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此生不虚的素材— 一个中国女人与纳粹将军的故事 (1)

      一个可以超过著名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旷世罕见的素材,一个深邃而旷达的人性展示,一个中国女人与纳粹将军演绎的跌宕起伏而内涵深刻的故事……我倾其所有,呕心沥血,可换来的却是??

      事情要从1999年5月的一天说起。

      那是一个美好而充满希望的上午,作家朋友李占恒打来电话说:“雅文,我在《环球时报》上看到一篇报道,觉得这个素材很棒,不知你感不感兴趣?”他说二战期间,一个叫钱秀玲的中国女人通过一位纳粹将军,拯救了许多要被盖世太保处死的比利时人的生命,因此被比利时政府授予国家英雄勋章。二战结束后,她又全力拯救被审判的纳粹将军……

      按理说,一个五十五岁的老妪到了老眼昏花宠辱不惊的年龄,本该在家里安度晚年,或是写点小文慰藉一下不甘寂寞的心,不会再有什么激情与理想。可我一听到这个素材,本不该我这把岁数所拥有的激情却像火一样燃烧起来,烧得我心情激越,热血沸腾。

      我觉得这个素材太棒了,竟然在电话里大呼小叫地喊起来:“哇!这个素材太棒了!这么好的素材,你为什么不自己搞?”

      李占恒说:“我是军人,办签证较难。我所以向你推荐,是因为你多次闯俄罗斯,闯韩国,连战火纷飞的车臣都去过,有境外采访经验,又有创作实力。我相信你一定能推出一部好作品。”

      李占恒是沈阳军区著名的专业作家,著有《中尉们的婚事》、《特赦回台北》、《万名罪犯大转移》等许多作品。他跟我先生既是同窗,又是同期运动员,他是滑雪的,我和先生是滑冰的。他一直很关心我的创作。记得多年前有一次我去沈阳出差,他问我创作上需要什么,我说就需要稿纸。他说:“随便拿,能拿多少拿多少!”我破天荒地当了一回“小偷”,从沈阳军区背回来一纸箱稿纸。李占恒为人厚道,心地善良,在作家圈子里有口皆碑。他能把这么好的素材推荐给我,使我很受感动。我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它。

      可是出国签证就遇到了麻烦。

      比利时属于非移民国家,入境签证很严。当时,去欧洲其他国家的签证也不像今天这样宽松。一连跑了几个月,始终没有拿到签证。后来,我请原中国驻韩国公使解起华先生帮忙,通过文化部李英杰先生找到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文化处余美和参赞的电话……

      我冒昧地给素昧平生的余参赞打电话发传真,阐述钱秀玲事迹的国际主义精神及重大意义,我的执著与真诚深深地打动了这位老外交官。他找到旅比华侨画家、上海联谊会秘书长陆惟华先生,请上海联谊会张绍唐会长给我发来邀请函。陆惟华先生是发现钱秀玲并撰写专访的第一人,他给了我很大帮助。

      接到邀请函,我立刻跑到比利时使馆办签证。可是当我订好机票,兴致勃勃去使馆领取签证时,女外交官一句生硬的中国话却像一盆冷水,顿时浇得我目瞪口呆:“你的邀请函没有经济担保,不能给你签证!”

      我站在比利时使馆门口,看着拿到签证的人一个个兴冲冲地从我身边走过,而我却呆呆地立在深秋的暮霭之中,心里一片茫然,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如果比利时使馆在我护照上盖上“拒签”就更麻烦了,去其他国家办签证都困难了。

      我先生劝我:“实在不给签证就算了吧。”

      可我是一个从不肯轻易退却的人,只要有百分之零点一的希望,我都不会放弃。

      于是,我连夜给比利时驻中国使馆总领事写了一封信……

      我说我是一个五十五岁的中国女作家,既不会外语,又没钱,先生和孩子都在国内,我不可能跑到比利时去当下等公民,不存在到比利时滞留问题。再说,钱秀玲冒着生命危险去营救比利时人,她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也是比利时人民的骄傲。我赴比利时采访,理应得到比利时使馆的大力支持……

      又通过尹承东先生请翻译家施康强先生将信翻译成法文。之后,我要求约见比利时驻中国使馆总领事。在比利时使馆魏金凤女士的帮助下,见到了总领事。他看完信说了一句:“我可以帮你签证,但你要用五千美元为你自己担保。”

      1999年10月26日,我终于拿到了签证。

      10月28日上午,我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带着给钱家及帮助过我的同胞带去的茅台、工艺品、中华烟、我的作品等因超重而被罚的旅行包,踏上了波音747飞往法兰克福的721次航班。

      可是不知什么原因,721次航班在北京机场晚点近两个小时。

      起飞后,我看到电视上标志着航程进度的小箭头慢悠悠地走着,不由得心急如焚。因我在法兰克福的换乘时间只有两个小时。而且,余参赞带着上海联谊会的侨领要去机场接我呢。我忧心忡忡,既担心飞机晚点,又担心近九十高龄的钱秀玲老人卧床不起,丧失记忆……因我始终没有跟钱家人联系上,就冒昧地跑去采访了。

      九个小时之后,当地时间下午三点四十五分,飞机终于降落在世界著名的德国法兰克福机场。而此刻,距离我换乘的四点起飞的4452次航班,只剩十五分钟了。

      十五分钟,从这架飞机跑到另一架飞机,中间还要办理签证,换乘手续,寻找登机口……

      一迈出国门,我觉得今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不会外语,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大笨蛋,有嘴不会“讲话”,有眼不会“看路”,有腿不会“走路”,跟傻瓜没什么两样。以往去俄罗斯,能照葫芦画瓢把自己的住址写下来,但今天这招不灵了,时间不允许。

      机舱门一打开,我就像百米冲刺似的第一个冲出舱门,不顾一切地向机场大厅跑去。可我看不懂指示标志,不知签证处在哪里,不知登机口在何处。手掐机票和护照,背着相机和录像机,拼着两条并非年轻的长腿,像瞎虻似的东一头西一头地乱闯,见到机场工作人员就将护照和机票举给人家,一名黑人警察在我的机票上写下“B10”的字样,人家叽里呱啦地说些什么我根本听不懂,只能按照人家的手势拼命往前跑……到了B10登机口,一名工作人员急忙把我送上空无一人的大巴,大巴拉着我一个人向远处的一架小型客机驶去……

      我登上客机不到一分钟就起飞了,随机的行李都没来得及送上来,第二天才送到。

      一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布鲁塞尔机场。从未见过面的余美和参赞带着上海联谊会的张绍唐会长夫妇、张翼翔会长、陆惟华秘书长等侨领,都来机场接我了,随后在张绍唐会长的餐馆里宴请了我。

      后来朋友们取笑我:“雅文,听说你在法兰克福撵上飞机了,你可真行啊!”

      我知道多亏我这两条当过运动员的长腿,以及一颗健康的心脏。否则,别说一个五十五岁的老太婆,就是年轻小伙子在这么短时间“撵”上飞机也不容易。可是三年后,我这颗强健的心脏却变成了一只破筛

子……

      香港作家阮次山先生说:“如果一个人年过三十,胸中的理想依然存在,他必然会有前途。就是做一个升斗小民,也可以选择做一个什么样的升斗小民。”

      说来惭愧,一个穷作家倾其家中全部,满怀信心地跑到欧洲来采访,在国内的自尊及成就感在这里却被囊中羞涩这个最现实的生存问题剥得精光,就像一个剥了皮的鸡蛋光溜溜地躺在餐盘里。那缝在内裤里很怕被小偷偷去的几千美金,在这根本算不上钱,连住旅馆、吃几顿像样正餐都不够。

      头几天,我住在张绍唐会长在新鲁汶开的餐馆里,顺便采访了张会长夫妇及上海联谊会的侨领,写了一篇专访发在《欧洲时报》上。但新鲁汶距离钱秀玲居住的布鲁塞尔市区六十多公里,为了采访,我决定搬到布鲁塞尔市里。

      可是,跑了几家旅馆都太贵,最便宜的一天也要一千六百比利时法郎,折合人民币四百多元。后来总算找到一位老态龙钟的华侨女人临时出租的房间,每天四百比利时法郎。房间在四楼,很久无人居住,走廊里没灯,房间里没暖气,连褥子、被、枕头都没有,只有一张光板铁床,一扇窗户没有玻璃,钉着一张纸板,纸板钉得不严,冷风一吹啪啪直响。

      男主人觉得住宿条件太差,责怪女主人不该收留我,两人为我入住的事还吵了起来。我忙赔着笑脸劝男主人息怒,求他看在同胞的面上收下我,条件差点没关系,只要有个地方睡觉就行。男主人挺善良,把他自己的被子拿给我,让我既当褥子又当被……

      后来,余美和参赞跟我谈起这段往事时感慨地说:“你当时太难了,没钱,没吃,没住,没翻译。我真佩服你对事业的那种执著精神……”

      没钱,不会外语,雇不起翻译,住不起正规旅馆,吃不起像样的正餐,只能用面包和带去的方便面填饱肚子,兜里总是揣着一把中英、中法文对照的字条,去哪都得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字条给人家看……但这些困难对我来说并不算什么,因为从小在苦难中长大,又在滑冰场上拼搏了那么多年,再说与闯俄罗斯相比,这儿毕竟没有生命危险。

      可是,最令我忧心的是来布鲁塞尔七八天了,却一直没见到钱秀玲老人,陆惟华先生认识的钱秀玲的外甥一直外出没回来。这期间,有人传说钱秀玲老人大病卧床已经糊涂了。有人还传说钱秀玲老人的儿子怕打扰老人休息,拒绝任何采访……

      布鲁塞尔的气候跟北京差不多,11月正是秋色褪尽、寒气袭人、冷风瑟瑟的初冬时节。这里的海平面低,多雨,很少见到阳光,一连数天都是阴雨连绵,使我这个外乡人更有一种“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的凄凉感。

      夜里,风声、雨声透过没有钉严的纸板缝隙钻进来,敲打着我蜷缩的身躯,也敲打着这颗长夜难眠的心,睡不着,索性爬起来看《傅雷家书》。

      异国他乡,孤灯夜读,看到傅雷对儿子的叮嘱,不禁别有一番感慨,仿佛聆听着父亲对我的教诲:“你要学会等待,学会平静焦躁……”

      是的,我必须学会按捺焦躁,平静心态。

      在随后的几天里,我抓紧时间去参观名胜古迹,感受欧洲风情,凭吊历史遗址,参观二战展览馆……

      在张绍唐会长的陪同下,我来到布鲁塞尔郊外拿破仑著名的滑铁卢战场,看到当年金戈铁马的古战场,如今已是草木凄迷,万籁俱寂,给人一种亘古沧桑的宁静。只有一头用战争废铁铸成的狮子,迎着夕阳的余晖耸立在山顶上,向人类昭示着那场战争的惨烈与悲壮。

      在布鲁塞尔大广场附近的一条小街,我看到了被比利时人民称为“第一市民”的撒尿男孩儿于廉……

      我独自去了卢森堡和荷兰,瞻仰了世界著名的卢森堡大教堂。在荷兰,在华侨画家吴晓科夫妇的陪同下,参观了《安妮日记》的安妮故居,去海牙看了审判二战战犯的国际法庭……

      1999年11月8日下午三点。

      在陆惟华和陆嘉兴先生的带领下,终于按响了布鲁塞尔A大街三十号公寓的门铃……

      真是难以形容当时的心情,激动、兴奋、紧张、忧虑……不知钱秀玲老人到底是什么样子,是痴呆、木讷、神志不清,还是……

      门开了,一位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老人,笑眯眯地出现在我面前。

      噢,我的上帝……

      说真的,我从未见过如此美丽、如此可爱的耄耋老人,身着一套红色套裙,化着淡妆、笑容可掬的脸上洋溢着一种仁慈的宽厚与善良,言谈举止,无不流露出一种大家闺秀及受过西方教育的优雅。我感到奇怪,这样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居然在惨绝人寰的二战中,从纳粹枪口下救出过那么多条生命!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终于见到了日夜盼望的钱秀玲老人,不由得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她,激动地说了一句:“钱妈妈,见到您我太高兴了!”

      老人的居所不大,一室一厅,摆有沙发、电视、地毯,墙上挂着她堂兄钱卓伦将军亲笔所书的条幅。桌子上摆着艾克兴市长赠给她的中国古董??铜质塔形香炉。窗台上摆着几幅混血儿童小照,显然是老人的几个儿女。

      听说我从中国专程跑来采访她,钱秀玲老人像孩子般地笑起来,连连摇头:“NO!NO!我可没什么可写的,那些事情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的到来使钱氏家族大为震惊和感动。钱秀玲老人的大儿子米加医生,侄子钱宪人先生、钱为强先生,都跑来看望我。钱宪人先生还在陆嘉兴先生的餐馆里,为我举行了小型宴会。

      餐桌上,大家兴致勃勃地谈论起《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这部作品的名字,钱妈妈还说了一句笑话:“盖世太保并没有拿枪逼着我,我不认识他们。”

      米加医生问我:“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见到我母亲那么激动?可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激动的。母亲只是做了她应该做的事,没什么可值得写的。我不理解,你为什么花很多钱专程跑来采访她?”米加是典型的欧洲人,不会讲一句中国话。我们的交谈由钱宪人先生当翻译。

      我说:“钱妈妈是中国人,欧洲的战争跟她本人、跟中华民族都没有关系。但她却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了许多比利时人的生命。她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及国际主义精神,非常令人敬佩。”

      米加先生却说:“二战期间,许多人都是这么做的。我母亲跟他们没什么区别。你为什么偏偏要写她,就因为她是你们中国人吗?”

      “是的,她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比利时人的骄傲!”

      叼着烟斗的米加先生,摇摇头,耸耸肩,还是不理解。

      当然,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绝非几句话所能阐释清楚的。在中国,有人大老远地跑来采访,子孙三代都会觉得脸上有光。在这里却恰恰相反,儿子不理解,孙女说祖母的荣誉是祖母的,跟其他人没有关系。不过,米加先生对我的来访却很支持,他从他家里拿出比利时政府授予钱秀玲老人的英雄勋章,以及法根豪森将军1966年去世时将军妻子写给钱秀玲老人的信给我看……

      当然,对我支持最大的是钱宪人夫妇。钱先生看我住的地方实在可怜,就让我搬到他家里去住,这给我的采访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钱先生夫人杜大姐负责照顾钱秀玲老人。早晨,我跟着杜大姐来到钱秀玲老人家里,跟老人聊天,陪老人散步,中午在她家共进午餐。老人像西方人一样,每天要化妆,戴胸罩,穿裙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有一次我帮她画眉毛,她嫌我画得不理想,自己擦去重画。画完,我俩冲着镜子哈哈大笑……

      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健忘症,好多事情都忘了,靠我一点点启发,多方引导,她那沉睡半个多世纪的记忆才慢慢地苏醒过来,有的却永远也醒不过来了。

      随着老人时断时续、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记忆,我跟随她走回遥远的过去,走进她鲜为人知的家庭及人生……

      钱秀玲出生在江苏宜兴王婆桥钱居村??一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文化底蕴丰厚的名门望族家庭,父亲是恩泽四方的乡长。钱家出过钱卓伦、钱宪章两位国民党将军,出过钱秀玲、钱卓儒、钱宪人等八位博士。

      1934年,蒋介石从德国请来一名高级军事顾问亚历山大·冯·法根豪森将军,钱秀玲堂兄钱卓伦将军负责顾问的联络工作。正因为有这段渊源所以才引出后来的故事。

      在宜兴电视台徐风台长的陪同下,我曾去寻觅过钱家的旧居,但因时间久远,钱家只留下一处老屋的残破台阶,一块林木葱郁的老宅地,一张1988年钱秀玲最后一次回国时给村里姐妹们拍的照片……

      徐台长告诉我,宜兴是紫砂之都。这里山清水秀,地杰人灵,自古就崇尚文化,盛行读书之风。宜兴曾出过十名状元,十名宰相,二十名院士,七千多名教授,两位清华、北大校长,两位大陆、台湾的教育部长。蒋南翔、周培源、徐悲鸿、吴冠中、潘汉年等许多名人都出自宜兴。

      这个文化底蕴丰厚的环境对钱秀玲一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钱家为人善良,自办学堂,全村几十个孩子都分文不取到钱家来读书。钱秀玲在六个子女中排行老四,从小聪慧过人,三岁会背诵《百家姓》、《木兰诗》,十一岁考入苏州女子师范学校附中,没等念完又跳到上海大同大学读预科,专攻化学,一心想当中国的“居里夫人”。

      1929年春,她得知在大学读书的哥哥钱卓儒要去比利时留学,就回家央求父亲也要去留学。父亲不同意,她就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不吃不喝,以绝食相胁。

      1929年11月3日,十六岁的她怀着用抗争换来的喜悦,随同哥哥等三十多名中国留学生一起,登上了上海开往法国马赛的客轮,开始了她一生的欧洲之旅。

      在船上,活泼可爱的她,经常在甲板上跑来跑去,深得乘客们的喜爱。同船的宋庆龄把她叫到头等舱里,问她多大了,会不会唱歌,问她准备学什么专业。她毫不犹豫地说:“学化学,我要像居里夫人那样当化学家!”接着,她就唱起了当时知识女界流行的一首《运动歌》:“世界风潮涌,获得山河动!东亚病夫供人嘲弄,苦痛!苦痛!尤其我女界,几千年来叮叮摇摇尤苦痛!运动!运动!愿我女界齐奋勇……”

      采访时,我把这首歌全部录了下来。

      父亲之所以同意了她去比利时留学,还因为她的未婚夫正在比利时鲁汶大学读书呢。那是她三岁那年,父亲给她订下的一门“娃娃亲”。父亲想让她和未婚夫早点完婚。可是到了布鲁塞尔,她第一次见到未婚夫就提出了解除婚约。

      老人对我讲:“我不能嫁给一个连面都没见过、根本不相爱的男人。”

      我觉得她深受“五四”运动思想的影响,无论对学业,对爱情,都表现出一种先锋女性的独立人格以及对未来的把握与憧憬??

      不久,她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欧洲著名的鲁汶大学化学系,成为该系两名女性中唯一一名中国女性。六年后,她获得鲁汶大学化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助教。

      1935年10月27日,她与鲁汶大学医学系白俄罗斯青年白兰芝先生在教堂里举行了婚礼。他们相濡以沫幸福地度过六十多个春秋,并生下五个儿女。三年前,白兰芝先生先她而去。

      婚后,她和丈夫决定回中国定居,可就在他们辞去工作准备起程之际,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无奈,她只好随同丈夫来到距离布鲁塞尔一百六十多公里的偏远小村艾尔伯蒙,开了一家乡村诊所。

      我去过艾尔伯蒙小村。它位于比利时南部,环境幽静,林木葱郁,清澈见底的色莫河从村外蜿蜒而过,远远望着,可以看到13世纪奥斯弗城堡的屋顶。钱秀玲老人当年居住的三层小楼,早已物易其主,但仍然完好无损地坐落在几棵梧桐树下……

      在这偏远的小村里,她一直过着相夫教子的平静生活。

      然而,1943年3月12日,一张布告忽然打破了小村的宁静,从此改变了她的人生,也改变了许多比利时人的命运……

      布告上写着:三天后,盖世太保将在村里绞死反战青年罗杰!

      罗杰是地下反战组织成员,在夜里偷埋地雷准备炸毁德国军列时,被盖世太保发现了。他是家里的独生子,父亲是警察,未婚妻是小学教师,他们本来准备要结婚了,可现在……

      这一噩耗使全村顿时陷入了极度恐慌与绝望之中,人们纷纷跑到罗杰的家里哭作一团。这时,钱秀玲忽然跑来对大家说:“请大家不要难过,我想办法去救罗杰!”

      人们根本不相信她说的话。因为罗杰父亲找过国王出面说情都没行,她一个中国女人能有什么办法……

      原来早在三年前,德国入侵比利时不久,钱秀玲在报纸上第一次看到亚历山大·冯·法根豪森的名字,就给钱卓伦将军发去一封急信,问堂兄这位法根豪森将军是不是给蒋介石担任过军事顾问的那个人,如果是他,他了解许多中国的军事机密,会不会把这些机密透露给日本……堂兄回信说,法根豪森虽然是德国将军,但他为人正直,极富正义感,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不会向日本出卖中国。堂兄还告诉她,法根豪森将军是他要好的朋友,她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可以去找他,他一定会热情接待。

      看到她堂兄的来信,大家这才信以为真,急忙联名给法根豪森写了一封求救信,又请市长写了一封求情信……

      当天晚上,钱秀玲抱着吃奶的孩子,将几封信藏在孩子的被子里,连夜乘火车赶往一百六十多公里外的布鲁塞尔,半夜一点,她敲开布鲁塞尔一位朋友的家门……

      这天是1943年3月12日,正是她三十岁的生日。

      第二天上午,她通过中国驻比利时使馆查到法根豪森将军的电话。法根豪森听说是钱卓伦先生的妹妹前来求见,立刻同意见她。

      1943年3月13日上午十一点,她第一次走进戒备森严、经过两道哨卡严格检查的德国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府??塞内弗城堡……

      我去过塞内弗城堡,它距离布鲁塞尔六十多公里,是一位犹太银行家所建。那天正值傍晚,难得的夕阳斜射在这座历经沧桑的城堡上,半个多世纪的风剥雨蚀,丝毫没有削弱城堡的恢弘气势,夕阳下仍然显得十分宏伟壮观。城堡正面是二层主楼,侧面对应着两座圆顶小楼,宽阔的庭院外设有铁栅栏围墙,围墙外是一望无际的田野,视野十分开阔。城堡既幽静,又安全,难怪当年纳粹把“总督府”选在这里。

      一身戎装、已过花甲之年、长着一双深邃而冷峻的眼睛的法根豪森将军,非常客气地接待了钱秀玲,问她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

      她急忙掏出几封信说:“法根豪森将军,听卓伦堂兄讲,您是一位极富正义感的将军,为人正直,心地善良,请您看在全村父老乡亲及罗杰父母的面上,看在卓伦堂兄的面上,赦免罗杰的死刑,留他一条生命。我们对您不胜感激……”

      说完,她提着心紧张地盯着低头看信的法根豪森将军。尽管堂兄在信里一再说他很有正义感,但他毕竟是希特勒派驻比利时的全权代表,而她却跑来为一个反纳粹的死刑犯说情……

      但是,她却听他说了一句:“好吧,我会尽最大努力去帮助他!”

      三天后,果然传来消息,罗杰的绞刑被改判成苦役,被押送到柏林集中营。而且,另一名被关押在波依隆小镇叫罗杰的死刑犯,也因重名而获救了。

      当时,纳粹对待抵抗者一律格杀勿论,国王说情都不行。而钱秀玲却一下子救出两名被判处死刑的抵抗者。这消息顿时不胫而走,在比利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人们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她是一个中国女人,所以,到处都在悄悄地传颂着一个中国女人神奇而感人的故事,而且越传越神,越传越远。

      从此,“中国女人”成了比利时人民心中的英雄,也成了反战人员的救星。而钱秀玲在艾尔伯蒙小村的家则成了反战人士的“救难所”,被捕人员的亲属纷纷来找她求救。对此她有求必应,夜以继日地奔波在艾尔伯蒙到布鲁塞尔一百六十多公里的铁路线上,一次次走进塞内弗城堡……

      每次她一来,法根豪森都把纸和笔往她面前一放,让她写出被营救人员的名字,有时还帮她出主意。他说他非常钦佩那些抵抗者的爱国行动,他还多次叮嘱她:“你千万要当心,到处都有比利时的卖国贼和盖世太保,你一定要把名单亲自交到我手里……”

      听着老人的讲述,我脑海里不断浮现出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幕,一个年轻的中国女人怀抱吃奶孩子,怀里揣着被营救人员的名单提心吊胆地坐在火车上,杀人不眨眼的纳粹分子一次次地从她身边走过,甚至用怀疑的目光盯住她……我不止一次地想,在她柔弱的躯体里到底蕴藏着怎样勇敢而无畏的精神,而她内心又有着何等崇高而忘我的境界,要知道,被处死者只是一些跟她毫不相干的生命??

      “钱妈妈,那些人跟您非亲非故,您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一次又一次地去救他们?您就不怕被盖世太保抓住吗?”我问她。

      “NO!NO!”老人笑着摇了摇头,“我没想那么多,只想着把那些人救出来。因为他们都是好人,都应该好好活下去。”

      “您一共救了多少人?”

      “不记得了。”

      从我查到的资料看,从1943年3月到1944年5月,有的记载她救了二十五人,有的记载是五十多人,而最后一批被营救的人质却有九十六人。

      人质事件发生在距离布鲁塞尔六十多公里的艾克兴市,诺曼底登陆后的第三天……

      我陪同钱秀玲老人去过艾克兴市,余美和参赞派使馆文化处的刘忠泽先生开车送我们去的。市长杜特里约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艾克兴市不大,像欧洲的许多小城一样,古朴、典雅而宁静。它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在二战纪念馆里,我看到许多烈士的遗物及游击队使用的枪支、电台等物品。纪念馆门外停放着一辆锈迹斑斑的雪铁龙轿车,它向人们讲述着那天夜里所发生的一切……

      而且,我和钱秀玲老人还拜访了一位尚健在的被她营救的医生。医生坐着轮椅,一见到钱秀玲老人激动得热泪盈眶,紧紧地拥抱她……

      在市长办公室里,我见到了两幅珍贵的照片,一幅是九十多名人质从集中营出来后的合影,另一幅是钱秀玲老人与市长父亲的合影。

      杜特里约市长告诉我,他父亲就是九十六名人质之一。所以后来在《盖》剧新闻发布会上,他发言说:“我有两位母亲,一位是比利时母亲,一位是中国母亲。没有钱秀玲女士,就没有我的今天……”《盖》剧就是在艾克兴市拍摄的。

      市长请来一位历史学家向我详细讲述了营救九十六名人质的经过,刘忠泽先生当翻译。

      1944年6月2日,盖世太保逮捕了一名地下游击队领袖及其两个女儿。6月8日傍晚,三名盖世太保头目押着游击队领袖回到艾克兴市,企图找到游击队隐藏的秘密电台,却被埋伏在此的游击队员全部击毙,其中就有布鲁塞尔的盖世太保总头子米哈耶上校。第二天清晨,德军包围了艾克兴市,当即抓走了九十六名男青年作为人质,并宣布:“三十六小时之内,必须交出枪杀盖世太保官员的游击队员,否则每次枪毙十五人,直到交出袭击者为止!”

      全市顿时陷入了一片极度悲痛与绝望之中。就在这时,有人忽然想起了“中国女人”。可是,艾克兴市距离艾尔伯蒙一百六十多公里,没有汽车根本赶不到。德国入侵以后,没收了所有人家的汽车和收音机。不过,三个年轻人从郊外一家地下室的草垛里,翻出一辆老掉牙的雪铁龙轿车,简单修理一下,从德军汽油库偷来一点汽油,就驾着这辆没有驾照、没有通行证的雪铁龙,匆匆上路了,不敢走大路,不敢打灯,只能摸着黑在崎岖的小路上颠簸,直到午夜十二点,他们才赶到钱秀玲家……

      面对三个风尘仆仆的陌生人,一贯支持她的白兰芝医生却坚决不同意她再去冒险了。此时,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不久,双方激战正酣,而且她正怀着五个月的身孕。前不久,为了营救那位医生,她去求见法根豪森却没有见到,秘书出来转达说,法根豪森将军遇到了麻烦,让她不要再来找他了,他已经无法再帮助她了。

      但是,三个年轻人却一再恳求她:“钱女士,求您看在九十六条生命、九十六个家庭的面上,请您无论如何再跑一趟,即使没有希望,也求您做最后一次努力吧!”

     她对丈夫说:“亲爱的,我必须去跑一趟,即使没有希望我也要做最后的努力,否则我的良心会永远不安的。”

      无奈,白兰芝医生只好和她拥抱告别,并向三个年轻人发出死令:“我要你们必须把我妻子平安地送回到我身边!”然后目送着她跟着三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匆匆地上路了。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幕下,一辆破旧的甲壳虫般的雪铁龙轿车里,装豆包似的挤满了“五个”不同种族的人,一名中国妇女,三个人高马大的比利时人,还有一个未出世的中俄混血儿,顶着远处不断传来的轰炸声,颠簸在坑洼不平的荒野上……

      “钱妈妈,您不觉得害怕吗?”我问道。

      “NO!顾不过来害怕了,只想快点救出九十六名人质。”

      朴实无华的话语,道出了老人的境界……

      汽车在路上坏了三次,第二天清晨五点,才赶到艾克兴市。由于道路全部被德军封锁,晚间十点钟,三个青年才把她送到塞内弗城堡。她让警卫通报法根豪森将军,要求紧急求见。十一点三十分,法根豪森将军派秘书出来见她,她对秘书说:“请求法根豪森将军立刻下令停止处决人质!”秘书让她明天上午十一点三十分来见法根豪森将军。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三十分,她最后一次走进法根豪森将军的办公室,只见法根豪森将军神情沮丧,情绪低落,跟一位中年将军在低声交谈什么。后来得知,此人就是“沙漠之狐”隆美尔将军。

      她对法根豪森将军说明了来意,她说九十六名人质都是无辜的平民百姓,三名盖世太保官员并不是他们打死的,请他无论如何要救救他们。

      法根豪森将军说:“我现在的处境很糟,盖世太保在秘密监视我。我很快就要被解职了。不过请您放心,我会利用手中最后的权力,全力拯救那些无辜的生命!”

      不久获悉,九十六名人质全部被押送到柏林集中营,直到二战结束。

      而法根豪森将军却于7月29日,被希特勒派人秘密逮捕并关进了柏林集中营。

      1944年9月,蒙哥马利将军率领盟军解放了布鲁塞尔。

      1945年7月21日,艾克兴市举行缅怀英灵、表彰英雄大会,钱秀玲一家受到全市人民隆重而热烈的欢迎。会上,比利时政府授予她国家英雄勋章;市长赠给她一尊中国铜质龙塔香炉,并将抓走人质的街道命名为“钱秀玲之路”,希望艾克兴市人民永远铭记她对艾克兴市的再造之恩。

      法根豪森将军却一直被相继关押在德洛根、泰格尔、里根斯堡等几个集中营里,饱受纳粹官兵及苦力的双重折磨,纳粹官兵认为他是帝国叛徒,苦力又认为他是纳粹将军,对他极尽摧残。1945年5月二战结束了,集中营所有被关押人员全部被释放,但他却被移交到盟军手里继续关押。

      1948春,辗转了英国、荷兰、法国等几个国家监狱的法根豪森将军,以头号战犯身份被押回布鲁塞尔接受审判。比国人民奔走相告,把纳粹在比利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把痛失亲人的悲愤与仇恨,全部算到这位前“总督”身上,强烈要求绞死他。

      而这时,钱秀玲做出的举动再次震撼了比利时??她通过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要求以中国人的身份去监狱探望法根豪森将军……

      当她费尽周折,走进戒备森严的圣雷那德监狱,看到昔日威风凛凛的德国将军穿着破旧的将军服,瘦骨嶙峋,蓬头垢面,住在潮湿、阴暗的单人囚室里,不禁百感交集,深感世事沧桑,人生无常……

      她告诉法根豪森将军,她堂兄来信说,蒋介石已派人游说盟国首脑,要求减轻法根豪森将军的罪行。蒋先生欢迎他将来去中国定居……

      法根豪森却说:“我现在一无所有了,没有家庭,没有财产,只剩一条风烛残年的老命,怎么处置都无所谓了。请卓伦先生转达我对蒋先生的谢意……”他妻子在他被逮捕不久就去世了。

      她问他:“法根豪森将军,您对当年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是否后悔?”

      “NO!我认为我做的是对的。如果可能,我还会做得更多些。”

      之后,钱秀玲就像当年冒着生命危险营救反战人士一样,不怕舆论压力,不惧众人唾骂,多次去监狱探监,并为他奔走呼号,答记者问,发表文章,向社会大胆陈述自己的观点……

      我在1948年比利时的报纸上查到了她的文章:“如果说我在二战期间为比利时人民做了一点事情,因此而得到政府授予的国家勋章,受到比国人民的爱戴,我就要告诉大家,这是我努力的结果,但这个结果恰恰是法根豪森将军给的!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做出极大努力才获得的。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将一无所成。也正因为法根豪森将军对他所管辖区域做了最大限度的保护,所以比利时才没有发生像荷兰、挪威、波兰等国家那样的惨剧!法根豪森将军虽然是纳粹将军,但他是一个讲人道、讲友谊、富有正义感之人。我将永远对他怀着十分的感激和尊敬!即使在审判他的法庭上,我也要说出这一切!”

      她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赞扬者有之,谴责者也有之,有的甚至骂她是亲纳粹分子,骂她是假英雄……而且,还引出一段旷世奇缘。

      一天,一个中年女人找到钱秀玲,说她叫西西拉温特,在二战中曾荣获比利时国家英雄勋章。她看到钱秀玲的文章,竟然被法根豪森将军超越国家与民族的正义感深深地打动了,疯狂地爱上他。她请钱秀玲给法根豪森将军带去一封信,她说她爱他,他判多少年她都等他……

      可是,当钱秀玲将这求爱信交给法根豪森将军时,他却说:“我是一个生死未卜的战犯,我怎么可能接受一个女人的求爱?不过,我很感谢这位了不起的女子,请您代我谢谢她为我所做的一切。”

      1951年3月,在监狱里度过了七个春秋的法根豪森将军,终于等来了生死攸关的审判。此刻,比国上下都在关注这个久拖未决的大案,都在关注这个头号战犯的命运,看他能不能像原德国驻荷兰“总督”英夸特那样被送上绞刑架。

      在法庭上,所有出庭的证人都在控诉法根豪森将军的罪行,唯独钱秀玲除外。在所有审判二战战犯的法庭上,敢出来为纳粹战犯仗义执言的女性,只有她一人。在法庭上,钱秀玲再一次体现出不惧舆论、不畏压力,为正义而呐喊的英雄气魄!

      她列举出一次次找法根豪森将军营救人员的证据,并向法庭出示了被营救人员的联名信,还请来数十名被营救人质出庭作证。最后,她向法官呼吁:要正视法根豪森将军对比利时人民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公正地对待这位德国将军……

      她的证词震撼了整个法庭,也震撼了包括法官及陪审团在内的所有审判官,尤其震撼了心灰意冷的法根豪森将军??这份证词不仅是呼唤公正,也体现出一份珍贵的友谊,使他万念俱灰的心感到一丝人间的温暖,直到多年以后的弥留之际,他还念念不忘钱秀玲的“救命”之恩。

      最终,法根豪森将军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在监狱里关了一年就被提前释放了,和那位敢恨敢爱、冲破仇恨枷锁的勇敢女性西西拉温特一起回到德国波恩,直到1966年去世,享年八十八岁。

      故事讲完了,我望着眼前这位慈眉善目、笑容可掬的老人,穷尽想象,极力想在老人身上寻找那个勇敢而机智的影子。可我丝毫没有找到,甚至连一句高昂的激越之词都没有听到,她的脸上一直挂着平静的微笑。这时,我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临危不惧者,并非属于那些动则激昂咆哮、强悍健硕之士……

      我对老人敬佩的同时,感到自己的灵魂也受到一次净化。

      令我敬佩的还有那位德国将军,他是德国著名的高级将领,是希特勒派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可他却冒着被撤职、杀头的危险,一次又一次地营救自己的敌人??这种超越国家与狭隘民族主义的大义,这种超越一般人性的良知,在人类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所以,我在《盖》书中写到:一个人是无法选择国家的,更无法选择时代,但却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

      但我一直在思索:钱秀玲和法根豪森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伟大壮举?他们的思想根基到底在哪里?

      钱秀玲出生在善良而正直的中国家庭,她从事过化学研究,开过中国餐馆,与中国同仁捐款,共同创建了比利时第一所中文中山小学。她一生以善为本,慈悲为怀,为比利时慈善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为此,比利时国王夫妇曾将夫妻合影赠给她以示感激。

      可是,法根豪森将军呢?他的行为根基又在哪里?他的所作所为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人情、人性,还是……

      亚利山大·冯·法根豪森1878年出生于德国西雷西市,职业军人,妻子维德考帕是一位摄影师的女儿。他曾被派驻日本任大使馆武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34年,他被派到中国任蒋介石的高级军事顾问。1938年应召回国,戎马一生的他,本想退休回家颐养天年,但二战爆发了。1940年5月,希特勒任命他为德国驻比利时、法国(北部)的军政总督……

      我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查到了有关他的一段重要历史,使我对他有了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原来,他早已看透了希特勒给德国带来的不是希望,而是毁灭。所以他加入了以后备军参谋长冯·斯陶芬伯格为核心的暗杀希特勒的秘密组织,并担任该组织西部地区的军事首领,是他劝说隆美尔加入反希特勒组织的。“7·20”计划失败后,五千多名反希特勒志士被处死。法根豪森也被列入被审判之列,但由于战争形势越来越紧张,1945年2月,盟军飞机炸毁了军事法庭,炸死了主审“7·20”案件的大法官,才使他和一批纳粹军官侥幸存活下来。

      法根豪森将军曾在日记中写到:“我收到很大数量要求赦免的求救信,只要是由我所认识的人交给我的,我都认真对待。有时,成捆的要求赦免的信,都是通过意大利大使馆鲁思波丽女士转来的,尽管有些答复是否定的,但我已尽了最大努力。”

      鲁思波丽是意大利驻比利时使馆的外交官夫人。她与法根豪森将军的私交甚笃,经她手营救了许多人。

      看到这些,我找到了这位纳粹将军的行为根基……

      (待续)