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随后，我又采访了钱宪人、钱为强先生及米加夫妇等人。
去米加家那天，我和钱秀玲老人出门不久，天空忽然飘起了鹅毛大雪。雪片大得惊人，转眼落满了一身。我怕老人滑倒紧紧地挽着她的胳膊，走一会儿，就让她趴在我肩头歇一会儿。我和老人站在马路边望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哈哈大笑。那种亲切感就像去世多年的母亲趴在我肩头一样，令我终生难忘。
本来，钱为强先生与罗杰联系好了，准备带我去采访钱秀玲营救的第一人。可是这天晚上，我忽然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说他们也在抓钱秀玲的素材，希望我不要采访了。我很奇怪，这人怎么会知道我来采访？我说我已经采访好多天了，不可能放弃。在此之前，我还听说台湾也准备将老人的故事搬上银幕，正在筹备剧本……
听到这些，我的心情很沉重。我万里迢迢自费跑来采访，当然不希望撞车，更不希望遇到不必要的麻烦。
可是第二天，罗杰打来电话拒绝接受我的采访，钱秀玲老人亲自跟他说都不行。我感到非常遗憾，但毫无办法，在这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没有任何背景和能量的我，只能抱憾离去了。我本来还想去德国补充一些法根豪森将军的素材，与德国使馆都联系好了。但现在，我决定取消德国计划，立即回国，抓紧时间创作剧本，落实《盖》剧的拍摄单位。
这天晚间，去机场办理回程机票，我忘了带字条。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刚下过雨的马路上，望着一张张陌生的面孔从我眼前匆匆走过，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与无助，心里酸酸的，想哭。
看到一位比利时少女走过来，我急忙迎上前去，将两手往身后一背，做出飞机状，嘴里发出呜呜声……少女立刻心领神会，带我来到地铁站，帮我买好地铁票，又将我交给一个拎提包的女人，然后才微笑着向我摆手再见。人在逆境中，特容易受感动，望着她姗姗离去的背影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在机场办完手续天色已晚，空旷的地铁站台里空无一人。恰好开来一辆地铁列车，看到车厢里坐着两个黑人，我急忙将车票举到车窗上，“问”他是否可以上这趟车。黑人冲我点点头。下车后，两个黑人带着我左转右转，转得我心里直发毛，终于转到另一个地铁站，他们这才冲我笑了笑转身回走。此刻，空荡荡的站台里只有一对年轻恋人在长椅上接吻，我顾不得失礼，举着车票“问”人家该乘哪趟地铁。两个年轻人立刻停止亲吻，告诉我到对面站台去乘车。到了对面，我又“问”一个中年男子乘“B1”线地铁该坐哪趟车。这时开来一辆55线地铁列车，中年人急忙拉我上车。在车上，他指着地铁线路图告诉我他在第三站下车，要我在第五站下车倒“B1”线地铁，并把我交给了一个黑人女子……
回到钱宪人先生家里，已是深夜，我躺在三层阁楼上，却久久难以入睡。在这举步维艰的异国他乡，却遇到这么多素昧平生的外国人，他们出于善良的天性，像接力似的，把我一次次地交接下去，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所有的人……
1999年11月25日，我怀着对钱家、对上海联谊会以及中国驻比利时使馆文化处的感激之情，结束了二十七天的采访。我不仅带回来几万字的采访笔记及大量的原始资料，还带回来许多珍贵的照片。
这个真实的故事所蕴涵的内容太深刻、太丰富了，既有跌宕起伏的故事，又有深邃而旷达的人性展示，甚至要比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原型更完美、更令人回肠荡气。对于一个视文学艺术为生命的作家来说，能得到这样一个得天独厚、可遇不可求的素材，绝不亚于淘金者发现了一座金矿。我决心以钱秀玲老人与纳粹将军的故事为原型，创作一部二十集电视剧本，以最快、最广泛的宣传方式，将这位伟大的中国女性推向世界！
可是没有想到，等待我的却是——
八
回到北京第一天我得知，出国前谈好的中央某影视公司因没有涉外拍摄权，原定准备投拍《盖》剧的计划落空了，这使我顿时陷入了茫然，只好回到哈尔滨抓紧时间花钱请人翻译资料，创作剧本。
面对陌生的题材、陌生的生活，我遇到了创作以来从未遇到过的挑战，只好一个人关在书斋里一边查阅资料，观看二战纪实片及VCD影片，翻阅《欧洲史》、《第三帝国的兴亡》、《辛德勒的名单》等许多书籍，一边苦思冥想……
首先是如何处理真实与虚构的关系。虚构吧，不敢太离谱，钱秀玲老人还活着，怕钱家怪罪。不虚构吧，老人的故事不够二十集电视剧的含量。而且对每个细节，对每个人物名称都要求真，来不得半点含糊。为了求证比利时男人向女人求婚赠送戒指的细节，打国际长途请教钱宪人先生，把许多弄不懂的问题列出清单，传真给比利时的朋友，如，比利时在二战期间有没有地铁，二战时期的宵禁时间，柏林集中营的情况，天主教祈祷语言，军事法庭的法官服装等诸多问题……
奋斗了几个月，2000年3月2日，我带着呕心沥血创作的二十集电视剧《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文学剧本初稿，来北京为“女人”寻找婆家。可是3月18日清晨，我忽然觉得浑身软绵绵的，晃晃悠悠地差点从楼梯上滚下来，去医院一检查，急性肝炎，只好当天就返回哈尔滨住进了医院。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仍在为我的“女人”找不到婆家而着急上火，联系几家影视公司都觉得题材好，但又觉得境外拍摄投资太大不肯冒险。无奈之下，我想到了国外，就冒昧地给《辛德勒的名单》导演斯皮尔伯格及编剧史蒂弗·赞林写信，自荐钱秀玲的素材，通过美国朋友翻译成英文寄给他们，但几封信发出去却是泥牛入海。
不久，我身体康复之后，先生陪着我又来到北京寻找投资方。
九
2000年6月中旬一个炎热的上午，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
电话是潇湘电影制片厂艺术策划中心周主任打来的，他说他看过我的另一部二十集电视剧本《生死较量》，觉得很好，问我剧本出没出手。我说已经转让给北京电视台了，全国播放时改为《不共戴天》。他感到很惋惜，问我手里还有没有其他剧本。我说到《盖》剧，他听了很感兴趣，邀我见面谈谈。
我和周先生谈得很好，我的心也随之燃起了希望，这份希望很快化作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几天后，周先生带人专程来北京看阅我的《盖》剧本，之后，又带着两位制片人来北京与我正式签约。
2000年7月6日，我先生陪着我来到周先生下榻的北京奥斯凯宾馆，我和周先生在极其友好的气氛下签订了 《二十集电视剧文学剧本〈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拍摄权转让合同》，周先生当场盖上带去的潇湘电影制片厂艺术策划中心的公章，并向我支付了第一笔稿费。
此刻，我们的脸是笑的，心是诚的，握到一起的手是热的。
事情来得太顺利了，顺利得让人有些不敢相信。可我并没有意识到，太顺利的事情往往隐藏着巨大的不顺……
之后，我怀着欣悦之情回到哈尔滨，按照周先生提出的修改意见，潜下心来修改剧本。9月，我如约向潇湘厂交付了修改后的第一稿剧本。
10月8日，潇湘厂、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及后加盟的中央电视台影视部，在中国妇联会议室举行《盖》剧本论证会。对此我很担心，倒不是担心剧本，剧本不理想可以修改，而是担心题材被枪毙，因为剧本中写到纳粹将军善良人性的一面，这在当时中国文学及影视作品中还从未有过。如果题材被枪毙那可就麻烦了。
没想到，与会专家对《盖》剧题材大加赞赏，都说是一个难得的好题材，但对剧本却提出了许多否定性意见。
听到专家的否定，制片人小C难过得不敢抬头看我，怕我吃不消哭出来。是的，这对任何一位编剧来说都是残酷的，对我也是一样。但我脸上却始终挂着微笑，认真记录着专家提出的每一条意见。我知道任何好剧本都是改出来的，只有敢于正视自己的不足和缺憾，才能将剧本推向新高。
会后，周先生同我协商，按着合同约定让我在12月底前交付第二次修改稿。
第二天早晨，我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了宾馆……
记得德尔·菲利普斯说过：“失败是什么？失败是走向成功的开始，是通向成功的第一步。”
这话说起来容易，但要做起来并不那么简单。
我觉得专家的意见提得很对，尤其著名影视评论家刘扬体先生及央视影视部一位副主任谈得非常好。他们让我脱离原型，大胆地构思，剪断真实故事对我的束缚……
于是，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推翻原剧本，重新构思创作一部二十集的剧本！
可是，要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重新创作一部二战时期的二十集大戏，谈何容易！
记得美国一名黑人短跑运动员，当他第三次战胜伤病重新站到世界比赛二百米的跑道上时，刚刚冲出弯道就突然发生了跟腱断裂。在一片惋惜声中，他单脚跳着向终点奔去。他父亲从看台上跑下来搀扶儿子，劝他：“孩子，你表现得已经非常出色了，你可以停下了！”他却哭着，始终不肯停下。父子俩搀扶着，流着泪，一步一步一直跳到终点。看到这一幕，我坚信这个黑人运动员早晚有一天会站到世界冠军的领奖台上。后来果然如此。
世界冠军虽然只是淘汰率最快的短暂，但冠军精神却是人类永恒的财富。
我年轻时曾当过专业速滑运动员，虽然我只是一个冰场上的二等“残废”，但运动员那种无坚不摧、从不服输、勇于拼搏的精神，却给了我永恒的激励，成为我一生的主宰——它要我永不言败，永不退却，勇往直前！
再说，我从小在黑龙江的暴风雪中长大，北方的寒冷造就了我的个性。它要我跌倒了必须爬起来，否则就会冻死在荒郊野外。残酷的严冬绝不会可怜一个小孩儿的眼泪。从小在风雪中摔打，所以摔跟头对我来说并不算什么。
于是，我很快就从被推倒的废墟上站了起来，迅速调整好心态，立刻着手重新构思剧本。
12月19日，周先生派潇湘电影制片厂的责任编辑潘宇凡来哈尔滨跟我交流剧本的修改意见，住在我家里，我先生负责我们的一日三餐。小潘也是编剧，人很随和，也很正派，我们充分交流了下一稿的意见。
三天后，小潘离去了。我把自己关在书斋里一关就是两个月。不过，每天晚间仍然去游泳馆游一千米。这年冬天的哈尔滨特别冷，零下三十多度，而我却风雪无阻。我觉得游泳是我放松神经的最好去处，否则我无法保证连续战斗。
歌德说：“人的潜能就像一种强大的动力，有时候它爆发出来的能量，会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
是的，有时连自己都不敢相信能爆发出那么大的能量！
十
这次剧本的构思完全脱离了历史的真实。
故事从1940年5月纳粹占领比利时开始写起，中国女留学生金玲因丢失了回国船票而流落到布鲁塞尔街头，偶然遇到地下反战组织成员维克多医生，跟他来到小镇给他当护士，两人渐渐产生了爱情。金玲跟随维克多从此走上反战道路，后来通过纳粹将军霍夫曼，拯救了许多要被盖世太保处死的反战志士……
如何塑造金玲和霍夫曼这两个主要人物是剧本的关键。
金玲是一个流落异国他乡的中国留学生，她的行为不能脱离这个现实。所以，我没有把她写成无所不能的“英雄”，而是让她的行为随着比利时人民反战的不断深入而不断发展，让她从一个单纯柔弱的女留学生逐渐成长为一名反法西斯战士。因此，我在剧本中塑造了维克多、豪特、西蒙、兰伯等许多勇敢坚强的反法西斯战士，讴歌了比利时人民在反法西斯战斗中的伟大精神。
生活的真实不等于艺术的真实。如何让纳粹将军霍夫曼帮助金玲营救反战人员的行为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及可信性，这是摆在我面前的一大难题。
为此，我从几个方面来为他的行为进行铺垫。首先，我设计霍夫曼在中国因车祸住进金家，使身为骨科专家的金玲父亲对霍夫曼有着救命之恩。其次，我把霍夫曼妻子写成一个善良而富有正义感的音乐家。当他们十六岁的儿子应征入伍时，她让霍夫曼向上级求情留下儿子，却遭到霍夫曼的拒绝。他们夫妻间开始了一场激烈而深刻的对话：
米丽亚：“亲爱的，瓦尔加才十六岁，他还是一个孩子，请你向上级求求情，让我们的瓦尔加留下来吧。我不能没有他，他还没到入伍年龄……我求你了，亲爱的！”
霍夫曼：“米丽亚，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应该知道你丈夫是德国著名的将军，一个将军怎么能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去为自己的儿子说情，不让儿子上战场呢？你难道不明白这不仅是在教唆儿子临阵脱逃，而且也在教唆他贪生怕死吗？”
米丽亚气愤地：“是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不希望失去我唯一的儿子！因为他还没有到入伍年龄，他人生的路才刚刚开始！我不希望他小小的生命，被葬送在该死的战场上……”
霍夫曼：“如果我们真的失去了儿子，也不要太难过，因为我们得到的是整个欧洲……”
米丽亚：“不！我宁愿要我的儿子，也不要什么欧洲！因为欧洲并不属于德国，而我的瓦尔加却是我的！他是属于我的儿子，我绝不愿用我儿子的生命去换取别人的国家！”
他们的儿子被送往前线了。他们在柏林的家被盟军炸毁，他们夫妻间又有一场生死对话：
霍夫曼惊呼着扑向满脸血污、已经处于弥留之际的妻子，痛心疾首地喊道：“亲爱的，我来了，你快睁开眼睛看看我……”
米丽亚：“瓦尔加……我的儿子……真的是你吗？”
霍夫曼：“亲爱的，我是霍夫曼……”
米丽亚：“啊，是你？拜托你……”她艰难地张开一只手，只见手心里握着一张沾满血污、皱皱巴巴的纸团，嗫嚅道：“这是我留给儿子的最后一份礼物……”
霍夫曼：“亲爱的，你会好的……”
米丽亚：“我们的家没了……”
霍夫曼：“没关系，我们还会有家！战争结束后，我们可以盖更好的房子……”
米丽亚：“我等不到那一天了……请把它交给儿子……这是我为
他……最后一次祝福……”
米丽亚死了。霍夫曼打开那张血迹斑斑的纸团，只见上面是米丽亚创作的一首歌曲《母亲的祝福》，他顿时老泪纵横。这时，天地间回响起米丽亚深沉而哀婉的歌声：“孩子，你走了。你走向战火纷飞的战场，请带走母亲的祝福，祝你平安地归来！母亲将为你拂去硝烟的尘埃，抚平你心灵的创伤！这是天下母亲永远的祝福，永远的期待……”
而霍夫曼脑海里却闪现出米丽亚嗔斥他的声音：“我宁愿要我的儿子，也不要什么欧洲！因为欧洲并不属于德国，而我的瓦尔加却是我的……”
我觉得从一名纳粹将军妻子的嘴里唱出这首《母亲的祝福》，很深刻，也很耐人寻味。
我们今天写二战，不仅要写出纳粹的残暴及战争的血腥，而且要写出对那段历史的反思。在剧本中，我借用两位纳粹将军的对话，道出了他们极其矛盾的内心世界：
霍夫曼：“我现在的处境很难。元首要我疯狂地镇压、杀人、掠夺！游击队那边又要我放人、挽救生命、施以人道！而我内心整天陷入一种良心与道德、职务与信仰的矛盾之中！我无力抗拒希特勒的命令，又无法保护那些无辜的生命，我只能祈求上帝的宽恕！这种痛苦就像炼狱一样天天在煎熬着我！”
斯普林特将军：“前线战场上接连失败，希特勒就像疯了一样，连连向许多将领开刀……他甚至对几位将领大开杀戒，所以你我要小心，不要成为疯子的刀下鬼！”
霍夫曼：“斯普林特将军，有件事我想请你帮忙。目前，比利时监狱里关押着大批反战人士，按照希姆莱将军的旨意，要全部处死。我想请你以柏林缺少劳动力为由，把这些人全部押送到柏林……”
斯普林特：“霍夫曼将军，我不得不提醒您，我们所以反对希特勒，是为了拯救德意志，但绝不是反战分子的同盟者，更不会参与挖掘德意志坟墓的事情！”
霍夫曼：“可我们别无选择！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继续为魔鬼助虐，要么与反抗力量为友，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斯普林特：“不！我绝不能背叛德意志！”
霍夫曼：“可你已经在背叛了！”
斯普林特：“不，我背叛的只是一个希特勒，而不是整个德意志！”
霍夫曼：“可你知道，希特勒并非是孤立一人，他背后有一个曾经包括你我在内的庞大的狂热支持者。如果不是这些支持者在疯狂地助纣为虐，帮他实施着残暴的侵略计划，他一个奥地利的流浪汉，即使有恺撒大帝、拿破仑的本领，也不会把德国推到今天这种绝境……”
当然，最终促使霍夫曼彻底转变的还有越来越严峻的战争形势，以及他那没有泯灭的人性……
当霍夫曼被关押在监狱里，以绝食来拒绝接受审判时，他与金玲有一场深刻的对话：
霍夫曼：“我已经不需要审判了，对我的审判不是今天，而是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审判我的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的良心。我的良心很早就开始审判我了，审判我良心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你金玲……”
金玲十分惊愕：“怎么会是我？”
霍夫曼：“是的，你的每次到来无形中都在审判我，还有我死去的妻子和儿子，他们都在审判我……现在，我成了德意志的叛徒，比利时的罪人。我已经看不到任何希望了。我曾引以为自豪的德意志，曾引以为自豪的大日耳曼民族，全完了，全都成了千古罪人，成了人类的公敌……我的国家成了百孔千疮的废墟，我的民族被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我这个德意志的将军，死与不死，存在不存在，还有什么价值？我早已一无所有，没有亲人，没有财产，没有自由，我这个死亡之躯，已经不需要任何人的审判了。我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尽快解脱自己！”
金玲：“霍夫曼将军，我一直认为您是一个坚强的人，一位令我敬佩的将军。尽管您干了许多罪恶之事，可我一直敬佩您。我觉得一个人无法选择国家，也无法选择时代……可现在，您不敢面对审判，而是用绝食来美化自己！您不敢上法庭，不敢用接受审判来净化您的灵魂，不敢面对千百万被你们残酷镇压过的群众……”
然而在法庭上，金玲却不顾众人的唾骂与谴责，挺身为霍夫曼出庭作证，这一举动使万念俱灰的霍夫曼老泪纵横，连连向法庭谢罪：“法官先生，我对比利时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我以沉痛的心情向比利时政府和人民真诚地道歉……”
两个月来，我如醉如痴地沉浸在我的世界里，跟我的主人公一起流泪，一起焦急，一起欢呼胜利……
我先生除了一日三餐保证我的吃喝，还帮我查阅大量的资料，把我所需要的资料一一筛选出来，供我使用。
自从创作以来，我一个人一直在创作的道路上艰难地跋涉，每当遇到困惑时，总渴望能找到一位名师高人请教请教，可是命运始终没有赐给我这样的机会。
这次创作这部《盖》剧更是如此。我几次想给初次相识的刘扬体先生打个电话，因为老先生在上次会上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对剧本看得非常认真，做了笔记，发言时，并不像推土机那样发表一番破坏性的高见，猛轰一通就完事了，而是对剧本提出许多建设性的宝贵意见，使我在一片废墟上能找到一份重建大厦的希望，保留一份振作的信心。
但我一直顾虑重重，怕打扰人家，怕大评论家不肯施舍宝贵的时间和智慧。后来才意识到，在《盖》剧剧本的创作中，我最大的幸事就是结识了这位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影视评论家刘扬体先生。我觉得无论他渊博的学识，还是对作品高屋建瓴的见解，无论他对作者的满腔热忱，还是他不媚上、不卑下、不看风使舵的高贵品格，都堪称文艺界的楷模，人生的典范。
这天晚间，我终于鼓起勇气拨通了老先生的电话，老先生温文尔雅而又热情的话语，就像窗外夜幕中的一盏灯光，顿时驱散了我心中的惴惴不安……
“雅文，以后有什么问题尽管来电话好了，千万不要客气。”
于是，这位只有一面之交的老先生成了我的恩师，成了我《盖》剧剧本创作中的精神支柱。他用渊博的学识和智慧点拨我的灵感，启迪我的思路，丰富着我剧作的内容。
他嘱咐我，对剧中的每个人物，都要找到他行为的思想根基。尤其对男女主人公，千万不要概念化，不要用中国的观念去图解他们，一定要找出他们行为的内在根基。金铃的成长应该随着战争的推进，随着比利时人民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推进而渐趋成熟，不要一开始就把她写成反战女英雄，写成“高大全”式的人物。她的作为要符合一个中国留学生的身份。他说，文艺作品不仅要符合生活真实，而且要符合艺术真实，不仅要符合生活逻辑，而且要符合艺术规律的内在逻辑。他告诉我，德国人喜欢音乐，是音乐家的摇篮，出过巴赫、门德尔松、贝多芬等许多著名音乐家。他让我在剧本里体现这点，这样能增强剧本的文化氛围。在《盖》剧中许多有关音乐方面的情节，都是老先生指点我的。
总之，这位只有一面之交的老先生，给了我终生难忘的恩泽。
2000年12月24日，我按照合同及双方约定，满怀信心地用特快专递给周先生寄出了第二稿剧本，同时把剧本也寄给了刘扬体先生。
12月30日，我从哈尔滨专程来北京听取制片方对剧本的意见。可我几次给制片人周先生和央视影视部的A先生打电话，问他们对剧本的意见，他们却说：“你不要着急，等黄健中导演介入以后一起谈意见！”听到黄健中导演接手这部片子，我很高兴，觉得这样的大导演一定能推出一部力作。
阴历二十九这天上午，我捧着鲜花第一次来到刘扬体先生的家。老先生的夫人刘芳老师是一位翻译家。两位满头白发、谈吐高雅的老人，热情地接待了我。
刘扬体先生开口就说：“雅文，没想到你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竟然推翻了原剧本的全部构思，重新创作出一部全新版本的剧本，而且比原剧本有了质的飞跃。这是我没想到的。当时，我还担心你接受不了那么多批评意见，改不好剧本呢。一个编剧要否定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听说你当过运动员，我想你这种拼搏劲头，大概跟你运动员的经历有关吧？”
老先生跟我长谈了四个多小时，对这一稿又提出详细的修改意见。
第二天是大年三十，我对先生和孩子说：“明天，你们找个地方玩去吧。我在家里改稿能安静些。”
先生和孩子都瞪大眼睛，不解地看着我……
我这个人最大的悲哀就在这里，对创作太执著，执著得只长了一个心眼，只要天没塌下来，只要天塌下来没砸到我头上，什么年哪、节呀、生日啊，一概不感兴趣，一概忘得一干二净！
大年初一，先生和孩子都被我打发到密云水库度假村了。我一个人留在家里，遵照刘扬体先生提的修改意见，继续修改剧本。
从2000年12月24日交稿后，我每天都抱着热火盆似的心情期待着导演的介入，期待着制片方对剧本的意见，从元旦盼到春节，从隆冬盼到春暖花开，苦苦盼了三个多月，一直盼到2001年3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