰间扎着根草绳，头顶“栾平”式的（智取威虎山）帽子，三、五成群地来到生产队报到。队长一看到我们这身打扮，气就不打一处来。人还没到齐，就冲着我们骂骂咧咧、吼起来：
“瞧你们那叫花子像！拿我们这儿当要饭的地儿？把他妈咱农村想成什么样儿？就凭这怂样还想在这混碗饭吃？门儿都没有！”
抬眼看看本村来干活的年轻人，这时才注意到他们穿戴得都比我们整齐像样。特别是姑娘们，穿戴簇新还戴着花花绿绿的头巾。小伙子穿戴随便些，但至少没有腰扎草绳、头顶“栾平”帽的怂样。当众被数落完后，我们被勒令回去换好衣服再来干活。这是我们下乡学的第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